潘旭澜太平杂说 “天堂”的妇女

簡體傳統

　　五十年代前期，在一片美化、歌颂太平军的时尚中，有的论文竟说：“太平天国妇女的解放是人类史上最先进的妇女解放运动”。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不惜采取非学术的办法，给古人扣政治帽子。将清代记述太平军对待妇女之暴虐者，称为“站在满清反动统治立场的地主阶级分子”，或干脆称为“******分子”。看来，不但是要以此抹煞他们记述的史料，也要使当代学人望而却步。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印象还恍如昨日。而且，后来的“太平天国”论着，似乎很少有专文专章谈论妇女问题。因作此文，简约说说太平军造反时妇女的境况。我想，这是一个不应当被遗忘更不应当被浪漫化的世界。
　　太平军造反之初，为断绝参加者的后路，财产充公，房屋烧掉，全家参加，自然连同母妻姐妹女儿。于是，男人就都无后顾之忧，个个成了过河卒子；女人也参加，既可增加兵员，扩大声势，又可作为人质；家人之间形成连环保。男人出问题找你家女人算账，女人出问题找你家男人算账；人们的前途，就只能是胜利或者战死。当时就有人看出这一点，认为“计谋甚深”。
　　男女都参加造反军，如无得力措施，不但有许多婆婆妈妈的事，两性关系也是个难题。然而，洪秀全等首领早就想好了一套办法。在宣传的基础上严格实行男女隔离。他所作的《原道救世歌》说：“第一不正淫为首，人变为娇天最瞋。”《天条诗》说得更详细具体：“第七天条：不好奸邪****……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最大犯天条。”所谓“淫”、“****”、“奸淫”，是指一般的男女肉体关系，主要是针对夫妻间通常的做爱。所以。在《禁律》中就规定：“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如果夫妻之外，男女爱悦而性交，斩首更是不在话下。当然，主要还是靠男女隔离的办法，也就是“男有男行，女有女行”，将男女完全分开。釜底抽薪，最大限度减少“犯天条”的可能。不但夫妻之间不能有“奸淫”--性生活，即使是丈夫探看妻子，儿子探望母亲，也“只宜在门首问答，相隔数武（步）之地，声音务要响亮”。如果说，在战争中，在军队里，男女分开、夫妻隔离是不得已的办法，有其合理和必要的成分，那么占领南京以后，应该结束了罢。实际上，洪秀全等人也曾许诺老部下，到定都以后就准许夫妻、家人团聚。可是，1853年3月定都南京了，不但军中仍然男女分开，而且将整个南京变成大军营，原来南京的男女居民，也统统实行军事化，分别编入男营、女营。未几，女营改称女馆，仍按军事化编制，集中居住，由洪秀全的亲信蒙得恩统管。下面的官员每日三次，向蒙得恩汇报并听取命令。少数有技艺的、美貌的女性，分配到锦绣营，去做袍服、被帐、王府的装饰，自然属于美差。没有技艺的，不但要从事运粮、背煤、割麦、割稻、伐木、砍竹，还要被抽调去筑营垒、挖沟濠、参与建造天王府和东王府，又要守卡、巡更，甚至到城外去冲击清军。简单说来，由于城里女人比男人多，通常只由青壮男人干的沉重艰辛的劳作，大多由女人承担了。有时，不但要做后勤和警备，还要直接参与冲击城外的清兵。当然，这些全都是在男人指挥下进行的。广西山区、农村妇女，本来多数是天足，并不是太平军“革命”的结果，到南京后，当地原来裹小足的，一律限令放开。这当然是一种生理上的解放。但强迫命令则是心理上的伤害。尤其值得注意的，这种强迫命令的目的，是为了加重对女人的奴役，让她们去从事男人才能承受的苦力。如果谁在超负荷的服役中胆敢发牢骚，那就被说是“变妖”了，监督的小头目听见或有人举报，就会立即被斩首，像踩死一只蚂蚁那样平常。在天王府里当差的妇女，也不见得比外边好多少。平时，就经常要在洪秀全直接监督下从事沉重的劳役。即使下雨或冬日霜雪共寒，也仍然要赤脚凿地挖塘，不准休息。稍不如意，就毒打一顿。被认为犯罪，就拉出去杀掉。弄得连杨秀清都很不以为然。
　　太平军攻占南京之前，有少数女性还出头露面，在军中较为活跃。但在洪秀全心目中，女性不过是从属于男人的低级人种或两脚工具。连被他认作干妹的洪宣娇，都只是作为造反需要的工具和诱饵。洪宣娇原是“绳伎”--走绳子卖艺的女人，长得好看，走江湖见过世面。洪秀全觉得对他造反很有用，就让她改为同姓，认为干妹。一则让她嫁给萧朝贵，搞“政治婚姻”，给萧朝贵这个勇悍不驯的烈马套上络头。二则用来号召、蒙骗妇女参加造反。三则用来出面指挥、管束被蒙骗、裹胁而参加造反的女兵、女将。果然都很起作用。到了南京，在给她当过唯一的一次女科考试主持之后，便按照“男理外事，女理内事”的方针，让她作为西王娘关在府里，女营和女馆也用男人去统辖。连她到天王府也有很多严厉限制，并且绝对不准任何妻妾同她谈话，否则便是“藏奸瞒天罪难侥”。像洪宣娇这样多少有点人身自由的妇女，在南京城里是极个别的例外。天地会参加太平军的女将苏三娘，在攻占南京时带一批亲随女兵在街上风光了一番，被当时及后来的人写了又写，但此时妇女在太平军中已经落令，她只能带着老部下去打镇江（一说扬州），给时人留下“八百女兵都赤脚”的谈资，从此销声匿迹--或者战死，或者退出军政舞台。太平军初起，曾有“男学冯云山，女学胡九妹”的口号。这个被树为榜样的胡九妹，年过五十，随儿子造反，曾任女军帅。到南京，后任东殿女丞相。要知道，这女丞相同男人当丞相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不过是领头羊罢了。所以。再也没有什么作为和音息。历来被各种人大作文章的傅善祥，因女子考试获第一名，被杨秀清任命为东王府内薄书，专司代杨批答文书，同时又成为杨的情妇。凭着她的特殊身份，对杨掌权处事自然有影响，也卷入高层的权力斗争。这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历代都有得宠的嫔妃，勾结大臣，干预朝政。杨秀清是实际上掌权者，傅善祥可视为并肩王宠妃，她的干政不过是历史故事的重演，不能说是太平军特有的“妇女解放”。比起北京皇宫里那位不久之后成为慈禧太后的叶赫那拉氏，傅善祥的在权力中心超过的一些作用，实在算不了什么。除了傅善祥，就不再知道有其他女性担任过什么重要职务，也不再有女子考试之事。这场被反复渲染的女子考试，实际上只不过是为杨秀清找女秘书而已。至于在嘉定、上海活动的女将周秀英，只因她所属的小刀会名义上依附太平军而巳，实际上完全没有关系。所谓“最先进的妇女解放运动”，可以做文章的大约就这么些。
　　定都南京之后，洪秀全一直不让夫妻团聚。甚至高干也不行。冬官又正丞相陈宗扬，夫妻同宿，两人一同被斩首。镇国侯、秋官正丞相卢贤拔，与其妻团聚两天，被人揭发，因杨秀清力保他，才从宽发落，革爵治罪。没有官邸、没有私房的官员和军民，连“犯天条”的可能也没有。被剥夺了做妻子、做母亲、做女儿、做姐妹权利的妇女，人性被彻底囚禁，还有什么人权可盲？
　　不得“奸淫”，并不是对所有的人。诸王就可以例外。尤其是洪秀全本人，尽可纵欲。还没有公开造反，就有妻妾十余人。打进南京之前，巳经有妻妾三十六人（他自己一律称之为妻）。到南京以后，蒙得恩注意为他选美，每逢他生日，就送上美女六人。不止从南京选，还从江苏其他占领区先选拔年轻美女到南京备作候选者。所以，外国人到过南京的，都觉得南京美女多。到1864年，他儿子洪天贵福被俘后在供词中说，洪秀全共有八十八个妻妾（一说有一百零八个）有些学者，极力说洪秀全生活如何严肃，如何“力戒奸淫”。每读书至此，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其实，在洪秀全看来，众多妻妾以供尽情纵欲，是他做天王应有的一项重要享受。那么多的妻妾，只做他尽情发泄性欲的驯服工具。所以。她们没有级称，不用名字，而是数字化地依次编个号码，比如第三十妻、第八十一妻。这可能是中外后宫史无前例的“革命”创举。如同有的极权国家监狱里的犯人，只是这些妻妾有吃有穿罢了。他对这些女人，比历代帝王之于嫔妃，要严酷得不可比拟。他一生气，可以不管小老婆怀孕，将她踢打得流产。不但妻妾越来越多，宫女也很多，一种比较可信的说法是，总共一千余人。这些宫女，在他心目中，更是等而下之。除了服侍他和他的妻妾之外，在他心目中也是发泄性欲的备用工具。有一些人待了十年，竟没有福气看到他老人家一眼。
　　反人性的夫妻隔离，弄得人心涣散。陈宗扬、卢贤拔“犯天条”受惩办之后，有的大官借到外地出差之便而潜逃，引起洪秀全的注意。洪秀全的亲信、主管女馆的蒙得恩也“犯天条”，使他不得不考虑停止夫妻隔离。粮食统一供应的困难，促使他下这个决心。先是在1854年12月开始松动，让蒙得恩等几个高官在女营选美女多人为妻妾。继而在1855年春全面放开，准许夫妻同住、青年男女婚配。但有两条原则。一是“大员妻不止，无职之人只娶一妻”，就是官员可以有很多妻妾，不做官的只许一个妻子，在婚姻问题上全面实行官民差别和多妻制。二是，婚姻由男女“媒官”主持分配，十五至五十岁均在分配范围内。这种“媒官”的乱点鸳鸯谱，造成许多畸形配偶，比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倒退了不知多少，但比起绝对禁止婚配却已经是一个进步--洪、杨为了稳住军事统治而做的让步，导致濒临灭绝的人权走向复苏的进步。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面废止男女隔离的方针；在新占领区仍然实行。而且，即使准许婚娶的南京，仍然妥“妈别崽、姊别弟、哥别妹、嫂别叔、哥别婶、爹别媳、孙别婆、男别女”。就连幼天王洪天贵福，九岁之后，就不准与母亲姐妹见面。其他军民，可想而知。从女性来说，也还是剥夺了她们作女儿、作姐妹、作嫂嫂、作儿媳的基本人权。在亲属关系中，女人也只能处于最卑微、最被动、动辄得咎的地位。早在1851年他登极之年起，连续三年“旨准镌刻颁行”的《幼学诗》，在“子道”中写着“子道刑于妻……妇言终莫听”，也就是说，妻子的话一概听不得，如果妻子与父母有矛盾那就要给妻子以刑罚。“妻道”里又写遒：“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强调女人必须顺从男人，妻子必须顺从丈夫，否则就要给家庭闯祸。“女道”还写道：“女道总宜贞，男人近不应。幽闲端位内，从此兆祥祯。”叫姑娘不能同男人接近，像棵草一样悄悄地活着，让男人来安排你的一生。这么一些教条，在夫妻隔离解禁之后，成为对待妇女的指导思想。
　　1857年，他觉得还应该有比《幼学诗》更具体、更周密的规定。于是，在《天父诗》中，除了重申君权、夫权、男权，比如“生杀由天子”，“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外，对宫中所有妇女，包括妻妾与宫女，还订了一个“十该打”的条规：“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唤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喜欢八该打。眼左望右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不知古今有哪个酋长、奴隶主、邪教主如此对待妇女？在这种条规管束下的妇女，过得哪是人的生活？所以，每逢诸王选美的时候，都搞得全城骚然。先是下令所有妇女集中听“讲道理”，“一个不至，全家斩首”。被选中的人，“碰死者有之，卧地不行甘为宰割者有之，鞭仆胁行痛哭者有之”。这种场面，使人想起被拉进屠坊的猪羊。
　　1861年，有个英国军官，由洋牧师、太平军洋务丞相罗孝全（I．J．Roberts）安排，在南京作短期考察，就听说：不久前，“有两妇人私相诽谤政府，而自叹现在生活之痛苦远不及从前之自由安乐。讵料偶语被人听闻，一经报告，两妇立即被斩首”。这两个妇女，如果是清政府官员家属。是不会等到太平军占领南京多年之后，才因偶语而被杀的。作为两个普通妇女，在清政府统治下，不可能有什么人间天堂。只是一经与太平军的统治比较，就觉得那是相当“自由安乐”了。一般妇女能在心里比较，可见洪秀全的愚民政策并非万应灵药。明知说出来危险。还是禁不住说了，可见镇压也还不能实现舆论一律。这两个妇女和其他许多无头尸体，倒是用生命来证明“地上天堂”中的妇女“解放”是怎么回事。
　　野史笔记中还有不少关于妇女的记录。最多是记述被奴役、被蹂躏妇女的命运，她们各式各样的抗争。由于独特的时代背景，空前惨酷的迫害，不少人物、事件，比以前的小说、戏曲，更为曲折、丰富、扣人心弦。她们的勇烈，反映了人性与兽性、传统道德与洪氏教条的对立。关于洪宣娇、傅善祥二人与杨秀清的三角关系的记述也相当多。洪宣娇与杨秀清有不正常关系，傅善祥是杨秀清的秘书兼情妇，这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这样就会有许多小道消息、民间传说。争风吃醋、勾心斗角、性格冲突常常扭结一起。尽管有尖锐的矛盾乃至水火不相容，但他们都是被利用、被玩弄、被损害者。最后，傅善祥在内讧中被杀；洪宣娇在内讧后由于强烈的幻灭感而离开西王府，彻底消声匿迹，不知所终。这样一些记载，自然会有一些细节、情结来自写作者的想象、推理，还难免有某些欠确切乃至失实的传闻，但从总体上看来，是和这个时代的基本面目、本质真实和人物各自的性格逻辑一致或者吻合的。比起将历史“颠倒”为能事的历史论着和“历史正剧”，野史笔记应当受到充分重视。它们不仅提供了不少可信、可参考的史料，而且让人看到所谓正说中的惊人的异化。
　　“天堂”中妇女的遭遇，比以前的封建压迫不知要惨多少倍，比监狱里的囚徒也要受更多的强制与磨难。这是洪秀全反人性、反人类本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在妇女普遍地觉得活着比死还苦还难的年代，历史展示了暴君加邪教主在罪恶的路上走得多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