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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阔天空扯乱谈
　　还记得整整五十年以前，1950年的元旦，苏联《真理报》发表了一篇伊里亚?爱伦堡写的回顾二十世纪开头和瞻望二十世纪末叶的文章。爱伦堡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被认为是最有世界眼光的记者和作家，文章也确实写得有魄力，有气势，不但使我们这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为之倾倒，也使许多老革命家赞叹不已。现在找不到原文，内容已不能尽记，但是轮廓仍然十分清晰。他以一种照见一切的视角，从世纪初的世界各大帝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大英帝国的宫廷来看世界（当然没有中国和美国，那是世纪初的欧洲人根本不放在眼里的）。照这些王公贵族看来，二十世纪的世界仍然是他们联合统治的世界，彼此之间固然免不了磨擦斗争和盛衰消长，那也是它们自己内部的事，别的人是动不得这些大人先生的毫发的。
　　然而不料十四年之后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三年之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又出现了当时还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注定要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又过了二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临近结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这样，在爱伦堡眼里，在二十世纪剩下的一半岁月里基本上就是无产阶级（或者扩大一点是说劳动人民的）的政权从胜利走向胜利，从一国走向世界的历史，形势一清二楚，真可以说是“无待蓍龟矣！”
　　爱伦堡是一个世界级的大名士，连鲁迅都称引过他的话“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其见识与交游之广，在中国是没有人可以比得上的；文章也真是文情并茂，旁征博引，挥洒自如。我们这些自以为研究国际问题的青年人根本不敢说向他学习的话，只有在心底暗想“什么时候才能写得出像这样的文章来呢！”
　　二十世纪终于结束了。爱伦堡的预言竟然没有应验，世界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几乎谁都没有料到苏联会在存在了七十四年而且取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与成就之后一朝瓦解。
　　这个事实，还有不少其他的事实，教会了我们：历史是无法预言的。
　　但是，也不要怪爱伦堡。西方自古以来的哲学家都教导人：要是没有一套概念的体系，就根本没有办法认识世界。这个看法，好像现在连东方人也认可了。
　　虽然我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才出生的人，但是，三十年代就已经领略到世界共产党人观察分析世界的方法。这要归功于我初中的级任老帅陈迅易先生（他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是他把接着韬奋的《生活》周刊被封杀以后立即出版的《永生》周刊创刊号上由主编杜重远写的发刊辞油印了作为我们的教材。这篇文章的题目和详细内容都已经忘掉了。但主题则印象清晰，宛然如昨。讲的是世界已分为两大营垒：一个是资本主义的营垒；另一个是社会主义的营垒。前者是黑暗的，没落的；后者是光明的，欣欣向荣的。这个世界观同十多年以后九国共产党情报局1948年华沙会议上所作的分析完全一样。我到现在也还不明白当时不过是一个进步人士的杜重远怎么有这样的洞察力能预见到后来统治共产党“阵营”的这种世界观，也弄不清楚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怎么能允许这样的文章公开发表。陈先生又怎么有这么大的胆量敢把这样的文章给我们当教材。不过，这都是后来的话，当时的我是懵懂到连这样的问题都提不出来的。
　　这确实是我后来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启蒙读物。我至少知道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名词。虽然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更常用的分类法是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但是这个印象已牢牢植入我心中，到冷战开始时，心里早有准备而不觉得新奇了。这个理论的有效性，对我以及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大概一直维持了四十年，到毛泽东晚年别出心裁地提出“第三世界”与“三个世界的理论”才开始模糊。又过了十来年，到1989年底柏林墙被推倒，1991年苏联解体才随之失效。
　　当然，很难说杜重远的文章有多大的权威性，权威只能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也就是“马恩列斯”（那时候毛的权威还不突出）。现在的中国人，包括中国共产党员在内，大概都已不记得每当党开全国代表大会，总书记代表中央委员会做的报告的精神形成的世界观，一定要从国际阶级斗争的总形势讲起。在这方面最权威的组织是苏联共产党，个人最高权威就是斯大林。说起来我是后辈，对早年的苏共代表大会实在谈不上有什么知识，不过到1939年苏共十八大的时候，政治上已经多少懂点事儿了、因此还有印象。那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作的报告大概堪称典范，他分析在出现了美国经济危机后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陷入了所谓“总危机”，往死路上走了，而在完成了两个五年计划并且制定了新宪法的苏联则已经建成社会主义而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了。这些话对我来说虽然也还是似懂非懂，然而已经足以引得我热血沸腾而欢欣鼓舞了。
　　中国红军的长征结束以后，接着就是抗战，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直拖到1945年春天才召开。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像斯大林那样全面，但是也还是从国际到国内，从形势到任务，即便又过了十一年才召开的八大，以及后来的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报告，总的框架也还是不能超出这个范围。真正发生变化的是改革开放以后1982年的十二大。按照邓小平的精神，胡耀邦作的报告不再分析国际形势而只讲“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内容只是讲了中国对美苏日等几个大国的政策，其地位也被压到国内问题之下而列为第五章。
　　估计很少人会注意到这个变化，但是其意义其实是相当重大的，它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用以观察国际形势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已经换掉了。
　　现在的研究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青年学者们开口闭口就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或者“民族利益”如何如何。他们今天这样说话完全是理直气壮的，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仅仅在二十年以前，在文化革命中以及以前谈论国家利益，还是禁区，是不能容许的。那时候只能讲“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只有“人类解放我解放”。上面说的转变一直到1982年才发生，又过了几年，大概到1985年以后，才有几个老同志带动几个年轻的同志偷偷摸摸地，战战兢兢地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概念，渗透到学术界、舆论界来。这个，我估计，现在大唱民族主义高调的青年学者可能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了。他们更不知道，在那以前，在1941年的苏联卫国战争以后，只有爱国主义才是正义的，而民族主义是反动的，是根本不许谈的。
　　其实，上面所说的世界观无非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在世人心目中，意识形态之争是几乎贯穿了二十世纪的最大的问题。取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是大相径庭的。敌对阵营方面的看法，我只知道除了自认为大获全胜之外，还是纷争不已。因为他们与我们不一样，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历来就是各唱各的调。不过，如果要写世界史的话，就不能不包括这些看法，或者熔铸出超越这些看法的新看法。然而我见闻不广，学力不足，即使海阔天空，也谈不出什么条理来，只好殿之以“扯乱谈”三字，无非自文其陋而已。
　　在意识形态淡化之后，还必须有分析国际形势的工具或者世界观来取而代之，这实在不是小问题。因为，即使本来用以观察世界的世界观失效了，没有用了，但是，人的本性仍然要制造出一种新的世界观来，因为这是一种“必需”，就像走夜路的人总是需要拿一盏灯笼或者拿一个手电筒一样，否则就无法迈步。当然手电筒有能照一千尺的，也有只能照一百尺的，甚而只及脚下盈尺之地的，那就是所谓世界观高明与否的不同。然而，与手电筒不一样的是，这往往只有事后才能判明，这就是人对自己历史发展的认识总体上的局限性与盲目性。
　　现在是处于世纪之交，同时又处于千年之交，对于一个人来说，这都是难得的机缘，因此颇有好事之徒，不但热衷于回顾二十世纪，瞻望二十一世纪，而且热衷于回顾与展望前后各一千年。然而，“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智则不足”，其结果正如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一样，完全当不得真的。
　　对二十一世纪，可以肯定无疑地预测的，只有一句话，就是全球化的进程必然会继续下去。如果一定还要多说一点什么，那么也只能再加一句：在世界范围内，工业社会将完成向信息社会的转变。
　　全球化也许可以说来自于人类的天性，或者出于人类的宿命。现在有人说，自从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以来，全球化的进程就开始了。理由是：本来是同源共祖的人类，其活动能量必然是越来越大，它为寻求适于生存的土地而向各地分散之后，又必然会随着活动能量的增大而相互交通，而重新汇合。这些话当然是不错的，但是我还是要把全球化的起点定在1492年哥伦布之发现美洲。在那以后的五百年中，人类虽然处于全球化的过程中，却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而是未被意识到的全球化时代。马克思虽然看到了一些苗头，但是也还没有想到“全球化”这个词儿。只有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全球化这个词儿才开始流行，其标志就是罗马俱乐部在1992年发表的报告：《第一次全球革命》，说人类正处于全球化的初级阶段，上距哥伦布发现美洲正好五百年。
　　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国际关系的经济化。这个趋势其实在二十世纪下半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虽然全世界处于冷战状态，虽然各种小战争不断，但是毕竟没有重开世界大战。人们越来越懂得在发动一场战争之前，要做一番投入――产出或者成本――收益分析。二十世纪最大的两个发动战争的国家――德国和日本开头都想大占便宜，但是结果却都是大蚀其本。更加发人深省的是，它们在无条件投降而被占领以后，一心发展经济结果反而在国际上取得了从前没有的利益和本来没有的地位。世纪末想称霸波斯湾的伊拉克，也因为侵略科威特而做了一场蚀本买卖。这是世界经济生活大变化而形成的一条教训，应该有长期性的效果。光从这一点说，世界和平的因素已经大大增加了。中国的邓小平因此改变了毛泽东关于我们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的马列主义论断，预言我们的时代至少到下一个世纪上半期将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虽然如此，工业革命以来的全部经验显示，经济的发展虽然会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却必然会造成贫富差距的拉大。这个过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最新的情况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却消费着世界总产品的百分之八十四。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二百名富豪的财产占全球人口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一。其中头三名的富豪的财产超过了世界四十八个最贫穷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这种差距增大的趋势继续下去，要保持世界和平，维护社会安定是相当困难的。
　　问题还不仅如此，对于全球化所要“化”的各个对象而言，即使许多国家和个人都能分摊到一些好处，其利弊得失也是大不同的。因此到l999年底的西雅图会议上，虽然一方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几乎是争先恐后地抢着进入作为全球化的重要标志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另外一方面，又有许多国家与团体坚决地反对全球化狂热的示威游行使得这次会议什么决议也通不过，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而站在反对一方的，又大异于过去标准的分类法――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而是犬牙交错的各种利益团体与非政府组织（NGO）。甚至发达国家的工人也起来反对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抢走他们的饭碗。
　　更严重的是：全球化同时也是公害的全球化。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的存活率有了极大的提高，这当然是好事，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世界人口从十六亿增加到六十亿，其增量超过地球上自有人类几百万年所积存的总量几近三倍，然而地球并没有扩大，人类生活所需的资源并没有增加，反而由于人类开发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越来越高强而处于濒于枯竭或者严重污染的状态。二十世纪一个世纪破坏人类生存的环境与消耗的资源就抵得上过去的百千万年。时至今日，连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空气与水都成了大问题。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先觉之士，提出了“增长的极限”的警告，要人们记住“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从那时以来，只有少数先进的国家在保护环境、维护生态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如日本的水俣病由发生到克服，英国的泰晤士河由污浊到返清，也许提供了一个好的榜样，但是对整个世界的大局来说，情况仍然在加速恶化。而大气和水的污染，森林的砍伐，气候的变暖，臭氧层的破坏，受害者是不分国界的。可以预言的是：在二十一世纪，可能由于各项国际条约的签订，由于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由于各种环保技术的发明与推广与环保政策的制定与实行，生态问题的全面解决也许会透露某种端倪，然而二十一世纪决不会是环境问题全面改善的一个世纪，情况还将继续恶化，只不过可以希望为二十二世纪的全面改善提供各种条件，打下一个基础而已。
　　当前全球环境恶化中最严重，最要命的问题是水资源的问题。在人类不过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曾经屡次发生过干旱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消失的事例。但是问题的规模和严重都远不足与今天的相比。
　　二十世纪已经出现过为争夺石油而发动的战争，二十一世纪未见得不会因为争夺水资源而发动战争。要知道，缺水比缺油要严重得多，对一个国家来说，缺水可是其人民生死存亡的问题。至于几个小国争夺水的战争是否会引起连锁反应而触发一场大战，我们只能说：其概率是很大的，至少要比人类想出办法来供应缺水的土地和人口以水的概率大。
　　中国的环保问题是十分严重的，就以我这个在二十世纪生活了四分之三的人来说，已经看到了许许多多青山绿水变为穷山恶水的事例，近年来，淮河与太湖的污染，黄河断流和长江的黄河化更是触目惊心。应该说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环保意识就是不强的，这几年，很有一些“大师”们想举出一些圣经贤传，证明中国人历来就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可以为全人类特别是工业化了的西方人所师法，可惜他们搜索枯肠能拿得出来的证据，简直不值一提。我的希望是，中国人今后少念一些“天人合一”的咒语，认真学习先进的环保技术和环保政策，也许有可能保住祖宗传下来的这份基业，不致被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坐吃山空”。
　　按说，全球化最后应当能发展出一个“全球价值”来，这也是自古以来贤哲的理想。不过这大概也不是下个世纪可以实现的，二十一世纪顶多也只能搞出一个轮廓来罢了。保护环境，无疑会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价值，问题只在于制度化的程度，深入人心的程度，切实有效的程度。另外，全球价值买际上早已经存在，不说人类早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自由、平等、博爱”这类比较抽象的概念，也不说当今世界上不少宗教家、哲学家正在努力建立的“全球伦理”，近几个世纪各个国际组织所制定的各种公约或者“游戏规则”实际上已在规范着越来越多的人的行为。我们要的全球价值本来就是可以操作的，能为全体人类共同遵守的规范，希望能够据以在世界范围内实行民主与法治，由此可以消除一切大规模的冲突，维护世界的与地区的和平，改进人类的生存环境，促进人类的进步。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全球意识的萌芽，不仅在少数智者的预言中，而是在各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中。不过，萌芽离成熟还十分遥远。看来全球主义的实现只有全球意识与个人人权观念的普遍结合以后才有可能。
　　亚洲价值论的天然缺陷，一是亚细亚本来是欧洲人对位于他们东方的这块大陆的称谓，自称亚洲已不免有点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二是亚洲实在太大了，无论就传统文化、宗教信仰、民族构成甚至种族差异而言至少要分成东亚、南亚、西亚三大块，还很难包括也算属于亚洲的西伯利亚和太平洋各群岛在内，各大区域之间的共同点亦即亲和力甚至比它们各自与西方之间的更小。只有专制主义与家族主义可能彼此相似，然而这却特别不容易成为联合的纽带。
　　李光耀在提出亚洲价值的时候，是以儒家伦理作为号召的。他意识到儒家思想很难涵盖全亚洲，因此明确提出亚洲价值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东亚，甚至不包括东南亚，因为“东南亚文化已混杂了印度文化”。可是紧挨着新加坡的邻国马来西亚的穆斯林总理马哈蒂尔却也要充当亚洲价值的倡导者。而受儒家文化浸润最深的韩国则对亚洲价值并不认同，前总统金泳三、现总统金大中都不但攻击李光耀的亚洲价值为威权主义（亦即专制主义），而且揭橥全球价值，在政府施政中也竭力要向全球价值看齐，这都是可以使李光耀难堪的事，他只好对之视若无睹，置之不理。
　　照说，李光耀是生长在英国殖民地的人，从小到大受的是英国人的教育，对儒家的经典所知甚少，只有其统治方法大概是来自于从新加坡华人的文化传统。直到八十年代，他才从中国在陆与台湾以及美国聘请一些他认为的儒学专家到人口只有百万的新加坡宏扬儒学。以后这股风又吹回到中国大陆。到二十一世纪，也许只有儒学发源地的中国才能产生为亚洲价值担纲举旗的掌门人。
　　另外一个名气不小的亚洲人，1998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人阿马蒂亚?森公然指斥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为“李氏假设”，而且认为它必然要消失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的全球价值之中。这场争论将如何继续下去，还不能肯定。（补记：据2001年1月28日，美国《新闻周刊》网络版报道：李光耀在前一天的一次会议上表示，儒家价值观在信息时代已经过时。新加坡和香港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方面表现最为出色，并不是因为亚洲价值观，而是因英国殖民地的价值观，特别是经济透明度和法治。李光耀的改变立场，不知是否意味着全球化在深入发展。）
　　不过，历史表明，各国、各民族之间，即使价值观相同，也并不能免于冲突甚至战争。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次战争就开始于文化以至宗教传统基本相同的欧洲国家之间，后来交战双方又各自把价值观本来大不相同的国家扩大为自己的盟国。二次大战以后，苏联与中国都宗奉马列主义，互称兄弟国家，价值观可谓高度一致，五十年代中国人口头常说的话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可是不过十年，双方终于交恶，还打了一场边界战争。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充满了人类的全部历史，举不胜举，已没有举证和论证的必要了。
　　亨廷顿在九十年代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中国是不被看好的，被认为是西方中心主义。其实他所作的是事实判断而并非价值判断。他说的恰恰是西方价值是独一无二的而并没有普遍意义。有批评他的人说文明的差异古已有之，并没有什么新鲜，殊不知正因为古已有之所以自古以来冲突不断，而其一大原因恰恰是因为文明有差异。亨廷顿之所以提出文明冲突论，正是因为在意识形态的对立消失以后，历史更悠久，根子更深的文明差异浮现，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纷争的原因。九十年代的历史实际上已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同时也证明了意识形态的分歧也没有完全消失，还在酝酿着仇恨与对立而已。亨廷顿因为怕发表美国人现在十分忌讳的种族主义言论而没有敢说出世界实际上还有种族的差异与抗争。种族差异是人类发展过程中资格最老，因此也是根子最深的。而且种族差异的断层与文明差异的断层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亨廷顿的文明断层说实际上还有这一层未便明说的深意。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实质是代表了对迄今为止主导着美国的白人将在2050年以后变为少数这一趋势所怀的恐惧。实际上各国都有这种心怀恐惧的人。他们怕的是在民族与世界的范围内，劣质人口日益增加的数量优势反淘汰数量上相对越来越少的所谓优质人口。这种恐惧显然带有种族主义和文化歧视的倾向。有人已称之为当今世界第一大问题。但是这个论点能否成立，仍待观察。
　　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我个人的希望只是：对“阴谋论”（Theoryofconspiracy）的应用能有所收敛，退回到阴谋确能起作用的范围以内。人间事事处处都有阴谋，这点不必怀疑。但是把一种制度的没落，一个思潮的兴起，一个国家的灭亡，都看成只是几个人“策划于密室”的结果，就不但是“小题大做”，而且于人于己都只能造成更大的伤害。
　　三十年代上高中的时候，教世界史的老师蒋仲良先生一再叮嘱我们“要认真领会两个小小的岛国――希腊和英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这话我记住了，但是直到五十年后我才觉得自己懂得了，而且认为与蒋先生的认识已差不多了，它们的贡献其实就是科学和民主。只是到九十年代才发觉，这两种文明的底蕴还有很大的潜能在慢慢发挥出来。
　　出现本来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它一旦为人所羡慕，所模仿，成为一种时髦，一种流行，一种趋势，就带有必然性了。全球化大大促进了这种必然性的规模与意义。比如都是这种示范效应的表现。在二十一世纪，大概全世界各国都会加速现代化，经济加速市场化，政治加速民主化，这些都可以推测是必然的。但是学习的大方向虽然一致，各国的实际情况却是千差万别，各国内部都有强大的抵制的力量，至于歪嘴和尚念歪了经更是屡见不鲜的事，所以历史还是无法预测。
　　二十世纪出现的又一个大转变是分裂与战争向联合与和平的大转变。
　　在世纪上半期接连打了两次大战，彼此有着血海深仇的西欧各国竟然团结起来组成了欧洲共同体，正在朝“欧洲联邦”前进。现在除了全球化以外。联合和团结的呼声遍及各大洲。北美洲美、加、墨三国可望在二十一世纪做到这一点。比较困难的是中、南美洲。虽然它们在文化上和种族上只有伊比利亚、印第安与黑非洲三个来源，经过五百年的磨合，三者之间的冲突已不如国家利益之间的差异大，现在也有联合甚至统一的要求与组织――美洲国家组织和南方共同市场。但是．正如论者所说，拉美国家很容易达成一些表面的协议，如禁止毒品和普及教育之类的一般性承诺，而要实现真正的合作却是很难很难，因此还不能保证能在二十一世纪实现欧洲式的联合。现在，普遍的看法是地区联合正是全球一体化的前提。
　　最不容易联合的还是1955年以万隆会议一声惊雷震动世界的亚洲和非洲。亚洲是世界最大的大陆，面积占世界陆地百分之三十，人口占世界的百分之六十，几乎是世界各大宗教与文化的发祥地，正是殊方异族，五花八门，彼此间的共同点与亲和力还远没有发展成熟。现在只有一个APEC，虽然中国把它翻译成为“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但是它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并不是一个组织，只是各国首脑每年开一次例会的论坛，离组织起来还远着呢！
　　全球化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是财富的大量增殖。增殖的财富理应为全体人类所共享，但是整个二十世纪的经验却证明了，要维持社会收入分配比较平均，只有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其结果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极权专制。要保证个人自由，确实可以形成空前的财富，因为人的精神的本质是自由，而自由表现为创造。但是，“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个个人的自由发展又必然会拉大贫富的差距，无论是在一个社会内部各个个人之间，还是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之间，概莫能外。二十世纪固然远谈不上解决这个两难的问题。但是在这方面已多少积累了一些经验。看来在保证个人自由、积极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下，利用增殖的财富，努力改善分配，首先是消灭绝对贫困，然后是缩小相对贫困。这点在西欧北美已经初步做到了。就全球而论，则贫富差距还在继续增大。这个趋势在二十一世纪还将继续，顶多只能做到消除全球范围内的绝对贫困，使最贫困的人生活也能有所改善而已。由自由以求得平等，可能是人类永恒的任务。
　　二十世纪的世界比过去到底有了哪些进步，《印度时报》在世纪末发表了三个人的见解：一个是美国的经济史学家布拉德福德·德朗。他认为，由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二十世纪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史无前例的提高。第二个是1998年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他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是民主政体取得胜利而成为最受欢迎的政治模式。第三个是社会学者彼得·伯杰。他把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个人的自我实现更重于忠诚于任何团体的观念，看作是二十世纪最大的成就。
　　从自古到今的历史发展看，这些观点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而且从理论上说也是互相支持的。可以合理地希望这种进步的趋势会继续下去。
　　人类的历史到底有没有进步？应当说还是有的，但是每进一步的同时却又带来了更大的问题。最明显的就是：人的生活与健康的改善，大大增加了人口的数量，然而却又造成了环境与资源的问题使人头痛。这种情况实在很像章太炎主张的俱分进化论：一方面是人所认为的“善”在进化；另一方面则是人所认为的“恶”也在进化。照佛家的说法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当代西方人爱援引的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的故事大概就是人类永远不能逃脱的命运。
　　都说科学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人类进步的第一动因。然而正是在二十世纪末，科学发生了可以将人类的命运推入不测的深渊的变数。
　　1998年新年，美国总统克林顿邀请当代世界一流学者到白宫作客，请他们谈一谈本学科与全世界在二十一世纪的前景。有爱因斯坦而后最大的物理学家之称的斯蒂芬·霍金发言，认为人类天天都在进化。以我的知识，人类在一个世纪内的进化，在生理上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不能理解他到底要说明什么问题，但是二十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的一个特大进步是：从遗传学发展到分子生物学，从发现遗传基因到发明基因技术。2000年6月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美英法日中等国科学家已宣布绘制出人类基因组草图，被认为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迄今为止，科学的发现与技术的发明都还只是方便人们的生活，延长人的双手的劳动能力和大脑的思维能力而已。而从二十世纪末叶开始，科学的发现已探测到人体本身，技术的发明已能改造人体本身，其意义真是无法估量，其后果真是无法预测。
　　早十年，已经有人担心一旦基因被破译以后，人类的自然进化可能中断，迄今为止规范着人类的伦理道德标准可能崩溃，甚至人本身的定义都有可能失效的危险。现在，关于“生物炸弹”，“基因战争”的谈论已经越来越多了。在一个因为人口越来越多而不胜负担的地球上，有什么能保证不再出现希特勒式的狂人以争取“生存空间”和淘汰“劣等民族”为理由而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种族灭绝的战争呢？
　　据现在研究基因的专家宣布，世界上任何两个人基因的差别都不会超过0.1％。为什么这不到千分之一的差别能生发出人类如此深刻的对立与仇恨呢？
　　当代最着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把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分成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三个时代，在今天的世界上同时生活着分属于三种文明的国家或民族。这话听起来不无道理。但是他又不加论证地发出一句光秃秃的预言：这三种文明之间也许会发生一场流血的战争。
　　这个前景是可以使人惊怖的。但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能保证不让这样的悲剧或惨剧发生呢？另外，也不能忘记，至少到二十世纪为止，几乎一切决定国际形势走向的大变动都是由残酷的战争决定的。甚至人类总体上的进步也大多与战争有关。二次大战后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民主化就是因为战败而被改造的结果。人类积存的总是实在太多了。除了人口问题、环境问题、价值问题、基因问题而外，还有移民问题、恐怖主义问题、国际犯罪问题、毒品问题、恶性传染病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主权与人权孰大的问题……还有随时会出现的许许多多问题都可能由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这些问题别说解决，即使要议论一遍也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做到的。
　　先师陈寅恪有言：“年内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以内，故谨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俗之史事，不敢复上下议论于其间。”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中，谈得上博通古今中外的，陈先生实为第一人。他都如此说话，我的横加议论，实属僭妄已极。所以写下这一点文字，只是因为机缘难得．在这世纪之交也许可以为百年后的孙辈留下一个佐证，让他们知道百年前中国还有人这样来回顾和预测世界历史而已，至于招来的是伤感还是讪笑，就管不得哪么多了。
　　

李慎之 2013-08-22 14:3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