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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教育部责令整改后，清远市某中学的初一学生领到两本英语教材。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一位自称是该校初一英语老师的网友“我爱老师110”在天涯发帖，图文并茂地展示了上述滑稽一幕。

事情起因，是清远、河源的教材更换决定。2014年7月初，两市教育局先后贴出教材选用情况公示，决定用人教版替下使用了七年的仁爱版。此举招致北京仁爱教育研究所的举报。

教育部不久通知：两市行政干预教材选用、违规更换，应予纠正。仁爱版105936册英语课本在新华书店前停留两夜后，如愿以偿送到了两市学生手里。

吊诡的是，虽然拿到了仁爱版教材，但“教育部没有指示如何处置开学第一天发放至学生手中的人教版教材”，于是十余万名学子人手两本教材。至于教学时该用哪一本，没有任何一方告诉学校。至今，清远市田家炳实验中学的学生上课依然使用“违规选用”的人教版。

这不是偶发事件。

2010年，安徽省五地市学期中途更换学生教材。

2011年，黑龙江省三市多年使用未获批教材。

2013年，海南省教育厅更换中小学教材。

……

更换风波背后，折射出自2001年教育部启动教材多元化改革以来，所伴生的教材选用乱象。

2001年，全国教材市场大门洞开，国家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单位、团体和个人编写教材。这项举措最初希望打破人教社“一统天下”的垄断格局，以无形的市场之手激发教材“百花齐放”的竞争活力。推行至今，极大地丰富了中小学的课堂内容。但在教材编写、审查、选用过程中，也出现了某些乱象。

甚至，一些潜规则渗入到教材市场，它们就像教材圈子的生物链，一环扣一环，形成一座座灰色的高墙。墙内，每一个参与者彼此心照不宣，在默默遵守游戏“规则”的前提下，为教材展开一场场攻城略地的较量。

杨英所在的出版社被无情地排挤在墙外。在她看来，因为随着市场的异化，教材渐成一片江湖，不遵守游戏规则者，似乎难以存活。

若不是教育部一纸责令，清远与广州教材的对接计划还将继续。今年暑假，清远市决议将初中物理、初中化学、小学英语、初中英语、高中英语5个学段的教材全部替换为人教版教材。给出的解释是：“按市政府关于广清一体化的战略要求，我们计划教材将分步实现与广州的对接”。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广东省江门市。去年7月，江门决定将市内184所中学使用的仁爱版初一英语教材悉数更换，被教育部连夜叫停。

在这几起事件中，仁爱自称“受害者”，矛头指向违反教育部通知擅自行政干预教材更换的各市州教育局，以及它的出版社竞争对手。

“对这个事情，教育部和省教育厅都已经定性了，我们就不好再说了。”一开始，江门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黄明亮对教材一事有些回避，但说到仁爱，黄明亮却似乎来了底气，“把仁爱教材替换成外研版的，是因为前者有硬伤。”

黄明亮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了该市2011年和2012年英语中考成绩表，120分的满分卷，平均分为59分和65.5分，优良率仅19.6%和21.74%。江门市教育局认为，成绩差和仁爱版英语教材有很大关系。

“仁爱版初一英语课本从26个字母开始零基础教学，而江门小学三年级就已开设英语课，这等于到了初中又重复小学阶段学过的内容。到了八年级，仁爱英语课程难度突然增加，当事校方表示学生难以适应。”黄明亮这样解释。

于是，在该市于2013年6月19日举行的“2013年秋季初中英语教材选用工作会议”上，7名初中英语教材选用小组成员一致举手表决，赞成“废掉”仁爱版英语教材。

黄明亮拿出当天的会议纪要，上附有7人亲笔签名。此后该局把做法上报给省教育厅有关部门备案，“厅里有关部门负责人并没有持反对意见，相当于默许了。”

但显然事情的发展证明，上级主管没有站在江门这边。

业内人士王华难以理解。他认为江门基于教学考虑更换教材，无错可言。

清远市教育局也不认为本市更换违规：教材选用履行了评审、投票、公示、报省教育厅批准等程序，每一学段安排9名选用评委，除高中英语外，其余各学段参会人员全票通过，完全符合教育部教材选用的有关规定，经得起教育部检查。

双方各执一词，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谁又是背后的既得利益者，似乎难以厘清。

几乎同时，仁爱所卷入了另一场风波。

“英语课本里竟有活页广告，介绍录音带、语法讲解、点读笔、英语字典……这些产品均由课本的出版单位北京市仁爱教育研究所研发。”一条忧心母亲的帖子，自2014年9月开学季伊始，在网络上掀起风浪，至今未歇。截至发稿前，仁爱所以各种理由“婉拒”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2014年11月26日，广州市北京路新华书店教材专柜前，一位家长在帮孩子买教材。五花八门的教材让学生和家长有些无所适从。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几年前，教育部曾做过一项有关教材选用情况的调查，发现有的地方教材选用委员会几年没开会。

当地方行政干预教材选用已成常态，这就像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高凌飚说，选用委员会形同虚设，“领导说用哪个，就是哪个。”

课改之初国家的预想是，由县区一级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选用教材。但这招致各地市教育局的非议，他们提出，如果各个区（县）用不同的教材，整个市不好做调研。逐渐地，区县一级的选择权被架空，主要是地市教育局说了算。

“到最后就是一两个人说了算。”苏教版科学教材副主编卢新祁说，决定权把控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有关负责人手中。

一般是教育局分管中小学的领导，比如基础教育科，而纸面上规定有权选择教材的选用委员会最终流于形式。

有了不透明的选用制度做保护伞，出版社将公关对象锁定在地方教育部门中“能拍板的人”，各种公关手段摆在明面上。

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前，一些出版社隔个一两年就组织省里头能说得上话的人去旅游，近则省内，远则中国香港、海南、台湾，日本……

听说某市教育局副局长的母亲生病住院，某出版社发行人员赶紧登门，日夜守候病床前悉心照料。如此各种故事在各地真实上演。

以至于在2009年，教育部做关于全国教科书质量水平的调查也仅限于内部。“不敢公开，这一公开有些出版社势必跳出来加紧公关。”高凌飚说。

按照教育部最新公布的《中小学教科书选用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办法》），选用委员会由课程教材专家、教研员、中小学校长和教师组成，一线教师不少于一半。但江苏教育出版社科学教材副主编卢新祁却担心放开后，出版社可能派大量的人去公关老师。

在美国，负责选用教材的教育委员会成员囊括各界人士，包括教育官员、教学专家、社区领袖、校董、校长、教师、学生、家长等，同样也是教师比例最高。他们通过公开遴选产生。而后，由教育委员会建议选用的教材，必须公开展示，并举行公众听证会。

连续几年，教材出版业都跻身于“中国十大暴利行业”排行榜。

据业内人士透露，全国中小学教材的总码洋（定价总额）每年在300亿元左右，教辅书总码洋每年在600亿元左右，再加上试卷等有关费用，这是一块市场价1000亿元的美味蛋糕。

正因如此，新《办法》比过去新添了一条“情节严重、涉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为了让教材选用更加顺利，出版社需要“能说话的人”。而这个角色往往由教研员扮演。

教研员是学科教学中的骨干分子，同时身处各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可通过其在当地省市的人脉，帮助出版社教材挤入当地教学用书目录，是出版社打开市场的重要棋子。

游离在行政与学术之间的双重身份，使之成为出版社教材编写组成员的完美选择。

鄂教版科学教材编辑向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般情况下，20个人左右组成的编写组里，成员绝大多数是各省级、地市教研员，少数大学学科教育研究专家，只有三五个是一线教师。

“教材主编一般是高校中权威的学科专家、有一定知名度，可能是教授，甚至是院士。很多主编只是挂个名。”向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般情况下，执行主编才是真正的组织者。

业内人士王华说，“教材编写是有圈子的。”

“说好听些，编写组成员叫利益伙伴，说不好听点，就是利益团体、小圈子。”曾参与过某次教材编写的李东说，圈子外面的人很难进。他就因不是“圈内人”，名字被悄悄从编写人员名单中抹去。要知道，编写人员可以根据发行量和出版社谈报酬。

但更多时候，一些一线老师甘当无名“写手”。“这里头是有利益交换的，教研员和写手教师之间心知肚明。”李东透露，教研员因频繁活跃在评优课、说课评比、教师职称和荣誉称号的评审席中，对一线老师的晋升可施加影响。

“到最后，就是一个草台班子，不可能有高质量的东西出来。”李东说，编写是教材生产的第一步，一旦掺入利益，覆水难收。

如此一来，书本中出现错误亦不足为奇了。2006年，某地方出版社小学课本被发现有六十余处错误，某中央级出版社语文教材上：“韩愈生卒年显示他只活了15年”，“课本插画上，战国时代的荀子‘穿越’到了汉代，看起了纸质书”……

2014年11月26日，广州北京路新华书店内，教材专柜虽然面积不大，但颇受人关注。小小一本教材，却几乎与每个中国家庭相关。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2011年，依据新修订的课程制定标准，全国小学英语26套教材进入初审。两年后，也即2013年3月，全国小学英语教材初审告一段落：19套进入复核，4套需要次年重新送审，余下3套不通过。某省出版社的一套英语教材被刷下。

3月20日下午3时55分，一条短信发至该省教育研究院教学教材研究室原英语科主任黄云的手机：“我社的教材今年一定能进入目录，请您一定放心！”

该套英语教材没有通过初审的消息，在圈内已是众所周知。对方这么说的底气从何而来？这让黄云颇有些疑惑。

待到4月中旬，所有参与初审的专家再次被召集进京，对教材进行复核评审。一位当时参与评审的专家事后告诉黄云：原先的19套变成26套，增加的7套正是当初“生死簿”上已画叉的教材。

虽然这名专家还是一一投了反对票，但无法阻挡7套教材“咸鱼翻生”的脚步。该套英语教材从教育部初审“死亡名单”中“复活”了。

组成中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的成员们，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从学科专家、中小学教研人员及中小学教师中选拔产生，任期四年。

按规定，委员们组成一个信息库，每年参与审定的委员从信息库中随机抽取，不对外公开。

可事实上，“抽取并不是太随机。”一位不愿具名的审查专家说，往往“审查还没开始，大家就知道名单了”。这是业内公开的秘密。

因此每年3月或9月，正值教材编写申请立项，出版社就拿着还未送审的教材，上门拜访委员“求指导”，或者请委员讲课。

“委员不能白干活，捎个礼品，给点辛苦费，在业界稀松平常，但并没有明码标价。毕竟是搞学问的，谈价钱有辱斯文。”鄂教版科学教材编辑向春说。

有钱还不见得能办事。“走关系，要靠熟人，不熟委员都不搭理你。”人教社某教材编辑刘勇说。这些刘口中的熟人，大都是编写组的主编。一般情况下，请哪位委员“看教材”，“表示多少合适”，这些出版社都会一一询问主编，甚至拜访委员也需要主编开道引荐。

未被公关的委员的确有。一位不愿具名的教材审查专家说，他也曾多次接到出版社请求“拜访”和讲课的电话，每一次都回绝。

小小的教材审查圈，已然形成一套运作有序、成熟的潜规则。潜规则之下，“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被无情打破。

“我的教材质量高，但还是怕你走关系。”向春说，圈内人心里普遍筑起这样一道防火墙。卢新祁就深有感触。

2001年，新一轮教材立项申请在全国铺开。曾主编《自然》的卢新祁希望沐浴着改革的新风，编一套高质量的新教材。次年，他的教材很快由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递交立项申请，与此同时省内竞争者还有另一家出版社。

当时卢新祁并没有嗅到风险，反而觉得势在必得。谁知，立项阶段就被刷下。圈内人告诉他，“你们出版社的‘工作’做得不到位。”

“从编写、立项到审查通过，公关的作用逐步凸显，它直接决定一本教材的生或死。它的花费自然也不小。”鄂教版科学教材编辑向春说。

正式印刷前，一本书的成本至少在一两百万，甚至可能三四百万，其中编写者的来回吃住费和稿费均是小头，公关费占了绝大头。

公关大战的背后，拉扯出的是一条交织复杂的地方保护利益链。

2014年9月，仁爱所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宣称，虽然清远教育局振振有词，但更换教材背后，是赤裸裸的地方利益保护。

“为何更换后得到使用的教材，都是地方出版单位‘租型’教材？”仁爱所负责人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质问。在清远，原计划替代仁爱英语课本的“人教版”是广东省“租型”教材。

何为“租型”？课改前，人教社编写的教材是国家唯一指定教材，受生产能力所限，为保障每年9月学生开学能拿到书，人教社就将教材的胶片“租型”给各地出版单位，后者则委托地方出版社印刷，由新华书店独家配送。而各地出版单位只需按照教材总码洋（定价总额）的3%-4%向人教社支付“租型”费，余下96%-97%全收入囊中。

“如果某个出版单位独揽某个省教材发行，那么一学期教材的总码洋有十几个亿。”一位教材审定专家说，这么肥的市场，各个地方都想实现垄断。

果不其然，教材市场放开后，各地地方出版单位想尽办法保留“租型”。他们冠之以“招投标”的新名，要求教材出版发行机构由竞标方式产生，未中标的出版社，继续走“租型”的老路。

金钟罩有了，各地方于是迅速划分领地。

2013年，江苏连云港市突然决定将一直使用的苏教版科学教材换成湘教版，得知消息后，江苏教育出版社紧急前往连云港“做工作”。

“毕竟是省里头的自家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后来苏教社还是守住了连云港。”该出版社科学教材编辑冯宇说。

“地方保护主义、利益集团等多种政治、社会、经济因素夹杂其中，导致今天教材之乱局。”高凌飚认为，这个问题要解决，绝非教育部门一家的事。

教材市场乱象，早已不仅是教育问题。

（文中杨英、李东、刘勇、向春、王华、冯宇、黄云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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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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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15-08-23 08:4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