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临汾市区驱车往郊区方向开半个钟头，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小树林里，红丝带学校到了。教学楼有两层，一楼大厅摆满了各级领导和爱心人士来视察的图片资料，而教师办公室的墙上只挂着一幅剪纸——一个母亲模样的女人抱着一个小孩。高一班主任李军说，那是前几天志愿者过来给剪的。母亲模样的人叫彭丽媛。

剪纸的蓝本源自那张全国知名的抗艾宣传画，凡是看过的人都知道孩子是安徽阜阳的高俊，彭丽媛接触的第一个艾滋病孤儿。

2006年4月的一个周末，卫生部邀请彭丽媛到阜阳拍一些维护艾滋病儿童权益的短片。年初，这位总政歌舞团的时任团长刚刚被聘为预防艾滋病义务宣传员。

彭丽媛下了飞机，直奔一家名叫“阜阳市艾滋病儿童救助协会”（简称“阜爱协会”）的民间机构，有两百多个受艾滋病影响的小孩正好在那活动，彭丽媛抱起了年纪最小的一个，只有5岁的高俊。

这一抱彻底改变了高俊的命运。他多次成为抗艾公益片中的主角，每年国家级的艾滋病宣传活动，他都代表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参加。13岁的高俊已经记不清8年前第一次见到彭丽媛的诸多细节，“就觉得她很亲切，像妈一样。”

彭丽媛在阜阳待了三天，她喂高俊吃饺子，跟他一起做游戏。对于这个从小被人遗弃、连户口都没有的艾滋病孤儿来说，这大概是他头一回感受到母爱的滋味。

在高俊出生没多久，父亲就死于一场卖血之后引起的艾滋病并发症，同样因为卖血感染的母亲远走他乡，不久也去世了。叔叔一家怕被他传染，躲得远远的，奶奶家的鸡和猪成了他儿时最好的伙伴。

2006年，胡泽涛也正经历人生最痛苦的阶段，那时候胡泽涛还没见过彭丽媛。经过两年的治疗，胡泽涛的病情已经有所好转，陪他看病的父亲回了长治老家，把他一个人撂在他治病的地方——临汾传染病医院的艾滋病病区，一个叫绿色港湾的地方。那年他8岁。

绿色港湾是红丝带学校的所在地。红丝带学校办公室主任乔吉平回忆，绿色港湾最早建于SARS期间，废弃之后用来专门收治艾滋病患者，因为费用全免，全山西的患者都涌到这儿。后来，国家有了治艾滋病的药，大人病情缓解，回家服药，但通过母婴感染的小孩却越来越多。

2006年跟胡泽涛差不多大的小孩已经有8个，都到了上学的年纪，但没有学校肯收，护士和医生就当起了临时代课老师。是年9月，临汾传染病医院院长郭小平决定在绿色港湾成立红丝带小学并兼任校长。在那里治病的刘丽萍决定留下来，负责孩子们的饮食起居。“他们身体都很虚弱，常常是刚打完点滴，就去上课。”刘丽萍说。

8个孩子，只有一个代课老师，民办学校挖来的，因为没有老师愿意来。乔吉平说，不是因为钱，请老师的钱医院出得起，都是因为怕。学校没辙，只有想办法纳入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体系，但市里省里不知道跑了多少趟，听到的回复都一个样：“你们属于行业办学，没这个先例。”

“一直像黑户一样活着。”乔吉平对曾经的艰难印象深刻。“黑户意味着孩子没有学籍，没有学籍就不能参加中考和高考，那样小孩子未来怎么办？”

当时的社会舆论对红丝带学校也远不如今天友好。前一年，绿色港湾已经闻名全国，但是是以一种备受争议的形式。一些媒体质疑绿色港湾采用圈养的方式对待艾滋病人，“这种方式对他们融入社会不利。”一家媒体这样批评道。但是现实是，他们不是不想融入，而是没法融入。

绿色港湾边上有个村子，孩子们去理发、洗澡都不让，只好自己建澡堂子、买理发的推子。有个孩子特喜欢美术，学校送她去市里的一个培训班，没多久，有些家长知道她是红丝带学校来的，就退学了。培训班担心这样下去影响生源，建议乔吉平把孩子先领回去，他们派人上门教。

阜爱协会的孩子也不止一次陷入这种窘境。协会会长张颖记得，有时候，她送孩子去城区好一点学校念书，校长都觉得没问题，但往往是其他孩子的家长不乐意。

彭丽媛离开阜阳后，经常给张颖发短信问孩子的近况，有一条她印象很深：“只要是为了孩子，我做什么都可以。我们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可以唤起整个社会的关注。”

每当阜爱协会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些话往往成为张颖的精神动力。2007年2月，以高俊为主角的《颍州的孩子》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导演正是来阜阳帮彭丽媛拍宣传片的那个。但是一个原本温暖感人的纪录片，在当地官员看来是给阜阳抹黑。

张颖说，导演把片子送去参展，她并不知情。她的一位朋友说，如果想出名，她不需要靠这个。2003年12月，阜爱协会刚成立的时候，张颖已经是阜阳小有名气的商人。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见到了艾滋病孤儿楠楠的惨状，从此决定放弃自己的生意，帮助这些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楠楠是第一个，高俊是第二个。

丁心平当时是阜阳疾控中心防艾办的科长，楠楠和高俊都是他介绍给张颖的。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孤儿院不收和艾滋病有关的小孩，疾控中心也没办法，最后都送到张颖那。现在张颖领养的五个孤儿都是丁心平陆陆续续送来的。

后来找上门来的不仅有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孤儿，也有父母双方或一方因艾滋病去世，而孩子则是健康的。“他们生活学习都很困难，心理伤害也很大。”张颖说，最高峰的时候，有八百多个孩子。

中原地区的孩子感染的原因都基本类似，父母卖血感染，通过母婴传染给孩子。2006年，阜爱协会几乎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一个帮助艾滋病儿童的群体，当卫生部要拍一些跟儿童有关的反艾滋病歧视广告时，自然想到了阜爱协会。

回到北京，彭丽媛立刻请来知名词曲作家陈小奇和捞仔，给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写首曲子，也就是《永远在一起》里彭丽媛唱的那首《爱你的人》。彭丽媛后来在一次公益活动上回忆，想写这首歌主要是因为“跟小高俊拍公益广告的时候我体验非常深”。

第二年，《爱你的人》MV在北京拍摄，张颖带了好几个孩子参加，除了高俊和楠楠，还有另一个孤儿海燕。她记得，片子拍了一整天，晚上，“彭妈妈”请他们到一个烤鸭店吃饭，给他们不停夹菜，临走，送了他们一书包的礼物。

“一个陌生人怎么能对我们这么好呢？”海燕觉得不可思议，她记得在村里上小学的时候，同学都躲得远远的，尽管她和弟弟并不是感染者。

第二天，彭丽媛不让他们回阜阳，说一定要陪他们逛逛。天安门、毛主席纪念堂，都去了。海燕记得，“彭妈妈”旁边没有随从，就她一个人，有人在天安门还认出了她。海燕后来听说，“彭妈妈”的女儿当时正在发着高烧。

从2006年开始，几乎每年高俊和海燕都能跟彭丽媛见上两面，有时候是拍公益片，有时候是在公益活动和夏令营上。彭丽媛不仅能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还会惦记着没来的孩子。有一次楠楠没去，彭丽媛就问海燕：“你楠楠姐最近还好吗？”

每次见面，彭丽媛都会给孩子们买好多礼物。高俊记得，有一年去北京拍片，太晚了，“彭妈妈”没来得及买礼物，第二天早上7点，“彭妈妈”派助理把衣服送到房间，每人一个袋子，上头都写着各自的名字。

很多时候都是彭丽媛主动发短信关心孩子，张颖很少跟她联系，因为她“怕麻烦彭老师”。2010年，张颖组织孩子们去上海世博会，彭丽媛知道了，特地给张颖发来短信：有什么困难记得跟我说。

但是回到阜阳，一切又回到了日常。高俊念的是阜阳当地普通的学校，班上同学知道他情况的不多，突然消失了几天，同学问他：“高俊，你究竟去哪了？”高俊就说家里有事，他从来不会说去了北京，更不会说是去见了彭丽媛。因为“一旦说了实情，就会有人揭我的短”。

胡泽涛记得第一次认识彭丽媛是在2008年的一个公益活动上，但是那会并不熟，后来熟起来，亏了两个人：濮存昕和蒋雯丽。2000年，卫生部开始设立预防艾滋病义务宣传员，濮存昕和蒋雯丽是最早的两个参与者。

2010年，蒋雯丽和做导演的丈夫顾长卫想拍一部讲述艾滋病人经历的影片《最爱》，需要一个感染者做小演员。蒋雯丽想到了红丝带小学。刘丽萍说，当时执行导演来拍了两个孩子，最后顾长卫挑了胡泽涛。

拍《最爱》的同时，顾长卫还在拍一部反对艾滋病歧视的纪录片《在一起》，但是导演组找了好多人，没几个感染者愿意站出来。刘丽萍一开始也斗争了很久，最后决定和胡泽涛一起出镜，就是“为了让更多人认识他们学校，帮帮孩子们”。

2011年，《在一起》在全国做宣传，刘丽萍和胡泽涛一直跟着，顾长卫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向大家介绍他们的真实身份，来自哪里。陪着的还有位卫生部的官员，她问刘丽萍有什么困难，刘丽萍开门见山：“学校到现在还是黑户，已经有二十来个学生了，胡泽涛他们马上就要初中毕业，但是现在连学籍都没有，毕业之后怎么办？”

刘丽萍回忆，卫生部的那位官员当时回应她，他们会帮忙想办法。

作为卫生部一系列预防艾滋病宣传战略中的一环，2011年11月，一部名为《我们在一起》的公益片在北京拍摄，导演还是顾长卫。在一个房间里，高俊、胡泽涛、刘丽萍、老夏（纪录片《在一起》中另外一个感染者）和彭丽媛围坐在一起，每人唱一句《爱你的人》。几天之后，彭丽媛就到了临汾红丝带小学。

“知道卫生部的人在帮我们想办法，但没想到会是彭老师。”刘丽萍回忆。

2011年11月17日，彭丽媛到临汾的前一天，临汾市的领导特地告诉郭小平：“学校转正的事，我们马上给你办。”第二天，彭丽媛来了。胡泽涛那时候不太了解“彭妈妈”是干嘛的，就觉得是个“大领导来了”。

据红丝带学校的一位老师回忆，彭丽媛事前特地交代不要通知领导和记者，越简单越好，因为她是来陪孩子们的。

上述老师回忆，当时在学校阅览室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郭小平向彭丽媛汇报学校的工作，说着说着就开始抹眼泪了，“聊点高兴的事吧。”最后他说。这件事也就是前一天市领导给的那个承诺。

彭丽媛听了，对市委书记说：“书记要是办好了，去北京我请你吃饭。”2011年11月24日，临汾市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红丝带学校的转正问题，几乎所有相关部门负责人都参加了。

12月1日“艾滋病日”，市委书记和市长亲自给学校揭牌，红丝带小学更名为红丝带学校，胡泽涛和他的同学们终于从“黑户”变成了“正规军”。当天的《山西晚报》报道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刻。”

书记拍板了，但是师资还没到位，上边总共给了11个编制，但学校3个年级加起来只有2个老师，得去跑。乔吉平意外地发现，以前腿都跑断也办不了的事现在一去就搞定了。从财政、教育、人社到编办都一路绿灯，没有谁说个“不”字。

2012年10月，卫生部的又一部公益片《永远在一起》在北京和南戴河开拍，顾长卫再次当了导演。在彭丽媛参与的所有跟艾滋病有关的公益片中，这是片时最长的一个。2006年在阜阳拍的那3个短片，每个只有30秒，《我们在一起》有两分钟，而这部《永远在一起》则将近七分钟。片子的主角除了彭丽媛，还有胡泽涛和高俊。在片中，编导问高俊，最喜欢的人是谁啊，“彭妈妈……”

胡泽涛记得，2012年12月1日“艾滋病日”期间，片子在央视播过一段，但没现在这么久。之后，胡泽涛发现，碰到“彭妈妈”的机会渐渐少了，倒是经常在新闻联播里见到她。直到今年看到她写来的信。

今年6月，胡泽涛和其他十几个孩子初中毕业的时候，卫计委派人带来了彭丽媛的一封信和30万元“心意”。在信中，彭丽媛写道：“一别几年，甚为挂念。你们的学习、生活各方面都还好吧？……因为我工作繁忙，不能常来看望你们……一点绵薄之力，祝你们追梦，圆梦。”落款是：“爱你们的彭妈妈：彭丽媛”。

“挺意外的。”胡泽涛说。学校很快组织了回信，曾经跟彭丽媛见过数面的翠翠回忆，他们十几个孩子都写了回信，最后从他们的信里挑出几句集中回给了“彭妈妈”。后来，卫计委还根据这两封信制作了一个沙画短片，取名“心语”。配音演员模拟彭丽媛和孩子们的口吻展开了一场时空对话。

彭丽媛来信的那几天，刘丽萍的电话快被打爆了，都是媒体打来的，最多的一天有二十来家。她不好意思拒绝，最后干脆关机了。

张颖的电话是在11月15日之后被打爆的，也是因为彭丽媛的一封信。11月15日，一个跟艾滋病儿童有关的全国性会议在阜爱协会举行，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的一位官员带来了彭丽媛的一封信和20万元。这不是彭丽媛第一次给他们捐钱。张颖回忆，2006年“彭老师”那次来阜阳给了2万，2009年又给过阜爱协会20万。

安徽省内媒体的关注出乎张颖的预料。12月1日艾滋病日前后，安徽一家省级媒体连续刊登数篇长文介绍彭丽媛和抗艾的故事。在一篇题为《红丝带牵起彭丽媛的安徽情缘》的报道中，开头这样写道：“2006年4月3日，春天正在江淮大地慢慢苏醒，彭丽媛第一次踏上安徽阜阳这片土地……”

“在几年前，这是难以想象的。”阜阳一位媒体人说，《颍州的孩子》获奖之后，大家对阜爱协会都比较敏感，本地媒体更是如此，这次他们也派人去采访了。

阜爱协会自己也这么觉得。在阜爱协会的两层小楼里，墙上贴满了彭丽媛跟高俊在一起的广告画。

最近一年，红丝带学校来了好些个不知名的基金会，都被婉言谢绝了。“我们很警惕，害怕他们利用彭老师和我们的关系炒作他们自己。”刘丽萍说，学校的资金基本上靠医院和政府共同解决，已经差不多够了。

他们还拒绝了不少记者，尤其是电视台的和搞摄影的。刘丽萍发现，现在很多孩子看到摄像机就躲。“他们都大了，以后还要走上社会，不想被太多人认识。”

胡泽涛最担心的是以后高中毕业了会不会有大学要他们，因为今年连上高中都有点悬。

高中不属于九年制义务教育，今年胡泽涛初中毕业之前，红丝带学校原本打算自己成立一个高中部，到教育部门跑了无数次，但对方始终也拿不定主意。后来临汾三中的校长知道了，说愿意接收，但是不能到三中上课，地点还是设在红丝带学校，叫临汾三中红丝带班。

乔吉平觉得可以是可以，不过毕业证上必须把“红丝带”几个字抹掉，不然会影响他们上大学。

11月30日，一场艾滋病公益活动在北京大学举行，会后，阜阳来的几个孩子被叫到一个单独的房间跟彭丽媛见面，海燕和弟弟也在。海燕回忆，“彭妈妈”跟他们聊了有30分钟。当时“彭妈妈”对她弟弟说：“以后一定争取考北大。”陪同的北大官员说：“只要够优秀，北大一定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