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蒋介石
在苏期间，蒋介石有较多空闲。除了学俄语，读《西游记》，学习拉手风琴等之外，不少时间都用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着作上,而且读得很认真，一遍、两遍、三遍地读，有时还读得很有兴趣，乐不释手。其间，曾有人动员蒋介石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答以“须请命孙先生”。
1923年，蒋介石受孙中山委派，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访问苏联，对其思想的发展、变化有重要意义。本文据200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开放的蒋介石日记及中俄两国档案写成，记述蒋访苏的缘起、经历、观感，对苏联从希望到失望以至不满、反对的经过。
早蓄游俄愿
俄国十月革命引起世界列强的恐慌与敌视。美、英、法、日等国首先选定在俄国远东、西伯利亚等地区发动进攻。4月5日，日军在海参崴登陆。继之，谢苗诺夫、邓尼金等纷纷起兵，攻城掠地，成立政府。蒋介石很早就关心俄国革命。1918年7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
西比利亚霍尔瓦斯政府与海参崴政府两相分离，皆为日本所利用，而置国家于不问，其不步中国之后尘者几稀矣！
从上引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指斥那些投靠日本的白卫军头目，认为他们将走上与中国军阀同样的卖国道路。1919年11月，蒋介石在游历日本期间，得悉反苏维埃力量所组织的“西伯利亚政府”被迫迁离鄂木斯克，攻击彼得格勒的白卫军也已被击退。他高兴地在日记中记下这一消息，并且写了一句：“利宁（列宁）政府之地位，为此更加巩固矣！”随后他写了一篇题为《列国政府对付俄国劳农政府的手段如何》的稿子，投寄上海出版的《星期评论》周刊。这份杂志由蒋的亲密挚友戴季陶和沈定一主编，是五四运动后出现的宣扬社会主义和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不过，蒋的这一尝试并不成功，文章未被刊出。11月15日，他从神户乘轮回国，在船上阅读《俄国革命记》，在日记中写下“想望靡已”四字。
蒋介石原来羡慕欧美，这一年夏天，还曾有过“筹措费用，游历欧美三年”以及“先赴法国，游历世界”的想法，不过，很快他就决定游历俄国，为此下工夫学习俄文。11月27日，蒋介石日记中开始出现“究俄文”三字。次日，出现“上午，往读俄文；下午，习俄文”的记载。当时，孙中山也已在观察和研究俄国的革命道路，决定派人赴俄留学，特别请了一位俄国教师在廖仲恺家里为革命党人上俄语课。蒋介石“往读”的地方应该就是廖宅。蒋介石学俄文坚持了好几年，一直到1923年底，他的日记不断有类似记载出现。其间，朱执信还为蒋介石讲过一次俄语。
1919年12月3日，蒋介石日记云：“复沧白信，研究俄国事情。”沧白，指杨庶堪，四川巴县人，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重庆起义的领导人，1918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省省长。蒋介石在与杨庶堪通信，“研究俄国事情”之后，1920年1月9日日记又云：“下午往□□生处议事，命我以代表名义赴□。”很可能这是孙中山派遣蒋介石访问俄国的最早记载，可惜由于日记字迹漫漶，不能确定。1920年3月14日，蒋介石萌生投身“世界革命”的想法，日记云：“革命当不分国界，世界各国如有一国革命能真正成功，则其余当可迎刃而解。故中国人不必要在中国革命，亦不必望中国革命先成功。只要此志不懈，则必有成功之一日，当先助其革命成功能最速之国而先革之也。”4天以后，戴季陶到蒋介石处，商议赴俄。蒋介石思考之后，觉得广东局面不佳，赴粤只能“为人作嫁”，“不如往俄，自练志识”。
几天之后，这种想法更加炽烈，日记云：“近日看得国事皆非国内所可解决，极思离国他行。”5月26日晚，蒋介石邀约戴季陶、朱执信、廖仲恺到住处来一起商量，拟于1月内启程，蒋介石和戴季陶各出三千元作为旅费。不过，蒋介石不久即遵孙中山之命，赴福建漳州指挥作战。7月19日，蒋介石再生赴俄之想。同年9月，俄罗斯共产党阿穆尔省中国支部书记刘谦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建议联合中俄革命力量，在新疆集中兵力，打倒中国北方的反动政府。孙中山决定派大元帅府参军李章达使俄，蒋介石同行。22日，孙中山打电话给蒋介石，以俄国、四川、广东三地，让蒋介石选择。蒋觉得：去广东，“则公益大而个人损失不小”；去俄国，“同行者非知交，暂不能行”。蒋选择去四川，但最后听廖仲恺的话，去了广州。
1921年1月1日，蒋介石预定当年应做之事4项：其中第一项即是“学俄语，想到俄国去视察一回，实在做一些事业”。最后一项则是到北京去，“研究北京社会的内容，侦察北京附近的地形。还要借着议员的名义，结交几个新朋友，或者就在北京组织一个新学社，团结很好同志，否则如有机会，即可以借议员的名义，到俄国去视察一回。”从上述日记可见，蒋介石梦绕魂牵的还是想去俄国考察。
1922年9月，苏俄代表越飞的军事随员格克尔将军到沪，与孙中山会谈。孙中山于8月30日致函蒋介石，要他从溪口赶来上海，参加会谈。9月10日，蒋介石到上海，但第二天就离沪还乡。12日，孙中山再次致函蒋介石，要他到上海住十天，详筹种种。9月21日蒋介石的日记中出现下列8个字：“往俄无害，往赣有利。”不过，一直到10月3日，蒋介石才带着蒋纬国再次来沪，直奔孙府，“谈时局”。他是否与格克尔见过面，日记中没有留下任何讯息。
机会终于来了，出任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
1923年，机会终于来了。
孙中山一直在努力和苏俄联系，争取苏俄支持。1922年11月21日，孙中山致函蒋介石，肯定他的访苏之愿。函称：“兄前有志于西图，我近日在沪，已代兄行之矣。现已大得其要领。”12月，孙中山写信给列宁，告诉他，“我打算不久的将来派一个全权的代表赴莫斯科，与您和其他同志一道会议符合俄中合法利益的共同行动”。同月，孙中山写信给苏俄代表越飞，声称自己可以调动大约1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进攻路线。他询问越飞：“你们的政府能通过乌兰巴托（库伦）支援我吗？”同年年底，俄罗斯与乌克兰等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923年1月，孙中山和苏俄代表越飞在上海会谈。孙中山要求苏俄给予200万金卢布的援助，同时表示愿意派遣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5月1日，越飞自日本东京转给孙中山一封苏联政府的电报，同意提供200万金卢布，并且宣称，准备提供军事物资，帮助孙中山在中国北部和西部建立作战单位，开办军校。12日，孙中山复电越飞，感谢苏俄的慷慨援助，表示将派代表去莫斯科磋商。5月10日晚，孙中山设宴招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蒋介石应邀作陪，“研究一切”。12日，蒋介石日记有“商议赴欧事宜”一语，可见，在孙中山的“联俄”计划里，蒋介石占有愈来愈重要的位置。不过，孙中山当时想亲自访问莫斯科。6月17日，孙中山任命蒋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但蒋介石因对许崇智及西南各军不满，觉得广东事无可为，于7月12日，向孙中山辞职返沪。
7月13日，蒋介石在香港致函时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的杨庶堪，自述性格特点，说明“如欲善用弟材，惟有使弟远离中国社会，在军事上独当一方，便宜行事，而无人干预其间，则或有一二成效可收”。函称：“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
此后，蒋介石日记陆续出现下列记载：
7月23日：“接季新（汪精卫）转来（廖）仲恺电。”
7月24日：“复季新函。”
7月26日：“上午，往访季新、焕廷（林业明）兄，决定赴俄之议，于个人设想，则心甚安乐也。”
廖仲恺电今尚未见，显然，其内容应为通知蒋介石使俄一事。至7月26日，蒋介石和汪精卫以及国民党本部财务部长林业明商量之后，“赴俄之议”就定下来了。多年宿愿，即将实现，蒋介石非常高兴。这以后，进入筹备阶段。蒋介石忙着找人商量，物色成员，阅读资料，其日记载：
7月27日：“往访焕廷，致仲恺电。”
7月28日：“晚季新、溥泉（张继）诸兄来，商赴欧事。”
7月30日：“下午，剑侯（沈定一）、季新、仲辉（邵力子）、焕廷诸同志来谈，共宴于小有天。”
7月31日：“上午与玄庐（沈定一）谈天，下午看《新疆游记》。”
8月5日：“晚，约会马林及各同志，商决赴俄事。”
马林是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1921年初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推动组织中国共产党，促进国共合作。蒋介石在和马林等商量之后，组织孙逸仙代表团一事最后定案。蒋介石任团长，成员为：
沈定一，浙江萧山人。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曾任浙江省议会议长。1920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早期党员，但不久即脱党。
张太雷，江苏常州人。代表团中的唯一中共党员。1921年在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时任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邵元冲，浙江绍兴人。中国同盟会会员，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机要秘书。1919年留学美国，后受孙中山之命，考察国民党海外组织。
王登云，陕西醴泉人。美国留学生，曾任旧金山华文报纸主笔，代表团的英文秘书。瞿秋白视之为“无赖”。中共方面曾企图阻止王登云参加代表团，未能成功。
次日，蒋介石会见汪精卫。同日，瞿秋白、张太雷来访，“详谈一切”。下午，蒋介石赶制军服。三时后，乘船回乡。到溪口后，整书检衣，预备启程。蒋介石自称其心情悲喜参半。喜的是符合自己尽快脱离“中国污秽社会”，根本解决国事的心愿，“前程发轫有望”，悲的是“吾党在国内缺少人才，苦我党魁，且对儿女不免恋爱也。”
8月14日，蒋介石回到上海，会见林业明和王登云。其后，蒋介石忙着量衣、照相、看牙。15日一早，蒋介石写信向廖仲恺报告，又给交易所同事周骏彦、夫人毛氏的二兄毛懋卿等人写信，拜托各事。其后，又访问张太雷和瞿秋白。当晚，汪精卫设宴饯行。午夜，沈定一从绍兴匆匆赶来。
快要远行了，蒋介石面对经国、纬国两个儿子，自感时有依恋不舍之心，有时甚至背着人流泪，仿佛十二三岁时离开母亲出外读书时一样。蒋介石对自己的这种心情也有点奇怪。
起行赴俄，心系纬国
8月16日是预定出发的日子，蒋介石6时起床，首先给许崇智、杨庶堪、胡汉民、廖仲恺及姚冶诚等人写信，然后外出拜会汪精卫、张静江、邵力子诸人。回时已是正午，经国、纬国及陈果夫、陈洁如都到蒋介石的住处大东旅社送行。1时15分，蒋介石、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一行四人登上日轮木神丸。邵元冲当时在欧洲，准备从那里直接赴俄。2时正，轮船启碇。纬国虽不是蒋介石亲生，但最受宠爱。蒋介石在船上听到小儿的声音，就以为纬国在喊父亲，梦中都会惊醒。18日，船抵青岛。入口时，雨雾连连，山色不青，但见港湾污秽，秩序紊乱，除少数苦力外，并不见有一警察及港吏，像似无人管理的自由港。1922年，王正廷代表北京政府与日本交涉，收回青岛，出任青岛商埠督办，被北京政府视为外交重大胜利。如今蒋介石看到其成绩不过如斯，徒负虚名，担心将来收回其他租界时发生困难，深觉可叹。
在船上，蒋介石除写信，想念纬国外，大部分时间用于阅读、抄录《蒙古地志》，为赴苏后的谈判作准备。19日，船抵大连。上岸后，发觉街道颇似日本的横滨。华人在大连约7万人，一切诉讼均听命日人，连会审公堂都没有。整个“关东州”，不能设立一座中国学校，不能派一中国官吏，连租界都比不上。蒋介石觉得“言之可叹，思之伤心，莫甚于此”。当日10时，换乘火车。20日到长春。一路7百里，所见所闻，皆是日本势力，好像进入日本国境一样。21日到哈尔滨。24日，由哈尔滨搭车赴莫斯科。25日，到达中俄交界地满洲里。当地居民约有千家，华俄杂处，市况萧条。蒋介石等一行由俄方代表迎接，换乘汽车过境。所谓国界，不过是一条延长的土塍而已，双方皆无人监视，可以自由进出。45分钟后，到达孟邱夫斯克，重上火车。
8月26日，车抵赤塔。一路山明水秀，森林浓郁，蒋介石想不到西伯利亚居然有此佳景。27日，车抵上乌金斯克。蒋介石眺望风景，观察形势，觉得地形类似中国南方的山河。他南望蒙古，觉得从此离国日远，颇有“不胜依依”之感。27日，车过贝加尔湖，一望无际，风涛如海，被蒋介石视为“佳景”。29日之后，道路住宅，渐渐整齐，有点欧洲景色了。
曾经和孙中山共同发表宣言的苏俄代表越飞也在这列车上，由于病重，蒋介石等未能与之相叙。
初至莫斯科，适逢盛大游行
9月2日下午1时，蒋介石等一行经过长途旅行之后，抵达莫斯科车站，随即乘汽车前往招待所。当日，正值莫斯科召开群众大会，22万游行群众高举红旗前往会场，街道上到处挤满了人群。蒋介石从未见过如此盛大而沸腾的场面，心情也跟着高昂起来，视为生平一大快事。第二天，蒋介石等拜会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部部长，会谈一小时，商量会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日期。蒋介石对会谈和受到的接待很满意，日记云：“相见时颇诚恳，皆以同志资格谈话，尚未有失言过语之辞，私心亦安。”9月5日下午2时30分，蒋介石等会见契切林，谈话一小时半，由沈定一担任记录。蒋介石觉得契切林“语颇诚挚”，自己的谈话也很“适中”，“无失当之处”，彼此都觉得“甚为投机”。当天蒋介石就致电汪精卫和林业明，向孙中山报告。
会见俄共（布）中央书记鲁祖塔克，称苏联共产党是“姐妹党”
9月7日，蒋介石等会见俄共（布）中央书记鲁祖塔克。
“我们是被派到莫斯科来的国民党代表，来这里的目的主要是要了解以其中央委员会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听取对我们在中国南方的工作的一些建议，并互相通报情况。”蒋称。
“我受俄共中央委托，欢迎代表团来访。国民党按其精神与俄共（布）非常接近。此外，还有另一些重要情况使中国的劳动群众同苏联接近。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俄国，两国人民都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苏联的领土有几千俄里与中国的边界毗连，因此苏联人民同中国劳动人民发生联系是很自然的。遗憾的是，中苏两国劳动人民之间没有任何接触，这有碍于加强这种自然的联系。代表团的到来是向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鲁祖塔克回答。
鲁祖塔克的话使蒋介石听来倍感舒服，他以更为热情的话语回报鲁祖塔克：
“国民党一向认为，苏联共产党是自己的姐妹党。今天，代表团希望听到对俄国革命的一些最重要的阶段、对革命时期所犯的错误以及对共产党在革命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的简单介绍，因为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可能对国民党在中国的工作很有教益。”
鲁祖塔克乐于满足蒋介石的要求，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谈到了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发展工业和组建红军等多方面的问题。蒋介石很重视，当日日记称：“其革命成功之点：一、工人知革命之必要；二、农人要求共产；三、准俄国一百五十民族自治，成联邦制。其革命缺点：一、工厂充公后无人管理；二、集中主义过甚，小工厂不应同样归国有；三、分配困难。”对鲁祖塔克所谈到的俄国当时建设情形，蒋介石记录称：一、儿童教育周密；二、工人皆施军队教育；三、小工厂租给私人。除了在日记中记下的鲁祖塔克的言论大纲外，蒋介石还表示：“详言另录”，可见他对此次谈话的重视。
鲁祖塔克向蒋介石等介绍了俄国革命的成功之点与缺点外，提议国民党代表团和共产国际代表组成专门委员会，讨论一些细节问题，并且协调国民党同俄共中央的行动。鲁祖塔克提议，为了双方的利益，最好有一名国民党代表常驻莫斯科。蒋介石对鲁祖塔克的“盛情的同志式接待”和介绍俄国情况表示感谢，声称不反对成立委员会和国民党代表常驻莫斯科。谈话至此结束。当天下午，蒋介石等拜会共产国际东方局局长吴廷康（维经斯基）。这是位“中国通”，惫舶年被派到中国，推动组织中国共产党，与李大钊、孙中山都有交往。
会见红军高级领导人，畅谈进军北京计划
9月9日，蒋介石等再次访问吴廷康。下午3时，访问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等。此前，孙中山任命的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谭延闿一度占领湖南省会长沙，因此，斯克良斯基首先向代表团祝贺，说：“为国民党而高兴，因为我们将国民党视为战友。”在互相问候之后，蒋介石向斯克良斯基提出几项要求：
1、俄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尽量向中国南方多派人，去按红军的模式训练中国军队。
2、向孙逸仙代表团提供了解红军的机会。
3、共同讨论中国的军事作战计划。
斯克良斯基答复说：已经向中国南方派去了一些人，需要等一等，看南方军队怎样使用已经抵达的同志。俄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并没有多少了解中国并且懂得汉语的干部，不可能向中国南方派出大量军事指挥员。他表示，因为有大约30名中国人在俄国东方民族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在俄国为中国人成立专门的军事学校。经过交换意见，双方迅速达成协议：在俄国境内为中国人建立两所军事学校：一所高级学校，培养懂俄语的指挥员（不低于营级）30人，校址设在彼得格勒或莫斯科；一所是中级军校，建在靠近中国的地方，海参崴，或伊尔库茨克，500人。关于代表团了解红军问题，斯克良斯基表示完全可以接受。
谈到军事作战计划，蒋介石声称：代表团拥有孙逸仙授予的全权。他介绍说：孙逸仙几乎没有任何军事工业，香港距离广州只有40里，英国人阻止向广州运输军事物资，因此，南方军队长期装备不足。而且，香港对孙逸仙军队的后方构成严重威胁，一旦南方军队向北挺进，英国人就会收买附近几个省的军队在后方暴动。此外，外国人在长江流域拥有大型内河舰队，南方军队一接近这个地区，英国和美国的炮舰就会立刻阻止。外国人绝对不会允许南方军队打败吴佩孚。因此，南方军队的总参谋部和国民党的代表团在动身来莫斯科前夕决定，将战场转移到中国的西北地区。这是孙中山派出代表团的目的。
蒋介石接着向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介绍中国的军事形势以及孙中山和吴佩孚的力量对比。他建议：“在库伦以南邻近蒙中边境地区建立一支孙逸仙的新军。由招募来的居住在蒙古、满洲和中国交界地区的中国人，以及由满洲西部招募来的一部分中国人组成。在这里按照红军的模式组建军队。从这里，也就是从蒙古南部发起第二纵队的进攻。”
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听完蒋介石的说明，建议蒋介石用书面形式阐明这项计划。这次会谈进行到当晚7时，持续三个多小时。蒋介石觉得斯克良斯基“和蔼可亲”，参谋长克姆热夫也热心帮助中国。他在日记中写道：“俄国人民无论上下大小，比我国人民诚实恳切，令人欣慕，此点各国所不及也，其立国基础亦本于此乎！”
从9月10日起，蒋介石开始在招待所起草“作战计划”。11日下午，蒋介石和苏联军事学校管理总部主任彼得罗夫斯基叙谈一小时。彼得罗夫斯基答应向代表团提供各种学校教材，同时向代表团详细介绍俄国军队中政治委员制度和共产党组织状况：每个团部都由党部派一政治委员常驻，参与团中主要任务；凡有命令，均须经其签署才能有效；团里的共产党员，不论士兵或将校，在团的活动中担当主干，凡有困难勤务，皆由其党组织负责人担任。12日上午，蒋介石写完“作战计划”，加进可能是由沈定一起草的“宣传计划”，总名为《中国革命的新前景》。13日，开始起草《致苏俄负责人员意见书》。14日写成。
《中国革命的新前景》与《致苏俄负责人员意见书》
《中国革命的新前景》与《致苏俄负责人员意见书》是蒋介石亲自起草的两份文件。
《中国革命的新前景》共18个部分。在《绪论》部分，蒋介石表示：“中国人民不但饱尝中国国内军阀暴政的痛苦，并且还备受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已经下决心要使中国完全彻底革命化，并且实行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1、各民族独立自由；2、人民自由行使各项政治权利；3、大工业国有化。”接着，蒋介石开宗明义地提出：
从军事观点看，我们暂时还不能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内，在中国东南地区奠定永久的基础，所以，我们希望在靠近俄国友邦边境的中国西北地区找一个适当地方，作为我们实行革命计划，与中国军阀和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战斗的军事基地。
还在1921年1月，蒋介石就曾上书孙中山等人，建议“当以西北为第一根据地”。至《中国革命的新前景》，蒋就作了更充分、明确的阐述。《绪论》以下为《中国目前形势》、《敌人》、《军事行动目标》等部分。蒋介石称：“中国的军阀和由他们组成的北平政府已经向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彻底投降。”“他们正在进行同国民党截然相反的活动，因为后者不让他们毁灭中国，正在全力以赴进行公开的秘密反对他们的斗争。”“中国的内战看起来是内部事务，实际上是国民党和外国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蒋介石接着说明国民党和中国军阀之间的实力对比，提出国民党的敌人是直系军阀，其主义是“做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赤裸裸的傀儡”，其领袖是曹锟和吴佩孚。蒋称：当时有包括奉系和“安福系”在内的十多省正在计划反对曹、吴，学生和工人的运动，平汉铁路工人的罢工，已经戳穿吴佩孚的爱国主义口号，中国人民都非常支持孙博士关于成立“工人队”的意见。国民党的最后目标是北平。
第五部分为《两个拟议中的军事基地》。第一个在蒙古库伦，第二个在新疆的乌鲁木齐。蒋介石从军事根据地和军事目标之间的距离、地理位置、行军时间、国际关系、战略等方面将两者作了详细比较，认为库伦比乌鲁木齐具有“更多的优越性”。蒋介石建议，在库伦，从平汉铁路招募工人和从灾区招募农民，以年轻、有觉悟的中国人做军官，用红军的名义进行训练，两年以后开始进攻。但是，蒋介石又建议，用乌鲁木齐作永久根据地，同俄国合作，帮助东方其他被压迫民族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他说：“我主张在这两个地区同时建立军队，在库伦建立主力部队，在乌鲁木齐建立增援团队。”
第六部分为《中国的自然特点和它的交通情况》。以下依次为《敌人的兵力》、《敌人如何部署部队》、《敌人内部情况》、《国民党的兵力》、《国民党军队情况》、《国民党和它的敌人的军事供应及其财政状况》、《用库伦做根据地和以北平为目标的军事准备时间》、《进军的西翼》、《军事行动阶段》、《拟议中的军事编制和兵力》、《军事预算》、《各种筹备组织工作》。
军事计划之外，可能由沈定一起草的“宣传计划”全名《国民党的宣传工作方案》，共10条。提出建立上海大学，在上海建立大型出版社、更多的通讯社，扩大上海《民国日报》，在广州和北平创办两种大型报纸，出版一种月刊和一种周刊，成立一个委员会，出版各种不定期的小册子等。最后提出，《方案》将在联席会议上讨论。
在《致苏俄负责人员意见书》中，蒋介石对比中俄两国革命，一个“将陷于绝境”，一个“收效之速，一日千里”，自感有愧于心。《意见书》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其原因在于党魁“注全力于外交与政党”，未能直接掌握军事。蒋称：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在于革命军占领彼得格勒这一政治中心，并且固守不失。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在于未能“直捣北京”，反将全国的政治中心袖手让与袁世凯，以致中外结合，使北京成为恶势力中心，根深蒂固。蒋表示：“为今之计，中国革命之法，唯有军事与宣传双方工作，同时并进。以实力为铲除现在恶势力之张本，而以宣传事业作主义上之根本培养。”蒋介石批评南方的“革命军队”已经没有革命精神，只在“借革命名义以谋其私人之权利”。他提出：“中国恶势力之根据地，反革命派之大本营以及其一切内乱与外侮之策源地，皆在其政治中心地之北京。如望中国革命之奏效，非先打破此万恶政治中心地之北京，则革命绝无成功之望。”蒋介石并且认为，要“对列强作战，打破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亦非打破北京不为功”。
《意见书》中，蒋介石还声称，无论内乱与外侮之压力如何强暴，中国革命党决不当调和派，也决不代表资本阶级，革命精神始终如一，只要变更方法，改善环境，三年之内，必有成效可睹。
蒋介石将这两份文件起草完成后，略感轻松。不过，他没有就此定稿，一直在修改中。
根据鲁祖塔克的建议，沈定一于9月15日起草“两党联结文稿”，并且拟于下星期二成立有国民党代表团和共产国际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16日，沈定一完成“草约”，蒋介石又忙着和沈一起研究“条文”。
参观红军第144团，被热情的士兵抬了起来
9月16日，俄国陆军学校学生举行毕业典礼，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宁及红军各领导人都出席并发表演说。下午，蒋介石等应邀参加，受到与其他各国出席人员不同的特别招待，使蒋介石等颇感自豪。17日，参观步兵第144团。事先，军事院校管理总局秘书卢果夫斯基向莫斯科军区司令穆拉托夫等人打好招呼，指示说：有中国共青团团员来访，举行欢迎仪式，访问尽量秘密进行。蒋介石本来是准备穿上全套军服的，结果，接受俄国人建议，改穿便服。当时，这个团刚刚演习归来，营房还在修缮，生活尚未进入正轨。蒋介石等参观了连队、营房、红角、号令、修理部、医务室、俱乐部、图书室、机枪小队、厨房、面包房、俄共支部，而且品尝了红军战士的食品，了解了每周的食谱。不过俄国人对蒋介石等还是有点警惕，没有让他们参观武器库。卢果夫斯基在向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书面汇报时，特别声明：“我也没有介绍特别秘密的资料。”
在有400名红军士兵出席的大会上，蒋介石发表演说，首先称赞“红军是世界上的一支最勇敢、最强大的军队”，他接着说：
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们！你们战胜了你们国内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但你们还没有消灭世界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你们要准备同他们决战，因为你们要在其他民族的帮助下完成这一事业。请记住，每一个战士的义务就是牺牲。要时刻准备为你们的事业去牺牲，这就是胜利的保证。
我们是革命者，是革命的国民党党员，我们是军人，我们是战士，我们也准备在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牺牲。
蒋介石表示：“我们来这里学习并与你们联合起来。当我们回到中国人民那里时，要激发他们的战斗力，战胜中国北方的军事势力。”
蒋介石的讲话不时被经久不息的掌声和高昂的《国际歌》乐声打断。讲话结束时，与会者高喊“乌拉”。蒋介石情绪激动。据俄国人记述：“看来，他讲话时充满着强烈而诚挚的感情。他在结束讲话时几乎是在吼，他的双手在颤抖。”离开军营时，蒋介石等被红军战士抬起来，轻轻摇摆，一直抬到汽车前。上车后，蒋介石等仍然非常激动，不断赞美红军战士的“精神”和“热情”，认为这是他们在其他任何一支军队中都没有见过的。蒋告诉全程陪同的卢果夫斯基说：印象非常好。“他们所有人——指挥员和战士——并不是首长与部下，而像是农民兄弟。”
蒋介石在参观红军第144团的表现并不是故意造作。当日，他在日记中有同样的记载：“其军纪及整理虽不及日本昔日军队，然其上下亲爱，出于自然，毫无专制气象。”对于红军中的“双首长制”，即司令员之外，还有一位党代表，蒋介石也感觉不错，认为两者之间分工恰当，“亦无权限之见”。“大约军事指挥上事务皆归团长，而政治及智识上事皆归政党代表，尤其是精神讲话及平时除军事外之事务，皆归代表也。”
9月19日，蒋介石等参观步兵第二学校。20日，参观研究毒气的军用化学学校。22日，参观高级射击学校，看到了十五世纪以来的各种枪支，共约数百种，其中俄造骑兵用机关手枪，可连发三十五响，轻便非常，给了蒋介石很深印象。他在日记中慨叹道：“俄国武器之研究及进步可与欧美各国相等，不比我国之腐败也。”
第一个坏印象：外交人员“下流无赖”
初到莫斯科，受到热情接待，蒋介石的印象是好的，只是觉得物价高。9月8日晚，蒋介石等往前皇家剧院观剧，听说正厅票价每人约需五金卢布，感到莫斯科生活程度不低！14日，蒋介石外出买鞋，定价九十金卢布，蒋介石惊诧地叫起来：“太贵了！”不过，蒋介石对这些均觉得无所谓，并不十分在意。使他在意的是苏联政府工作人员的态度。
9月23日，代表团中唯一的共产党员张太雷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发生争论，蒋介石为张太雷说话，事后闷闷不乐，认为“其部员之下流无赖，实使人讨嫌”。24日，蒋介石仍不能释怀，日记云：“为外交部员无礼怠慢，使人嫌恶，几欲回国。余之性质，实太狭褊，不能放宽，奈何！”蒋介石早年性格的特点是任性。前些年在孙中山、陈炯明手下工作的时候，常常因与人不合，立刻甩手走人，辞职不干。这次虽因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不敬，萌生回国念头，但是，这毕竟是在外交场合，他还是忍住了。
参观彼得格勒等地，为市况萧条及海军士气担忧
9月25日晚9时，蒋介石等一行乘火车前往彼得格勒等地参观。
9月26日下午，参观冬宫。先参观博物馆，收藏以瓷器、图画为多，宫殿的墙壁、柱子，均用红、白、绿三种大理石为原料。其后参观冬宫的觐见厅、寝室、书房、餐厅、浴室、会议厅、礼堂等处，或称为金间，或称为银间，或称为翡翠间，给蒋介石的印象是“铺陈华丽”。不过，其中最吸引蒋介石的是展出的俄国革命党历史，特别是革命前的艰苦斗争与巨大牺牲。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惟其中新设一层，皆述革命党经过历史之惨状，殊令人兴感也。”
9月27日，参观海军大学及海军学校。
9月28日参观海军博物馆。该馆陈列彼得大帝以来俄国海军的发展史，包括人员及舰船模型等。俄国海军的发展迅速，使蒋介石颇感“惊骇”。同日，乘船游览涅瓦河，一直到海口为止，使蒋介石等充分领略了彼得格勒形势的宏壮。3时后参观制造潜艇的工厂。第二天，再由彼得格勒乘船，参观喀琅施塔得军港，登上“摩拉塔”战舰及第二号潜水艇。9月30日，参观大剧院和“伊晒克”教堂。蒋介石一直登上教堂的最上一层，彼得格勒四郊百余里之内的风景，一一收入眼底。对这一教堂建筑的宏大壮丽，蒋介石叹为“实所罕睹”。
10月1日，参观前皇村，这是历代沙皇居住的宫殿，蒋介石日记称：“其建筑之宏大，装饰之华丽，诚所谓穷奢极欲。大理石与翡翠之柱壁、地板，不足奇也。”对沙皇尼古拉的宫殿，则认为远远超过法国的凡尔赛宫，“世无其比”。归途中顺道访问一户人家，受到亲切接待。一位既漂亮又热情的俄罗斯女郎一会儿翩翩起舞，一会儿挥指弹琴，使得一向贪恋女色的蒋介石叹为“诚尤物也”。
从9月26日到10月1日，蒋介石等在彼得格勒参观、访问共6天。当时，俄国经济还处于困难时期，喀琅施塔得军港两年前还发生过反对苏维埃政府的暴动。蒋介石的总印象是：“市况凋零，民气垂丧，皆不如莫斯科之盛，而其海军人员之气象，更不良佳，殊堪为苏俄忧也。”
再回莫斯科，向托洛茨基等呈递《备忘录》
10月2日上午11时，蒋介石等回到莫斯科，又因为为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弄鬼”生气，蒋介石觉得自己意志不坚。日记云：“宽容大度，包罗万象，方能成伟大事业。器小如此，奈何！”
还在彼得格勒访问期间，蒋介石就在起草一份信稿。9月27日日记云：“早起，致函稿成。”28日日记云：“早起修正函稿。”30日日记云：“上午，缮正函稿。”回到莫斯科的当晚，蒋介石将函稿誊录一遍，大功告成。10月3日，代表团内部为函稿及《中国革命的新前景》发生争论，只是“稍有龃龉”，情况并不严重，但蒋介石却很不高兴，日记云：“交友实难，吾自不慎，有何言也。”10月5日，蒋介石修改《中国革命的新前景》，定名为《孙逸仙代表团关于越飞5月1日东京电中所提建议之备忘录》。一直到晚上10点才睡。日记云：“同伴参差，萧然寡欣。交友之难，可叹！”10月6日，蒋介石检点《函稿》及《备忘录》，一份送交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一份送交革命军事委员会托洛茨基、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函稿》目前只有英文打字稿留存下来，现翻译如下：
亲爱的同志：
我们受孙逸仙博士委派，为建立中国国民革命的主要军事力量，前来讨论在中国的西北边境建立革命的军事组织的计划细目。5月1日，苏维埃政府通过越飞发自东京的电报，答应给我们的领导者以相关援助，对此，我们首先要充分表达感激之情。5月12日，孙博士复电，接受俄国人的建议并陈述说，他将为此投入很大的精力。该电已自广州电达越飞和达夫谦。有信通知我们，孙博士的回答已经电告莫斯科。
我们受我们党的领导人的委托，前来和你们讨论建议的军事部分。但是，我们也将利用这一机会，讨论建立政治思想战线的方案，作为成功地执行我们计划的基础。俄国同志在此领域有伟大的经验，因此，我们期待关于我党宣传工作的讨论将给予我们许多有价值的情报。这些，我们在不远的将来会需要。
在所附《备忘录》中，我们已经陈述了这一计划的两个方面，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这是我们的特别任务，以达到一项军事组织的明确决定。它将不仅是中国革命成功的绝对需要，而且会在太平洋地区的斗争中有伟大的实际作用。在这一斗争中，俄国和中国的革命军队将抵抗帝国主义的联合力量。这一力量，企图将中国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并且成为苏俄的真正危险。
函末，蒋介石表示希望尽早与苏方会见，讨论《备忘录》，以便尽快执行计划。可以看出，这封信和前述蒋介石写就的《致苏俄负责人员意见书》已经大不相同了。
《备忘录》分《绪论》、《军事计划》、《宣传》、《结论》四大部分，共8200余字。从笔者见到的部分英文打字稿看，它在篇章结构上作了较大调整，但和《中国革命的新前景》并无很大不同。
1923年，蒋介石受孙中山委派，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访问苏联，对其思想的发展、变化有重要意义。本文据舶岸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开放的蒋介石日记及中俄两国档案写成，记述蒋访苏的缘起、经历、观感，对苏联从希望到失望以至不满、反对的经过。
好坏印象夹杂的苏俄观感
蒋介石递上《备忘录》后，主要任务完成，就等着俄国人回答，因此日子过得并不紧张。俄国人乘机安排蒋介石等人看戏、看芭蕾舞，参观莫斯科的工厂、农村和克里姆林宫等处。
10月8日晚，往莫斯科大剧院观剧。“此剧系俄国各民族各种演剧模型”，大概是一场综合性晚会，教育总长卢那察尔斯基亲自登台演出。蒋介石日记称：“台上印刷机器随时印布宣传品，实乃共产主义国之特色也。”
10月25日下午，参观莫斯科的灯泡制造厂及发电厂，考察厂中的工人俱乐部、教室、音乐补习室、贩卖合作社、图书室、阅报室、膳厅、剧场等地，感到“应有尽有”。对工厂为工人配备“专科教师”，以备工人业余学习，以及职工会与共青团，蒋介石都表示满意。对工厂举办的展览会，展示厂史及工人状态，列表说明厂中资本盈亏，供工人观览，注重社会科学等做法，蒋介石也都赞成。
10月28日，看芭蕾舞。演员们的精湛舞姿看得蒋介石等人目瞪口呆，叹为观止。蒋介石日记称：“演剧妇女之活泼动作，无异机械，吾国优伶万不及也。”
10月30日，参观莫斯科西郊的农村。先进入村苏维埃，蒋介石觉得类似奉化乡间的自治会，但制度不同。继而参观消费合作社、小学校。小学展览的是学生自制的工具和自绘图画，蒋介石感觉较中国教育为新颖。最后参观乡苏维埃。蒋介石觉得规模较大，司法、行政、立法三权皆出于此，乡村警察亦出于此。
11月1日，参观克里姆林宫，正值卫生人民委员报告，蒋介石坐在台下听了约一小时。克里姆林宫留给蒋介石的印象是建筑宏大，但装潢则比不上彼得格勒的冬宫等处。
11月5日，参观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故居。
11月6日晚，到莫斯科市苏维埃，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听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以及当年起义水手、海军士兵等演说。
11月7日为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六周年纪念日。上午9时，蒋介石等到红场参观阅兵式及群众游行。自11时起至下午6时止，游行尚未完毕。参加者有军队2万，飞机16架，炮车8门，机关枪车1队。炮车和机关枪车，蒋介石都未见过，充分感到俄国军械的先进和军容的威严。典礼让蒋介石看到了俄罗斯人民对政府的拥护，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观今日之运动，足知苏维埃政府对于人民已有基础，殊足以破帝国主义之胆。吾于苏俄无所间言。”但是，蒋介石仍然觉得，俄国“中级以下人材缺乏，办事时间延迟不准，缓慢非常，而其高级人员处事或尚感情，是其短处。至于其有否自满之志，则吾尚未敢断言也。”
11月15日下午，参观博物馆。
闲暇时，蒋介石自己参观市场，或者独自沿着美丽的莫斯科河散步。有一次，蒋介石一个人搭船，顺流到莫斯科西南的“不寂之园”去观光。那里是莫斯科的最高处，风景优美。蒋介石感到有些像东京的上野公园，但比上野还要美。公园的最西边是府雀山，相传拿破仑到莫斯科后，曾先登此山。蒋介石徘徊于山径和森林之间，眺望全城，自觉精神爽畅，称誉此地为“莫斯科第一胜景”。此后，蒋介石又去过三次。
11月16日，拜访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加里宁给蒋的感觉是“完全一农民”，“言语诚实，行动自在”。蒋介石和他谈起国外大势，不知所答。蒋介石暗自将加里宁和曾任中国总统的黎元洪比较，觉得黎“狡猾馁弱”，因此转而赞美加里宁，“诚不愧为劳农专政国之议长也”。
11月19日晚，参观莫斯科市苏维埃大会。内容为报告一年来的工作成绩：工业已恢复至战前的60%；工资比去年增加一倍；新增工人宿舍可容1万余人；3万失业工人，政府每月津贴每人8元。蒋介石日记称：“是其重要报告也。”
11月21日蒋介石访问越飞。下午，访问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卢称：苏联的教育方针：1、废除宗教；2、男女同校；3、接近实际生涯；4、学生管理校务；5、统一教育制度；6、注重劳工学校；7、专门学。卢并称：中央与地方合计，现在常年教育经费约占国家总预算的14%，共为一亿四千万元。蒋介石对卢的谈话很重视，将其所谈比较详细地记在日记里，但他还觉得教育预算偏低，“尚不足其预算三分之一也”。
从俄国人那里，蒋介石得知各地都有共青团组织，蒋介石称之为“少年共产党支部”。对“少年共产党支部”注重培植青年，蒋介石赞美其为“第一优良政策”。蒋介石也了解到，当时的苏维埃政府，看不起知识分子和商人，“优待农工而轻士商”，这本来是一项“左倾”政策，但蒋介石也赞成，在日记中表示：“吾亦无间言也。”
与契切林及斯克良斯基辩论，对苏联失望
俄国人长期将蒙古视为其势力范围。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沙俄乘机派兵进入蒙古，导演“独立”。1921年，红军为追剿沙俄白卫军，进占库伦，此后即长期不肯撤兵。蒋介石要求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自然不能为俄国人所接受。10月18日契切林约蒋介石往见，但临时有病，未见。10月21日下午，蒋介石拜会契切林，集中谈“蒙古自治问题及根本计划”。契切林没有正面回答可否，只笼统地强调“蒙古人怕中国人”，要蒋介石与苏共领导人商谈。26日，蒋介石致函契切林，反驳说：
要知道蒙古人所怕的是现在中国北京政府的军阀，决不是怕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蒙古人惟其有怕的心理，所以急急要求离开怕的环境。这种动作，在国民党正想把他能够从自治的途径上，达到相互间亲密协作底目的。如果苏俄有诚意，即应该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状况。须知国民党所主张的民族主义，不是说各个民族分立，乃是主张在民族精神上做到相互间亲爱的协作。所以西北问题正是包括国民党要做工作的真意，使他们实际解除历史上所遗传笼统的怕。
访苏前，蒋介石没有料到事情会如此不顺利。发出致契切林函后，蒋介石一整天都心神不佳，闷闷不乐，日记云：“可谓缺少经验，自讨其苦也。”25日，蒋介石致斯克良斯基一函。28日，再各致契切林和斯克良斯基一函。这时候，蒋介石已经对他所受到的接待和苏方的拖延不复表示不耐。11月1日，契切林写信向季诺维也夫报告，说明蒋介石“已经神经过敏到极点，他认为我们完全不把他看在眼里”。
苏联方面对国民党的要求迟迟不复，固然由于蒙古问题，同时也由于苏联正热衷于在德国、保加利亚、波兰等地发动革命，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11月2日，托洛茨基致函契切林与斯大林，要求“极其果断地和坚决地”向国民党代表团“灌输”：“他们面临着一个很长的准备时期”，“军事计划以及向我们提出的纯军事计划，要推迟到欧洲局势明朗和中国完成某些政治准备工作之后”。11月11日，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再次与蒋介石等人会谈。
当日上午，蒋介石检出《意见书》，仔细审查，精心作好谈话准备。下午见面时，斯克良斯基开门见山，表示不赞成国民党代表团的计划：“孙逸仙和国民党应该集中全力做好政治工作，因为不然的话，在现有条件下的一切军事行动都将注定要失败。”他以“十月革命”为例，说明那是“俄国共产党长期坚持不懈的工作”的结果。他要求国民党在中国也做同样的工作，首先全力搞宣传，办报纸、杂志，搞选举运动，等等。
“孙逸仙同越飞会谈以后，国民党加强了自己的政治活动，但党认为同时也有必要开展军事活动。”蒋介石还想尽力一搏，针锋相对地与斯克良斯基辩论。他接着说明：“在俄国，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而在中国，地球上的所有国家的帝国主义者都反对中国的革命者，所以，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是必要的。”
斯克良斯基寸步不让，要国民党“首先应该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用在对工农的工作上”。他说：“有必要在近几年只做政治工作，军事行动的时机只有当内部条件很有利时才可能出现。”他尖锐地批评蒋介石提出的军事计划：“发起你们方案中所说的军事行动，就是事先注定要失败的风险。”为了不让蒋介石完全失望，斯克良斯基提出，可以允许“中国同志”到苏联军事学校学习。参谋部学院可以接受3－7人，军事学校可以接受30－50人。至此，会谈已经进行了两个小时，蒋介石等无话可说了，表示将于11月22日回国，希望再一次会见斯、加二人，并且请他们转交一封信给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
在归途中，张太雷向陪同的俄国人表示：“在学习了苏联的经验之后，本代表团应该同意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意见。”据这名俄国人事后的汇报，会谈前，蒋介石由于神经紧张，过度劳累，一再要求送他去疗养院休养两周，而在与斯克良斯基会谈之后却表示：不要张罗疗养院和医生，自己感觉好多了。这名俄国人由此作出结论说：“中国人对同斯克良斯基同志的会见是满意的。”
事实是，俄国人拒绝了蒋介石的库伦军事计划，蒋介石的内心极为愤懑、失望。当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
11月12日，蒋介石给汪精卫发了电报，又给契切林写了封信。整天“心绪沉闷”。他想起了当时国内的状况，更加抑郁，日记云：世人虚伪，本党同志，优秀者或死节，或远离，现在所见者，只有“趋炎附势，争权夺利，吹牛拍马，以公济私，卑陋恶劣，互相利用挑拨之徒”，其他人则“贪似狼，猛似狗，蠢似豕”。想到这里，蒋介石在句末重重地写下了“可叹”二字。
蒋介石又给斯克良斯基和契切林各写了一封信。
批评苏俄政府“无信”，察觉斯大林等人“排斥异己”
蒋介石在俄国时间久了，对俄国社会了解渐多。11月24日日记云：“俄国中级人才太少，政府往往为其下所蒙蔽，而其轻信、迟缓、自满，为其切要弊端，遇大事不能深重观察，专尚客气。人而无信，尚不能立，况其国乎！少数人种当国，排斥异己，亦其国之一大弊也。吾为之危。”这一段日记前半段批评苏俄政府“无信”，后半段，批评“少数人种当国，排斥异己。”
1919年7月，苏俄政府曾由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发表对华宣言，宣称：“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的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给中国人民。”1920年9月，加拉罕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声称：“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本阶级从中国残暴地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当时，蒙古问题是中苏之间的重大纠纷。1923年1月，越飞与孙中山会谈时，曾向孙表示，俄国现政府从来不想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也绝无使其脱离中国的目的。1923年9月，加拉罕到北京谈判，专门向报界声明：“蒙古应为中国之一部，俄国决无若何侵并计划。”现在，苏方坚决拒绝蒋介石在库伦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自然要被蒋视为“无信”。
俄国共产党从1921年起进行“清党”，至1922年3月召开联共（布）第11次代表大会前，已经开除了17万党员，占全体党员的25％左右。第11次党代表大会上，由于列宁已经病重，出生于格鲁吉亚的斯大林当选为总书记，并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陆续形成“三驾马车”以至“七人小组”，垄断苏联党和国家大权，将托洛茨基排除在外。1923年4月，联共（布）召开第12次代表大会，“清党”仍在进行。同时，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也渐次进入火热状态，开始批判托洛茨基本人和他的拥护者拉狄克和克拉辛等。这些，不能不给蒋介石留下印象。11月14日日记所称“排斥异己”，显指斯大林等人。蒋介石认为这是苏联的“大弊”，并且声称“吾为之危”。
蒋介石晚年回忆说：“在苏俄党政各方负责诸人之中，其对我国父表示敬重及对中国国民革命表示诚意合作的，除加密热夫、齐采林是俄罗斯人之外，大抵是犹太人为多，他们都是在帝俄时代亡命欧洲，至一九一七年革命才回俄国的。这一点引起了我特别注意。我以为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拉迪克与越飞等，比较关切中国国民党与俄国共产党的合作。可是越飞自中国回俄之后，已经失意了。我并且注意到当时列宁卧病如此沉重，而其俄共党内，以托洛斯基为首要的国际派与史达林所领导的国内组织派，暗斗如此激烈，我就非常忧虑他们这样斗争，必于列宁逝世之后，对于中俄合作的关系，更将发生严重的影响。”蒋介石的这一段回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11月24日的日记。
认真攻读马克思着作，但崇拜孙中山，婉拒加入中共
在苏联期间，蒋介石有较多空闲。除了学俄语，读吴承恩的《西游记》，学习拉手风琴、弹琵琶外，不少时间都用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着作上。其日记载：
9月21日下午，看《马克思学说》。
9月22日下午，看《马克思学说概要》。
9月24日，看《马克思学说概要》。日记云：“颇觉有趣。上半部看不懂，厌弃欲绝者再。看至下半部，则倦不掩卷，拟重看一遍也。”
9月25日下午，看《经济学》。
10月3日晚，看《共产党宣言》。
10月4日上午，看《马克思学说概要》。下午看《概要》。
10月7日看《马克思学说概要》。
10月9日下午看《马克思学说概要》。
10月10日，下午，看《马克思学说》之《经济主义》。日记云：“复习第三遍完，尚不能十分了解，甚叹马克思学说之深奥也。”
10月16日，看《共产党宣言》
10月17日，看《共产党宣言》。
10月18日，上午看《马克思传》。下午看《马克思学说》，“乐而不能悬卷”。
10月20日，下午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史》。
11月1日，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史》。
从上述日记可见，蒋介石这一时期读马克思主义着作不仅很积极，很认真，一遍、两遍、三遍地读，有时还读得很有兴趣，乐不释手。但是，蒋介石仍然高度崇拜孙中山。
当蒋介石访问苏联之际，苏联政府也正派其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来华和北京政府谈判。9月8日，加拉罕致电孙中山，称孙为“新俄的老朋友”，表示希望得到孙的帮助。9月16日孙中山复电加拉罕，其中谈到：“中俄两国之真实利益使双方采取一种共同政策，俾吾人得与列强平等相处，及脱离国际帝国主义之政治、经济的压迫。”10月9日，蒋介石从苏联报纸上读到孙中山这一电报，高兴地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俄报登载中师复喀拉汉宣言，甚为得体，且有反对帝国资本主义之决心，不胜欣喜。”
10月10日是当时中国的国庆节。从下午起，蒋介石就在预备演讲，题目是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当天晚上，在莫斯科的全体中国学生到蒋介石寓所，共同庆祝“双十节”。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苏联共产党都派代表前来祝贺。蒋介石讲了大概一个半小时，自觉“颇有条理”。接着是演剧、献技，奏《国际歌》，一直到夜12时方散。
大概蒋介石在演说中比较突出地宣扬了孙中山的功绩，第二天，蒋介石就听到批评：“有崇拜个人之弊。”当时在俄国的中国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在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上，在孙中山的个人作用上有某些新看法，本是很自然的事，但蒋介石却不能理解，他联想到中国国民党和俄国共产党内的情况，更增添一层忧虑。日记称：“甚笑中国人自大之心及其愿为外人支配而不愿尊重国内英雄，此青年之所以能言难行而无一结果也。党人好尚意气，重妒嫉，而俄党下级人员较吾中国更甚，此实为俄党虑也。”
第二天，蒋介石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在那里读到9月17日孙中山致列宁、托洛茨基和契切林的三封信，其中称蒋介石为“我的参谋长和密使”，声称“蒋将军要和贵国政府及军事专家一起提出一项由我的军队在北京西北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建议。兹授权蒋将军代表我全权行事。”蒋介石感受到孙中山的“至诚”，心头一热，不觉泪下。孙中山为中国革命奋斗多年，尚未成功，蒋介石颇为孙中山不平，日记称：“天何不欲至诚之人成功而使其久屈也！”同日，蒋介石还收到汪精卫、廖仲恺的来信，也都对蒋充满期待，使处在异国他乡的蒋介石感到温暖。10月18日，蒋介石再次接到孙中山手拟长电，又一次受到感动，日记云：“中师诚挚之辞，每使人读之泪下，其非比长于文字者故为此笼络之语，此其更可贵也。”
其间，曾有人动员蒋介石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答以“须请命孙先生”。蒋的答复使动员者失望，批评蒋是“个人忠臣”，这一批评又很快为蒋介石得知，大为不满。到当年12月13日，蒋介石离开苏联回国，见到“留俄同志”致孙中山函稿，其中论及孙中山周围“忠臣多而同志少”，更使蒋介石“阅之大骇”。其实，这本是一句要求加强国民党内民主建设的善意劝告，但蒋介石不能理解。日记云：“少年轻躁自满，诋笑道义，殊为可叹！排人利己之徒，诱引青年，自植势力，而不顾党谊，其实决不能自成其势。梦梦之人，惟有一叹而已。”这里所批评的“少年”和“排人利己之徒”，显指当时的部分年轻的共产党员，这是蒋介石对中共发生嫌隙的开始。第二年3月，蒋介石更致函廖仲恺诉苦说：“弟自知个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非笑，然而忠臣报君，不失其报国爱民之心，至于汉奸、洋奴，则卖国害民而已也。吾宁愿负忠臣卑鄙之名，而不愿带（戴）洋奴光荣之衔。”
在共产国际发表演说，与季诺维也夫争论
蒋介石等到莫斯科后，曾于10月中旬通过吴廷康向共产国际提交过一份《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该报告认为：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政权一直掌握在军阀手中，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剥削日益增强。国民党的任务是“推翻世界资本主义”。中国的国民革命具有国际性质。《报告》对三民主义提出了新解释：民族主义意味着“所有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帝国主义，扶助弱小民族。民权主义指每个人都拥有言论、结社、集会、出版等自由，政府必须来自人民，取得人民帮助并为了人民。民生主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所有大工业、所有土地都属于国家，由国家管理，以便避免私人资本主义的危害。但是，由于现时的经济条件，中国不可能立即实行共产主义。民生主义是当前中国“最能接受的经济制度”。《报告》还提出：国民党必须进行改组，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为宣传工作寻找政治口号。同时，必须在反帝运动中同苏维埃俄国合作。这种合作不仅为中国革命带来好处，也会为世界革命带来好处。
吴廷康收到国民党代表团的《书面报告》后，约蒋介石在适当时刻拜会共产国际主席团，但其时间却一再延宕，不能确定，蒋介石觉得很失面子，不大高兴。11月25日，吴廷康再次相约，而又不定具体时间，蒋介石“愤激不堪，婉言拒其约会”，但吴廷康一再要求，蒋介石勉强答应。当晚7时，蒋介石到共产国际主席团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首先会见主席季诺维也夫等人。据蒋介石日记称：“各国共产党主席皆履会，情形颇佳。”会上，蒋介石发表演说：
国民党代表团是奉国民党领袖孙逸仙之命派出的，目的是在这里，在莫斯科这个世界革命的中心，同共产国际的同志们进行坦率的讨论。
演说中，蒋介石重点对孙逸仙的民生主义，特别是“两步走”的设想作了阐释。他说：
民生主义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我们认为，对中国革命来说。目前最好政策是，作为第一步，使用“（争取）独立的中国”、“人民政府”、“民族主义”之类政治口号。作为第二步，我们将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做一些事情。
蒋介石说明，由于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民不识字，属于小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因此中国“目前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使用“共产主义口号”，否则，“就会造成小土地所有者对这些口号的错误理解”，“会使他们加入反对派阵营”，“跟随中国军阀反对我们”，“会使中国革命不能取得成功”。“所以目前我们的纲领是旨在联合中国人民的所有人士，以便借助于统一战线来取得革命的巨大成功”。接着，蒋介石说明，孙逸仙博士30年前开始革命时，就使用三民主义为口号，人民已经习惯，军阀也不会特别注意，小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不会反对。
演说中，蒋介石还阐明了国民党对世界革命的设想：“主要基地在俄国”，赞成“俄国同志帮助德国革命取得成功”。他说：
国民党建议，俄国、德国（当然是在德国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和中国（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之后）组成三大国联盟来同世界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借助于德国人民的科学知识、中国革命的成功、俄国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该国的农产品，我们将能轻而易举地取得世界革命的成功，我们将能推翻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
蒋介石展望，三、五年之后，中国的国民革命就能成功，一旦取得成功，“我们就开始进行第二阶段，即在共产主义口号下展开工作。我们认为，那时，中国人民将更容易实现共产主义”。
蒋介石对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的报告很满意，日记中自称，访苏以来所作报告、讲话，“亦以今日为最从容而有条理也”。演讲后，蒋介石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科拉罗夫等人的提问并作了答复。季诺维也夫在总结中声称，共产国际的中国问题委员会将继续开会，同国民党代表团讨论，作出决议。
季诺维也夫关心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党之间已经开始的合作，希望国民党做工作，将两党部分成员之间的可能发生的困难和误解减少到最低程度，要求在中国工人罢工的时候，始终站在工人一边，积极支持工人斗争，并且特别强调，这种支持应该是“认真的和积极的”。季诺维也夫表示，他不能肯定，得到的消息是否确实，有人对他说，汉口“二七罢工”时期，国民党的支持不够“强而有力”，其“冷淡态度使人感到很失望”。他希望，国民党注意这一点，在工人的所有冲突和发动中，国民党的支持真正是坚决有力的，以便不给埋怨和抹煞带来口实。
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季诺维也夫明确表示，“不是共产主义的口号”，要使这些口号“更具体，更明确”。关于“民族主义”，季诺维也夫说：它应该“不为新的资本家阶级、新的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提供可能”，“它不应用中国资本家的统治去取代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也“不应导致建立中国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的霸权地位”，“不应该导致对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压迫”。关于“民权主义”，季诺维也夫表示：“民权主义在欧洲已是一个反动的口号，民权主义不赞成革命。”在中国，它能否成为“进步口号”，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居民中的劳动群众有可能扞卫自己的权利，并把自己的事业推向前进”。关于“民生主义”，季诺维也夫称，未必有必要详细讨论，如果把它理解为“致力于把劳动群众，如耕种土地的庄稼人”从赋税重负等压迫下解放出来，那就不必反对。但是他明确表示，“这完全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是“有可能导致真正的社会主义目标的发展”。
蒋介石表示，原则上同意季诺维也夫的讲话，但他强调：“我们不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工作的。”“目前我们希望，小资产阶级和我们建立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但是，我们并不为它的利益而斗争。”
季诺维也夫对蒋介石的回答作了有条件的肯定：“当然，共产国际并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否则我们就不会同这样的党打任何交道。我们认为，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它代表那些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力量。”“国民党也是革命的政党。”
会议最后，蒋介石要求共产国际派一些有影响的同志到中国，仔细研究中国局势，领导国民党，就中国革命的问题提出建议。季诺维也夫接受蒋介石的建议，答应向中国派出一位负责的代表，并请代表团转达对中国国民党，特别是孙逸仙同志的“热烈的兄弟般的问候”。
11月28日，共产国际主席团发布《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该决议由布哈林、科拉罗夫、库西宁、阿姆特尔以及吴廷康组成的委员会起草，共8条。它批评国民党“没有吸收城乡广大劳动群众参加斗争”，把希望寄托于国内反动派，建议对三民主义作出新解释，使之成为“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政党”。
关于民族主义，《决议》认为，它的含义是：“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不仅要消灭外国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而且也要消灭本国资本的残酷剥削。”决议提出，民族主义对外体现的是“健康的反帝运动的概念”；对内，和“同受中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少数民族的革命运动进行合作”，公开提出“民族自决”原则，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关于民权主义，《决议》认为，应使其有利于劳动群众，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享有权利和自由，决不能为在中国的帮助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军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
关于民生主义，《决议》认为，应该解释为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同时，对中国的民族工业实行“国有化原则”。《决议》认为，不能提出“土地国有化”，只能提出，“消灭大土地所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将“土地直接分配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
《决议》要求国民党重视中国工人阶级，放手发动其力量，“把全国的解放运动建立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上”，善于运用在华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同工农国家的苏联建立统一战线，同日本的工农解放运动和朝鲜的民族解放运动建立联系。
共产国际的这份决议有正确的部分，也有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部分。蒋介石读后，在日记中写道：
普〔浮〕泛不实，其自居为世界革命之中心，骄傲虚浮。其领袖徐诺微夫（按，即季诺维也夫——笔者）似有颓唐不振之气，吾知不久必有第四国际出现，以对待该党不正之举也。
下午，蒋介石赴共产国际会见其秘书，“应酬数语，即辞行”。
会见托洛茨基，蒋介石和沈定一差点打起来
托洛茨基是列宁的战友，十月革命的重要领导者。此时虽然受到斯大林的批判、排斥，但仍然是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到苏后，一直希望见到他。
10月16日，蒋介石致函托洛茨基。
11月9日，蒋介石草拟致托洛茨基函稿。
11月18日晚，改正致托洛茨基函。
11月19日，发致托洛茨基函，大意云：“此次负国民党使命，代表孙先生来此，要求贵政府于本党所主张西北计划，力予赞助。华人怀疑俄国侵略蒙古一点，务望注意避免。并即辞行。”但是，直到11月27日，托洛茨基才接见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全体。
托洛茨基表示早就想会见代表团，但由于生病，未能这样做。现在健康恢复，有可能同苏联的朋友——孙逸仙的代表们交谈。他说：“只要孙逸仙只从事军事行动，他在中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业人的眼里，就会同北方的军阀张作霖和吴佩孚别无二致。”他建议“国民党的绝大部分注意力应当放到宣传工作上”，说是“一份好的报纸，胜于一个好的师团。在目前情况下，一个严肃的政治纲领比一个不好的军团具有更大的意义。”他要求国民党“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尽快放弃军事冒险”。对于国民党提交的备忘录，托洛茨基明确表示：“国民党可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蒙古发起军事行动。”
蒋介石试图作最后的争辩，力图说明各国帝国主义残暴地压制一切革命宣传，国民党政治活动困难，但托洛茨基则表示：政治宣传必须适合于具体情况。报刊上只发表那些根据新闻检查条件可以发表的东西，告示和传单可以宣传自己的观点。应该有合法的工作和地下的工作。托洛茨基的这些话再次坚决地表明，苏联共产党和政府不支持国民党在蒙古的军事计划。
蒋介石的日记没有记录托洛茨基的上述态度，只有简单的几行字：“其人慷慨活泼。其言革命党之要素，忍耐与活动，二者相辅并行而不可一缺也云。余之性质，厌倦与消极，此所以不能成事也。”
会见托洛茨基后，蒋介石很生气，认为托洛茨基在骗他们。他在代表团内部说：“如果蒙古想独立，那需要我们承认，需要我们给予他独立，而不是他自己承认自己。”沈定一反对蒋介石的意见，二人发生口角，差一点打起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传说：“中国代表团内部在打仗！”
在抑郁无聊中归国
会托洛茨基的当晚，蒋介石向契切林辞行。28日下午3时，应外交人民委员部之宴。叙谈3小时，“凡想说的话，大略各露其端倪，使其自绎”。6时，送邵元冲登车回德国。在邵元冲到莫斯科以后，蒋、邵已经结为兄弟，交换了兰谱。临别时，蒋介石颇有“不尽依依，良友去之何速”之感。当晚，蒋介石与赵世贤谈话，“略述此次来俄经过情形，并勉其不使为外人所支配而已。”赵大概是留苏学生。11月18日，蒋介石与他有过一次谈话，认为是“青年有为之士，殊可贵也。”29日，蒋介石向越飞夫人辞行。下午2时登车。张太雷留在莫斯科，没有随蒋介石等归国。此次访苏之行，蒋介石主要的目的没有达到，劳而少功，加之与沈定一吵架之后，两人关系紧张。蒋介石自悔“择友不良”，见沈心烦，在车上也懒得说话。3时正，火车开动，蒋介石感到“抑郁无聊已极”。11月30日，从车上望去，“冰天雪地，一望无际，日色沉沉，惨淡无光”。车过一座盛产宝石的城市，蒋介石本想买点宝石玩具，带给经国、纬国，但因钱不多，只得作罢。12月8日，到中国国境，一片平原，只有由东北至西南一带，有不甚高峻的山脉。蒋介石是军人，立刻想起北方战事适合采取攻势。8时后到满洲里。当地长官前来迎接，颇为殷勤。代表团全体均无护照，因事前有电报通知，一律放行。当日到哈尔滨，地方高级长官来接，蒋介石因用的是假名，回避不见。
12月10日蒋介石到大连，逛老虎滩。12月12日，登亚拉伯船。本定下午4时启碇，因装货不足，至第二天早晨方开。蒋介石感叹道：“日商信用，远不如前，而船中腐败形状，不堪言尔。吾知东邦帝国资本主义之运命不久将尽矣。”13日，蒋介石开始在船上写作《游俄报告书》。14日续写，时作时辍，不写时便在甲板上与王登云一起跑步。访苏4个月以来，蒋介石至今才感到心地略畅。日记云：“风平浪静，船位宽畅，亦一乐事也。”14日，继续写作《游俄报告书》。15日，船入吴淞口。9时登岸回家，陈洁如还未起床。
当天下午，蒋介石往访张静江后，即登上江天轮，赶回奉化。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林业明、陈果夫诸人都到船上与蒋介石相会，详叙别情。蒋介石向廖仲恺等人简要汇报了访苏之行：俄国人对他们“很同情”，“他在一些会议上发表了演说，人们把他抬了起来，音乐打断了他的讲话；人们向他说明了与政治工作有关的各种情况，甚至向他讲了党内在中国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蒋概括说：“这一切给他留下了很诚恳的印象。”“苏联有给予支援的真诚愿望，问题在于，国民党人是否充分理解自己的任务。”此前二日，孙中山在广州已经启动了在近代中国具有重大意义的国民党的改组工作，重新进行党员登记，委任廖仲恺、谭平山、陈树人、孙科、杨庶堪等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因此大家都劝蒋介石回沪，参加上海地区的党务改组，但蒋介石执意不从，一心赶回溪口，纪念母亲王太夫人的六十冥诞。他只向孙中山捎去一个建议，任命杨庶堪为广东省省长。回奉化后，蒋介石又将他所写的《游俄报告书》寄给孙中山。不过，这份报告至今尚未发现。
去广州向孙中山报告
12月16日早7时，蒋介石船抵宁波，雇了座轿子，兼程赶回溪口。2时半到家，没有休息，就赶往母亲墓地参拜。当晚就住在新近落成的慈庵中。24日，又赴祖父母墓地参拜，同时视察亡弟的坟茔。
这边蒋介石在家乡省墓，那边廖仲恺、孙中山急如星火地等待蒋介石汇报。12月20日，在上海的廖仲恺致电蒋介石，告以鲍罗廷有事商量，黄埔军校急待开办，要蒋立即乘轮来沪，共同南下。22日，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联名致函蒋介石，说明已将蒋的建议向孙中山提出，“待商之事甚多”，要求蒋介石勿因省长问题未决而拖延来沪时间。26日，胡、廖、汪三人再次致函蒋介石，转抄杨庶堪复电，中称：“鲍先生日盼兄至，有如望岁，兄若不来，必致失望。”又称：“军官学校由兄负责任办理，一切条件不得兄提议，无从进行。”27日，张静江也致函蒋介石，认为“似不宜再缓”。28日，汪精卫转来孙中山24日电报，中称：
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台意对于时局、政局有所主张，皆非至粤面谈不可，并希约静江、季陶同来，因有要务欲与商酌也。
同日，廖仲恺也致函蒋介石，说明上海诸人最迟1月4日搭船离沪，要求蒋“万不能再延”。函件以前所未有的语气责备说：“否则事近儿戏，党务改组后而可乘从惰气乎！”
尽管众人一再催促，蒋介石还是在1月16日才到达广州。4天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24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30日，孙中山任命杨庶堪为广东省省长。2月3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委员。
到广州后，蒋介石即向孙中山口头报告访苏情形，同时提出对国共合作的意见。孙中山原本支持蒋介石的军事计划。1923年10月9日，他就向苏联派遣来华的顾问鲍罗廷表示：“我还等待着我派赴莫斯科的代表所进行的谈判的结果。很明显，我期待着在莫斯科的这些谈判能够取得丰硕成果。”苏俄政府拒绝蒋介石的计划，孙中山不能没有失望之感。不过，孙中山认为，“唯一的朋友是苏联”，因此，他批评蒋介石“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对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也认为蒋介石过虑。据蒋介石多年后的回忆，孙说：苏俄对中国革命，只承认本党为唯一领导革命的政党，并力劝其共产党员加入本党，服从领导，何况，苏俄也承认，中国并无实行其共产主义的可能呢！因此，孙中山决心坚持联俄容共的决策。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蒋介石认为参加大会的共产党员“挟俄自重”，“本党党员盲从共产主义”，于2月21日向孙中山辞去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职务，离粤还乡。3月14日，他致函廖仲恺，将共产党区分为“国际共产党”与“俄国共产党”，又将“俄国共产党”的“主义”与“事实”分开，表示“主义”虽可信，而“事实”则不然。信中，蒋介石强烈指责“俄党”对中国的政策，他说：“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苏联支援中国革命，有其真诚的一面，蒋介石将其与英、法、美、日并视，称其为变相的“凯撒之帝国主义”，是错误的。但是，揆诸历史，苏联在其国家发展中，确有其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的一面，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蒋介石对苏联和中共的批评并没有坚持多久，很快，他就以坚决主张联苏、联共的左派姿态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摘自《世纪》杂志）
综合 2022-01-09 19:03: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