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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精神要能够有效阻止革命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法政文丛”之构思与展开，源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学术事业。我们在“一年四会”（春季年会：通识教育；夏季年会：儒家政治思想；秋季年会：政治宪法学；冬季年会：知行思想峰会）的年会体系和“法政思想之中西古今”暑期讲习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的“政治宪法学”与“儒家宪政主义”研究特色，并与中央编译出版社竭诚合作，推出两套文丛，即“法政文丛”和“治道文丛”。前者侧重西学法政秩序原理之研探，后者侧重中学法政秩序原理之钩沉，路径与资源有殊，学术与理想实一。

关于我这本书《政治宪法学纲要》，也是这样一个追求。勾勒百年中国宪制史，剖析政治宪法学核心观念。在政治宪法与法律宪法之分野中，求得时代命题之捩，在自由与秩序之张力中，贯穿人类文明之演进。分规范与实证为两造，冶反革命和革命于一炉。虽然比较文雅，但我觉得中庸之道的意思表现得很明确，就是追求一种制度和正义的结合，追求一种革命和反革命的结合，追求一种中西的结合。

我们知道百年中国经历了几次大革命，从辛亥革命到国民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一直到文革，从政治社会到心灵的革命，虽然革命中中国有所进步，但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一种倒退。在这个基础上，要重新反思革命一路畅行的政治逻辑和宪法逻辑，反思一下在革命之后所面临的抗衡或者反革命的宪法命题。这个“反革命”不是刑法意义上的，而是政治宪法意义上的，宪法构建了就要遵守，制止革命再次发生的一种法治秩序。所以宪法的精神最终要能够有效阻止激进革命思潮，然后使得我们的生活有秩序，而这个秩序又能够符合正义。把正义价值和平衡革命的制度设施结合起来，这是未来中国转型之后所要达到的一个优良政体的关键所在。

儒家关心所有关于秩序的一切

姚中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刚才高老师介绍我们一年有四会，其中有一个会议是儒学的会议。儒学的会议跟文丛用的是同样一个牌号——治道。在此基础上，每年秋天也有一个小型的会议——治道学坊，规模比年会小。

大家都知道儒学在当下中国哲学系中占有重要的比例，中国有“中哲”专业，这个专业深受港台新儒学的影响。港台新儒学，按照牟宗三先生的说法，他们比较偏重心性儒学，是以哲学的方式，建立起一套以传统的心性儒学为根本的现代哲学体系。港台新儒学在中国文化花朵凋零之际，为守护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这个贡献回流到大陆，衍生出中国哲学专业。当然这个专业的研究，大量是做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这是一个分支。

从90年代开始，儒学的另外一个分支在大陆得以发展，就是政治儒学，蒋庆先生举起大旗的政治儒学。政治儒学的提出给大陆儒学带来了活力，拓展了大陆儒学的视野，让大陆儒学能够关注到港台新儒学没有关注到的问题。我们的“治道”勉强也可以说在“政治儒学”的范畴。为什么没用“政治儒学”这个词？因为我开始阅读儒学文献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宋初儒者给自己设置的任务——推明治道，这是非常完美的词，能够充分发达我的意图与学术的旨趣。儒家所关心的事情，既不只是经济也不只是政治，它关心全部，从心性到个人修养、社会组织、政治组织乃至于天下太平，关心所有关于秩序的一切，唯有“治道”这个词能够涵盖进来。不管是经济儒学还是政治儒学，它的范围都是有限的，所以用“治道”概括丛书的主题，希望通过“治道”这个词唤起更多的朋友一起在中国“推明治道”。“推明治道”不完全是宋代儒学、汉代儒学的结果，而用我们这个时代的方法，立足于中国经典，以开放的心态，广泛运用西方政治社会、伦理研究的成果来阐释经典，解读中国制度秩序演变的历史。我们是回到传统，但面向未来，保持着一个开放的视野，这是我们这套丛书想走的一条路。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办人）：“法政文丛”和“治道文丛”很有意思，特别是这个时候产生想法以及付诸行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这个标志在于我们的学术或者思想的关怀，已经走出校园，几乎在直接意义上议政。

中国转型要破除两种公共弊病

任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我这本书的名称是《道统与治体：宪制会话的文明启示》。先说主标题“道统与治体”，我其实是想再度把曾经长期流行于我们的政治语言与政治实践中的重要概念，重新引入当下的语言与实际中，是想把它再度激活。激活的方法主要有两个：一个基本方法是一篇篇的政治思想史论文，通过对宋明以来一直到现代中国的政治传统、思想传统再度解读，比如对于《洪范》、《尚书》代表古代宪法传统的重新探讨，这是一类。另外一类方法是侧重于当代法政理论意义上的方法，把中国传统这一套再度引入目前中国转型这样的大挑战中，我们看看对于这个秩序的挑战，中国传统资源到底有没有相关性。

副标题“宪制会话的文明启示”，主要是我十几年来在自由主义思想领域与儒家政治领域这两方面，出现的相互对话、相互借鉴，当然也包括辩论与批评。我认为这其中出现了值得我们往下推进的一种良好态势，即当我们思考中国转型问题时，可能要注意两种公共理解的弊病。一种弊病是把现代西方经验中的一些片断，特别是过于现代的20世纪最新的发展，拿过来直接理解和评判当前中国的发展。另外一种在既有的意识形态政治话语支配下，以中国独特性、中国模式话语给现状提供辩解、论证。我觉得在当下中国两种公共理解的方式，要么是懦弱的，要么是懒惰的。如果中国现在的转型是奔向一种新的现代文明，那我们要通过一种包容四海的、有益的、稳定的法度秩序，来解决中国人当下精神领域和制度领域所经历的痛苦与苦难。宪制会话是这个意思。

腾讯思享会 2015-08-23 08:3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