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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6月，广东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习仲勋传达了中央同意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图为习仲勋和叶剑英、许世友、杨尚昆手挽手走进会场。 （人民出版社供图/图）

“我父亲是1978年4月5日离开北京南下主政广东的，书里有一张照片，是我们在机场为父亲送行时拍摄的。”习远平回忆，当时父亲已经65岁，作为全国政协五届会议的特邀委员，习仲勋从河南到北京，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也标志着他16年接受审查的岁月正式结束。不久，习仲勋接到中央通知，要他南下主政广东。4月6日，在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习仲勋表示：“北方水土养育了我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时任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回忆：“他（讲话）没有用稿，因为‘文革’以后所有领导人讲话都用稿。我就觉得这位同志性格非常豪爽，广东这样就有希望了。”

黄静波是习仲勋主政广东时向中央要的第一位干部。“他本来已经安排到吉林省工作，正准备去报到，我父亲一声召唤，他就跟随我父亲来到广东。先后担任广东省委革委会副主任和副省长等职务，为广东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习远平透露，几天前，受母亲齐心委托，他刚刚参加了黄静波的遗体告别仪式。

“父亲刚到广东，中央给他的任务是肃清‘文革’流毒、平反冤假错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解决广东存在的各种问题。”习远平说，叶帅在父亲临行前语重心长地交代，“广东毗邻港澳，表面稳定，实际问题多多，你去之后，要根据广东实际情况，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

事实上，习仲勋上任仅一个星期，81岁高龄的叶剑英就到广东视察。在听取习仲勋的工作汇报后，叶剑英以六言相赠：“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

当时广东的突出问题是偷渡外逃严重。1978年夏天，习远平利用暑期去广东看望父亲，其间曾和母亲一起到访过宝安县，也即现在的深圳。他们在粤港边界的沙头角看见，边防军带着狼狗押送偷渡外逃群众，景象惨烈。

习仲勋了解到的情况还要严重。他一到广东，就去毗邻港澳的几个县考察调研。回来后，他在省委常委会上说，“我们不能把偷渡外逃当做敌我矛盾。香港、澳门也是我们的领土。群众日子过不下去往那边跑，只能叫‘外流’，不能叫‘外逃’。”他还说，关键问题还是要发展生产，迅速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然他们今天不跑，明天还会跑。“他当时讲了一些话，连参会的新华社记者都不敢记录，生怕父亲的言论惹出麻烦。”习远平回忆。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在很小的房子里就挤进去一两百人，坐都坐不下。1979年1月至6月初，深圳收容站已超过10万人，比上年全年总数增加了一倍。习仲勋对属下说：“不能把外流的群众当作敌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他从反思当中提出来，广东要向中央提出来要特殊政策，要先走一步。”时任广东顺德县委书记黎子流回忆说。

1979年中央决定在深圳等地试办特区，“生产上去了，收入增加了”，“偷渡外逃”风潮慢慢消减。

“现在看来，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思路，正是在反偷渡外逃过程中形成的。”习远平认为。

创办经济特区是广东改革开放的起点，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

1978年7月，习仲勋到宝安县城（即后来的深圳）考察，在沙头角镇第一次看到“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边繁华热闹，这边荒凉冷清，不少人跑到香港去就不回来了。习仲勋意识到，在现行经济体制下，广东难有大发展，调整经济的关键在政策。

“广东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就是靠近香港，方便跟香港跟西方做生意。”深圳市委党校袁晓江教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此外广东的华侨占全国华侨的三分之二，如果说华侨回来投资，牵一些线，搞贸易都非常方便。当时国家计划经济管得很严，所以他提出来‘要松绑’，广东要有更大的自主权。”

1979年4月8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和李先念、胡耀邦等人参加中南组讨论。习仲勋在主持讨论时，郑重提出了请中央给广东放权的要求：“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会议期间，习仲勋还专门向邓小平汇报在深圳、珠海和汕头准备建设“贸易合作区”的设想。习仲勋说究竟叫什么名字一时还定不下来，大家认为叫“出口加工区”与台湾的叫法雷同，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邓小平对习仲勋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文批转了50号文件，标志着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起航。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50号文件起草人之一的李灏，在《习仲勋画传》中回忆：“我们工作组来的时候，习仲勋同志亲自到火车站去接。50号文件的制定，跟习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在工作会议上慷慨陈词、要求放手让广东省去做是分不开的。”

当时非议不少。有人指责，广东清远国营企业实行承包制，给职工发放奖金，搞物质刺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习仲勋到清远实地考察后，大胆在全省推广清远经验，使广东工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那时大家都不敢这样做。”深圳市委党校袁晓江教授说。

1980年11月，中央决定习仲勋调回北京工作。习仲勋总共在广东工作了两年零八个月。在袁晓江看来，从习仲勋一生的贡献来看，一个是抗战初期帮助建立陕甘宁“政治特区”，红军到陕北时如果没这个革命根据地，连落脚地都没有；另一贡献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建立“经济特区”，在广东“杀开一条血路”。

离开广东前夕，习仲勋特意对自己约法三章。“第一是一次交班，因为中央曾考虑让我父亲再兼任一段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我父亲没有同意；二是不干预广东的工作；三是五年内不去广东。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让任仲夷、梁灵光等同志放手去干。”习远平回忆。

从此，广东省由另一位改革者任仲夷接棒。

原广州市长黎子流在习仲勋和任仲夷手下都工作过。上世纪80年代初，从中央到地方都三令五申抵制鱼骨天线、“香港电视”。紧邻广州的顺德，却在县委内部通过了“关于可以收看香港电视的决议”，并相互口头传达。黎子流正是当时的顺德县委书记。

任仲夷到顺德视察，专门与黎子流谈及香港电视问题。“他问了我一个问题，假如大家都收看香港电视，那么内地的国家新闻、国家大事不就没有人知道了？”黎子流在座谈会上回忆，“我说现在科技那么发达，能不能够既收看内地的电视，又有选择地看香港的电视呢？”他想出的解决方案是架设公共天线，由我们来控制哪些重要时刻应该收看内地电视，“一机两看，有所借鉴、有所抵制。”

任仲夷赞同黎子流的做法，在他主政期间，广东对自上而下的拆除鱼骨天线指令，采取了“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的态度。“任仲夷的贡献就是在过去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推动了广东的发展。”袁晓江认为，习仲勋和任仲夷在广东时间都不长，“但他们的贡献是一种历史转折时期的关键作为。”

胡耀邦很支持广东试办经济特区。据《作家文摘》披露，任仲夷赴任前，胡耀邦以成都武侯祠前的一副对联相赠：“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粤要深思。”胡耀邦将原先的“蜀”字改成了“粤”字，期望他们能审时度势，通权达变。

广东初试改革之际，几位改革先锋多有配合。习远平记得，“为了尽快在广东推开联产承包责任制，父亲当时曾让我母亲和黄静波同志一起到安徽合肥，看望当时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伯伯，向他取经，因为安徽是全国最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省份之一。”

12月9日座谈会上，万里之子万伯翱刚一落座就开始翻看《习仲勋画传》，后来还专门请坐在身旁的习远平在书上签字，两人互动热络。

座谈会上，习远平还透露，习仲勋与谷牧交情也非同寻常，“我记得在1997年（香港）回归庆典上，两个老人见了面，还互相拿着拐棍来了几个招式，虽然谷牧叔叔比我父亲小一岁，但见面还是叫他谷二哥。”

关于五本画传的作者，《任仲夷画传》由其秘书李次岩撰写，谷牧之子刘会远负责撰写《谷牧画传》，执导文献纪录片《习仲勋》的央视导演夏蒙主持撰写了《习仲勋画传》和《项南画传》。张振明介绍，书稿完成后先征求家属意见，并报送中央有关专业部门审稿。

《项南画传》、《习仲勋画传》增加了许多原创性的史料。两本书的作者之一央视导演夏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们做纪录片的时候积累了很多口述历史，加进去是为了增加书的生动性和可读性。”

至于《习仲勋画传》中许多未被民众关注的照片，“其实在去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习仲勋画册》里就有收录，但是因为这个画册发行量相对小，别人没有见过。”夏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每本书照片的来源不尽相同，有的是亲属提供的，有的是党史研究部门或者文献部门珍藏的，还有一些是亲属和身边工作同志保存的。”

夏蒙在制作习仲勋纪录片的时候，还借鉴了一些当年中央新影拍摄的素材，制作成了照片放在书中：“比如，1955年习仲勋宣读授衔命令的照片，还有一张是习仲勋在窑洞前面的一张照片，像这样的照片还有好几幅，都是从电影胶片里面用数字技术还原的。”

“过去我们没有做过六七万字的传记，传记动辄就是四五十万字。”本套丛书特约编审叶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套书属于普及类型，目的是让读者在几万字的篇幅里看出一个人最精彩的地方。”

对于父辈亲身经历和参与的改革开放历史，习远平说：“当时的岁月，我们就叫激情燃烧的岁月。”

（谭畅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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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15-08-23 08:4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