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典·房子丁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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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傳統

房子

你躲在房子里

你躲在城市里

你躲在冬天里

你躲在自己的黄皮肤里

你躲在吃得饱穿得暖的地方

你在没有时间的地方

你在不是地方的地方

你就在命里注定的地方

有时候饥饿

有时候困倦

有时候无可奈何

有时候默不作声

或者自己动手做饭

或者躺在床上不起

或者很卫生很优雅地出恭

或者看一本伤感的爱情小说

给炉子再加一块煤

给朋友写出封信再撕掉

翻翻以前的日记沉思冥想

翻翻以前的旧衣服套上走几步

再坐到那把破木椅上点支烟

再喝掉那半杯凉咖啡

拿一张很大的白纸

拿一盒彩色铅笔

画一座房子

画一个女人

画三个孩子

画一桌酒菜

画几个朋友

画上温暖的颜色

画上幸福的颜色

画上高高兴兴

画上心平气和

然后挂在墙上

然后看了又看

然后想了又想

然后上床睡觉

1984.12

丁当现场访谈录

（由于意外，损失了开始的半小时录音。）

丁当：……最早喜欢的几个诗人，包括普里维尔。他们真正震撼我的东西其实就是他们的节奏。比如昨天我和朱文谈到吕德安的诗。吕无疑是目前中国最优秀的诗人之一。但是我对他的东西谈不上酷爱，其原因就是我认为他的作品缺少真气。我对我自己作品的要求就是哪怕有些句子不完美，有些败笔，但它必须具有真气。而你说的节奏也有可能就是这真气。（“就是气流的运行？”）对。也许你会认为我的诗里会出现真气乱走，可能的。

记者：有些人在谈到诗歌写作时喜欢用一个词：操作。而你的观点是：反操作。你认为一首诗最重要的是凝聚在心中的一口真气，是吗？

丁当：可以这么说。但是这口真气不能走火入魔。去年西安的伊沙请我一定看看他的作品。我对他说，你的东西要防止走火。他听后很吃惊，他认为丁当作品的伟大之处就在火。（笑）

记者：是啊……

丁当：前一阵他给我写信说看了我的近作，非常吃惊，我人到了深圳，说不写不写了但是一写居然还能写这么好。当初他可以留在北京，之所以去西安就因为西安有丁当，一个纯粹的诗人。西安是一个能够产生大诗人的地方。也许我不该说这个话。（笑了笑）

记者：在众多的诗人中，我觉得你的作品给人的第一印象最为深刻。许多诗人都想达到这么个效果，所以他们去研究声音，研究音乐。但是你好像是天生得来的。你的节奏可以说是第一节奏，像打击乐，请问你是怎么获得的？

丁当：上帝之手。（大笑）

记者：是不是你喜欢的读者是从不读诗的人？

丁当：对。比如我们再讲吕德安，他的诗就是诗人里的诗。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准确不准确。

记者：需要训练有素的读者是吗？

丁当：对。但是我认为一首诗应该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我在写作时假想的读者肯定不只是诗人。一半是诗人，另一半就是从不读诗的人。这是两个世界。我有时问自己，这会不会成为写诗的一个障碍。你的诗要分成两个世界，所以你的诗就达不到某种纯粹性。这个问题我想我至今还没有解决好，往下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如果要让这个世界统一，统一到哪一部分去，我还没想好，是到第一世界，还是到第三世界……（笑）

记者：读你的诗——不管是愉悦的，还是悲伤的——总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笼罩始终的毁灭的氛围。而且你的写作方式是一次性的，从不留底稿。我想到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你以及你的作品，“毁灭”再合适不过了，你同意吗？

丁当：自从我自觉写作以来，我认为我的作品没有好坏之分。若干年后，我把它们放到一起来读，仍然是这样认为的。确实它们都一样，每一首对我来说都是必要的。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既然不留底稿了，就都不留底稿。它们就像生活一样，可能是完美的，也可能是不完美的，但永远是过去的。

记者：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完美。你在诗歌写作中对完美感兴趣吗？

丁当：我认为完美会导致生命力的终止。我很难想像一个人一辈子都在写完美的诗，那是不可信的，完美是毁灭的终止，我宁愿毁灭只是一个过程。我是一个贪图享乐，有情欲的男人，至少我不愿意做任何形式的自杀。

记者：你的近作，比如《现代汉诗》1992年刊登的《秋天》、《乘喷气机去南方》，我觉得节奏要比以往舒缓得多，平和得多，是年龄所致吗？

丁当：大概是吧。人不会一直愤怒。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趣味不可能没有变化。就像一个男人一辈子不会只对一种类型的女人感兴趣。或者是出于无奈。

记者：韩东在一篇文章中说，“别人都可以不写诗，但惟独丁当不可以”，很多的人写作好像都是针对文学史而言的，而你完全不同。我想问一句，你对进入文学史感兴趣吗？对不朽感兴趣吗？

丁当：我都不感兴趣。

记者：如果可以让你自由选择，丁当先生，你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包括地点，职业等等。

丁当：到现在为止，我还一直“生活在别处”。现在你让我说，我就会说一些我没经历过的东西，我可以这样回答你，我没经历过的生活，是我愿意选择的生活。但另一种说法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以此来对自己解释长期居住在某个地方的原因。

记者：问一个老的问题，你为什么写诗？

丁当：我写诗肯定不是为了取悦某一特定人群。我写诗更多是为了朋友和女人。同时，朋友和女人把我的诗分成了两个世界。如果一个男人当我的面夸我的诗，如果他不是我的朋友，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毫无意义，跟我有什么关系？

记者：你相信伟大的爱情吗？

丁当：当然相信。而且这一辈子这个梦想都不会破灭。如果我爱一个女人，我相信我就会做到忠诚，可能是一个伟大的情人。当然，这么说也是为了“骗取”爱情，或者“巧夺豪夺”。

记者：时间呢？所谓伟大的爱情，我想都有一个时间约定在其中。

丁当：当然，我也许经不住考验。（笑）也怕对方经不住考验。而且有过那回事以后，你往往会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就像我写一首诗，写作时用笔拼命地趋近，一首诗写完以后又觉得什么也没有。

记者：你好像还没有公开出版过诗集，是吗？你对自己作为诗人的将来，作过考虑吗？

丁当：没有，我的诗只是被选入各类选本中，和各个不同的诗人站在一起。前两年台湾一家出版社就约我出诗集，但我迟迟没有收集全。我为自己的将来只做过一件具体的事情，那就是买了一套《二十四史》，那是给我晚年时看的。谈到出诗集，对我来说，无非有两个用途。一是送给朋友，二是用来献给情人，所以诗集里的照片如果印得不清楚，这本诗集也就没啥意思啦。

记者：你自己记得你自己写的哪些诗吗？

丁当：不是我自己记得，而是别人记得，他们老在耳边重复这些诗，我对它印象就深了。有《时间》、《房子》、《爱情夜话》、《落魄的时候》，还有《爱情故事》等等。

记者：你对自己的诗歌，这些年的诗歌写作如何评价？

丁当：十年前，我就一直打算好好地坐下来，全心投入，恭恭敬敬地写出一些诗来。但是一直没能坐下来，我的诗都是不经意地得来的。我觉得我的东西都属于那种行吟式的。好像都是在走着写的。现在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坐下来，以二十万分的恭敬写一些诗。1986年在南京，我坐着写了一个月，共写了三十几首，那大概是最长的一次。每天早晨起来，一边看外面，一边写……

记者：对不起，我打断一下，你看什么？

丁当：对面阳台的少女。（笑）我有一首诗就叫这个名字，不是吗？

记者：你每天都能看到她吗？

丁当：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当时好像是一个假期，那个姑娘每天早晨都在阳台上读书。她喜欢站着读书。

记者：你当时有没有希望她手里捧着的是丁当的诗？

丁当：当时没有想过，现在再想好像已来不及了。

记者：韩东在《第二次背叛》中说你是一个英雄，原话我记不清楚了。在第三代诗歌运动中，你好像每每也是被这样提及的。你自己怎么看？

丁当：这个“英雄”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韩东大概是从他的某个角度这样说的。我自己感觉，我所谓的英雄，也就是在诗歌里冒充一下英雄而已。我决不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我是一个英雄。我认为我是一个失败者，被现实和梦想追得到处逃亡。每天都在逃亡，但又不知归宿。我从未有过对生活“乘胜追击”那种感觉。所以我注定不能成为世俗的成功者。但又不能“灭却心头火，方能成正果。”所以托梦于诗歌，精神上的逃亡。精神上的逃亡者往往是哲学上的英雄，这似乎又是相悖的。如果没有诗歌，我的逃亡的面目将十分可怜。诗歌赋予我的逃亡一种自我安慰上的意义。或称“挽歌”。

记者：我看你的轨迹觉得非常担忧。我想任何人在一定程度上都在考虑自己的归宿问题。你的归宿是晚年的《二十四史》吗？但是你好像对自己能不能过到这晚年也并不抱希望，是吗？

丁当：我拿长征来打个比方，我在那支队伍里一直是若即若离的，一会儿走出来自己走，一会儿在队伍里和大家一起走。自己走又怕孤独，就回队伍，但我在队伍里又对目的地不抱希望。我不是一个想打胜仗的士兵，只是一个摆脱不了打仗的命运的士兵。

记者：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三代诗歌运动吧。你自始至终参加了，是这场运动中不可缺少的一个人物。回过头来看，你总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吧。

丁当：我认为我好像一直没有置身过这个运动。你刚才提起来，我仍然觉得非常陌生。惟一印象深的好像就是《深圳青年报》上徐敬亚搞的那次大展，大概有一百多号人吧，自己名列其中，感觉像置身于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但又没有什么城堡值得攻打。

记者：创办《他们》呢？你怎么评价？

丁当：如果没有《他们》，现在这些人的状态不会是这个样子。在《他们》创办以前，当然已经有一些人写出好东西，但远远没有达到一种真正的自信。如果有，那也是一种故作的狂妄。真正心里有底的只是少数几个人，是不多的。《他们》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对诗人的写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时我就说过，为《他们》写作。这种方式使很多诗人的才华得以释放。而且《他们》在当时是尤其与众不同的，它是纯粹的作品，而许多民刊就像是旁边摇旗呐喊的角色。《他们》使那些可能优秀的诗人成长为优秀的诗人。不仅如此，可以说，他们启发了一代诗人。

记者：但是，《他们》正被逐渐淡忘，有一个现象你是否注意到：很多人都在有意避免提及这两个字，是吗？

丁当：我觉得被遗忘，我没有感到什么不公正，也没有因此愤愤不平。如果两百年后，《他们》被公正地提及，我觉得没啥意义。虽然我清楚《他们》绝对意义上的作用。

记者：我很想请你谈一谈，你理解的那种诗歌写作的灵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丁当：那就是触动，具体的触动。而且这种东西不是你把它写成诗了，它才是灵感。灵感是时时存在的触动，你记录下来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当时你有时间，有写作的环境。

记者：那么，你有没有感觉到，你对将要出现的一首诗有把它们变成文字的责任感？

丁当：没有。要看它们的运气了。

记者：你写作有计划吗？近期计划是什么？

丁当：我写作从来没有什么计划。要说计划也可以说有一个，那就是用一辈子写一本诗集，哪怕是薄薄的一本。

记者：我听说当初在西安你和韩东第一次见面时，你们当中一个人说了一句“我终于找到‘党’了。”是谁说的，你还是韩？这么多年下来，你们“同志”情谊是不是更为深了？

丁当：我记得是我说的。开头我已经说了，韩东的诗让我第一次感到震惊。当时的感觉不亚于二十年代时人们读共产党宣言，（大笑）至于后一个问题，我想不用回答，那是显而易见的。

记者：你现在平常还读诗吗？

丁当：很少，很少。大概两星期能读上一首吧？

记者：是不是对诗已经没有新鲜感了？

丁当：不是，有新鲜感。我还是很希望读到好诗。

记者：翻开一本现代汉语诗选的目录，哪些名字会引起你阅读的兴趣呢？

丁当：除了《他们》的几个朋友（因为读他们的诗已不完全是为了读诗）有两个名字会引起我足够的兴趣：多多和吕德安。还有一些人的诗很不错，可惜读得太少了，不能贸然谈及。

记者：对多多的东西你怎么评价？

丁当：说到底我之所以喜欢多多那种气氛，就因为他和我有相通的地方。他的诗也带有行吟色彩。他出国以后，这种气氛变得更为强烈了。比较而言，我更喜欢他后期——也就是出国以后的作品。

记者：那吕德安呢？

丁当：我是把他的诗歌当作纯粹的诗歌来读的。

记者：你第一次意识到死亡是什么时候？

丁当：差不多十岁吧。有时半夜都会惊醒，想到你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了，而别人照样生活，照样吃饭，照样恋爱（插话：你是说恋爱？）是的。我记得那一年我姥爷到我家来，他是和我住的，他当时已经六十多了。我突然问他，人死了真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这个场景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房间里已熄了灯了。姥爷说，我都六十多了都不想这个东西，你小孩子想什么。起码有一两年这种恐怖老留在脑子里。半夜醒过来睡不着，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了。

记者：现在呢？这个问题不再折磨你了？

丁当：人大了，就学会回避问题了。当然那个问题还在那里。

记者：在你的诗歌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痕迹。

丁当：对，我的诗歌是那种恐惧的转移。

记者：你怎样看待诗人自杀这类事情？

丁当：没有明确地想过。我感觉死亡这东西是世界上惟一真实的东西。面对真实世界我必须守住在这最后一道防线。对海子、顾城的死，别人不能做出准确的评价，不到那一瞬间，你就无法判断。在那一瞬间的他们，已经和我们不是一类人啦。这也是一种完全个人的东西，他们有权利这么做。

记者：最近我读到不少你写的社会经济类的文章。你像你写的那样关心政治、经济吗？

丁当：别忘了，我是学经济的，后来又断断续续读过一些感兴趣的经济着作。但从根本上说那些文章都是出于个人兴趣之作。

记者：你喜欢社会人这个角色吗？

丁当：我不知道你这个“社会”是具体指哪个方面，比如，“人间烟火”我这是非常爱食的。我感觉到世俗生活很快乐。我与它一直非常密切，而且卿卿我我。（笑）我不愿意选择死亡的原因，也在于此。

记者：你这个人六根不净啊。

丁当：是六根不净。这个世界有很多美好的东西，让人留恋的东西。我喜欢出游这种生活，去每一个城市，都能看到一些多情可爱的姑娘。为了这些可爱的姑娘，你也不该去死。（大笑）

记者：那就是说，你觉得有比写诗更重要的东西？

丁当：诗歌在我生活中肯定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我不强调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愿意作为一个诗人渡过我惟一的一生。热爱诗歌和热爱生活是一样的，是一体的。

记者：刚才的问题可以换一种提法，你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哪些因素，是对你的写作有利的，或者会对你的写作构成伤害？

丁当：比如孤独。适量的孤独对一个诗人是有益的，而过度的孤独会使人发疯。能伤害一个人，但是没有适量的孤独也会把诗人毁掉。然后就是个人化的生活。从个人精神上来说，我从来不认为我是地球上人类的一个，尽管从肉体上不得不接受这点，就是说我和大家都一样，成为万千人中的一员，但是从精神上来讲我确实不承认这点。我就感觉自己是宇宙中漂动的一个，周围空空荡荡的感觉，就是一颗星星，也没轨道，就在那儿滑行，就在那儿飘。

记者：而且是一个超越时空概念的游魂。

丁当：对。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诗人确实有千奇百态的东西，有种时代的烙印，时代决定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存状态。如果我们企图回到徐志摩时代，或者再上溯到杜甫那个时代，像他们那样写，那肯定是不真实的。你不是疯子，却有意发疯，不是酒鬼，有意酗酒，都不真实。所以说我们在社会中挣扎，这种对生活的渴望，是惟一能体现你的诗歌状态的东西。

记者：你的诗歌写作，让你觉得这个世界更美好还是更糟了？

丁当：我觉得两者都有，而且我觉得二者增加幅度都同步（不是此消彼长）对。就是你爱这个世界增加一分，恨就增加一分，交织在一起。

记者：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否是你的一个问题？

丁当：这是一个无法选择的问题，我所做的一切只能藉于我是一个中国人。

记者：当然有些人很清楚，在一些现代汉语诗人中，从他们的情操当中你可能看得非常分明，他们为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无限遗憾，他们觉得自己的诗歌可以与英语诗歌比肩，但是他们的爹娘是中国人，你觉得不可解的东西在他们那儿早已有了答案，你觉得这个答案真实吗？

丁当：我觉得这种东西很愚蠢。

记者：这样几句自我认同式的话，第一，我是一个人，第二，我是一个中国人，第三就是，我是地球上的一个人，最后一个，我是丁当，其中哪一句对你最强烈、最至关重要？

丁当：我是一个人。

记者：你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吗？

丁当：我出生、生活在中国，我是一个中国人，就是这样。

记者：面对西方文学，你作为一个汉语诗人有怎样的一个心理？自卑吗？

丁当：我不自卑。我觉得自己和其他汉语诗人都同西方诗人站在一个高度上。相反，这种比较有时让我更加自信。拜伦、雪莱的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能流传，我的更不成问题。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