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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无法降服噪音的地方，总会发现权力干扰的存在。——莫瑞·谢弗《声音风景》

噪音、政治，还有城市，在历史上共同发展，几乎就是一条马路上长起来的。当亚里士多德说出那句着名的“人是政治动物”，他认为人是在“城邦”或者“城邦国家”中生活的生物。在这些地方，人类创造“文明”（“文明”civilization 一词，源于拉丁语civatas，意为城邦），人类也开始制造噪音。金属加工业、专业的音乐演奏、交通运输都在第一批人类聚集地产生、发展。

城邦也生成了一等和二等公民。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说，理想的城邦由约5000人组成，他没有把妇女、儿童和奴隶算在内。偶尔在全是男人的雅典聚会上提供娱乐的色情杂耍演员和结巴的演讲家可能也没有算在内。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很多观点存在分歧，比如具体何谓民主或者“公民”社会？或者何为噪音？现代人有能力用音响放大音乐声，用超越音速的速度旅行，或者在上千公里外引发震动城邦的大爆炸——这些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畴。他们当然也不会考虑文化多元、国际法、动物权利等问题。

现在，我们讨论噪音时，仍离不开亚里士多德时期政治中心已经存在的那些问题：比如公民的权利，财产的分配，权力的适当运行。这些仍是了解噪音的有用途径。同样重要的是，噪音也为了解政治本身铺就了一条有用的道路。

噪音就是权力

在自然中，最强大的势力总是声音最大的。至少，我们所感觉到的强有力的事物，它们的声音很大。重力和电磁引力是有力而沉默的，但雷电和海浪、旋风和地震，都会发出可怕的声音。因此，也许不可避免的，可怕的声音会成为掌权者最爱的标志。当莎士比亚戏剧中，皇家人士登台，导演会提示高音双簧管演奏（“双簧管”hautboys，源自法语，意为高傲的木头），这是一种声音嘹亮的喇叭。在古老中国的法庭上，判决总是伴着锣声。当马队从路上经过，随从也会在街口把锣敲得让人心悸——听，我们的父母官要来啦！

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基督教世界中人类制造的最大的动静就是教堂的钟声，教堂恰好也是当时最有权势的机构。后来（和大炮的发明同步），一些教堂的钟变得越来越大。巴黎圣母院第二大低音钟，在法国大革命时被毁，它重达25000磅。钟声的传播范围差不多“宣布”一个人的家乡和身份（例如，一个伦敦人，仍然被定义成“一个出生于齐普赛街圣玛利勒布教堂钟声传播范围内的人”）。作为权力的象征，人们也相信钟声拥有权力。人们普遍相信钟声可以驱逐魔鬼、阻止雷暴。就像阿兰·柯尔班（Alain Corbin）在他那本出色着作《大地的钟声》（Village Bells）中描述的，19世纪的法国政治历史，从革命到复辟，不可避免地与钟声交织在一起。人们争论钟应该归谁操控，是教堂还是国家，争论何种信息应该由钟声传递，而钟又该何时、以何种方式被敲响，这些争论时不时地引起高度关注和公众的激烈讨论。

教堂的钟声也具有宣布社会地位的功能。钟声不会为没受洗礼就死去的人而响。没有领圣餐就死去的孩子，为他们敲丧钟的风俗各地也大不相同，但是一般情况下，男孩相比女孩要敲更大的钟、发出更大的声音。在当前世界，情况也相似，机械和电子设备发出的声音似乎彰显着它们主人的地位，更大的声音大多情况下也宣告着男性的权力。

发出更大的声音是为了压倒其他的声音，是为了让其他声音不被听到，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从历史上说，这种能力与制服其他人的能力相关联。莫瑞·谢弗在《声音风景》一书中讲到“声音帝国主义”（sound imperialism）。谢弗说，欧洲和北美“策划了诸多方案以统治其他民族和价值系统，噪音手段在方案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这令人想起，老丛林电影中，穿着鼻环的土着被白人先生用无所不能的枪支驱逐的情景。

对那些被迫接受可恶噪音的人们来说，现实总是无能为力的。在2007年的电影《噪音》（Noise）中，名叫大卫·欧文的律师对打扰自己生活的汽车报警器声十分愤怒，以至于他成为了一名义务巡警——虽然没能成功阻止所有汽车报警器响，但他却奇迹般地摆脱了性无能。这其中的象征意味固然太直白了，但也并无不当。作为成人，一个声音打扰我们或我们的孩子的睡眠、打扰我们做爱（欧文同时经历以上三种情况），就好像对我们的身份地位形成威胁。总之，我们成人的初步标志不就是享有自主决定何时上床睡觉的特权吗？但噪音的制造者收回了这项特权。

当然，不只是成人感觉到被噪音压垮。在种种文件记录中，孩子们长期暴露在住所和教室的噪音里，会患上“习得性无助”的症状，受感染的孩子会开始习惯“放弃”。可能像习得性无助这样的症状会变成另外一种噪音引发的症状：遏制利他的行为。在三十多年前一个知名的实验中，一个人被放置在城市的街道上，他处在一个尴尬的困境中（包裹丢失），他先是在一个安静的场所，再换到一个接近噪音的地方（气锤轰响）。实验发现，在吵闹的环境中，路人不那么爱提供帮助。直到最近，我都假定噪音只是简单地让人们不太乐意接近遇到困难的人。直到看了关于孩子们的研究之后，我开始怀疑是否噪音造成一种让人觉得无能为力的感觉。如果我都不能制止钻进我耳朵里的噪音，我又怎么能帮别人解决问题呢？

如果一个暴虐的政权希望扩张自身的权力并横扫一切反抗者，还有比压制对手的利他主义精神和自决意识更重要的吗？没有。伊莱因·斯卡里（Elaine Scarry）在1985 年的着作《疼痛的身体》（The Body in Pain）中写道，酷刑的目的是为了“毁灭受刑者的世界”，获取口供和信息则是次要的。酷刑对囚徒所做的正像战争对文明所做的——也正像噪音对某些孩子们所做的那样。某个人的邻居习惯大声摔门，把这个人的痛苦和一个囚禁在苏联古拉格的人相提并论会显得有些夸张，但从小的方面看，他们经历的实际结果是相似的，也许目的也是相同的。实际上，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就描述道“苏联狱卒练习用尽可能刺耳的方式大力摔门，或者令人不安地轻声关上。”

我们不需要那些可怕的例子来注释噪音和权力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婚礼上有个习俗，客人们会用勺敲杯子直到新郎和新娘接吻。当新人顺从客人的要求，敲击就会终止。这是个甜蜜的风俗——但闹上个十分钟也就差不多了。要是某个粗鲁的叔叔或者喝醉酒的伴郎想让新人变成一对接吻木偶，气氛就会变得不太愉快了。不管最初的目的如何，这个风俗能有效地教育新人们结婚生活的主要准则：知道何时去拒绝亲友们无法忍受的噪音，就像电话或者电视里说的，“这是一个好妻子的表现，这是一个真正男人的所作所为，这是我们感恩节时在家里总是遵守的规矩。”我曾经历过的婚礼上，新郎和新娘到最后拒绝满足这些噪音的要求，他们用温柔的目光代替了接吻，像他们的誓言一样令人感动。

噪音就是叛乱

当然，有的事情比碰酒杯动静更大，比起要求一对新人接吻，其理由可说是残酷。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的妇女儿童会在大街上敲响废弃的饮料罐，提醒大家英国巡逻队的到来。这个声音是1971年8月9日英国第一次入侵北爱尔兰的标志，此举也被用来哀悼关在狱中挨饿致死的反抗者们。说起监狱暴动，大家想象（一些老电影里的场景也可以提供帮助）成百锡制的杯子敲打门上栅栏时那不祥的躁乱声。噪音是反叛的声音，是拒绝被忽视或被迫沉默。“如果我有把锤子，”皮特·西格和李·海斯在1949年写道，很久后这首歌成了热门，“这把锤子也日夜敲个不停，因为这是一把正义之锤。”“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古希伯来预言家阿摩司说。为什么？“因为他们为了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大声说出来！”詹姆斯·布朗告诉他的观众，因为在白人种族主义社会中，“我是黑人，我很骄傲”应该大声说出来。

即使没有那么恶劣的不公让人们呐喊或者还击，也仍需要一种对秩序的干扰、对绝对寂静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需要避难所里有人打喷嚏，需要在神圣布道的时候有婴儿哭喊着“呜哇，呜哇！”，需要在升旗的时候有狗跑过来狂叫并且撒尿。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可谓是美国民间的一场盛宴，其中既有人唱国歌也有人发出讽刺的嘘声。如果没有这些声音，棒球比赛似乎也不完整了。

但这些噪音是“对秩序的干扰”还是秩序的一部分？巴特·科斯克强调噪音的科学层面，他解释了一种叫作“随机共振”（stochastic resonance）的现象是如何帮助操作系统恢复秩序的。“少量的噪音”实际能增加特定信号的清晰度，甚至可以促进健康的生理反应。他举的典型的例子就是雨滴随机降落可以使海中的波浪变得平静。尽管大部分关于“随机共振”的文献都聚焦于技术学和神经学，但同样的原理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中也有应用。一个稳固的社会将允许一定量的噪音存在，好让自己保持清醒并巩固持续。那些认为每个噪音都是无用的干扰的人，还有那些认为每个噪音都是革命行为的人，都需要把这一点牢牢记在心中。噪音也许是反叛的，但它也有维护的作用。

中世纪的欧洲，任何人都不会认为那是个进步的社会，但那时噪音维护作用貌似就已得到很好的利用。当权者容许噪音在万愚节（the Feast of Fools）或者庸众节（the Mass of the Ass）期间得到释放，庸众节是纪念耶稣一家逃亡埃及的活动（圣母玛利亚和耶稣骑着驴逃亡），活动中牧师和其他人模仿着驴叫。欧洲农民还有个叫“糙音乐”（rough music）的传统，在法语里意思就是瞎闹的音乐（charivari），制造着噪音的队伍到社区里特定的人家拜访，有时是对这些人进行狂欢似的捉弄（比如对新婚夫妇），但这经常是对那些有罪的人进行集体嘲弄的一种方式。托马斯·哈代的读者会记得小说《卡斯特桥市长》中描写的“斯基明顿游行”（skimmington），“锣鼓、火钳、八角鼓、六弦铃、老式提琴、笙笛、喇叭、号角，以及各种有历史性的乐器的嘈杂音响”，这些让塞露妲·法尔伏雷为过去的污点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它们的本意也是如此。这和“糙音乐”的风俗如出一辙。

农民社会间的“糙音乐”风俗激发了一些学者的想象力，这些学者迫切想在流行文化的历史中发现“破坏性”的线索。历史学家布鲁斯· 史密斯（Bruce R. Smith）对“糙音乐”的评论颇具代表性，纵观噪音的学院观点，这只不过是比较县平衡性的一个版本：“瞎闹的音乐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保守的姿态。但有节奏的敲击声有它自身的破坏能力。”贾克·阿达利在他颇有影响的着作《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中，通过四月斋压抑的安静来对抗嘉年华的无政府主义般的喧闹，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但你正在读的这本书观点相反。我被农民的文化吸引，在我眼里他们和其他有两辆汽车要擦、家里有草坪要维护的人一样。但是每当我听到人们演唱那些抑制不住的、带有破坏性的“民谣”时，我就想问问他们是否听说过大骚乱。

芭芭拉·埃伦瑞奇（Barbara Ehrenreich）在她那本《街头的舞蹈：集体狂欢的历史》（Dancing in the Streets: A History of CollectiveJoy）中评论1618年英国“斯基明顿游行”说，那活动以“三百或四百人”和枪、号角、风笛和钟声的噪音为特色：“对那些庄园里高贵的听众或者那些躲在住所里的传教士来说，全副武装的狂欢的声音肯定深深地让人不安。”虽然对埃伦瑞奇抱有很深的敬意，我还是对此观点存疑。首先，如果一队骑兵或者一系列绞刑可以在半个小时内把噪音平息的话，“糙音乐”就不会让贵族或者传教士这么在意。其次，关于1618年那次“斯基明顿游行”还有更详细的描述：

1618年，在威尔特郡魁蒙福德（Quemerford）……一个被怀疑戴了绿帽子的男人和他的妻子被一群男人强行邀请参加一个“派对”，受害者说现场有三百或者四百人，有些人武装得像士兵。一个鼓手开路，一个扮演通奸者的演员骑马跟随，他头上戴角、身穿罩衫。当这些人来到受害者家门口，“拿枪的人开了火，风笛和号角一起吹响，小铃铛和其他铃铛一起被摇响，羊角和鹿角被钉耙支起来，也开始表演……”人群向受害者家里扔石头，强行冲进房间，把犯事的那位妻子拖出来，丢到一个水坑里。这个女人被大家踩踏、殴打，浑身涂满泥巴。

噪音的政治破坏性，这个概念是我们正在老去的这一代最钟爱的鬼话之一，也是我们留给后来者最无耻的遗产之一。现有的社会秩序只要听到类似“糙音乐”这样的活动就会感到不寒而栗，有些吵闹的摇滚乐也能起到类似的效果。在上面提到的这起事件中，唯一令人感到不寒而栗的就是那位被虐待的妇女（她名叫艾格尼斯·米尔斯）还有她被暴力威胁的家庭。革命有时应该——也必须——是吵闹的，这一点我毫不怀疑。但要说那噪音本身具有革命性，我就不能认同了。就其通常造成的糟糕结果而言，“糙音乐”伴随着某种形式的对受害者的粗暴对待和社会排斥。从最好的层面说，它是一种受到认可的“随机共振”现象，是一场平息人们对社会表达不满的群众运动，但当运动退潮时，留下的是遍地的不公正。对一些很有破坏性的行为而言，噪音激发了最具有奴性的默许行为（也许是习得性无助？）。“现代人的耳朵已经习惯于这种像挂毯一样的背景声音，人们必须学处理未来越来越多的声音。”

在标题颇具煽动性的文集《有话直说：音乐的反抗性/ 破坏性/ 革命性》（Sounding Off ! Music as Resistance/Subversion/Revolution）中，有作者写道，“人类这一物种不能仅仅适应这些声音，还要最终从过剩的声音中获得食物。”我倒更希望在将来，人类每个成员最终都能拥有食物。“让人们享用噪音”远不如“让人们吃上蛋糕”具有颠覆性。

噪音与分配相关

噪音问题也凸显出发生叛乱的一个主要原因。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他的经典着作《正义论》中说，“普遍的不平等”，即“在起点上的不平等”，也许“在任何社会的基本结构中都不可避免”，这是任何开明的政治系统都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他把公正称为“社会机构的首要美德”。而安静和噪音在社会中该如何分配，这问题总是排在末尾。

安静是一种财富，让我们能听到自然的声音，让我们不用提高音量就能与他人交谈，让我们能获得良好的睡眠，给身体和思想加加油。这些道理不用哲学家跟我们讲，一个房地产商也能跟我们说清楚。只要问问她，如果你的房子紧挨着采石场，你能得到多少补偿？甚至一些看上去和声音无关的房地产价值——是否临街、面积多大、是否有绿植、是否有中央空调、是否符合建筑规范——总是被解释成房主在努力寻求安静。

那些没有自己房子的人，他们获得安静的机会通常少得多。根据英国的一项调查，租住在独立式住宅中的受访者，有三成受到邻居家吵闹音乐的干扰；租住在单元公寓中的受访者，有53%有类似遭遇。这一比例远远超过“大喊大叫和争吵”对住户造成的干扰，后者只影响20%的独立式住宅住户以及47%的单元公寓住户。毫不奇怪，同样的调查研究发现，人们是否易受噪音影响，收入水平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年收入不到17499镑的人中，五分之一经常听到邻居家的噪音。这一比例在年收入超过30000镑的人中只占八分之一。那些住在社会福利公寓（由政府支持）的人情况更糟糕，据报道93%的人“能听到邻居家的噪音并深受其干扰。”

那些住在宽敞大房子或者构造良好的公寓里的人，不费力就能想象到，和邻居家互相能听到对方浴室的声音，那该是多么尴尬。在这种无暇顾及他人也无法保有隐私的环境里生活是难以想象的。而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上楼时最轻的脚步声都仍然会被楼下的邻居当成骚扰。这是贫穷造成的结果之一，却很少被人提及：有钱有势的人可以从容大度地表现他们的慷慨施舍，但要是窘境中的穷人也这么做只会显得可笑又可怜。我听过的关于噪音最伤感的故事，主角是一个上年纪的妇女，每到凌晨一点，她都会被楼上一连串的脚步声一再吵醒。这是孩子们在欢迎刚刚下班回家的父亲。这家人是西班牙裔，楼下的老妇是非裔美国人。我不知道地板的情况，但我能想象它质量很糟。别人告诉我，这个问题最后被诉诸法院，法院最后支持了老妇的请求，这场纠纷给双方都带来不必要的痛苦，我肯定在法庭上哪一方都不会为此负责。

从1967年第一次进行类似研究以来，公共政策的研究者就已经用环境公正来说明种族和阶级造成的环境的不适。从一开始，噪音就是被讨论的内容之一。虽然在措辞上大家还有争议，但结论已经是明摆着的。康奈尔大学研究者加里·伊文思（Gary Evans）和理兹查· 马希尼兹尼（Lyscha Marcynyszyn）在2004年研究了216个白人儿童，他们大多是三到五年级的学生，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研究关注了诸如拥挤度、噪音情况和房屋质量（比如，整洁度、危险性、室内环境）等因素。研究者还提取了孩子们夜间的小便样本，来判定长期不断的压力下神经内分泌的情况。研究确定，暴露在两种以上环境危险因素下的低收入家庭孩子的数量，是中等收入家庭孩子的五倍。研究者发现“累积的环境危害明显地影响低收入家庭孩子的泌尿神经内分泌水平，却不影响中等收入家庭孩子”。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不仅更容易遭遇危险状况，也比同样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中产家庭的同龄人更容易受到这些危险因素的影响。

调查发现，环境公正也与工业和交通噪音源的地理分布有关。在2007年，罗宾·桑博塔（Robin Sobotta）、希泽·坎贝尔（Heather Campbell）和贝佛莉·欧文斯（Beverly Owens）进行了一项关于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机场噪音的研究。越接近机场噪音，住户数量越少。而1992年，机场绘制周边噪声等值线图时，在32种参考因素中，把西班牙族裔家庭作为最重要参考依据。有人认为，机场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避免有可能的政治阻力，而不是因为种族或者阶级歧视。那些政治资本充裕的社区，业主们与有影响力的人物有社会联系，有渠道获取充裕信息，有时间组织业主参与活动，有钱付律师费（更不用说有很多律师可供选择了）。在这样的地方制造噪音成本会很高。但是尽管桑博塔和她的同事们把诸如缺少大学学历、单亲家庭（单亲父母被认为很少有时间参与政治活动）、低收入和英文不好等政治障碍考虑在内，他们关于噪音的“区域壁垒”的假设依然是成立的。

这种假设潜藏着一个残酷的讽刺：迄今最吵闹、最普遍的环境噪音来自于人口流动——也就是来自于运输过程——但那些很难“流动”的人口要承受非常严酷的结果。关于环境公正，有一个问题经常引起争论。到底是糟糕的环境追着人跑，还是人追着糟糕的环境跑？到底是一个吵闹的机场跑道故意坐落在贫穷人口聚集地，还是贫穷人口不可避免地聚集在跑道周边便宜的住房里？在关于菲尼克斯市的研究中，调查者沿着州际高速路的调查表明，人们很明显是为了便宜的住房而忍受噪音。但在另外一些研究中，答案并非如此清晰。人们能理解，科学研究需要这样精确地追问，但这一过程却让我印象深刻，它是一个绝好的例子，说明科学追问也会变成一种政治噪音——它遮蔽了常识和社会良知，而这两者本来声音就很微弱。这科学的追问要解答到什么程度才足够？这就像我们一定要给为什么80万非裔美国人碰巧住在酒吧后的贫民窟内找一个明确的答案。这涉及低劣的立法机关、带有偏见的司法系统、糟糕的学校、城市社区里毒品的滥用——或者，还涉及永不消失、腐朽到家的种族主义，它总是容易被写进统计图表里，而不是被送进坟墓。

声学工程师大卫·图尔对我讲过一个故事，这故事多年来一直震撼着他的心灵，这也许是关于噪音和环境公正最好的结束语。图尔在迈阿密为一处铁路项目勘测声音状况，一个人走过来问他在做什么。图尔告诉他，自己在测量噪音。

“我不知道他们还关心贫民窟的噪音问题。”那个人说。

图尔不知该如何回应，他说：“你把这里叫贫民窟？”

“你知道大家怎么称呼这里。”

“哦，我不知道。”图尔不安地说，“我第一次来这儿。”

“也肯定是你最后一次来。”那个人说完就走开了。

噪音与人权相关

同时，噪音强调我们维护个人权利的意识。它从与我们最密切的层面强调这一点：我们的耳朵可是脑袋的一部分。如果“权利”这个概念有任何的客观依据，这依据就在于我们的身体，在于普遍的欲望，它不因任何教条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有所区别，那就是，未经个人的许可，任何人的身体发肤都不应受到他人的任何侵扰。

这涉及我们的住所，我们满足身体各种需要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吃饭、睡觉、洗浴、做爱，在这里我们的身体神圣不可侵犯——无论这地方是不是我们拥有的财产。这确实是最基本的权利，甚至连没有权利概念的动物都奋力搏斗以扞卫这种权利。但当你谈到自己的权利时，你同时也在发出噪音，这声音会钻进别人的耳朵或者侵入他的居所，让扞卫权利的行为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你在维护个人的权利，却最终破坏了这权利所要维护的根基。

从这个角度来说，不难想象，关于噪音的争论总是激烈的，甚至伴随着暴力。我们在扞卫自己的身体和住所时总是竭尽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英国人决定对德国进行战略轰炸时，他们拒绝美国人提出的精确轰炸工业目标的要求，反而热衷于所谓的“拆房子”。在分析了德国对英国的闪电战效果后，丘吉尔首相的私人科学顾问彻韦尔勋爵（Lord Cherwell）认为，失去房子是最让受害者感到困扰的事情，“这比朋友或者亲属的死亡还让人们在意”。

伊莱因·斯卡里在她关于酷刑的研究中指出：“文明的毁灭不可避免地把一切夷为平地，让家庭变得残缺。”她认为，原因之一就是，那些普遍被认为家用的物件——门把手、冰箱、浴缸——都会成为酷刑的道具。对那些写信跟我倾诉噪音烦恼的人们来说，只有当噪音侵入他们的家庭空间时，它才真正成为酷刑。

楚尘文化 2015-08-23 08:4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