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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2)-02-0045-04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此后党的文化方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所有这些，80余年来史家已多有阐述并形成共识。但是，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促使中国现代文化选择发生重大转折的过程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如何从追求“人权与科学”发展为追求“民主与科学”，从“走西洋式的道路”到“走俄国人的路” 这一重大思想变化的文化原因，却语焉不详。本文仅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五四”前文化选择的西方特色
　　新文化运动以五四运动爆发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通称的新文化运动，普遍认为始于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刊，及其后兴起的白话文运动和反孔教活动。这一运动在当时虽已显现出政治色彩，但尚无马克思主义的介入，而且口号也是“人权与科学” 而不是“民主与科学”。因此，就意识形态说，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可概称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平民化运动。其基本点，在于全面审视、估价戊戌维新运动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实际上是否定“中体西用” 文化体系中那个“中学”的意识形态，而着力重塑一种全部“西洋式”、更准确说是“欧美式” 的文化体系，即所谓“全盘西化”。这是要求脱离封建传统文化体系的一种矫枉过正的表现。
　　所谓“全盘西化”论的说法是不科学的。文化，本属人类共同创造、能为人类共同享用的精神财富。既然文化有其共通点，就应只有特色之别，又何谓“全盘西化”？所谓“全盘西化”，不过是要以外国文化特色全部代替中国文化特色，而这正是“全盘西化”论者不愿承认的。胡适就曾一再声明，希望用“彻底现代化” 取代“全盘西化”的用语。尽管严格说来，这场以外国文化特色取代中国文化特色的新文化运动不是他而是陈独秀首倡，但后来陈独秀的文化思想发生重大转变，他却在“全盘西化” 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再与其他同代人作一比较。如严复是既通晓外国特色，又通晓中国特色的文化巨人，但他选择了中国特色为方向，成为中国第一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梁启超也是一位文化巨人，且通晓中国特色较外国特色为多，但在对待中西方文化方面，他能与时俱进，接受挑战，敢于用中国不只孔孟一家的全部文化特色与外国特色抗衡，从而开辟了“中体西用”文化交融的新途径，成为中国第二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并形成与“全盘西化”派平分秋色的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文化与政治派别，即通称的新传统主义或当代新儒学的创始人。胡适本来也中西兼通，但他在行动上宁取外国特色，唯英、美文化马首是瞻。当向往“法兰西文明”的陈独秀于1919年果断地选择了法国革命式的方向，很快又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之后，胡适仍固守五四前新文化运动阵地而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代“西化”即西方特色自由主义的当然领袖，“全盘西化”也随之好像一直就是“全盘英美化”。
　　 二、陈独秀首倡“人权与科学”
　　五四前夕，北京民国政府不仅以孔孟之道压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想，还企图用其规范正处于发展中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行为，而自己却实行老庄哲学的极端主义。这以袁世凯瓦解国会，祀天祭孔，复辟称帝最为典型。旧势力对民主思想的压制和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蔑弃，使国家与社会处于暴力肆虐、四分五裂的状态。
　　在此情况下，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认识到，与地主阶级当权派在政治上寻求走同一条路已不可能。必须割断与封建统治者相联系的脐带，走自己的路，全面引用欧美的个体本位主义伦理观，大力提倡个体人的自然权利意识，扩大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为反封建的民主运动准备条件。这是五四前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使命，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平民化运动的实质，也是五四前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人权与科学”的原因所在。
　　1915年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最早将个体本位主义伦理观的建立与社会政治密切地联系起来，该文不啻与地主阶级当权派意识形态决裂的宣言。
　　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时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激进民主主义者。那时他还是欧事研究会会员，是《甲寅》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并且明确表示不同意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立场。报此看来，他应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阵营中的一员。这并不奇怪，中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早年都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无政府主义就是极端化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的是人类解放；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人人自由。区别在于无产阶级提倡的是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则是为先解放自己奋斗。但两者在反对封建专制和殖民压迫方面有着某种共识。所以，真正希望人人皆能得自由的理想主义者，尝试接受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很难的事。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认为，革命并不应只是少数人的党派活动，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注：陈独秀：《一九一六》（1916年1月15日），《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页。）。多数国民之所以没有被发动起来，主要是因为封建的传统文化、伦理道德还在束缚着他们的思想。所以，必须启发民众觉悟，使他们与封建伦理观念决裂，代之以新的伦理观念，即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本的具有西方文化特色的伦理观。
　　陈独秀认为：酉方文化的核心是“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而中国封建文化则是以“家庭本位主义”、“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为特征的。他从比获中得出结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1916年2月15日），《独秀文存》，第41页。）这就是说，如果不以绝对自由的个性解放取代“以群为本”的中国特色伦理观，则现行的“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与议会政治就犹如恍惚迷离的镜花水月。1916年底，陈独秀明确表达出“全盘西化”的文化设想：“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注：陈独秀：《宪法与孔教》（1916年11月1日），《独秀文存》，第79页。）陈独秀提倡的这种与孔教“不可相容”的“西洋式”的文化基础是“平等人权”、“自由平等”，是法国革命的产物。陈独秀从这时起直至1919年，追求的是法兰西文明，也是众所周知的。
　　 三、由“人权”到“民主”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分野
　　但是，“西洋式”的国家、社会、信仰及伦理思想的确立，由黑暗的中世纪发展到法国革命并不是一蹴而就，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几百年间一浪接一浪的文化革命运动演进的结果。其间两个关键的先行性文化运动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主要的贡献是发现“人”的存在和价值，那时还谈不到“权”。它依靠自然科学的进步成果否定“上帝”的存在，并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有反映人的价值的人文科学的步步前进，才能揭露教会的恶行，实现“人”作为人而存在的权利。始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其目的就是要最后剥夺教会的世俗权力，进而涉及到“人”的实际权利和权力问题。当时，“人”向教会争取的主要是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力，所以西欧300年间宗教战争连绵不断，一直延续到法国革命时代。在此过程中，也是科学启发了人应有的权利和权力意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进一步发动提倡个性解放为特征的理性主义的人权平等运动，才有此后多数人为资产阶级夺取权力的民主革命的发生。
　　回顾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有助于理解五四前文化选择从内容到形式的“西洋”化特性。当然，其中差异在于作为五四前新文化运动对立面的“孔教”本身并非宗教，社会性敌人也不是教会，而是封建官僚机构。这就造成了五四前的文化选择一开始就必须同时发动对封建意识形态及封建政权的挑战，从而迅速向“民主”阶段跃进。
　　这样，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发动新文化运动时便以科学与人权为口号，模拟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运动，在进行过程中就不能不发生目标转移与发展方向的分野，最终形成了人们现在所认识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它体现了提倡白话文、文学革命、平民教育以及疑古思潮的人文科学的作用，而提倡与普及自然科学的目标则转向了实际针对社会底层民众的落后意识与生活处境，即胡适所说的“五鬼闹中华”那种需要长时间及足够手段才能克服的贫穷、愚昧、迷信、疾病等现象。
　　然而，普及科学与争取人权的文化革命运动，在西欧所针对的是教会这样一个强大的权力目标，并伴随着以百年计的流血战争，而在中国，对于某些人来说，这场运动却只成为目标移向下层民众的点滴改良，白话文与文学革命或贫民教育本身似乎就成为五四运动以前，甚至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胡适和蔡元培极力追随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英国哲学家罗素与美国教育家杜威，成为“全盘西化”新文化运动的象征，而提出“科学与人权”口号、提倡走西洋式道路的最初发起人陈独秀，却好像脱离开了“文化”范围。实际上，正是陈独秀坚持了“科学与人权”的正确方向，并最终将运动导向民主革命，这才是切合中国历史需要的文化选择。
　　但是，中国毕竟与西欧不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不可能像西欧那样以百年计的时间去改良大多数普通人的命运，它需要的是立即进行民主革命。在这方面，陈独秀依旧是五四文化选择的首先觉悟者。1919年，他超越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式的解放个性及儒家思想的羁绊，跃进到了要求民主与权力的阶段。他以《新青年》杂志名义，实际上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动员群众力量向整个反动黑暗社会宣战，直接攻击事实上禁锢个人自由权利的中国“巴士底狱”——封建专制政权，以求进一步解放广大人民群众，形成社会民主力量。他于1919年1月发表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简称《答辩书》），即是一篇要求人民权力的檄文。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陈独秀用“民主”口号代替了“人权”口号。随后发生的五四爱国运动，证实了陈独秀的选择是正确的。
　　“人权”和“民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权”是指人的个人权利(rights)；“民主”是指人的社会性权利，有否定少数人专政强权与少数人权力服从多数人社会性权利的内涵，泛指人民的权力(powers)。“人权”的“人”是单数(man)，源于法国革命时的《人权宣言》，指人的自然权利，包括政治参与权利，是“自由”的属性。“民主”的“民”是多数(people)，源于希腊之“德谟克拉西”。“德谟”意为平民，“克拉西”意为政制、政体或政权，是一种政治制度，是“权力”的属性。有时，“民权”一词与“民主”通用，严复就曾这样使用，孙中山也使用“民权主义”。民初曾有过“国权”与“民权”之争，但其意皆为政治“权力”，而以“人权”代用“民权”的则不多见。
　　但不知为何，有些学者将“自由”与“民主”、“人权”与“民主”混用。例如，说1915年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所用的“人权”口号，亦可称为“民主”。其缘由，可能是因为忽略了陈独秀自身思想的发展。1915年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高举“科学与人权并重”大旗；1919年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他又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但4年间陈独秀思想的发展变化，却被某些学者所忽视。
　　其实，“人权” 与“民主”概念并不一致，而“民主”和马克思主义概念也不完全一致。就在与《敬告青年》同日发表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陈独秀将“人权”与“民主”的概念已区别得很清楚。他指出：只有“人心”与“人权”觉醒之后，才能有“群起”之举。他在文章中将“法律”与“民主” 并提，认为它们同属“权力” 范畴。那时，陈独秀强调的是“人心” 的觉醒，而不是号召“群起”的运动，更不是要求掌握使法律“民主”化的权力，故用“人权”，而不用“民主”。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的独到之处在于，认为主张科学与人权的人，已构成具有强大力量的多数社会群体，有权要求限制信仰孔教与“旧政治”的少数人与专制集团权利，有权剥夺这些人与专制集团的权力。1919年1月，陈独秀还提出了“民主”的内涵是指多数人的权力，指斥议员等少数人不得以全民代表自居：“老百姓的发言权，固然无人能来剥夺，但是一部分的老百姓可以自居为全体老百姓来发言吗？”（注：陈独秀：《请问蒋观云先生》（1919年1月26日），《独秀文存》，第398页。）
　　当时，林琴南将《新青年》的“罪状”归纳为两条：一曰“覆孔孟”，二曰“铲伦常”。蔡元培的立场是既应有立孔孟、正伦常的自由，也应有覆孔孟、铲伦常的自由。立其所应立，铲其所当铲，兼容并蓄，优胜劣汰。而陈独秀在《答辩书》一文中的立场则是：“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塞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答辩书》除了认为“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洁、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 的“破坏” 没商量外，还大力主张“破坏旧政治（特殊人治）”。政治属权力范畴，“人权”有权利参与，无权力破坏；“民主”则不同，既有权利参与，也有权力破坏。
　　1915年至1916年陈独秀的“人权”思想，是主张人们与孔教伦理思想决裂，建立“西洋式”的新信仰，为建立新国家、新社会奠定思想基础。而1919年的《答辩书》则号召人们实行“破坏”行动，并触及到现实政治。如陈独秀发出“除三害”，即“军人害”、“官僚害”、“政客害”的号召就是明证。他说：“若想除这三害，第一，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政治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第二，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注：陈独秀：《除三害》（1919年1月19日），《独秀文存》，第393页。）。而要做到“除三害”，就必须有“民主”来保障。五四运动正是在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下，打破了封建政治和伦理纲常的桎梏、以至意识形态的樊篱，才发展成为一场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这面民主的大旗可以激励爱国志士们义无返顾地勇往直前，开辟一个超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局限的历史新时代。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现代文化选择发生了重大转折。其主要特色是，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基础上，以民主与科学为武器，革新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探求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崛起的道路，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尽管运动的倡导者过分夸大了文化伦理观念对政治的作用，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也存在着某种极端主义的倾向，但他们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认识，对新伦理观变革现实的重大作用的认识，已较前人大大地向前跨越了一步。他们抛弃传统文化的糟粕，汲取西方文化的精华，向以孔教为核心的封建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和批判，带来了人们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大解放，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革命意义和作用。他们以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提出信仰自由，反对思想专制；主张人权平等，反对等级制度；主张人格独立，反对人身依附，从而使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从封建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中共党史研究京45～48K4中国现代史刘景泉20022002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先进分子从“人权与科学”到“民主与科学”、进而从“走西洋式的道路”到“走俄国人的路”的文化选择，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莫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选择/马克思主义传播A Signal Turn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al Option--On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intheMay Fourth Times　　Liu JingquanIn the course of theNewCulturalMovementin the May Fourth Times,the advanced Chinese elements made twocultural options in succession.One is from "Human Rights andScience" to "Democracy and Science".The otheris from "Takethe Western Way"to"Take the Russian Way".These cultural options represent theturn ofthemodernChineseculture.They promote the wide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thuslaythe solid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founding of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its representing ofthe orien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dvanced culture.刘景泉 1955年生，现为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天津 300071 作者：中共党史研究京45～48K4中国现代史刘景泉20022002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先进分子从“人权与科学”到“民主与科学”、进而从“走西洋式的道路”到“走俄国人的路”的文化选择，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莫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选择/马克思主义传播

网载 2013-09-10 21: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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