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诞辰110周年 他让人们记住三个字:讲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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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巴金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存在。”

 ——文学评论家巴人



一部《家》,唤醒了一代人。无数年轻人因为这本书,离开家去寻找新生活。


一部《随想录》,在“文革”悲怆的回望后,他希望人们能记住三个字:讲真话。



有人说,他是二十世纪的良心。


现代文学史上的巨匠一个个逝去,留下他一个人。


他曾经为冰心写过一句话,“有你在,灯亮着,我们不在黑暗中,我们放心了”。冰心也走了,他成了最后一盏灯。



当他无法执笔写作,长寿成了一种惩罚。他说,从今以后,我为你们活下去。他活了一百零一年。


巴金是中国文学史上无法忽略的存在。


今天是巴金诞辰110周年纪念日。



巴金点起忏悔理性的火种


文 | 李万刚

本文原刊于2005年10月23日新京报书评周刊


巴金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文学遗产,他关于说真话、“揪出示众的首先是自己”的忏悔勇气和品格,更首次点燃了忏悔理性和忏悔文化的火种,这种通过《随想录》进行的自我与民族拷问,将建立巴金超越文学家之外的在民族精神史上的尊严。这正是我们的人文传统中所缺乏的,在科技发展与经济腾飞的今天,曾经灾难深重的中国人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就无法真正走出历史,迈向未来。


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缺乏忏悔意识,所谓的天地良心,更多是一厢情愿、自欺欺人的道德标榜和道德口实。忏悔精神也与历史上的“罪己诏”不同,后者不过是表演,以致变成了帝王特权文化的一部分,罪己的汉武帝、光绪帝们不过是在演戏而已。我们这个民族拥有那么多的灾难和悲剧,却少有人来具体负责和忏悔道歉,只是揪出几个人物或者在历史书上丑化、西湖边上唾骂,或者判几人罪了事。悲剧过后,我们也反思,反思的结果是“他们世风日下”(鲁迅语),因此相似的历史悲剧总是不断发生。


“文革”作为整个民族的悲剧,不仅是政治、经济的灾难,也是文化的精神的扭曲,后者的拨乱反正虽然基本完成:“文革”悲剧的罪与罚,却远未结束。它通过耄耋老人颤巍巍的笔写了出来:“那些年我就是在谎言中过日子,听假话,起初把假话当作真理,后来逐渐认出了虚假;起初为了‘改造’自己,后来为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话当真话说,后来真话当假话说。”(巴金《随想录》)巴金本来是受害者,但毫不掩饰地暴露自己精神上的缺陷,主动忏悔。从解剖自己开始,首先进行自我审判,这正是一种忏悔理性。只有当我们意识到罪恶同样内在于我们自身,了解到自己面对罪恶的懦弱,我们才会表现出抵抗罪恶的道德勇气。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巴金的无情的自我审判和主动忏悔既是个人的,更是民族的———在民族正义的历史审判前,他是替所有中国人忏悔。


忏悔理性的另一面是宽容,人孰无过。我们互相谅解自己和对方曾经的愚行。这首先需要真诚的忏悔。无论是对个体还是集体,无条件的宽容势必制造更大的痛苦,意味着一切罪恶将可能会重复。忏悔与宽容一起才能让人类走出悲剧与罪恶,这因此也是一种文化解放。


就像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图图和他的委员们,选择一条忏悔与宽容的道路:在种族压迫制度下犯罪的人,只要坦白自己所有的罪行,并真诚地请求宽恕,他们将得到赦免。南非人不仅保持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更逐渐从历史包袱中走出,得到了拥有新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内涵的“新南非”。


忏悔是给个体与集体带来尊严荣光的文化。面对无知与怯懦带来的悲剧,我们的耻辱不仅是曾经的所为,更是我们不能忏悔;而忏悔则具有理性和道德上的深度,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理性的有限性和我们道德上的责任,这是一种荣光。当巴金“说真话”自我解剖审判,他就在民族的历史上建立了超越文学家的荣耀和伟大。


对待历史悲剧和罪恶的忏悔理性,是一个现代国家和民族理性成熟的标志。巴金已经把这把理性火炬点燃;我们纪念巴金,就是要让这忏悔理性薪火相传,添柴助火。我们应该清楚,在曾经灾难深重、悲剧重重的中国,只有建立起忏悔文化和理性,历史悲剧才能够真正躺进博物馆。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15-08-23 08: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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