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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49-1972 日本人=日本鬼子，是弱智的坏蛋

1949年以来，鲜有反映日本普通人的影片出现。我们在电影中能见到的日本人，基本都是侵华战争中的日军，即我们俗称的日本鬼子。直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人=日本鬼子的现象才得以终止。

历史背景：在大陆影视史的前20多年，日本人是彻头彻尾的反面人物。由于当时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无外交关系，所拍摄的与日本相关的电影也都以描述侵略者暴行为主。在那段时间里，日本人在大陆电影中没有好人，都是坏人。

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建交国都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亚非拉等国，以及北欧几个中立国。中国第一次与西方发达国家建交，是在15年后的1964年，对象是法国。

促使中国与西方国家接触的起因是中苏交恶。中国与苏联的矛盾起于1958年，于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达到顶峰。于是从1970年代开始，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三个标志性的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都在1971-1972年内发生。1972年中日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标志着中日邦交正常化。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毛泽东、周恩来向他赠送《楚辞集注》。图片选自《人民画报》1972年第11期

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方做出了不小的让步。1972年达成的《中日联合声明》主要内容一共八条，真正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两条：“2.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5.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①

关于放弃赔偿这一点，周恩来在会见日本友人时曾道出原委：“毛主席说放弃赔偿要求。4亿美元左右，现在不是什么大数额，但让人民负担不好。联合声明里也可以写上放弃要求赔偿权。……我们决不出难题。为了早日恢复邦交。还是早一点来好。”对此，日本友人的回应是“万分感谢”②

影视表现：经历了八年抗战和四年解放战争，1949年中国的境况在教科书中被归纳为一个词——百废待兴。然而电影业似乎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在1949年年内，新中国的第一部电影《桥》就诞生了。此后的历史也证明，无论当时国内经济状况如何，电影业作为宣传工作的主要阵地，每年都以一定数量稳定产出影片。电影年产量从1951年的年产10多部逐渐增加到1957年的年产40多部。

说电影业在当时是宣传的主要阵地，主要是从影片内容来判断的。那时的电影主要就说三件事：旧社会坏、国民党坏、日本鬼子坏。在这个指导思想下，《白毛女》（控诉旧社会）、《上饶集中营》（控诉国民党反动派）、《新儿女英雄传》（控诉日本侵略者）等影片相继出现。

《地道战》中伪军汤司令奉承“皇军”：“高，实在是高！”这个镜头很典型地反映了那时抗战影片中日本鬼子和汉奸的嘴脸。

至于我们熟悉的抗日题材电影，就更是数不胜数，即便五六十年后的今天，人们提起其中的经典段落、台词仍旧如数家珍。《地道战》中的伪军汤司令竖起大拇指，向日本军官谄媚地说——“高，实在是高”；《小兵张嘎》里胖翻译官趾高气昂的话语：“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地雷战》里的台词“不见鬼子不挂弦”等等。

那时影片中的日本人基本都是中国演员扮演的，印象中只会说五个词句：呦西、八格牙路、你地大大地坏、死啦死啦滴、花姑娘的有？

总而言之，这二十多年的国产影片中，日本人是弱智的坏蛋形象。

这一切随着政治的转向而有了变化。如前所述，进入1970年代，中国在对日问题上态度有了转变——放弃战争赔偿，与日建交。在这种背景下，将日本鬼子脸谱化、简单化的艺术创作也随之暂停。

二、1972-1978 不能当坏人，不便当好人，于是日本人消失了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最初的几年，影视工作者好像无所适从：不能再一味地说日本人不好了，但如果突然开始说日本人好，又怕国人一时转不过这个弯来。反映到影视的现象就是，那几年，大陆几乎没有涉及到日本人的影视作品出现。

历史背景：中日邦交正常化之时，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着。这一建交行为的政治考量远大于经济考量。而且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是一个“半成品”的建交声明，很多问题悬而未决，只是在中日双方利益上取得一个平衡点。

中国当时视苏联为主要对手，希望有更多国家和自己站在同一战壕反对苏联，最起码是不要站在苏联那边；日本方面则希望通过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来保证日本的稳定。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日后在接受采访时称：“如不解决中日关系，就不可能有日本的稳定……如中日美三国形成等边三角形关系的话，远东的和平就能实现。”③

直到文革结束后，中日双方才又一次回到谈判桌前。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10月22日，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访日，23日，中日交换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经过这一系列的过程，中日邦交关系这个“半成品”才真正补全。

影视表现：1972-1978这一时期的影视工作者似乎还没摸清形式。一方面，中日邦交正常化，大环境使影视作品不能再大幅丑化日本人，制造“弱智鬼子”形象；另一方面，残暴日本鬼子的形象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猛然转向也似乎不太合适。所以这几年的影视作品中，除了翻拍《红灯记》等样板戏中偶有日本人的身影以外，对这个国度实行了冷处理。

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曾在1974年被改编成电影。虽是抗日题材，但表现的重点是我们“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日本人作为背景出现，相对弱化。

有一种说法认为，文革十年只有一本小说（浩然的《金光大道》）八部戏（革命样板戏）。这个说法有些印象流了。就像第一部分提到的那样，无论政治环境和经济状况如何，电影作为主要宣传工具一直没有停顿过。根据现有的统计，仅1975年一年，北京、长春、西安、八一、上海五大电影制片厂就拍摄了25部影片。

也许是由于八个样板戏太过耀眼，使得这几年的电影不太为人所知。今天我们唯一熟悉的一部，可能就是拍摄于1974年的《闪闪的红星》了，潘冬子大战胡汉三的情节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即便是八个样板戏，除了《沙家浜》与《红灯记》外，其他几部均是以解放战争（《智取威虎山》）、抗美援朝（《奇袭白虎团》）、旧社会压迫（《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为背景。日本元素在这几年的文艺作品中被大大弱化了。

三、1979-1995 “蜜月期”造就日本偶像

以1978年邓小平访日为开始，中日关系进入到了良性发展阶段。与此同时，影视作品中也开始大量出现日本人，并对其进行正面描写。“鬼子”不再是日本人的唯一形象。改革开放之后，日本影视剧大量被引进到中国，山口百惠、三浦友和、高仓健、栗原小卷、中野良子等一大批日本演员成了中国青年一代的偶像。

历史背景：如前所述，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是个“半成品”，为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当时主导对日谈判的周恩来总理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文革结束后，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以中央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在与日方再度谈判中担任了主导者角色。

中国利用政府贷款的部分情况。在1979-1995年6月间，日本提供贷款近百亿美元，占所有外国政府贷款的四成以上。④

中日历史上有大量的矛盾冲突，想要找寻平衡点殊为不易。例如直到今天依然棘手的钓鱼岛问题，在1972、1978两次谈判中均有所涉及。

1972年谈判时，时任首相的田中角荣对周恩来说：“我对贵方的宽大态度很感谢，借这个机会我想问一下贵方对‘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的态度如何？”周恩来回应称：“这个问题我这次不想谈，现在谈没有好处。……以后再说，这次我们把能解决的基本问题，比如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先解决。这是最迫切的问题。有些问题要等到时间转移后来谈。”⑤

如果说1972年的搁置是“定性”的话，1978年邓小平在谈判中就对这一搁置进行了相对“定量”的解释：“我们两国并不是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你们说的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的问题，还有大陆架的问题。在你们国内不是也有一些人企图挑起这样的事情来妨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吗？这样的问题不要牵扯进去——搁置它20年、30年嘛！”⑥

“搁置20年、30年”的表态成了解决钓鱼岛争端的一把钥匙。尽管日方强硬派一直不认可搁置争议的看法，但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搁置钓鱼岛主权争议，在钓鱼岛附近的东海其他海域“共同开发”，成了两国高层的共识。1979年12月5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问中国，承诺提供第一批政府贷款。⑦

从1979年开始，日本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据统计，到2008年，日本对中国实施的经济援助总额约为3.4万亿日元(约2248亿元人民币) ，其中包括大部分的开发贷款以及小部分的各种形式的技术合作和无偿援助。虽然日本的对华援助有确保中国社会稳定，为本国营造安全的国际环境等考虑，但客观上确实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例如中国第一条地铁——北京地铁的早期建设中，日本贷款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京地铁第一期工程曾使用日本贷款40亿日元。复兴门向东12.8公里的第二期地铁工程，截至1994年又使用了133.35亿日元贷款。⑧

北京地铁二期工程1992年阶段性竣工时的示意图。此时，投入在北京地铁建设上的日本贷款已逾100亿日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中国播放的影视作品中，日本人逐渐成为好人，就没什么不好理解的了。

影视表现：如果说中国人在某一个时期内，对某一国的明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痴迷，那没有哪个时期能够与七八十年代的日本明星相比。即使是现在流行的“长腿欧巴”、“都教授”之流，与山口百惠、高仓健等也是不可比拟的。

1979年，政府间文化交流活动之一—日本电影周引起轰动。《追捕》、《望乡》、《狐狸的故事》等日本电影在中国上映，创造了数亿人次的观影记录。这些电影为中国观众送来了第一波战后日本的正面形象。《追捕》中杜丘、真由美的扮演者高仓健、中野良子迅速成为中国观众心中的偶像，男人模仿高仓健，学着他在剧中的样子戴墨镜，穿风衣，并且不管刮不刮风，都把衣领立起来——那时还没有“装酷”这个词；女人则模仿真由美，有意无意将她的名字念成“真优美”，各地都开起了“真优美”理发店，商店里有“真优美”化妆品和帽子，大家用“横路敬二”（片中反派的名字）来骂人⑨，背诵大段的台词，并且哼唱着那段着名的无词主题曲“啦~呀啦”。

80年代最火的中日女演员：（从左至右）中野良子、张金玲、栗原小卷、刘晓庆

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是另一对深入人心的银幕情侣。与高仓健和中野良子不同，他们因戏结合，终成美满姻缘。中国观众通过《伊豆的舞女》、《绝唱》、《血疑》等影视剧认识了他们，在心中早已将他们视为了“一对儿”。因此当山口百惠在21岁嫁给三浦友和，于最当红的时间节点宣布隐退相夫教子时，中国观众心中对夫妻的最美好愿望——男主外女主内、从一而终、郎才女貌等，都在他俩身上实现了。于是乎，他们也成为了中国人心中完美夫妻的典型。那时如果听闻哪个演员、歌手闹出婚变，大家不会说“我不相信爱情了”之类的话，而会说：“看看人家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

彼时的中国人看了几十年的如今被称作“红色经典”的影视剧，对偶像剧是没有抵抗力的。当《生死恋》、《排球女将》、《人证》这样有着偶像剧元素的影片摆到中国观众面前时，青年男女一下子就被俘获了。这波日本偶像剧对后世影响深远，例如让女主角在爱情最甜蜜时死去，营造出悲剧感的编剧手法，被亚洲各国都学了去。20多年后，一部名为《秋天童话》的韩剧登陆中国，剧中女主角最后因白血病去世。因为情节与栗原小卷的《生死恋》很相似，于是中方电视台将其命名为《蓝色生死恋》，并由此开启了国内的韩剧热潮。

众多70后、80后的人也受这波日本偶像风潮的影响甚深。在中国最知名的那些动画片，如《聪明的一休》、《花仙子》、《铁臂阿童木》、《咪咪流浪记》、《恐龙特级克塞号》等，无一不是在这个时间段被引进的。

2010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日期间与文化界人士座谈，期间主动请中野良子发言：“你也发个言吧。我最早是从《追捕》中认识你的。”图为温家宝（中）、中野良子（右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右一）合影。

日本电视剧虽然没有电影、动画片那样的声势浩大，但于1995年由上海译制片厂引进并配音的《东京爱情故事》⑩，还是成为了影响一代人的日剧“神作”。剧中赤名莉香的扮演者铃木保奈美也与酒井法子一道，成为众多70后、80后的日本偶像。

结语：

从现在回看历史，《东京爱情故事》似乎成为了一道分水岭，中日两国的“蜜月期”也随着《东爱》中令人遗憾的结局而宣告结束。自此以后，随着中日政经转冷，中国的银幕、荧屏上，日本人逐渐又成为了“坏人”，甚至回复到了老电影中的弱智鬼子形象，成了中国军人“手撕”的对象。这又是为什么呢？敬请期待下期“禁区年谱”——《日本人在影视中为何又变坏了？》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又称《中日建交公报》，为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两国政府签署的一份联合声明。

②《周恩来总理和日本公明党竹人义胜委员长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会谈的要点》，收录于《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中国社科出版社1997年8月版。

③[日]毛里和子：《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徐显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2月版。

④施用海主编: 《怎样使用日元贷款》, 第31-32页。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6年版。

⑤《中日复交谈判回顾》，张香山口述，赵阶琦整理。原载《日本学刊》1998年第1期。

⑥《日中关系基本资料集：1949年-1997年》，日本霞山会出版。

⑦《中日双边关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⑧金熙德：《日本对华ODA 的成效及其转折》，《日本学刊》1999年5期。

⑨王众一：《日本电影在中国的传播及中日电影的互动》，《人民中国》杂志。

⑩卫视中文台曾经于1992年引进过《东京爱情故事》，由台湾演员配音。所以如果你印象中在95年以前就看到过那版嗲声嗲气的《东爱》，请不要怀疑自己的记忆。

腾讯思享会 2015-08-23 08:3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