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没的宫墙 - 民初思韻

簡體傳統

　　近代的文化人看南京，常常会不自觉地带着唐宋士大夫的目光，眼界所及，无非六朝金粉，一如刘禹锡和韦庄诗中的衰飒之景，似乎这里从来不曾有过一个赫赫扬扬的明王朝。他们徘徊在明代的街巷里寻找王谢子弟华贵的流风，拨开洪武朝的残砖碎瓦搜求《玉树后庭花》柔婉的余韵。其实，他们只要一回首，明代的城墙便横亘在不远处的山影下，那是举世瞩目的大古董，一点也不虚妄的。作为一座城市，南京最值得夸耀的恰恰是在明代，它的都市格局也是明洪武朝大规模建设的结果。因此，近代人看到的南京，实际上是一座明城，在这里访古探胜，亦很难走出朱明王朝那幽深阔大的背影。
　　当然要去看看明故宫。
　　当年朱家皇帝面南而坐的金銮宝殿，现今连废墟也说不上了，只剩下几处供人凭吊的遗迹，天高云淡，游人依依，一派宁和的秋景。那巨大的柱础和断裂的青石丹墀，使人想起当初宫宇的壮丽崇宏，也给人以无法破解的疑团：以600多年前的运输条件，这样的庞然巨物是怎样从产地运往宫城的呢?唯一可以看出点立体轮廓的是金水河前的午门，但上部的城楼也已损毁，现存的只有城阙和三道门洞，中间的一道是供皇上通行的，巨石铺就的御道被车轮碾出了深深的印迹，不难联想到当初銮驾进出时，那种翠华摇摇的威仪。午门前还应该有一个广场，所谓的"献俘阙下"大抵就在这里，但那样的场面不多。更多的场面是杀人，在旧小说和传统戏中，每当"天威震怒"时，常常会喝一声"推出午门斩首"的，自然是被处以极刑了。但平心而论，在明故宫的那个时代，因触犯朱皇帝而被推出午门杀头，实在算得上是一种优待。那时候杀人的花样多的是，抽筋、剥皮、阉割、凌迟，甚至用秤杆从下身捅烂五脏六腑，总之不能让你死得那么爽快。最常见的是捺倒在地，劈里啪啦一阵死打，直打成血肉模糊的一堆，称为"廷杖"。而相比之下，"喀嚓"一刀便了结性命，无疑是最舒服的了。因此，临刑的那位跪在阶下高呼"臣罪当诛兮，谢主隆恩"时，那感情可能是相当由衷的。
　　这就是明故宫，一座因杀人无数而浸漫在血泊中的宫城，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从南方起事而威加海内的封建王朝的定鼎之地，如今却只剩下一片不很壮观的遗迹，陈列在恹恹的秋阳下。
　　出明故宫遗址公园，遥望东去仅一箭之地的中山门(明代称为朝阳门)，我心中不由得升上一团疑云：皇城这样鳞次栉比地紧挨着外城门，这于防卫来说无疑是一大禁忌，即使在当时，若用火炮架在城外，也是可以直接威胁大内的。那么，公园出口处的石碑上，关于明故宫不止一次地罹于兵火的记载，自然是与此有关了。但令人费解的是：朱元璋是马上得天下的开国之君，以他的雄才大略，当初为什么竟疏于考虑呢?
　　1368年，寂寞了差不多400年的应：天府又风光起来。自从南唐后主李煜在这里仓皇辞庙以后，这座城市便一直不曾被帝王看重过，他们来到这里大多只是暂时驻跸，歇歇脚，对着六朝遗物发几句感慨，然后又匆匆忙忙地起驾离去。在他们看来，这儿的宫城里充满了兵气和血光，历来在这里停留的王朝没有一个不是短命的。南宋初年，那么多的大臣要皇上在这里建行都，"抚三军而图恢复"，但鬼精灵的赵构最终还是跑到临安(今杭州)去了。如今，一个束着红头巾的草头王却看中了这里，他要在这里长住下去，定都称帝。这个其貌不扬、脸盘像磨刀石似的黑大汉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他是从淮北皇觉寺的禅堂里走出来的，带着满身征尘。当然，和差不多所有马上得天下的开国帝王一样，他也带着一股霸主气，这一点，只要随便看看他写的那些打油诗就可以知道了：
　　百花发时我不发，
　　我若发时都吓杀。
　　粗豪到了蛮不讲理的程度，也不能说没有一点气韵。再看：
　　杀尽江南百万兵，
　　腰间宝剑血犹腥。
　　几乎是瞪着眼睛吼出来的，活脱脱一个山大王的形象。现在，你看他站在钟山之巅，朝着山前的那片旷野作了个决定性的手势，作为帝祚根基的皇城就这样圈定了。
　　毋庸置疑，在当今皇上的这个手势背后，支撑着一种洋洋洒洒的自信。自汉唐以来，历朝都城皆奉行"皇城居中"的格局，这既符合帝王居天地之中的封建伦理信条，又有利于现实的防卫。而现在，他手指的那个地方紧挨朝阳门内，偏于旧城一隅，一旦敌方兵临京师，坐在乾清宫的大殿里也能听得到城外的马蹄声。这些年来，朱元璋打的仗不算少，有好几次几乎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因此，对皇城的防卫问题，他不能说没有深远的战略考虑。不错，皇城偏于一隅，于防卫是一大禁忌，但古往今来，有几个王朝是靠皇城的坚固而长治久安的呢?大凡让人家打到了京师脚下，这个王朝的气数也就差不多尽了；即使据皇城而固守，又能苟延多少时日?在金陵作为京师的历史上，这座城市从来就像纸糊一般的脆弱，艳情漫漫，血海滔滔，一旦强敌迫境，大都一鼓而下。只有南梁"侯景之乱"时，梁武帝固守台城，撑了100多天，但最后还是没有守住，梁武帝倒始终没有退出宫城--他饿死在里面了!到陈亡以后，隋文帝杨坚害怕南人再起，一把火烧了六朝宫阙。其实他也太多心了，一座宫城能顶鸟用?
　　在中国的历代宫城中，明故宫的摆布具有相当的特殊性，防卫高于一切的主导思想被淡化，"皇城居中"的传统格局遭到摒弃--虽然朱元璋的子孙后来迁都时，又把宫城严严实实地藏到了京师的中心。但至少在洪武初年，当朱元璋站在钟山上规划宫城时，他显然对刀兵之争看得不那么重要。他有这样的气魄。
　　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听听宫城上的"画角吹难"。
　　据明人朱印《三余赘笔》、董谷《碧里杂存》等史料记载，明宫城建成后，每天五鼓时分，朱元璋便派人在谯楼上一边吹着画角，一边敞喉高歌。画角是一种古老的乐器，其声激昂旷远。歌词凡九句，起首三句为"创业难，守成又难，难也难"，史家称其为"画角吹难"。可以想见，站在谯楼上的当是一位老者，声调嘶哑而苍凉，带着一种穿透力极强的沧桑感。那旋律也许不很复杂，但反复强调的"难、难、难"却不屈不挠地回荡得很远。寒星冷月，万籁俱寂，"画角吹难"颤悠悠的尾音在熹微的曙色中抑抑扬扬，有如历史老人深沉的浩叹。
　　这声音传人帘栊深重的后宫，君王惊醒了，他把温柔和缠绵留给昨夜，抖擞抖擞精神又坐到龙案旁。当他用握惯了马缰和刀剑的手批阅奏章时，这位开国雄主又似乎不那么自信了，你听那九句歌词，前三句就有四个"难"字，这皇帝也不好当呢，特别是开国皇帝更不好当，马上得天下而又不能马上治之。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务，他必要亲自处理，不仅大权不能旁落，连小权也要独揽，那宵旰操劳的身影，该是何等疲惫?请看他自己记叙的一件琐事：
　　刑部主事茹太素以五事上言，朕命中书郎王敏立而诵之，至字六千三百七十，未睹五事实迹。于是扑之。次日深夜中，朕卧榻上，令人诵其言，直至一万六千五百字后，方有五事实迹，其五事之字止是五百有零。朕听至斯，知五事之中，四事可行，当日早朝，敕中书都府御史台着以行。吁，难哉!
　　也真是难为皇上了，一篇万言书，读了6370字以后，还没有听到具体意见，说的全是空话，于是龙颜大怒，把上书人打了一顿。但万言书还得看下去，累了，躺在床上听人读。到了16500字以后，才涉及本题，建议五件事，其中有四件是可取的，即刻命令主管部门施行。本来用500字就可以说清楚的事，却哕哕唆唆地说了17000字，惹得朱元璋一怒之下打了人，后来又承认打错了，并表扬被打的人是忠臣。在当时的条件下，一切政务处理、臣僚建议，都得用书面文件的形式上奏下谕，当皇帝的一天要看多少文件?"吁，难哉!"这叹息中透出一种与攻城略地的雄健完全不同的疲惫，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一种忧危积心日勤不怠的自觉。这叹息出自一位有作为的帝王之口，便相当流畅地演绎为每天清晨谯楼上的"画角吹难"。歌吹呜咽婉转，悠悠扬扬，越过王公贵族的朱红府第和苔藓湿漉的寻常巷陌，于是舟船解缆了，车轮驱动了，炊烟升腾了市声人语在雾露凝滞中慢慢地扩散开来……
　　但"画角吹难"毕竟只是一种相当形式主义的宣传，谯楼上浪漫色彩的歌吹也不可能传遍王朝的每寸疆土。实际上，朱元璋更注重铁的手腕，他狠狠地把玉带揿到肚皮底下一一据说这是他杀人的信号--于是午朝门外人头滚落，弥漫着一片血腥气。
　　历史上有哪一个王朝不杀人呢?特别是一个新王朝开始运转的时候，总是需要足够的人血作为润滑剂的。战场厮杀、自相残杀、谋杀、冤杀、自杀、误杀、鬼鬼祟祟背后捅刀子杀、明火执仗堂而皇之地杀、为了借几颗人头作交易而闭着眼睛杀……杀杀杀，直杀得血雨飘零，浸润了厚厚一本史书。但翻开这本史书，明故宫恐怕算得上是杀人最多的宫城，这一点，连朱元璋的大儿子皇太子朱标也看不下去了，多次劝父亲刀下留人。朱元璋听烦了，把一根棘杖扔在地上，叫儿子拿起来，见儿子面有难色，朱元璋当下教育说："你怕有刺不敢拿，我把这些刺给你砍掉，再交给你，岂不是好拿了?"
　　朱元璋扔在地上的那劳什子，无疑象征着朱家王朝的权杖，而他眼中的"刺"则不外乎三种人：勋臣贵族、贪官污吏和知识分子。他认为正是这三种人对朱家王朝构成了现实和潜在的威胁，因此要大杀特杀。仅在所谓的明初"三大案"中，倒在血泊中的死鬼便有数十万，流放者更是不计其数。平心而论，这中间确有该杀的，但杀得这样滥、这样残酷、这样不分青红皂白、这样株连灭族瓜蔓抄，却不能不归结于一种心理变态。这一杀，开国元勋和军界勇武几乎无一幸免，稍微有点名气的文人也差不多被杀光了。青年才子解缙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当时朝野禁声，每个人的头上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要了自己的脑袋，而他居然敢上万言书，对杀人太滥提出批评，所谓"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这话说得够重的了。但朱元璋看了，反而连夸："才子，才子!"在文字狱的罗网和大屠杀的恐怖气氛中，解缙何以能这样如鱼游春水呢?当然，他有才气，在文坛上有影响，这是本钱。但比他才气大、影响大的人，如"吴中四杰"的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不是照样做了刀下之鬼吗?这实在是很值得玩味的。据说，一次朱元璋在金水河边钓鱼，半天也没钓到一条，令解缙赋诗解闷。解缙应声吟成七绝一首，其中后两句为："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这种马屁诗实在蹩脚透顶，特别是出自于才华横溢的解缙之口，实在令人赧然，但朱元璋听了很高兴，这就够了。中国的文人--特别是明清以来的文人--就是这般可悲，你得先学会保护自己。一般来说，解缙是个相当狂放亦相当富于正义感的人，绝非吹牛拍马、趋炎附势之流，他那种只图博取君王一笑的帮闲马屁之作，大抵不会收进自己的文集，也不会示之于圈子内的文友，这点廉耻感和艺术良心他还是有的。《明史》中说他"才气放选，工诗文"，其根据也肯定不会是这种马屁诗。但问题是，没有这种马屁诗，他能上万言书批评时弊吗?他能搞自己那些成名成家的"纯文学"吗?他能活到若干年后主持编纂中国文化史上破天荒的皇皇巨制《永乐大典》吗?这是中国文坛上的一种悖论：文学的前提是伪文学，而正义感的伸张则要以拍马屁作为代价。中国的文人就在这种悖论的夹缝中构建自己的文化人格。这样的时代，文人可以坐在书斋里勘误钩沉作学问，也可以根据民间传说和话本编杂剧、写小说(例如罗贯中和施耐庵那样)，却绝对出不了真正的诗人。真正的诗人，绝对需要心灵的解放和个性的恣肆张扬，因为诗说到底是一种生命的符号，诗情的勃动，有如早春初绽的花瓣，每一点微小的翕动都极其敏感而娇憨，"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那肯定不消生受。因此，诗往往最直接地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气象。李白仗剑浩歌，狂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而即使像苏东坡那样的浪漫派大师，从他雄奇豪迈的行吟中也不难发现宋王朝衰微的阴霾。可以断言，一个让文化人谨小慎微、整天战战兢兢地仰视政治家眼色的时代，是断然出不了大诗人的，它只能出小说家、戏剧家和学者。而诗人解缙恰恰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另一个叫袁凯的诗人采取的方法和解缙不大相同。这个少年得志、以一首《白燕》诗走上诗坛、从而被人们称为"袁白燕"的怪才，为了逃避朱元璋的迫害，只得假装疯癫，自己用铁链锁了脖子，整天蓬头垢面，满嘴疯话。但朱元璋还是不相信，派使者去召他做官，而袁凯却爬在篱笆下大嚼狗屎。使者据以汇报，朱元璋才不曾追究。其实这一回朱元璋受骗了，原来袁凯料定皇帝要派人来侦察，预先用炒面拌糖稀，捏成段段撒在篱笆下，好歹救了一命。但作为诗人的袁凯却永远地消失了，消失在封建专制的罗网下。一个脖子上套着锁链、满口疯话的诗人，纵有旷世才华，也绝对写不出诗来了。与之相比，当年的陶渊明倒是幸运得多，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家门前的竹篱下还有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你看，"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生存空间有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文化空间也有了。他的田园诗也因之写得相当精致，还有什么不惬意的呢?而到了袁凯这个时候，竹篱下早已失却了清新闲适的意趣，零落芜秽，一派阴森肃杀之气。那根血迹斑斑的铁锁链，不光是套在袁某人的脖子上，而是套在一个时代、整整一代中国文人的脖子上的。
　　一个诗人，就这样疯疯癫癫地走在大明的京城里，脚下是六朝碑板(朱元璋曾下令用六朝碑板铺街，以致"城内自夫子庙以外绝无宋元之碑刻")，这是一种多么惊心动魄的奢侈!真草隶篆，琳琅满地，走在上面，每一步都踩着一段历史、一阙绮丽风华。远处的宫城在烟雨凄迷中只剩下一抹淡淡的影子，景阳钟响起来了，是不是又要杀人呢?
　　冤死在宫城下的还有一些女人。在一个男性为主导的世界里，她们大都因为是罪臣的家属而被株连遭祸的。但有时也不尽然，例如有个叫硕妃的女人，她是当今皇上的家属，可也死得很惨。她的罪过是为朱元璋生了个儿子，朱元璋算算妊娠期只有八个月，怀疑不是龙种，但又仅仅是怀疑，查无实据，只得采取双重标准：儿子还是承认的，硕妃却被打入冷宫，受铁裙之刑。今天我们已无法想象铁裙是一种什么刑具，而一个女人日夜穿着铁裙将是什么滋味，反正硕妃被活活地折磨死了，她留下的那个儿子叫朱棣，几十以后，他率领大军攻进了南京城。
　　朱棣当然不是来为母报仇的，因为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庶出，"朕，太祖高皇帝嫡子也"。他到南京来是为了争夺皇位，而当时的皇帝是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朱允文。这场朱家叔侄之间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结果侄子失败了，在宫城的一片大火中，建文帝不知所终。朱棣堂而皇之地登上奉天殿，改元永乐--仅从这个年号，就足以令人想起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大事。
　　作为悲剧人物的建文帝，其下落一直是历史上扑朔迷离的疑案。说法颇多的是，他并没有在大火中烧死，而是从地道出了城，流落到川康云贵地区当和尚去了。前两年，我又看到某学者的两篇考证文章，说建文帝出家的地方就在苏州附近的穹窿山，旁征博引，言之凿凿。这样的结论即使从史料角度能自圆其说，可也根本有悖于人物的性格特征。试想，苏州南京近在咫尺，建文帝居然在此悠游了几十年，如果真有这样的胆量，当初何至于失败得一塌糊涂?一般来说，后世的文人对建文帝是倾注了相当大的同情，这个性格仁柔的皇太孙登基以后，从科举场中起用了一批儒生，试图对朱元璋的"严猛之政"进行调整，但因此也激化了与分封在各地的一大群叔叔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说到底是江南文人集团和贵族亲王军事集团的矛盾，结果是，文人的清谈敌不过藩王的铁甲长戈。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倒霉的永远是文人。
　　朱元璋当年的那种心态现在又轮到朱棣来体验了。进入南京以前，他还比较自信，因为在军事上他比较有把握。但自从跨入皇城的那个时刻开始，一种危机四伏的感觉便时时侵扰着他，皇帝也不好当呢，特别是一个背着"篡"字的皇帝更不好当。心理上的虚弱往往转化为统治手段的残酷，还是老办法：杀人!
　　杀什么人?杀文人。
　　中国的文人又面临着新的一轮屠杀。所不同的是，洪武年间的文人面对屠刀一个个都想躲，他们或装傻卖乖，或遁迹山林。但躲也难，终究还是丢了脑袋。而这次却一个个伸着脖子迎上来，有几个甚至身藏利刃欲与朱棣以死相拼(例如御史大夫景清、连楹)，因为建文帝对他们有知遇之恩。文人其实是很脆弱的，他们容易受宠若惊，容易因一句"士为知己者死"的古训而豁出去。本来，在战场上和朱棣拼死作对的是武将，但武将反倒比较聪明，谁胜谁负，横竖都是姓朱的当皇帝(用朱棣的话就是"此朕家事")，因此，势头不对，干脆倒戈迎降。只有魏国公徐辉祖象征性地抵挡了一阵，然后跑进父亲徐达祠中静观事态发展。他不怕，家里有老皇帝当年赐的"铁券"，可以免死；自己又是朱棣的"孩子他大舅"，估计朱棣也不会拿他咋的。这样，剩下的便只有一群认死理的文人，等着吃人家的打击报复。
　　朱棣的打击报复毫不含糊。作为建文帝股肱重臣的齐泰、黄子澄皆磔死一一关于这个"磔"，我不得不翻了一会儿词典，才弄清它是由秦始皇那时候的车裂演化而来的一种酷刑。全国知名度最高的大学者方孝孺被诛十族。礼部尚书陈迪一家被戮前，朱棣竟然叫人将其几个儿子的舌头和鼻子割下来炒熟，强塞给陈迪吃，还丧心病狂地问他"香不香"……
　　午朝门前这些血淋淋的场面实在是过于阴森恐怖了，那么，把目光移向冠盖云集的朝廊，看看御案上那些堂皇的圣旨吧。
　　副都御史茅大方被杀后，其妻张氏已经56岁，但仍被发送教坊司"转营奸宿"，不久死去。有关方面负责人奏请处理，朱棣下旨云："着锦衣卫吩咐上元县抬到门外，着狗吃了，钦此!"
　　齐泰的妹妹和两个外甥媳妇及黄子澄的妹妹，也被发送教坊司。四名无辜妇女，每天被20多条汉子看守，都被轮奸生下一孩子。有关方面又奏请旨意，朱棣下旨云："依由他，小的长到大便是个淫贱材儿，钦此!"
　　原北平布政使张呙的亲属被押赴京师后，朱棣下旨云："这张呙的亲属是铁，锦衣卫拿去着火烧。"当然又是"钦此"!
　　这种流氓气十足的丑行秽语，竟然出现在堂堂正正的红头文件中，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我们不知道朱棣在写下这一个又一个"钦此"时是一种什么心态，他濡濡墨，望着宫城巍峨的殿角，或许有一种报复狂的快感和胜利者的洋洋自得。"钦此"，君王潇洒而果决地在杏黄色的桑皮纸上笔走龙蛇；"钦此"，宣旨太监那女性化的嗓门在宫城内拖着尖利的尾声；"钦此"，带着铁环的鬼头刀在夕阳下划出一道道血色的弧线……
　　"钦此"代表着一种为所欲为而不可抗拒的权威。
　　但至少有一个女人对这种权威提出过挑战。
　　她是朱棣的"孩子他阿姨"，也就是中山王徐达的小女儿徐妙锦。朱棣的妻子徐氏早亡，他看中了小姨子，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徐妙锦偏是个有思想有骨气的女人，她对朱棣的人格极为反感。朱棣的"钦此"可以遮天盖地，却遭到了一个女人毫不含糊的拒绝，其泼皮无赖相立时暴露无遗："夫人女不归朕，更择何婿?"意思很明显，天下都在我的手里，你不嫁给我，还有谁敢要你?这种讹诈当然是很现实的。好一个徐妙锦，当下铰去满头青丝，走进了南京聚宝门外的尼姑庵。
　　宫城内外的血腥味，朱棣自己也感觉到了。在这里他杀人太多，积怨太深，冥冥之中总见到一双双怨忿的眼睛包围着他，他要冲出这种包围。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出巡、亲征，把宫城作为一堵背景墙冷落在身后。对这座江南的宫城，他有一种本能的隔膜感，虽然这里是父亲的定鼎之地，但他自己的事业却是从北方开始的。"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这都是文人的屁话。这里的山水太小家子气，连气候也令人很不开心，一年四季总是潮滋滋的，午门前杀几个人，血迹老半天也不干。多杀几个，便恣肆张扬地浸漫开去，銮驾进出，车轮碾出一路血红，沿着御道迤逦而出，一直延伸得很远，这似乎不是圣明天子的气象。因此，无论是出巡还是亲征，他总是往北方跑。那雄奇旷远的大漠，好放缰驰马，也好尽兴杀人。黄尘滚滚，风沙蔽天，纵是尸山血海，顷刻间便了无痕迹。在这期间，他先是选定了昌平黄土山的一块风水宝地为自己经营陵墓，又下令在北平建造新的宫城。几年以后，他下诏迁都，回到他"肇迹之地"的北平去了。
　　离开南京之前，朱棣还心思念念地惦记着江南的文人。当初从朱元璋的屠刀下得以幸存的才子解缙，前几年因得罪朱棣被囚于锦衣卫狱，朱棣查看囚籍时发现了这个熟悉的名字，皱了皱眉头："缙犹在耶?"语气中流露出显而易见的杀机。锦衣卫的官员和解缙有点私谊，破例采取了一种比较有人情味的做法，让解缙喝醉了酒，将其埋在积雪中捂死了。这是朱棣对江南文人的最后一次报复。
　　但这一次绝对没有流血，午朝门外只有一堆晶莹的白雪，埋葬着一个正直狂傲的文人。在他的身后，那座在潇潇血雨中显赫了半个多世纪的明宫城的大门，缓缓地关闭了。
　　主角一走，南京宫城便有如一座被遗弃的舞台，立时冷落下来。但场面还不能散，生旦净末丑也都按部就班地预备着，因为这里仍然是南北两京之一，六部内阁一个不少，只是少了一个皇上。当然，这里的尚书侍郎们大都属于荣誉性的安排，他们可以看相当一级的文件，可以领取一份俸禄，可以受用"部级干部"的车马品服，却没有多少实际权力。京城离他们太远，皇上的声音通过快马传到这里时，已经不那么朗朗威严。留守官员们与京官虽然免不了那种千丝万缕的瓜葛，但毕竟不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因此，只能从邸报上揣测京师那边的连台好戏：某某倒台了，某某新近圣眷正浓，京城的米价看来涨得挺厉害，等等。放下邸报，他们感慨一阵，说几句不痛不痒说了等于没说的官话，然后早早地打道回府。京城里的事情太多，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皇上很少顾得上向这里看几眼。而且自迁都以后，后继的皇上都没有永乐大帝那样的精力，一个个病恹恹的，因此也根本不会想到巡幸南都。南都在冷落和无奈中已显现出衰颓的样子：大树砸坍了殿脊上的龙吻，廊柱上的金粉一块一块地剥蚀了；午朝门正中那专供銮驾进出的宫门年复一年地紧闭着；黄铜门钉上的锈迹正悄悄地蔓延开来，如同老人脸上的寿斑；值宫太监迈着龙钟的步态在官城内踽踽独行，夕阳下拖着长长的身影。
　　皇上大概是不会再来了。
　　南京宫城的大门整整关闭了100年，正德十五年(1520年)，皇上终于来了。
　　来的自然是正德皇帝朱厚照，他是朱棣的六世孙。大概有愧于几代先人的脚头太懒、欠债太多，他在这里一住就是一年，并且在午朝门外还导演了一场具有相当观赏价值的好戏。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什么样德性的都有，好玩的也不少，但是像朱厚照这样玩得出格、玩得豪爽阔大、玩得富于浪漫色彩的，恐怕绝无仅有。他是皇上，富有四海，这份大家业足够他挥霍的。但皇上自有皇上的难处，那一套从头管到脚的封建礼法也实在是令人不好受。朱厚照的潇洒之处在于，他既充分张扬了家大业大手面阔绰的优势，又把那一套束缚自己的封建礼法看得如同儿戏。且看《明良记》中的一段记载：武宗在宫中，偶见黄葱，实气促之作声为戏。宦官遂以车载进御，葱价陡贵数月。
　　这种以黄葱或芦膜之类"实气促之作声"的儿戏，相当多的儿童都玩过。但作为皇帝的朱厚照也来玩，且玩到"以车载进御，葱价陡贵数月"的程度，算不算有点出格呢?
　　这还只是在官城内小玩。
　　要大玩就得走出宫城。朱厚照常常简装微服。一声不响，一个人一走了之。如果有什么人来劝阻，对不起，那就请他吃家伙一一廷杖。朱厚照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口外的宣府大同，据说那里的女人水色特好，正对他的口味，所以他见到什么样的女人都像皮匠的针线--逢着就上。京戏《游龙戏凤》所演的，就是他在宣府的一段艳遇。既然上了后世的舞台，可见是盖棺论定的了。戏中的那些调情场面自然意思不大，不过有一段台词却写得相当不错：正德说京城里的皇宫是"大圈圈里的小圈圈，小圈圈里的黄圈圈"，他一概住不惯--倒很有几分个性解放的味道。
　　现在，他到南京来了，带着一个从口外嫖来的叫"刘娘娘"的妓女。
　　朱厚照这次南下，有一件很风光的事。不久前，宁王朱宸濠伪称奉太后密诏，在南昌起兵反叛。这场闹剧来得快去得也快，前后不过43天，赣南都御史王守仁只用3000人马，就把朱宸濠捉进了囚车。但朱厚照却偏要小题大做，下诏御驾亲征，他是想借机到南方玩玩。大军刚出了京师，就已经得到了王守仁的捷报。朱厚照怕搅了南游的好事，命令封锁消息，继续前进。一路上旌旗蔽日，翠华摇摇，数十万大军实际上成了皇上的仪仗队，这样的大排场真是少见。
　　凄清冷落的南京宫城立时冠盖如云，午门正中那锈迹斑斑的大门被打开了，阳光喧嚣而入，铺满了苔藓阴湿的御道。六部的官员们翻箱倒柜，寻找自己的朝服和朝笏。平日闲得无聊的太监们忙得颠儿颠儿的：皇上要在这里导演一场"献俘阙下"的好戏哩。
　　那么，就拉开帷幕，轰轰烈烈地开场吧。
　　"献俘阙下"本来有一套固定的程式：俘虏从前门经干步廊、承天门、端门解至午朝门，沿路禁军森严，刀剑林立，呼喝之声如山鸣谷应，那种凛然至尊的威慑力令人不寒而栗。皇帝则在午门城楼上设御座，一面展示天威、亲自发落敌酋，一面嘉奖有功将士，这场面不消说是相当威武壮观的了。但朱厚照还觉得不过瘾，他是大玩家，玩就要玩个刺激，而不能仅仅满足于一幕走过场的仪式，他自己也应该走下城楼，做一个威风八面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呆坐在城楼上的审视裁判。于是，他设计了这样的场面：朱宸濠等一千叛臣从千步廊外被押过来了，只见当今皇上戎装罩甲，立马于旗门之下，喝令将叛臣一律松绑，任他们满场奔逃，皇上则策马扬旗，指挥将士分兵合击，在惊天动地的擂鼓声和呐喊声中一举将其抓获。这样一铺排，自然精彩且绝伦矣。可朱厚照兴犹未尽，又别出心裁，要移师玄武湖，把朱宸濠投之湖水，让自己亲自生擒活捉(那个倒霉鬼是在鄱阳湖中被俘的)，因是日风浪太大，臣下再三劝阻，才不得不作罢。
　　尽管如此，午朝门前的这一幕活剧，从创意到表演，从排场到气氛，都"玩"得相当圆满。经国伟业，治平武功，竟如此轻松地演化为一场游戏，当今皇上总算让南都的臣僚们开了一回眼界。
　　明代的皇帝，大体上是麻布袋草布袋，一代(袋)不如一代(袋)。到了正德皇帝朱厚照这个时候，开国之初那种叱咤风云、雄视高远的自信已经消磨得差不多了，内忧外患，危机四伏，整个王朝的架子虽没有倒，可内囊却已空了。朱厚照既然没有中兴振作的能耐，便只能借助于午朝门外这种虚张声势的表演来作为自己脆弱心理的支撑，这实在算得上是一个时代的气象。可以设想，在朱元璋和朱棣那个时代，对献俘大概是不会这么看重的，他们打了那么多的仗，有些仗甚至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很值得一提的。俘虏进京了，很好，该杀头的杀头，该流放的流放，一道朱批便发落了。他们也不缺乏参与意识，一次又一次地亲征，骑着烈马，操着长戈，在血雨腥风的搏杀中展示自己的豪强和雄健，根本用不着在午朝门前来一番表演，那没有多大意思。因为他们有一种喷薄跃动的自信，而朱厚照恰恰缺少这种自信。一座行将倾颓的舞台，一群底气不足、强打精神的演员，一幕纯粹属于表演性质的儿戏，这就是16世纪中期的明王朝。
　　是的，明王朝已经相当疲惫慵倦了，这从皇上离开南京时的步履就可以看出来。一年以后，当朱厚照回跸京师时，远没有他的祖先朱棣北上时那样虎虎有生气，虽然他比朱棣当年整整年轻了30岁。而就在他离开南京三个月后，这位浪荡子就在他寻欢作乐的豹房里"龙驭宾天"了。
　　南京宫城的大门又关闭了，午朝门前的那一幕好戏，成了一茬又一茬的留守官员们永恒不衰的话题。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堪称空前绝后的壮举，因为从此以后，即使作为一种表演，这种机会也再不曾有过，从战场上送来的大多是一败涂地的战报，从来只有自己的总兵督抚被人家杀头俘虏的份儿。在后来的几代君王眼里，那标志着圣朝武功的献俘大典，已经成了一种相当奢侈的憧憬，一个沉埋在风尘深处的遥远的梦。
　　自朱厚照以后，明王朝又经历了六代帝王共120余年，这中间，除亡国之君崇祯外，没有一个不是玩家。但说来可怜，国事日非，风雨飘摇，世道末年似的靡废感年复一年地浸淫着宫城，这几位君王的人格精神也日趋屑小委琐。他们已玩不出朱厚照那样阔大的气派，而只能演化为深宫一隅的自虐，一种心理变态者的怪癖。嘉靖玩方术，最后把自己的老命也搭上了；万历亲政38年，竟有25年是躺在烟榻上的；天启本是个懦弱无用的窝囊废，便只能玩玩斫削雕琢之类，他似乎有希望成为一个不错的木匠，国家却治理得一塌糊涂。至于玩女人，这个绝对古典主义的保留项目，玩到啥时候也是新鲜的。反正国事已经不可收拾了，管它怎么着，豁出去玩个痛快得了。这样，到了不大会玩的崇祯执政前，前人欠下的烂污账却一起要他承担，他只得去上吊。好端端的一份大家业终于玩光了。
　　这是1644年春天北京的一幕戏。
　　接下来轮到南京的戏了。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好多王朝来说，南京可不是一处"吉宅"，这里演惯了凄婉动人的亡国悲剧，一个个短命的王朝在这里最后落下收场的帷幕，一队队"面缚舆榇"的末代君臣从这里的宫门鱼贯而出。本来，明王朝已经曲终人散了，可偏偏还要到这里来续上一段不绝如缕的尾声。
　　皇上在煤山吊死了，不碍，三只脚的蛤蟆难找，可朱家宗室里想当皇帝的龙子龙孙多的是。不久，一个从河南洛阳逃难来的藩王进入了南京城。这位整天哈欠连天、委靡不振的藩王叫朱由崧，他坐上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的金銮殿。
　　这个朱由崧实在糟糕透顶，国事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他念念不忘的仍旧是玩。朱由崧当皇帝总共不过大半年时间，这期间干得最起劲的一件实事就是发动老百姓抓蛤蟆，目的是为了用蛤蟆配制春药，结果闹得全城鸡犬不宁、怨声载道，他自己也因此得了个"蛤蟆天子"的称号。朝政已经败坏到了极点，群小弄权，鼠窃狗偷，宫城内弥漫着一股黯淡柔靡的陈腐气息，有如一座阴森森的古墓，这里没有议政的庄严，没有御敌的慷慨，甚至连几句欺世盗名的高调和清谈也没有。每到夜晚，宫墙内笙歌低徊，舞影凄迷，与宫墙外捉蛤蟆的灯火遥相呼应，常常有被奸死的女孩被扔出宫门，新鬼烦冤旧鬼哭，任何人都会感到这种末世的不祥气象。但朱由崧自己倒是坦然得很，他的思维方式相当实际：反正这皇帝是捡来的，不玩白不玩。再说清兵已经饮马淮河，说打过来就打过来了，到那时想玩也玩不成了。就这种德性，送他一句"荒淫误国"也太抬举他了，因为国家本来就不是他的，他是在挥霍别人的家业，所以唯恐来不及。这是南京历史上任何一个末代皇帝也不曾有过的腐朽。陈后主昏聩，还能写出相当不错的《玉树后庭花》，让后人传唱。李煜即使在肉袒出降前，还留下了一首未完成的《临江仙》词，那种对艺术的痴迷，亦令后人感慨不已。可朱由崧什么也没有，他已经完全蜕化成了两脚兽，只有近乎变态的肉欲。这样一个皇帝，这样一个南明小朝廷，当年那么要强的朱元璋如果九泉之下有知，也只能躲在钟山一隅暗暗饮泣吧。
　　南京宫城坍塌了，坍塌在"窝里斗"的闹剧和笙歌舞影之中。事实上，从袍笏登场的那一天开始，南明的权力中心就不在这里的朝廊和大殿里，而在远离宫城的鸡鹅巷和裤子裆。这是两条偏僻的深巷，名字都不怎么雅，但在当时是很显赫的，因为这里住着两个权倾一时的大人物：马士英和阮大铖。马阮联手，把弘光朝的政坛搅得乌烟瘴气。其实这两位倒也是文人出身，马瑶草(马士英字瑶草)的书法和诗文都说得过去；阮大铖甚至可以列入戏剧家的行列，他的《燕子笺》、《春灯谜》等剧作在当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谈兵夜雨青油幕，买笑春风锦瑟房"，这虽说有点王婆卖瓜的味道，但不可否认，他确实是很有才气的。如果把他算做一个文人，那么他便是坏文人的典型，在某种程度上，坏文人比其他的什么坏人都更可怕，因为他们有才，更懂得怎样钻营，怎样整人。这个阮大铖，早年和魏忠贤贴得很紧，却"内甚亲而外若远之"，这可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至于"每投剌，辄厚赂闻人毁焉"，这就更厉害了，既上书讨好权贵，又不留下把柄，马上买通门人把效忠信给毁掉，所以后来魏忠贤事败被抄家时，崇祯就抓不住他投靠的证据。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多事之秋，城南聚宝门外的那条深巷里却每每流泻出抑扬婉转的歌吹和苏白(京剧、昆曲等剧中用苏州话说的道白)，矮胖而多须的阮大铖一边拍着檀板，导演家姬上演自编的剧本；一边盘算着怎样整人，怎样敛财，以及日后怎样改换门庭投靠"建虏"。这是当时宫城外的一幅相当富于时代感的画面。
　　但真正站在南明政治舞台中心的，是一群有骨气的文人，他们每个人的身边大抵还站着一位深明大义的青楼女子。在这里，他们的聚会超越了痴男怨女的小悲欢，呈现出慷慨嘹亮的主调。一辆辆马拉的青油包车或轿子在秦淮河畔的青楼前停下，晚明政治史上的一系列大情节也由此悲壮地展开。包车和轿子里走下侯朝宗、陈子龙、冒辟疆、方以智等复社名流，他们大抵披着那个时代的贵公子所流行的白夹春衫，极是倜傥潇洒，门楣下则迎出李香君、董小宛、柳如是等秦淮名姬，于是脂香粉腻，说剑谈兵，才子佳人的艳歌中流动着民族复兴的宏大主题。这中间，最为哀艳动人的莫过于《桃花扇》的故事。孔尚任真是大手笔，把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浓缩于笙歌红裙之中。上上下下都在忙着卖国求荣、卖友求荣、卖身求荣，只有那淑兰红粉、烟花世界之中还保存着一腔未被污染的气节，这是多么深沉的悲哀。一般来说，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女人面对的永远是男人，选择新主子还是旧主子，主要是士大夫的事情。即使是国难当头，女人所感受的痛苦，一般还是以家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李香君的不同一般，就在于她的爱憎具有更为广阔的时代和社会的内涵。"桃花扇底送南朝"，当一个青楼女子倒地撞头、血溅扇面时，这就不仅仅是对权贵的抗争，同时也是撞响了南明小朝廷灭亡的丧钟。
　　朱由崧的预计大致不差，清兵说打过来就打过来了。不过人家没用得上怎么"打"，人家是堂而皇之地开进南都的。城门两侧跪满了迎降的南明显贵，当年朱元璋耗费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所构筑的城墙，到这时纯粹成了一圈纸糊的摆设。而紧挨着朝阳门的大内宫城，这时也根本用不着担心防卫问题了，这一点似乎早在朱元璋的预料之中。当然，这位刚愎专横的老皇帝也有始料未及的：当年自己最不放心、因而也杀得最多的文人，在明王朝人去场空时，却成了送葬队伍中最为哀戚的～群。
　　清兵过了长江，很快就把明宫城丢在身后，又马不停蹄地向南征讨去了。据说迎降的南明官员为了拍马屁，曾请豫亲王多铎下榻于明宫城，被多铎以"僭越礼法"而拒绝。这里是皇权的象征，岂是可以随便住的?他怕引起摄政王多尔衮的疑忌。因为清廷已经有了一座北京的宫城，不再需要宫城了。
　　那么，就把它冷落在一边，让它慢慢地圮毁湮灭吧。
　　过了200余年，到了清咸丰二年(1852年)的三月，随着凤仪门下的一声轰然巨响，又一个束着黄头巾的草头王进入了南京城，这位从广东来的私塾先生叫洪秀全。
　　现在轮到洪秀全站在钟山之巅来规划宫城了，在可供选择的方案中，明故宫无疑具有相当大的竞争力，但洪秀全断然否决了这座没落的宫城，其原因恰恰是当年朱元璋所不屑考虑的：宫城位置太偏，不利于防卫。
　　历史似乎在磨道上蹒跚了500年，又兜回到原来的地方。500年后的洪秀全挥手之间否决了朱元璋的选择，在重提"防卫问题"的背后，朱元璋那种透着王霸之气的自信和进取意识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
　　洪秀全是到南京来当皇帝的，站在这里，他看到的只有江南一隅的富庶繁华和城高池深，所谓经营八表以取天下的念头已经相当淡薄了。因此，他下令把新建的天王府深深地藏进京城的腹地，这样，他在金銮殿里可以清静些。
　　明故宫拆毁了，一座座当年由江淮工匠营造的崇宏巨殿，被一群来自广西、湖南等地的农民闹哄哄地肢解，那些巨大的梁柱和石料被运往天王府工地，去构建一个新王朝的仪仗。龙吻依旧，鸱尾威严，只是廊柱上被重新涂上了一层金粉。
　　但清静却从来不曾有过。几乎所有的攻防都围绕着天京而展开，奔腾湍急的农民战争巨流，一下子汇成了以天京为中心的回浪浅滩。定都以后，太平天国虽曾有过北伐、西征之举，但西征意在经营上游，屏障天京；而北伐则是以偏师孤悬险地，与其说是犁庭扫穴，不如说是以攻为守。造反却以战略防守为能事，这是令后人不能不为之扼腕叹息的。与此同时，六朝绮罗滋长了天朝内部的安富尊荣意识，随之而来的是人间天国的急剧封建化。忠王李秀成似乎比较清醒，面对清军潮涨潮落般的围攻，他曾多次提出放弃天京，以运动战经略东南的建议，所谓"陛下在外，犹能腾骞天际。若守危城，譬处笼中"，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是洪秀全已经尝到了坐在宫城里当皇帝的滋味，根本不愿再骑上战马颠儿颠儿地"运动"了，他已经失去了那种席卷千军的锐气。完蛋就完蛋吧，天京龙盘虎踞，足够守一阵子的，死了就埋在宫城下，好歹当了一回皇帝。但"清妖"却不肯让他入土为安，曾九(即曾国荃)的湘军进城后，洪秀全被掘尸焚灰，又和以火药，入炮轰散；然后一把火烧光了天王府。黄钟毁弃，天倾东南，大火七日不绝。
　　所有这一幕幕悲剧，早已成了一片废墟的明故宫都看在眼里，它静静地躲在京师一隅，没有悲哀也没有迷惘。世事如棋，天道轮回，转来转去总转不出那个小圈圈。远望着天王府里冲天的火焰，它叹息一声，更加深深地藏进荒烟茂草之中。
　　时在1864年7月，甲子当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