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再论燕京学堂：“白说也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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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燕京学堂的风波似乎已经淡了，但这次争论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尤其一些更为要害的问题、更具危险性的趋势，可能也将就此被舆论所遮蔽。8月6日上午，北京高校的一些人文学者约在东城的一个咖啡馆，聚会研讨了一些燕京学堂之外的问题，而大学文科、特别是北京大学人文学科今后的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是大家关注的中心。北大教授、着名学者钱理群与会并发言，今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新刊摘编了他发言的主要内容，如下。|

口述/钱理群

燕京学堂的要害不在选址，而在提出“中国学”

我2002年退休到现在整整十二年了，我跟北大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但仍然在关心北大的动向。这次燕京学堂的事情我一直在旁观察，而且越看越不安，充满忧虑。我想起了我的导师王瑶先生，他有一句名言：“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我今天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与态度，来说一番也许不大中听的话。

我觉得燕京学堂的要害不在选址，而在提出“中国学”，并且赋予其重大意义与使命。如果说仅仅是一个留学生教育的改革，我们可以不必讨论；但问题是校方不这么看，它非常郑重地宣布：“中国学的创设是学校近期创新的大事，体现了学校新的办学模式的探索”。那么我们就要问：这样的“办学模式”的“创新”，是不是要推广到整个北大，至少是所有的文科院系？是不是要以“中国学”来改造我们北大文科？如果是这样，就不是一般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北大文科发展、北大教育，甚至整个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方向性问题。

或许正因为北大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曾经是一个精神的堡垒和圣地，因此总有人想改造北大，而现在它要进一步：要改造学科了，就要进入学科内部了，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因此，我觉得需要对“中国学”的概念进行根本性的质疑和讨论。

我看“中国学”提出课题，什么“中国传统与现代化进程”，什么“中国文明形成的特质”，什么“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化建设”，等等，全是大而无当，结论在先，而且如此的急功近利，强调实用，要求速成、超赶，用大跃进的方式来组织学术，制造出来的，只能是学术垃圾。

我们不说远的，就看看这些年大家都熟悉的中国的学报、学术杂志，尽管其中也不乏认真研究之作，但大量充斥的，却是空论、大论、泛论，东抄西抄的拼凑之作。不难想象，这样的以论带（代）史、急功近利的“中国学”，将怎样败坏中国文科的学风，并祸及下一代。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是应该质疑的

最根本的问题，还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这在2003年之前就提出了，不过在2003年那次改革里，是作为一个中心口号提出来的。我当时就对此提出了一系列的追问：“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其标准是什么？这里的‘世界’是什么概念？为什么要以世界一流作为目标？为什么还要提出具体的时间指标？”听说这次提出达成目标的时间是2018年。那么，我就想提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究竟谁要世界第一流大学，而且如此迫不及待？”是我们学者要吗？是北大老师学生要吗？还是某些利益集团要？那么，“他们又想通过什么手段、什么途径来达到这个目标？这样做就一定能达到吗？”这背后又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什么是大学，大学是干什么的？”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背后的理念是一个赶超模式，我们落后了，要赶超先进国家，而且要用最短的时间来赶超。这个赶超模式就有问题。在我看来，经济上是有先进落后的，教育上也不是完全没有先进落后的问题，譬如说你教育的发展规模如何，受教育的人数比例如何，这些是有可比性；但从根本上说，就很难有什么先进落后，你就能够说西方教育先进、中国教育落后，西方文化先进、中国文化落后吗？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此，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是应该质疑的，也许“创建一流大学”的目标更科学，更切合实际。如果你预设一个所谓世界的标准，在当下全球化背景下，就只能是美国标准。

记得五十年代我上大学时，北大是以莫斯科大学作为标准的，因为那时认为苏联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到了八九十年代北大就以哈佛大学为目标了。如果以某个国家的大学（无论是五十年代的苏联，还是今天的美国）为目标，亦步亦趋，就必然失去教育的独立自主性与民族性、创造性；还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落实为硬件问题，规模越大，越豪华，就越具“世界性”，最后就变成一个投资问题：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吗？拿钱来！这样，就必然导致“大楼有了，却没有大师”的结局。

在我看来，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把北大办成一流大学，自然会产生世界影响；外国留学生在我们这里学习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自身的魅力自然会对他们产生影响，就像我们学习了西方文化也会接受其影响一样，这是正常的文化、教育交流中的正常现象，完全没有必要将主动引导什么世界潮流作为我们的目标，这背后显然有一个中华中心主义的情结，我们对此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钱理群对中国大学教育充满忧虑。新京报记者郭延斌摄

今天的西崽也时时把“中国特色”挂在嘴边

王瑶先生在八十年代就跟我说，北大和中国的学术界现在出现了两类知识分子，一类知识分子是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他们或者根本没有学问，只会公关，或者也有点学问，开始阶段还下点工夫，也取得一些成绩，然后就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竭力推销自己的东西以取得最大的经济回报和政治回报。一旦有了权，就充分利用现有的竞争机制竭力为自己获取最大利益，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压制才华高于自己的同事，特别是高于自己的年轻人，实际上成了学霸。这样的学术新贵，正有与时俱增的趋势。

另一种类型，王瑶先生称之为“二道贩子”，即向中国人贩卖西洋货，又向西洋人贩卖中国货，王先生说他们贩卖的还竟然都是一知半解的劣质产品。这其实就是当年鲁迅说的“西崽”，他们“倚徙于华洋之间,往来于主奴之界”，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高于群华人；但自己又系出皇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华人的洋人，因此也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总而言之自我感觉极端良好。这样的西崽自然是以洋人为靠山的；但鲁迅又提醒我们注意，他们“都是国粹家”。这非常深刻，可谓一语中的：今天的西崽也是时时把“中国特色”挂在嘴边的。

现在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这对未来北大的走向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将来北大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的教授，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的学生，那北大就真正的堕落了。我一开始讲我的北大之忧，主要就忧在这里。

“全世界都病了”

这些年我一直在冷静、紧张地观察世界和中国的发展趋势，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全世界都病了。就是说世界现行的所有的社会制度，现行的所有发展模式，无论是美国模式、欧洲模式，还是日本模式，以及所有的既定的文明形态，美国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等等。

危机并非末路，现成的所有的制度、模式、文明尽管出现危机，但也有自己的存在的合理性，包含着某种人类文明的积淀的成果。他们都应该成为人类文明继续发展的一个基础和前提。未来的世界文明发展的方向不会是一个吃掉一个，一个否定一个，而是各自变革与调整，又互相影响和吸取，相互交融，从而达到对现有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文明形态的综合和超越。

这样一个人类文明危机与转机并存的时代给我们人文学者提出了全新的任务、全新的要求和全新的挑战。文科发展的前提，是要有学术的独立与思想自由，这在当下中国具有迫切性。我们还要呼吁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这也是文科研究保持发展活力与生机的关键，我们现在陈陈相因的平庸之作实在太多了。在我看来，文科研究也是危机与转机并存，现实生活提出的挑战越大，越是文科研究大发展的机遇，就看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坦白地说，我对很多还在坚持左派、右派立场的朋友，对他们对当下中国与世界问题的很多判断，都持怀疑态度。因为任何有现实感而不是沉湎于理论幻觉的知识者都必须承认，我们今天和今后所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新的现实、新的社会问题、危机和变革，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固守在原来的价值立场，知识观念以不变应万变，将变化的现实强行纳入我们已有的理论框架之内，而应该正视现实，进行全新的研究和理论创造。

这也是我的态度：该说的话要说，说了管不管用，是我自己掌握不了的；说完了，就赶紧去做自己的事。

注：本文原文标题：《钱理群：我的北大之忧，中国大学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