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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放三大市场

戴志勇：由此我们的对谈话题似乎进入到常态政治层面了。的确，于日常政治中安置合法性，追讨正当性，是政治的一般含义。实际上，即便如此，日常政治同样需要所谓的“决断”，甚至于所谓的关乎“敌我”的判断与决定。在此，晚近以来，中国官方一直在讲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等等。但是，众所周知，进入操作层面后，实践起来并不容易，甚至于南辕北辙。

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曾经有个设计，技术性的，提出从差额选举开始，比如总理人选由执政党提名两位党内候选人，让一定范围内的选民们做出选择，由此逐渐过渡到民主轨道。

许章润：这个想法充满善意，并不新颖，但也不妨做个选项，以资备考。本来，书生议政，而政治从来不排斥想象力。“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转用这句家喻户晓的广告语，不妨说，“政治充盈想象，人类才有今日”。

说来话长，打从帝制倒台，话语层面，“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或者，“主权在民”、“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之类的表述，就已成为冠冕堂皇的大词。朝野都念念有词，在朝者似乎更乐于如此这般念念叨叨。竞相标榜，说明道统移易，人心流转，再也无力回拨了，自然都把它当成了尚方宝剑。于是，云蒸霞蔚，拱托出个“人民”这个世俗神来。就立法来看，从《临时约法》到1947年《民国宪法》，再到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哪一个不把“人民主权”挂在嘴上。而实际情形又如何呢?岁月既逝，史实犹存，大家自有公论。这不是说立法者虚伪，仅以“虚伪”二字打发，太过轻飘，也太过简单。毋宁，其所道出的是一个漫长转型时段中“事实与规范”的错位和纠结，一种现代早期以还后发转型国族的挣扎与尴尬。

通常，值此转型时段，理念开道，制度慢慢铺排开，所谓建制立政，最后才有生活层面的实践性坐实。而坐实需要时间，也需要德性和诚意，上下双方的能力益且不可或缺。在此，不是事实决定理念，而是理念先行，经由漫长试炼，这才推导或者可能推导出事实来。但是，不论如何，至少在理念层面，哪怕是在极权政制登峰造极之际，也没人敢公然挑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话语的正当性，却是吾国百年事实，直让人看花了眼。——朋友，所谓理念，许多时候就是所谓的“想象力”嘛!理念的创生源自想象力，理念的流布表征着想象力，它们并肩合力，又可能催导出新的想象力。此次执政党换届召开“十八大”的报告也讲了，要把执政党的路线政策做实，其中包括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和权利，既是理念，也是操作，同样不可或缺想象力。

问题是如何落实?怎样做实?这才考验执政党的政治诚意和中国文明的实践能力呢!

前面我们谈到权源问题，曾说一切权力都是一种信托关系，立基于一种信托机制，关键同样是在建立这一机制，坐实这一关系。是的，据此展开，则所谓的“选举”，包括其之奉守公开、直接和差额原则等等，就是落实信托关系的最佳机制。它启动“人民出场”，将赋权内涵和信托关系具象化、程序化，由此造成政权的永久性的正当性。就“差额”一项来看，上述设想好歹提供了一种选择的可能性，若果施行，等于撕开了一个小口子，虽非实质性大变，但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这样做总比不这样做要好。现代国家奠立于现代秩序之上，而现代秩序所树立的政治正当性意味着公开、多元的竞争局面，以容忍自己的反对力量公平竞争为自家正当性的建构性因素。在此意义上，政府首脑差额选举，哪怕只是自家人中间的二选一，找个做陪衬，也算是象征性地饲服、调理一下民众参与的政治胃口，多少缓解一点政治审美疲劳。坊间一个笑话，说美国大选，要当天晚上才能知道选举结果;中国换届，一年前大家就已知道答案;朝鲜换届，几十年前人人早已知悉谁要接班了。笑话归笑话，如此下行，伊于胡底?!

实际上，它提出的一个更具挑战性、也是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刻下中国需要开放三大“市场”。三大“市场”齐头并进，才能整体性地推进中国的现代转型，从而，最终完成这一波已然超逾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文化转型。此即承认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或者决定性作用，兑现公民的表达自由以形成思想市场，从而，开放权力以开启政治市场。经济市场、思想市场和政治市场，关涉财富、心灵和权力，几乎等于将此人间笼统。此时此刻，凡此三大领域的全面开放，是养育充满活力的现代中国的必要制度前提，更是超逾一个半世纪的中国转型愿景中的必有义项。

就市场经济而言，刻下虽说以“决定性作用”修辞，但其实并未完全兑现。其间，要害处如土地所有权、私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及其与国有资产的平等性，以及经营自由和平等准入权等等，就尚且悬而未决，或者，口惠而实不至。据说这两年资本抽逃和富人移民成风，可能与欠缺安全感有关。而一个不能凭恃稳定的政体和具有可预见性的法治提供全体国民以安全感，首先是人身和财产安全之地，其繁荣与发展，只能是梦想，还真的只能是梦想。即便有所繁荣和发展，亦且脆弱，更难言以世纪为时间单元的可持续性。

说到思想市场，首先要抛弃将某种意识形态定于一尊的思维模式，而为民族精神的成长和德性伦理的发育，松绑精神，拓展心灵，兑现政治承诺，提供法权保障。知识精进、理论繁荣、思想活跃、审美雅致而多元、信仰庄敬而宽容、言谈举止温驯从容却又博大刚健，意味着从俗世伦理到信仰的灵性均有照应和照映，这是现代中国文明所当容涵之意义秩序，也是自十九世纪中期以还，吾国文明于营建这一意义秩序进程中一直奋力追求的理想结果，而构成应然意义上的现代中国精神结构的必有内涵。为此，容忍异见的存在，尤为重要，也最能检验政治诚意和政治度量。以中国之大，转型关口之千头万绪，当下世界之纷繁复杂，现实生活之八面来风，妄求凭恃某种特定意识形态统辖纷繁人心，泯灭一切异见，可谓吹沙成塔，缘木求鱼。毕竟，现代中国是一种现代秩序，而现代秩序的最大特征就是多元性;精神世界的异彩纷呈，经验告诉我们，才是精神自身成长的不二法门。而且，没有一个“思想的帝国”，哪里会有一个现实的帝国，而帝国就意味着一种开放的边界，在中心与边缘的格局中大开大合。

在此，一种坊见认为，保持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换言之，官方大一统思想的绝对统辖性，是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条件，从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而可见未来的最大危险和挑战，就在于“七嘴八舌”，打破此种局面，出现“思想混乱”。换言之，怎样转型、往哪里转，肉食者早已心中有数，而且，一步一步，正在踏实践履，我们百姓跟着英明领袖迈步就是了。此种思虑，以诉诸大一统为中国人的心灵开药方，实则贩售的还是思想管制那一套，为尊者虑也。而且，其间透露的一个最为深层的预设就是，存在这样一位洞察一切的英明领袖及其万能的组织，其他芸芸众生只要听话出活就行了，而根本无视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哪一步不是压力机制的产物，哪一关口不是思想交锋后慎思明辨的结果这一基本事实。

就政治市场来看，它意味着各种利益和多元力量的和平竞争，而且，是公开的竞争，一种围绕着权力和权利来展开的法权程序主义公民活动，由此形成所谓的公共空间，进而，可能塑造出奠立于公共空间的公民自由。置身当下，一个彻底的世俗化时代，谁都明白，如同你我都明白，政制是一种世俗建制，旨在运作政治，而政治是政制在发力，不是别的，恰恰是一项世俗的事业，从而，是一种需要以模拟的市场机制运作方可获得正当性的公民游戏。就是说，政治是一项公共事业，生来就有公共相关性，一定是全体公民参与，秉具程序性，方得运行，也方能造福全体参与者，从而，造成守法者就是立法者的公民政治机制。它不是那种围绕着英明领袖及其政党的“献计献策”，总以“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落实”输诚自保进而获利，也不只是一花独放格局中的“参政议政”，更非实腹弱智的奴隶式“听话出活”。毋宁，它坚守并强调国家是一种公共空间，蔚为亿万国民分享的公共家园。既然是公共空间，国人历来欣欣然于“公天下”，则全体受托人公民当然有权过问，也有义务直接下场博弈。在此意义上来看，允许复数的党内候选人出场以形成差额选举形态，以缓解大家对于民主的渴望，可能，短时有效，中期无效，长期来看绝对坏事。道理很简单，选来选去都是自己人，圈外人没有发言权，公然违犯了政治的公共性品格，从而，等于从起点将政治放逐，还何谈全体公民的和平共处。而和平共处是政治的基本含义，也是政制和政治的基本功能。

就此而言，逐步放开政治，恢复政治的公共性和开放性，不仅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于展现政治诚意中纾解政治紧张，而且，是建设中国文明的政治智慧，导向中国文明的现代秩序的必由之路。台岛秉承“1911”理路，已然将此落地，中国大陆部分是承载中国文明的时空主体，正需让它于神州大地全面开花结果呢!

刻下中国虽然时见族群关系问题，边疆治理未见现代性整合，同时出现了贫富差距所彰显的阶级利益冲突和国民平等问题，但大的主权格局在，社会基本稳定，政治上也有动作的资本。总体而言，实话实说，老百姓基本满意，虽说怨愤诟病不少，但例属常态，也从反面说明政制和政治未曾跟进，有以然哉。毕竟，怨言诟病是常态，若无凡此“舆论”，哪里有改进和调处的可能。对此保有一种应对开放性政制，使得它们不致于冲垮政治，此为现代政道和治道的最大优胜所在。西方尚未完全从经济衰退中缓过劲来，无法对中国施压，有助于中国从容转型。因此，换言之，用一句大家常说的话来讲，“这是启动改革的最佳时期”。在此，区区所谓“改革”，系指松绑社会、解放精神和放开政治的一整套现代性政治立国方案，而非以“治安对付政治，用民生打发政治，用行政吸纳政治”那一套。倘若失去这一改革窗口期，耽误转型，实在可惜。事实上，新班子上任，大家期望很高，要是再拖五年、十年的就难了。所以，中国亟需启动“第四次改革开放”。再说一遍，此番改革开放，不只是针对经济问题以及社会问题，凡此永远解决不完，让市场和社会自己发育自理，而应将重点放在政制和政治上，以坐实“立宪民主，人民共和”所展现的优良政体为将近两个世纪的中国转型收尾。

至于大家刻下挂在嘴上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兼含优良政体与国家理性两方面内容，而多偏重后者。就一个健全的国族心智而言，两者不可偏废。而就刻下中国而言，在下以为，以公民理性救济国家理性，以优良政体承载国家理性，更是当务之急。在此“珠联璧合”的意义上，则“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方始表明一种政治自觉和文化自觉，循沿的是文明立国与自由立国双轨并立的现代政治建国道路。

说到这里，不禁想起了梁漱溟先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举国欢呼，认为中国问题从此一了百了。但是，梁先生静观时变，告谓大家这次只是一种政治力量取代另一种政治力量，而非政治体制的根本转换。换言之，即便共产党比国民党有办法，清廉，得人心，中国政治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则“政治不上轨道”，依旧是转型中国的大问题，早晚逃不过。事情过去六十多年了，的确，他看得透，也看得远。

戴志勇：他希望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政治文明?在很长时段中，似乎梁先生均被视为一种政治保守势力，至少，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不是吗?

许章润：当年，钱穆先生针对有关自己的“保守”还是“维新”，或者，“旧派”抑或“新派”的评价，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意是：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之出发点，实惟求新。以此衡估，好像也适用梁先生。对于他们这样两位先生，好像“新-旧”与“保守-维新”的二元标准，都嫌简单了。这是题外话，就此打住。

说到梁漱溟先生想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文明，不能不先说说晚近两百多年来的世界主流政治文明取向。一言以蔽之，自从法国大革命以后，大众民主登场，英国式的议会政治技艺渐显生命力，导致全球范围内，自西徂东，“立宪民主，人民共和”力压其他选项，成为一种主流政治体制。但凡标榜现代国家，以现代文明为进路，皆非此不取也。

一百多年里，在“双元革命”和建国立政的语境下，无论是哪一种政治力量，对于建立民族国家，争取国族的独立、主权和富强，复兴中华文明，均无异议。但在建立哪一种政治体制上，事关政体大局，则多龃龉。数下来，粗线条，见诸政制实践的，大略有三种力量。

一是“君主立宪”。清末政制一度以此为取向，也有相当诚意，真要做成了的话，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时迫势蹇，也时不我待，加上满清权贵不肯割舍既得利益，终至于革命压倒改良，呼儿嗨哟，大厦将倾而终倾。紧赶慢赶，逮至以“九年立宪”作承诺希望换取时间以延祚之际，已然没有时间了。当其时，居然连地方咨议会都已登场，俨然英国的架势，却无英国的社会作底盘，终究成不了事。有心做事的，值此千万万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农耕文明，因无结社自由为靠山的社会力量，所谓“前面打一棍，后面无人撑”，办不成事情，结果造成了无心做事却有意搅局的混混儿们把持议事机构的最坏的结果，则民主尚未登场就已让人倒了胃口，实在是情理之中，而心愿之外者也。沪上杨国强教授对于清代中叶以还自强维新运动，包括新政诸项，多有爬梳分析，沉痛和反省自在其中，值资参考。

二是“1911”政体。民国政制取代王朝帝制，是谓翻天覆地、改天换地，开启“新中国”。此前两千年帝制一统、郡县建政、儒教立国，是为“老中国”、“旧中国”;此后人民共和、立宪民主，此为“新中国”、“新社会”也。其为一种现代性方案，基本持取市场经济，放开生活方式的选择权，多少也有些信仰和表达自由。1927年后，国民党统一中国，进一步右倾化，励行军政，惟有政权你不得过问，而奉行“资产阶级寡头统治”也。此种右翼极权政制，亦曾在希腊、西班牙、拉美地区施行，后来的台岛亦且恃此运转，最终都陆续转型。

三是“1949”政体。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对于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私生活领域，均实行全面垄断。此处的一个政党，例为列宁式政党，以钢铁般的纪律统辖鞭策，服膺一切为了可欲的历史目的皆可为工具这一政治历史哲学，极具行动力，狂飙突进。

前面我们曾经谈过，在二十世纪的人类政治史上，存在过两种极权政制，一是右翼极权，一是左翼极权。上面的理述说明，这两种都曾在咱中国这台上轮番登场肆虐过，前后接续，难以一言以蔽之。

说来令人唏嘘，清末既以“君主立宪”转圜，奈何“改革窗口期”已过。当其时，遭逢千古未有之变，面对王国亡天下之危殆，各种政治方案登场，则“政治现实主义”蔚为时需，历经半个多世纪内忧外患的摧折，清祚实在已无多少讨价还价的本钱了。与此同时，中国尚不具备任何别的政治空间。但是，骤然革命后并无一大势力足以统辖全局，遂有乱局，类于“1789”之后。袁世凯意图收拾局面，走的是帝制的路子，多少有点超前，不免成为闹剧，属于一种后现代政治行为艺术也。梁漱溟先生说，要么军事和政治上有力量，绝对可以震住，要么道义上占据制高点，有力量，从而统摄人心。此为“势”与“理”。两方中有一方面得力，就好出牌。惜乎袁世凯两手空空，不幸犯了一个时代错误。其实，此种情势，一直延续到1920年代末期，以右翼政制占据压倒性优势后方告结束。

迄而至今，经历了这么多“之”字路，我们可以说，上述三种现代性方案，不管其成其败，最后都证明，必须向构成现代世界的现代秩序的主流政治意志低头输诚，经由双元革命，方始得以建国立政，引导中国成为一个常态的现代国家，而成正果。此即经济自由、政治民主、人民共和与社会多元等例行常项。不止于此，但凡此不可或缺也。

五、民族国家建设

戴志勇：说到双元革命，即“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在近代的前后登场，是不是可以说，迄而至今，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建构也只是大致完成?其间隙漏甚多，有待修补?

许章润：可以说已然完成，甚至不妨说多有成就。毕竟，结束1840年以还的百年战乱，而有如此浩瀚疆域及其基本稳定的法政建制，晚近“第三波改革开放”，胼手胝足，积劳积慧，并有经济硕果，向世界完整展现出了中华民族的主权架构和中国文明的政治建制，这是“1911”和“1949”联袂接续成就的国家建构善果。其实，“1911”鼎力共和，搭架子，即已在“顶层设计”的意义上将中国之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型制和盘托出。

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大致完成，就看在哪个基点上立论。香港、澳门和台湾，虽为中国法权和主权意象之中，却依然流通三种货币，讲述三种官方语言，仿佛自外于中国，而道出的实为现代中国尚未最终成型的成长的故事。通常，一个主权体系，就是一个主体民族，一个最高立法权和统一的司法权，采行一种货币，并且，一种官方语言。而且，台岛虽说不是 nation 或者 nation-state，亦非 country ,但无疑是 一个 state，一个整全而成熟的政治架构和法权实体。你承认还是不承认是一回事，它就在那儿矗着，还闹腾得有模有样，是又一回事。对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总不是个事。毋宁，于正视中启动政治和平，而重构国家政制。就此而言，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尚未彻底完工，有待于现代性整合和内在勾连曲通的细致加工。至于是一统于中央集权的体系，还是以联邦或者邦联来收束，走着瞧吧!

戴志勇：说到语言，当今中国，聚居于西藏和新疆的少数族群都有自己的语言，其为一种历史产物，也是一种文明格局，是不会改变的。这给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提出了何种问题?或者，我们应该是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意义上来说“民族国家”吗?

许章润：本来，摆脱了早期原教旨含义的“民族国家”，就意味着多族群形态。一个主体性族群及其语言，结合其他少数族群，共同组成一个国家，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常态。而且，其间分分合合，乃至于打打闹闹，亦为常态。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捷克与斯洛伐克的离合。乌克兰由乌俄两族构成，一东一西，操持两种语言。德国境内有将近一千万的土耳其族裔。至于英国，作为一个超级世界帝国的遗产，如今黑白黄褐，五色杂陈。放眼当今世界，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几乎没有，大多数国族都是多族群结构。我们的邻邦日韩两国，人种较为单一，算是突出的例子。即便如此，也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不过少数族群规模较小，一般常态之下隐而不彰而已。

而且，“族群”与“民族”是两个概念，不能混淆。中美两国，一为历史演来，源远流长，概为中华民族;一为近代殖民开拓的产物，例属移民国家，三四百年风霜历练，而渐成美利坚民族。在此大框架下，各拥数十个少数族群，蔚为壮观。说是“少数”，只是比较而言，就中国之回教国民和美国之黑裔国民而言，动辄两、三千万，若在欧洲，已属中等之国。但是，不管人口规模大小，亦无论其源头，其于中美两国的主权框架之下，概为少数族群，则无疑义。在各自主权框架之下，它们分立同居，分别构成了中华民族和美利坚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增大了凡此大型文明的多元性格和内在张力。

由此，区别“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同样是国家建构进程中的必有作业。通常，民族是一个政治概念，多有政治建国的经验和能力。中华民族和美利坚民族，例为政治民族。在此两大民族之内，作为构成其多元位格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各种族群，则属文化民族，或者，一个人种、族群和文化的单元。其间，可能会有这种情形，即原本概为政治民族的单元，一旦位处另一主权政治之下，则成文化单元。例如，汉族中国人移居美国，顿成少数族群，而为美利坚民族中的华裔族群，一种文化单元。同理，在华俄罗斯人，也是一种文化和种族单元。就中国而言，西南汉族和少数族群历来混居，多秉文化民族性格。满蒙回藏四个较大族群中，满族作为一个族群，早已融会入中华民族大体系，无论是在人种、语言等各方面，不再秉具政治性格，甚至不再具有文化单元的意义。其余三个族群，尤其是回藏两族，虽多政治建制的冲动，但却无妨其为中华民族大体系下得为一种文化单元的总体格局。笔者曾于“立宪共和主义族群政治进路”一文中缕叙于此，可供参考。——说到底，文化通融和政治和解，必以政治分享为前提，而这取决于整个中国转型的历史进程，急不得，等不得。但是，不管如何，对于双方而言，武力均非最终方案，更非最优方案。

至于各族拥有自家的语言，不是坏事。多语种的背后是多元文化的活力，而这就是一个大国综合实力的源头之一。恰如华裔在美同时操持汉语，得谓双语人才，而为通达另一文明敞开一扇窗口。千门万户，过从往来，川流不息，这文明才有活力。只是语种纷杂，自有一种绝大多数人口通行之语言始为官方语言，才利交通。故尔，在美一百多种语言，惟有英语得为官方语言，用美国参众两院一致通过的一项法案来说，“惟一官方语言”。同理，汉语或者中文，是中国主权境内惟一官方语言。汉语和英语，在中美两国，作为少数族群的母语，只能应用在私性领域，如家庭、教会、同胞聚会，等等。就此而言，中国各大学纷纷标榜能够开设多少门英文课程，以为这样就是“接轨”，并且“一流”，实在是不明所以;香港司法通行英语，还真的就是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尚未最后完成的表征呢!

再者，官方语言太多，恐怕一般国民负担太重，也不具可行性。魁北克通行英法两语，芬兰讲瑞典语和芬兰语，比利时有所谓的法语区和弗莱茫语区。它们都是历史的产物，利弊杂陈，一言难尽。

戴志勇：是的，各国情形不同，源自各自的历史。那么，相较于欧美，中国在此有什么特殊性呢?

许章润：就晚近中国历史来看，满人入主中原后，三百年里，中华大地既是一个帝国架构，也是一个多族群的民族国家形态，不完全套用1648年《威斯特法伦公约》后的欧洲民族国家成长模式。盖因中国国家形态早熟，早在秦汉之际即已完成了近世欧洲封建国家方始向往和着力的现代国家形态。也正因为中华民族存在着此一成熟的国家政制架构，通览包办，故尔，多半分合常有，而不致于发生散架子的事情。毋宁，分裂是异常，统一的帝国才是常态。也就因此，在此常态政制架构下，各族群分享政制一统，却保有高度的文化自治，包括语言的独特性。

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依旧是一种主导型国家形态，本身意味着族群、语言乃至于文化的多元性。再拿美国说事，美国不仅有讲汉语的华裔美国人，而且，更有数量众多的讲西班牙语的墨西哥人，包括合法移民与“黑下来的”。但是，不管他讲什么母语，也只是一种非官方、非正式的私性语言。——在这一点上，决不能妥协!而且，只要政治法律版图上，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联邦政制体系下，则就国家建制立政而言，就是完成了。

刚才说到香港，虽然大家调侃说它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国营单位”，但四两拨千斤，可是了不得。这几年，很多国民，包括不少官员，随着国力提升和腰包鼓起来，颇为虚矫，觉得小香港，靠大陆生活，没啥子。朋友，还真不能这么看。在大中华范围内，香港是一个文明单元，励行法治市场经济，表征的是中国文明的一种现代性方案。它不仅和大陆左翼极权方案相对，而且，也与主流的现代性方案不同。700万人民的生聚作息，集财富、政制和文明与一体，其典范性意义，怎么正面评价都不过分。华人世界混到这个分上，朋友，有型有制，有头有脸，真是不简单。不妨说，它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和现代中国这个大生物圈里的经过驯化优育的外来物种，有竞争力。尤其是2017年普选，千万不要小瞧。普选后，中央政府还是有影响力，但人民出场了。这有突破，有示范性——再说一遍，“四两拨千斤”，不可低估。

港澳台自贸区一体化，整合海峡西部经济带，这是一个大规模的长远的作业，必将深刻影响中国的经济、政制生态。经济上的一体化当然会渗透到政治上，则其冲击之大，也是可以预估的。

戴志勇：在晚近两百年历史中，这是一场革命的收束阶段。若果放到3000年历史来看，则为更深的文明转型。

许章润：是啊，迄而至今，人类得力于两次枢纽文明，伴随着两次枢纽文明的成长而成熟。雅斯贝斯所说的“枢纽时代”，可谓“古典枢纽时代”，即前2200年—3000年之间这样一个时段，也就是中国的先秦诸子时代和欧洲的罗马希腊时代，是谓人类文明的第一次枢纽时段。大概十六世纪以还，现代早期到十九世纪中期截止，这一个三百多年左右的时段，是“现代枢纽时代”。两个枢纽时段，两次人类文明大转型，两大人类文明高峰，两波思想喷涌的精神盛产期，回应的是天人关系、生死义理、祸福担当和个体的进退出处等等大是大非。的的确确，今日受用而不察，历千年而未变的精神资源，今日世界见诸日用的体制安排和人人相谕共守的意义秩序，基本上都产自这两波枢纽时段。实际上，此次启自19世纪中叶的中国大转型，不仅面向西方，特别是现代早期的西方，而追溯到希腊罗马，同时，面向中国古典，而深究至先秦诸子，都意味着向枢纽时代讨要资源，追溯精神血脉，并创造着自家的现代枢纽时代。

自战国到秦汉的转型，费时800年。帝制一统，郡县立国，王朝政治，凡此构成此后政制的基本形态，历两千年而不衰。换言之，中国古典枢纽文明所成就的政权和治权，其德性资源和制度效能，不仅切应人生和人心，而且满足了社会和国家治理的需求，故尔一用两千年，具有如此的生命力。就此也不妨说，恰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这艘大船若无近世西洋文明的冲击，可能就这么着走下去了，再走个几百年，亦未可知。是呀，只要没到山穷水尽，本来是用不着换制度换文明的。

问题在于，放眼于世界范围，在彭慕兰所说的1800年东西“大分流”以后，实际上是早自17世纪以还，事情变了，世道变了，人心随之流转不息。就是说，欧洲现代文明发育发展起来了，标志着现代枢纽文明降临。迄至19世纪，大西洋文明接续地中海文明而来，代表着世界范围内的主流文明，从西打到东，所向披靡。值此关口，今日回看，中国采取的是顺应的路线。不顺应怎么会有所谓的改革开放呢?而且，是超逾一个半世纪的时段中一连三波跌宕接续的改革开放呢?!当然，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但在大历史立论，把心态放好，则文明的优胜劣汰是一种自我更新，蔚为常态。从这个角度讲，什么叫文化?就是过好日子也。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一波又一波的文明浪潮，这一波文明取代前一波文明很正常，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明了文明不过如此这般递次发展的，一浪赶一浪，急起直追就是了。

六、中国可能创造出一种新文明?

戴志勇：说到文化和文明，让我想起了辜鸿铭先生。类如他这样的人，那些文化保守主义者，似乎都分享着一种东方救世论。今天说中国可能找到了一条新路，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与之相似?

许章润：倘若早已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所谓“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那么，大政既定，天下归心，只需修修补补就行了，调整调整就是了，为何还要喋喋不休什么“深化改革”，甚至于嚷嚷着“壮士断腕”、“破釜沉舟”，乃至于天天惊惶、维稳不止呢?!可见南辕北辙，将天下人当阿斗，一心图谋的是如何维持住既得利益也。而饰垢掩疵，或能饰智以惊愚，却无法撑持久远。此间理路，与当年的文化保守主义之间，在文明论上或有沟通，甚至于心有戚戚焉，但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也是可以断言的。民国年间许多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人格气度，秉持儒生气象，真正是所谓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和批评的态度，为那些标榜自由主义的人士所不及呢!

“现代中国”的文明论、政制论、人生论和工具理性，集聚着现代中国思想的全部焦点，歧路纷披。但是，无论是哪一家，不管它指向何方，端出了什么菜谱，其所憧憬的是“现代”和“现代中国”，均且一般无二。对于“现代中国”及其价值体系和法政安排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大脉络，他们多半认同，不曾否认，于有所侧重中酌予取舍。在此，文化保守主义者们信誓旦旦，东方文明在道义上就是胜过西方文明，并非毫无道理。就现代西方文明挟工商文明的贪婪与帝国主义殖民开拓的凶残而无所不用其极而言，谓之德性亏空，无耻下流，并不为过。但是，问题在于，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在于，发端于地中海文明和鼎盛于大西洋文明的这一波现代文明，不仅另有一套道义体系，而且，更以“功效”为鹄的。能不能满足一般俗世人生提升生活水准的愿望或肉身存在这种俗世需求，考验着制度安排及其背后的价值理念的有效性。没有力量，一打就败，一切白搭。所以，文化保守主义者秉持文明理想，但难免流于文化乌托邦，虽神安气集，却神驰力困也。

当年梁漱溟先生区分三种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和近代西方文明，以为不同文明进路及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典范，自有一套解说。既有“发展阶段”，却又无高低优劣之分，毋宁，因应的是不同的人生之需，这是梁先生的孤鸣独见，一扫中国文化不如人的晦暗心理，彻底铲除华夏事事不如人的文明依据。晚年觉得指靠人是有指望而无把握的事，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制度，尤其是要靠法治，虽疾呼立宪与法治的时不我待。在他眼中，中国是一个早熟的文明，却不幸为新兴的强悍西洋文明所欺侮，而其之强悍，全在于向外索取的人生态度和公司化的国家组织方式所集合的彭湃势能。因此，理述古典中国文明，特别是儒家旧籍，是要于学习西洋文明的文明复兴努力中为中国文明争一口气。问题是，他所理述的这个文明是它的古典形态，而历经晚近变革，“礼崩乐坏”，中国社会早已不是他笔下那般美好了，有待贞下起元也。至于辜鸿铭先生以一个茶壶配几个杯子来譬喻一夫多妻的正当性，只能当作一种文化机智和人性狡黠的吉光片羽，说说玩儿吧，当不得真。——百年回首，遥观私揣，身处七嘴八舌的纷纭乱世，他也就是那么一说吧!

戴志勇：的确，文化保守主义其实激于激烈反传统思潮，作为对于它的反动，应激而起。实际上，自此以还，在近代中国思想舞台上，它们一直都是欢喜冤家。今日看来，二者针锋相对，却又相反相成，共同为中国的文明把脉，而促进其转型。说到“文化”和“文明”，它听起来很虚，但从根子上影响着人的行为模式。

今日中国，显然有些制度需要彻底变革，比如需要坐实人民主权;有些必须渐予大幅改进，比如立宪体制。这便牵扯到所谓的文化或者文明了。在此，文化与制度如何相互调适，是个特别困难的问题，你说呢?

许章润：制度是文化的肉身化，一如习俗是文化的实践形式。某种意义上，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不妨说制度是文化的化石，活化石。反过来，制度和习俗承载文化，同时于自家的实践进程中贯彻文化理念。制度的功用在将文化理念物质化，而见诸效能。因而，制度的有效性不仅在于落实政策导向，而且，从大视野来看，更在于贯彻文化理念，而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它们合纵连横，云蒸霞蔚，成就的是一种文明格局和文明气象。

撇开这些不说，就所谓的文化反传统思潮来看，曾几何时，它是一种世界性运动呢!文艺复兴之际着名的“奥康剃刀”，可谓开其先河。这边厢，中国近代史以新兴列强打上门欺侮老大文明为开端，而以后续痛定思痛的自强维新和新文化运动反传统鼓荡摇曳。此间纠结，在下曾以“谴责弑父情结”统予概念化，道出的是大变革时代中土士子身处东西之间的仓惶悲愤，遭临新旧变革之际的纠结彷徨，结果演绎出个“气不打一处来”，拿自家文化及其文明始祖出气。当其时，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教儒义，恨不得斩尽杀绝而后快，今天遥观甚为诧异，而究迹原情，多半不难理解。是啊，长近百年的受辱挨打，于国民心理和民族情感多所伤害，自然不会随着“站起来了”而一朝消隐，后人遂以“1840情结”作结，不无道理。

如你所言，正是在西方文明步步进逼打压和激进反传统文化思潮惊涛拍岸之际，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登场，一脉如缕，延续至今。近几年活跃的“大陆新儒家”，更不用说此前的第三期新儒家了，都是这一思潮的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的猛烈抨击和深刻批判，其实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反观自省开道，反成互为犄角之势。实际上，中华文明之所以历久弥新，就在于自汉以还，与周边文明“互为边疆”，在不断遭受冲击中汲取异质文明，增扩视野，滋养身心，有以然哉，有所然哉。

上个世界初年，新文化运动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同上登场。诸如辜鸿铭、熊十力、梁漱溟诸公，均为阵中高人，超九段高手，不世出。一干留学归国人士，亦且分化，而有学衡派诸人的保守文化公议，于分星擘两中分进合击。就梁漱溟先生而言，自来被划为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人物。但是，究其实，他和其他诸公一样，不论分属何种阵营，再造中国文明和复兴中华文明的用意均且一般无二。对于列强殖民侵略的危害，特别是文化殖民的深远影响，以及吾土不得不然的酸楚，心知肚明，而放眼未来，在大历史立论，自长远谋划。指责他们以“文化中国”取代“现实中国”，似乎难以成立。盖无“文化中国”，既无“现实中国”，更无“未来中国”。今天看来，较诸一般天真的西化主义，以美欧为天堂，想象加上崇拜，他们的文化批评其实更具洞见，而于时代的把握似乎亦乎更具现实感。——美欧有美欧的问题，问题多着呢，哪家过日子都不容易!

戴志勇：欧洲的福利主义和世俗主义?美国的消费主义?还是别的问题?

许章润：的确，现代化就是世俗化和理性化的进程。一个曾经为天意和神义笼统的人世间，无论东西，程度不等，在此两三百年间，慢慢地愈益出入凡俗，悉数围绕着肉身专心打转了。此于宗教曾经蔚为政统的欧洲，情势尤然，可能，感受亦更强烈。故尔，就政制建设和政治立意来看，世俗化和理性化意味着彻底否定政治神学，将现代政治周身世俗化了，竟至于成为一种金钱主导下的市场化运作。

但是，事情的吊诡之处在于，其间藕断丝连，精神血脉不辍。“人民”和“人民主权”是什么?其实，是个神学概念，是个世俗肉身承载的神格。只不过，这是一个集合概念下的群体及其拟人化，而非一身托付天下安危。毕竟，即便是世俗人间，也还要有个最终的规范和意义，则凡此“人民”和“人民主权”，因应大众民主时代降临的时运与世运，勉为其难了。说到底，现代的种种，包括天赋人权和正义的可欲性，都是一种政治神学，世俗化了的神学概念，藉此建立政治正当性，解决的还是那个叫做“全体公民政治上和平共处”这一群居生活的永恒难题。

回头一看，对于启蒙的反思随着启蒙登场就早已登场了。人性的觉醒是以对于人性的批判性体认为标识的，启蒙不过是对于人性的再度体认，又一波批判性的体认而已。这个叫做“现代文明”的这一波文明，自现代早期地中海文明启其端绪，接续连绵，自西徂东，已经有四百多岁了。其之鼎盛，最为强横，时当19世纪到20世纪初叶。迄而至今，多少有些一鼓盛，二鼓衰，三鼓竭的味道了。西人推导出了这波文明浪潮，转而踏浪前行，吃这波浪潮的红利，还将吃些年，但越来越吃紧，是肯定的。

在此，中国有个时间差。就是说，其当鼎盛之际，中国开始模仿，维新自强，奋力从伦理文明向西式以陌生人社会为基础的法律文明秩序过渡。逮至其已进入后现代，中国开始第三波改革开放，继续以现代早期的这波文明为典范，急起直追，同时为共时性的彼岸所影响，而导致出现“时间的丛集”和“时代的交集”现象。此非晚近始然，实自起步已然。盖在所谓的“西方”，不仅大文明系统下各有分支，而且，盎格鲁-撒克逊、弗兰克、日尔曼和斯拉夫各分支之间，亦且存在时间差，而呈现你追我赶之势。那时节，中国被打懵了，一心自强，希望尽快结束任人宰割的险境，哪里顾得了这么多，凡事“人家西方”如何如何，只好见什么好就学什么呗。

现在的问题是，世俗化过分，肉身成为偶像，自己俨然就是上帝，乃至于将自身完全工具化，也是不妙的事情。就西方的情形来看，福利国家的出现导致真正的政治消隐，民生取代了政治、民生就是政治，竟至于“以民生打发政治”，从而，政党政治以透支福利来换取选票，就不仅根本放逐了政治的德性之维，而且，把人民简单还原为势利市民，釜底抽薪般地销蚀了民主代议政治的正当性神格，实在是晚近政治的衰颓和堕落，而终将导致无政治、非政治和反政治。最终，难免会让这个叫做“人民”和“人民主权”的东西见鬼去。

而且，回到开头谈及的文明或者文化这一主题上来，一旦某种文明登场之后，历经数百年使用，其各项机能是会衰减的。儒教文明是先秦诸子思绪起端，经秦汉试炼而后成，管用两千年，终为这一波现代文明所取替，如今作为本土陈酿，仿佛起而争夺道统。的确，这一波现代文明沿用至今，其内在的道德热情，原本浩瀚的道义和政治理想，以及对于未来愿景的想象力，似乎晚近于其老家呈现零落衰颓之势。一旦制度化、肉身化，就消隐不彰，甚而可能反过来成为压迫性的道统，导致反动连连，实属常态。因而，其之施予社会和人群的支撑，其潜能，相应也会衰减。近些年，随着东亚的发展，欧洲大陆仿佛衰颓得厉害。其实，不是比较视野中的经济衰退和政治衰颓，而是文明劲道的衰退，其道义热情和政治理想的衰颓，才是让人感怀之事。老欧洲享用了三数百年的现代文明的滋养，其劲道和势能于今似乎日亏，以致出现了文明衰颓之象，恰应了“最高的已然下降”那句老话。换言之，承平既久，虽说构成既有生活形态的紧张未必减少，更不会消亡，但这一文明据以应对的道德张力和思想敏感，却似乎迟钝老旧矣!

戴志勇：但是，为什么说欧洲文明衰退了，欧盟还在创造新的可能性呢?事实上，至少，“欧盟”展现了一种新型的政治联合的可能性。而这就是“开天辟地”。

许章润：历史上，新文明取代旧文明，蔚为常态。二者间隔，短则几百年，长则一两千年。仅从技术形态来看，农耕之取替游牧，是为一大变。机械之超越手工，更是翻天覆地。现在是网络技术革命取代了箭与火的文明。它们统属于古典枢纽时代文明为文艺复兴以还的现代枢纽文明所取代这一大时段中的断续片断，印证的是层累地形成的文明史这一历史判断。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日子过不下去了嘛!所谓文化文明，总而言之，不过是过日子的法子。一旦日子过不下去，穷极思变，当然就要换一套法子了。就是说，必须要有新的文明形态来应对才行，而这不仅事在人为，更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英国人说，我们在无意中成了世界帝国，失去世界帝国和世界霸主地位也是心不在焉间发生的，可谓吊诡，却又事出有因。此时此刻，这一波现代文明经历了地中海文明和大西洋文明两个时段，仿佛正处于太平洋文明时段，为其全球完胜做最后的收束，可能也是其绚烂至极而后终将归于平淡的时段，犹如一抹晚霞炫耀天际，未几日落霞坠，人世重又归于一个蒙昧时期，有待下一波枢纽文明来启明。就是说，再找一种过日子的好法子。

晚近一、两百年间，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看到别人领先了，就奋起直追，实为置换过日子的法子的事儿。其实，“资本主义“这个词出现得很晚，是在资本主义的实践和制度已经走了100多年后，才有这个词来加以概括的。

你提到欧盟，的确，欧盟是欧洲政治团结的法律形式，也是欧洲这一洲际联邦基于文化同质性而发展出来的一种政治联合形式。一定意义上不妨说，它并非颠覆了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毋宁，其将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在洲际国家规模上的政治团结潜能，以法律团结的方式发挥出来了，是另一种组织国家的超大规模形式，而以洲际规模为全球内政意义上的“永久和平”进行试验。由此，“欧洲人民”终于变成了“欧盟公民”。其实，论其多元性和复杂性，也就是中华帝国的格局，老大中国对此并不陌生。

既然是一种洲际国家形态，那么，迄而至今，这个超国家体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民主共同体，取决于“欧洲人民”在多大程度上变成“欧盟公民”。没有具体的、个体主义的“公民”及其临场性，则集合概念的“人民”无法登场，终究只是空洞无物的虚体。既无力量，则自身难保。正是在此，具体的、超国家体的法权程序主义体制安排，尚且有待时日。虽说联邦制的民族国家形式依然是承载这一制宪成员自由联合的政治形式之最佳法律形式，但是，只要“欧洲公民”与某个具体民族国家成员的公民身份同时存在，而不可避免存在着一个哈贝马斯所说的“双重立宪主体”问题，则其间必有紧张。因而，诸如“主权”和“人民主权”这类启蒙后的传统双元革命的观念，还将是通向“欧洲国”这一目标的长征途中绕不过去的桥。

戴志勇：两相比较，放在长时段里看中国的转型，你觉得这个国家现在走到哪里了?

许章润：在超逾一个半世纪的奋斗后，中国转型多有成就，而有待最后临门一脚。但是，此时此刻，中国文明似乎也出现了“疲惫”，一种疲惫感弥漫于国中。有人说这是长时期的奋力改革所造成的“改革疲劳症”或者“改革审美厌烦”。不管是什么，历史感之羸弱，心智萎靡，未富先老，凡此文明的衰势，的确似乎出现于国中，特别是它的精英阶层。

吾友，但凡重大历史时段过后，阶段性历史目标达成，或者尚在这一时段的收束阶段，好不容易即将完成追求的历史目标，人们往往会有这种感觉。比如抗战之后，“国军”疲惫不堪，再要去打内战，哪里有心有力。“文革”后期，人人自危，七零八落，都被折腾得够呛，心生厌烦，还搞运动，不得人心。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一直高度紧绷，整个民族都绷紧了神经，勉力前行，这才混到今天这一步。终于，有吃有穿，于是，疲惫感浮上心头。现在不仅年轻人疲惫，生存压力大，而且，似乎人人都感倦怠。究其实，它展现的是文明的疲惫，就是说，面临转型最后临门一脚之际，内在张力和外在的冲劲好像都有些不足了。

本来，近代中国转型指向国家的现代重建和中国文明的现代性复兴，问题意识包括现代中国作为世界体系中的一员，其政法结构如何有利于建设国家政治、适应国家间政治的需要，而不再是天下格局中的帝国治理;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共同体中如何守卫独特性，却又分享普世文明，等等。前者表现为一种政治理性主义，后者诉诸文化历史主义，而牵扯到国家理性与公民理性，政治现实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等等。就国家政治的建设而言，曾经有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政治之战，最后是口诛笔伐不算数，用枪杆子别胜负。此刻中国，历经晚近三十五年的“拨乱反正”，历史想象不外是向“发达西方国家”看齐，而最差的一种指向毛时代，将那个血雨腥风的岁月理想化，甚至涂抹上玫瑰般的光焰。这说明，一个国族缺乏历史远景和道义憧憬，将会猥琐成何等模样。

政治上的原因单说，思想上匮乏，开发不够。现在讲民主，缺乏想象力，比较现实主义。我们深受乌托邦主义所害，现在知识分子不愿重蹈覆辙，对超越的理论很警惕，因为以前是全国人民替一个乌托邦买单，做实验品。

中国今天走到哪一步了?端看在哪个坐标立论。我们知道，百年之中，至少有三种现代性建国方案的较量。若从自由民族主义共和法理衡估，用双元革命语境下的“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这把尺子来衡量，则中国“立宪，立国，立教和立人”之近代政治建国的四项指标中，“提炼优良政体”和“重缔意义秩序”两项，均尤需继续努力，有待冲刺，可能，一、两代人的奋力冲刺才行。几年前在下曾以“中国已经步入训政初期”和“中国需要赶紧步入训政中期”为题，对此多所致意。若自“中国模式”论扫描，则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自在其中，剩下的只是反腐败、养老金统筹这类技术性难题了。也许，顺此理路，百年后发现，中国走的还真是比别人更为高妙的一条道路，也说不定呢。可现实却是，权力的来源不清不楚，终究没有安全感，而政治首先就是一个关于“凭什么你来统治?”的问题，回避不了，怎么就那么自信呢?

戴志勇：但具体的制度形式也还是开放的，对未来，我们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蓝图。由此牵扯到怎么看“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这种说法?

许章润：就具体制度形式和历史进程来看，中国当然有自家的模式，中国百多年来走过的当然就是中国道路。整体而言，难道中国套用的是别家的什么模式或者道路吗?当然不是。曾经全盘照搬过什么“苏维埃”，事实证明是死胡同。

但是，问题在于，从现代秩序之生发的双元革命这一大格局审视，则现代中国及其长程革命，还真的就是这一波现代枢纽文明在中华文明时空内的展开，并未超出这一总体格局。中国以自家的转型历史加入并分享了这一波现代枢纽文明的世界性成长历史。就此而言，“华盛顿模式”也好，“北京模式”也罢，在一个低层次、小时段、局部性而言，都能成立，都有道理，但自现代枢纽文明和双元革命着眼，它们都是其间的地方性实践，印证了“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一总体历史轨迹而已。“2008”开始，有关于此，汉语思想左右两派争个不亦乐乎，热闹，说明中国思想的内在紧张尚存，历史还没终结，而这就是希望所在。因此，你说对于未来我们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蓝图，在上述理述观照下看来，并不确切。

说到底，中国的转型人在半途，面临最后收束时刻，还没到终点。百里路程，九十为半。关键一关没过，涉及的是最为重大的困境。执政党总书记喟叹，容易做出的成绩前面都做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等着啃，不容易出成绩了，说明对此亦有体验，而不乏大历史观。癌症病人面对可能降临的死亡定境与绝境得救的可能前景时，特别渴盼救世主的庇护，甚至会祈祷神世的真实性。因为，倘若真的存在神世，则因信称义、因信得救，好歹予人以盼头，哪怕只是一丝一毫的盼头。神迹、显灵、奇迹，诸如此类的超世性，遂成逃离苦海的救命稻草。——谁说苦难中人不该连根稻草都没有呢?!此时之所以坚信中医偏方，相信连吃几个月后肿瘤就会神奇消除等等，就在于此。而偏方们恰恰最为打动人心。曾见科学家，或者，类如在下这种经年遭受科学洗礼、相对理性的人，也都宁愿相信偏方呢，不是什么愚昧，更非迷信一词所能打发。

铺陈这么多，是想说，如果具有历史感，就知道现在中国人在途中，最根本的问题尚未解决。而不解决这个问题，则经济自由、福利国家等等，终无着落。因而，才会出现上述文明疲惫现象，乃至于全民养生和娱乐致死成为举国俗世主旋律。

网载 2015-08-23 08:4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