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管子》中遗存的河图说和洛书说的解读，从民族学和考古学等多方面考证出：河图、洛书是一万至四千多年前的五行、四时太阳历图示。这种上古中国先民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历法，其优美、简洁、精确的理论构建令人惊叹。阴阳五行这类象从诞生伊始就具有纯粹科学的意义，在数千年的应用过程中，河图、洛书所表征的五行、四时历锁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文化品格和科学范式，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绵不绝万年之久的文化基因，对于二十一世纪人类科学的进步，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中国文化史上，几乎没有什么事物像河图洛书这样过去一千多年来聚讼纷坛，莫衷一是。直至现代，学者们还要不断地“破译”它们。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以下三方面的原因是最主要的。

　　一是河图洛书图形早佚，北宋以前只保存对两图数字序列的陈述；二是至晚在战国时代河图洛书的图与说就已经相脱离，使人们除了面壁玄想以外，几乎没有办法弄清楚两图的实际意义；二是保存在今天《管子》一书中河图说和洛书说被两两拆分为四篇，依次是：河图说《管子-五行第四十一》、《管子-幼官第八》（该篇内容与《管子-幼官图第九》几乎全同，但顺序不同）；洛书说《管子-四时第四十》、《管子？轻重己第八十五》。这种拆分进一步增加了后人理解河图洛书真义的困难。

　　学界很早发现在《管子》相关篇章中存在河图、洛书的文字说明的黎翔凤先生。黎翔凤（1901~1979年），字丹池，湖北黄梅人。1925年毕业于武昌师范大学，师从黄侃，专攻汉学。从1961年开始，在辽宁大学中文系任教，直至1979年去世。1962年，黎先生鉴于郭沫若《管子集校》的诸多不足，用一年半的时间完成《管子校注》，其考证之精深，非一般学者可及；《管子校注》一书在1984年由中华书局购得，正式校订出版则是在二十年后的2004年6月，距该书成稿已经整整四十年，距黎翔凤去逝也已经25年了。

　　在《管子-幼官图第九》的题解中，黎翔凤先生注意到《幼官图》实为洛书，《幼官篇》为其说。他写道：“《幼官图》与《幼官篇》文字相同，重复不合理，古人决不如是之愚蠢。以屈原祖庙及长沙轶侯墓画绢例之，《幼官图》是图。是照《幼官篇》文字绘图于壁，即用《幼官篇》文字说明之。《幼官图》即是此意。郭沫若误会文义，用文分列为图而不言五帝、五兽之形象，非是。且篇中数字之意义即用《洪范》，其图为《洛书》。各书有《洛书图》，而不知即在《管子-幼官篇》中。可知图不仅是画像，即黑白点亦为图。本图、副图亦有分别者。杨忱本先西方，次南方，次中方，次北方，次中副，次北副，次东方，由左而上中下，合乎绘画顺序，郭不知也。”（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6月，第182页。）另外，在《管子校注》的序论中，黎先生着力强调了《幼官篇》居《管子》一书的“脑神经中枢，理论体系由是出焉”，“其数为洛书，‘图’比文字重要，全书每一篇皆可于《幼官》寻其脉络。”（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6月，“序论”第21页。）

　　后面我们将会看到，黎翔凤先生错将《幼官图》误解成了洛书，《管子？幼官第八》描述的是基于五行历的时令，要早于《大戴礼记？明堂》中描述的洛书数，是河图数才对，《幼官图》当为河图；但黎先生注意到《幼官》在集中华文化之大成的黄老经典《管子》一书中的理论核心地位，这是了不起的。因为天文历法是中华文化的本根，《幼官》是对上古阴阳五行历的解读，其当然会成为《管子》“脑神经中枢”， “理论体系由是出焉”也就不值得奇怪了。

　　只可惜黎翔凤先生未将《幼官图》和《幼官篇》同天文历法联系起来，也没有能深入研究下去，否则中华文化的的这一精髓会更早地为世人所认识。我们要继续这种学术开拓，恢复河图洛书的本面目，还要从河图、洛书的流传历史说起。

　　一、图亡数存：北宋以前的河图洛书

　　1、河图洛书的图形在东周已经失传

　　中国先秦古籍中对河图、洛书的记载很多，当时的学者大体将二者看成祥瑞之物，似乎时人已经不能清楚理解二者的实际意义。《今文尚书？顾命》最早记录了河图的存在，它是公元前1025 年周康王即位之时，在先王庙东西两侧陈列宝物之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文中记载说，庙中有越玉五种，宝刀、赤刀、大训，大璧、琬琰，陈列在西墙向东的席前。大玉、夷玉、天球、河图，陈列在东墙向西的席前。（原文：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

　　三千年前的周康王时代，河图似乎还存在，否则何以能同诸多王室宝石、典册陈列在一起，且河图当为主管宗庙礼器的天府所藏，因为《周礼？大宗伯》上有：“天府掌祖庙之守藏，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东周时河图洛书似乎已经失传，但作为神秘莫测的祥瑞之物，《周易》、《论语》、《墨子》、《管子》、《礼记》等古籍中都曾提及河图洛书。

　　《论语-子罕》：“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墨子-非攻》：“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淮南子-俶真训》作：“古者至德之世，贾便其肆，农乐其业，大夫安其职，而处士修其道。当此之时，风雨不毁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润泽，洛出丹书，河出绿图。”）

　　《管子-小匡》：“昔人之言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有见者。”

　　《周易-系辞传》：“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礼记-礼运》：“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棷，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也。”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尽管《墨子》中保存着河图的数字序列，《管子》四篇中完整保存着河图洛书的图说，但在二书写定的战国时代，学人已经不能将这些数字序列与河图洛书联系起来。这是河图洛书的图形在东周已经失传的重要证据。所以同孔子一样，《墨子》和《管子》的作者干脆将河图洛书视为神物。以至于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后，许多谶纬图书托名为“河图”、“洛书”。

　　河图洛书图示在东周就已失传，但其数字序列却根深蒂固地存在着。

　　2、史藉中的河图洛书数

　　《墨子-迎敌祠》主要讲述敌来祭神之法，言及四方与数字的关系，与河图全同，即东为八，南为七，西为九，北为六。这些数字决定了祭坛的高度、人数、驽数等等，我们以东方为例，上面说，敌人从东方来，就在东方的祭坛上迎祭神灵，坛高八尺，宽深也各八尺，由八个年龄八十岁的人主持祭青旗的仪式，安排八尺高的八位东方神，八个弓箭手，每个弓箭手射出八支箭；将领的服装必是青色，用鸡作祭品。（原文：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坛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长八尺者八，弩八，八发而止；将服必青，其牲以鸡。）

　　《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中的四方与数字配伍与《墨子？迎敌祠》完全相同，只是多了中央为五。并将努力将四季与五行、方位、数字配合起来，这显然是受了《管子》河图洛书图说诸篇的影响。

　　西汉扬雄在仿《周易》而作的《太玄》中，极为细致地用文字描述了河图数字序列，似乎他亲眼见过河图，否则其描述何以与河图图示几乎同出一辙？只是中间的五十两个数字有点不同。《太玄-玄图》上说：“一与六共宗，二与七为朋，三与八成友，四与九同道，五与五相守”。《太玄-玄数》还将数字与五行方位配合了起来，上面说“三八为木，为东方，为春，日甲乙”，“四九为金，为西方，为秋，日庚辛”，“二七为火，为南方，为夏，日丙丁”，“一六为水，为北方，为冬，日壬癸”，“五五为土，为中央，为四维，日戊己”。

　　洛书的数字序列《大戴礼记？明堂》中就有记载，其堂室是按洛书数排列的，它们是“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如图一）

　　

图一：清代经学家胡渭在《易图明辨》中绘出的明堂九室图

　　这种顺序明确显示出作为发布时令的场所，明堂与历法以及与历法同步的政令有密切的关系。《管子》中的河图说《管子？幼官第八》，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幼官乃玄官之误”，（《郭沫若全全集第五卷？管子集校一》，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0页。）“玄宫时政犹明堂之月令也。”《郭沫若全全集第五卷？管子集校一》，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9页。）所以古明堂以洛书数序排列不是偶然的。

　　1977年，安徽阜阳县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了“太一九宫占盘”（如图二），年代为汉文帝七年（公元前173年），该漆木占盘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

　　

图二：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的“太一九宫占盘”

　　“太一九宫占盘”九宫的名称和各宫节气的日数与《灵枢？九宫八风》完全一致。李学勤先生写道：“式盘下盘（地盘——笔者注）边缘上的八处文字是可以连起来读的，每处文字前头的节气都有重文号……这和《九宫八风》篇的第一段相对应，只是省去了‘太一’等语及每句动词‘居’字。”（李学勤：《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11月，第238~239页。）

　　《黄帝内经-灵枢-九宫八风》记载了太一（即太乙，北辰之神）一年中游九宫的学说，与八节相配，上面说：“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仓门四十六日，明日居仓门四十六日，明日居阴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宫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仓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复居叶蛰之宫。曰冬至矣。”，其图示如图三：

　　

图三：《黄帝内经-灵枢-九宫八风》图示

　　“太一九宫占盘”小圆盘（天盘）过圆心划四条分线，在每条等分线两端刻“一君”对“九庶民”，“二”对“八”，“三相”对“七将”，“四”对“六”，与洛书九宫布局完全符合。此图的出土表明，至晚在汉代，洛书数字序列与历法的关系还为人们所熟知，并将其应用到了医学、数术等领域。

　　事实上，北枕头河图洛书图示出现以前，保存二者数字序列的所有古文献几乎都在某种程度上指向二者的真义：天文历法；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北宋陈抟传出河图洛书的图后，这个问题反而更加复杂起来，甚至已经分不清到底哪个是河图，哪个是洛书——因为宋经后人们早已经习惯于一年366天，一年分十二个月的阴阳合历了。

　　二、图现义乱：宋代以后的河图洛书

　　1、河图洛书图形的再现及其传承

　　河图洛书图形再现于北宋，由五代宋初着名道士陈抟（871年~989年）传出，这点史上并没有太多疑问。

　　其传承顺序，宋代名臣朱震（1072~1138年）在《汉上易解》中说：“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

　　邵雍之子邵伯温（1057~1134年）在《易学辨惑》中亦言：“陈抟好读《易》，以数学授穆修，修授李之才，之才授邵雍（尧夫）；以象学授种放，放授庐江许坚，坚授范谔昌，此一枝传于南方也。”

　　关于河图洛书的传承邵说稍异于朱说，然而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二者传承的基本脉络：

　　陈抟——种放——李溉——许坚——范谔昌——刘牧

　　历史上第一次将河图、洛书的图示确立起来的是范谔昌的学生北宋学者刘牧。不过他将河图视为九数的黑白点（即今人惯称的洛书），将洛书视为十数的黑白点（即今人惯称的河图），由此引发了一起“河洛之争”（亦称“图书大战”）。一派主张九数图为河图，十数图为洛书，这一派除了刘牧，还有朱震、郑樵、朱元升等；一派主张十数图为河图，九数图为洛书，此派以与刘牧同时的阮逸为代表，南宋蔡元定、朱熹赞同此说，朱熹还将今天大家熟知的河图洛书图式载于其《周易本义》的卷首，从此河图、洛书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今天我们知道，阮逸/朱熹一派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历史上明确记载洛书晚出于河图，我们从形式上也能清楚看到这一点。而河图代表的五行历显然早于洛书所代表的四时历，所以河图不可能是九数的黑白点。

　　2、对河图洛书真义的上下求索

　　有宋一代只是确定了河图洛书的具体图式，至于河图洛书究竟代表了什么，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由于具体图形的出现，北宋以后的学者已经不现像先秦诸子那样将河图洛书单纯看作一种祥瑞之物，他们开始多方猜测二者的实际意义，直至今天这种猜测还没有停止，也有愈演愈烈之势，连外星人都无辜地被牵扯了进来。

　　邵雍得陈抟数术之学的精华，可能早就看到过河图洛书。邵雍注意到河图可能与天文历法有关，而认为洛书与行政区域画分有关。在《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四》中他说：“圆者星也，历纪之数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画州并土之法其仿于此乎？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

　　显然邵雍也不能肯定河图洛书实质，之后诸多学者多流于面壁玄想。至于现代的所谓科学“破译”，更是五花八门——有的说河图是古气候图，洛书为古方位图，还有的说河图洛书是古星象图，还有的说河图洛书是十进位计算法，还有的说河图洛书是道教炼丹图，不一而足。

　　当然，也有学者从考古学、民族学、文献等方面考证，指出河图洛书实为古代历法，甚至明确指出其为上古十月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些学者没有能够将河图洛书之图与《管子》中保存的河图洛书之说有机结合起来，常常使他们的考证谬误百出——由于他们的探索对于我们的研究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所以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研究成果。

　　洛阳易经学会副会长，洛阳大学兼职教授尚惠民先生主要利用考古资料研究河图洛书的来源。这些考古资料包括1987年的两大考古发现，一是河南濮阳西水坡45墓发现了6500年前的蚌塑北斗青龙白虎图，二是安徽含山县长岗乡凌家滩距今5000年的新石器遗址出土了玉龟衔玉版图。尚先生认为“这些新石器的文物发现，为我们解开《河图》、《洛书》之谜提供了新的条件。”（尚惠民：《河图洛书正义）

　　尚惠民先生面对冷冰冰的考古资料进行了大胆的逻辑构建，这种探索精神是值得发扬的，但其结论常常显得过于牵强。比如对于与安徽含山玉龟玉版同时出土的玉人（如图四），他就进行了大胆，事实上毫无根据的推论，他说：“这个含山玉人，俨然是一个古代‘传天数者’的形象。他高高的站立着，沿用始祖伏羲‘近取诸身’的方法，以自己的身体打着比方，传授着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天文和历法知识。‘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淮南子？精神训》）。玉人头顶笠形盖天冠，象征天似盖笠。略成斗方形的面部，象征北斗星的斗魁。斗魁璇玑所在的北极，就是天穹‘盖笠’的中央。这是从伏羲氏时代，已经存在的盖天宇宙观念。玉人直立的身体，象征与人身同高的八尺髀表。髀表又称圭表。刻在玉人手臂上的圭表纹，象征立竿测影确定的八节历法。玉人伸出自己的双手，以左右手各五指，表示上半年和下半年各五个月，寓意的是十月太阳历。”（尚惠民：《河图洛书正义）

　　图四：与安徽含山玉龟玉版同时出土的玉人

　　尚先生大体就是在如此这般“大胆假设”的基础上得出了以下结论：

　　“我们发现含山玉龟玉版图中的所有内容，即盖天思想、天文观测体系、立竿测影方法、伏羲十月八节历法系统，经过数理处理后全部体现在《洛书》数当中。顺时分布的一、八、三、四、九、二、七、六数点，每一个数点都有它多重的象数含义。《洛书》不仅是十月八节历法图、气候图、方位图、也是盖天观念与立竿测影方法结合的天文盖天图。 ”（尚惠民：《河图洛书正 义》）

　　“《河图》是伏羲十月八卦太阳历与女娲十二月太阴历的合和图，是我国的第一部阴阳合历的数理图式。“河”、“合”同音，河图即“合图”。这就是《河图》秘密的谜底！”（尚惠民：《河图洛书正义》）

　　河图一下就变成了“合图”，这类建立在对神话重新解读基础上的推理实在让人难以认同。笔者也认为含山玉版与洛书有一定的亲缘关系，但这种关系的明确仍旧需要大量的考古学、民族学和文献资料支持。我们搞学术研究，除了“大胆假设”，还要“小心求证”才行，决不能信口开河！

　　2009年3月号《中州学刊》刊出了刘明武先生的《河图、洛书中的两种太阳历——彝族文化中的图书及其解释》一文，他注意到了与汉族同源的彝族文化中存在河图、洛书，并将之与彝族中保存的上古十月太阳历联系了起来。刘明武先生依赖的文献则是彝族经典《土鲁窦吉》。他的结论是：“洛书在先，河图在后；洛书中含有的是十月太阳历，河图中含有的是十二月历，这种解释出现在《土鲁窦吉》一书中。”（刘明武：《河图、洛书中的两种太阳历——彝族文化中的图书及其解释》，载《中州学刊》2009年3月号。）

　　彝族文化与华夏文化存在共源与发展中相互影响的关系，且不谈彝族文化中的河图洛书是否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单就刘先生的推理来看，也显得极为牵强。比如他指出：

　　“洛书中的天地之数可以论时间，论时间中的年月日，论一年中的365. 25天。具体的论述如下：

　　“以阳数九论夏季72天，以阳数一论冬季72天，以阳数三论春季72天，以阳数七论秋季72天。这里四个72天，分布在洛书的四方。

　　“以阴数八论冬春之间的18天，以阴数二论夏秋之间的18天，以阴数六论秋冬之间的18天，以阴数四论春夏之间的18天。这里四个18天，分布在洛书的四隅。

　　“72 ×4 = 288， 18 ×4 = 72， 288 + 72 = 360 （天）。四个阳数四个阴数表达了一年五季，表达了360天。

　　“阳数五，为中央中枢之数，对应的是季夏。”（刘明武：《河图、洛书中的两种太阳历——彝族文化中的图书及其解释》，载《中州学刊》2009年3月号。）

　　好个“论”，刘明武先生简直在作拼图游戏。《周易》研究中长期以来的玄而又玄的“玄学”传统该结束了！

　　最后需要详细介绍一下陈久金先生的研究成果。陈先生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经对四川大凉山和云南小凉山地区作过实地调查，对彝族保存的古代十月历有着深入的研究，同彝族学者卢央、刘尧汉合着《彝族天文学史》一书，该书由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

　　陈先生注意到，尽管彝族支系很多，又分隔久远，但他们所用的十月历仍有以下共同特征：

　　（1）一年都分上下两个半年，每隔半年过一次新年。

　　（2）一年都分土、铜、水、木、火五季，每季都分公母两个“特补特摩”（意为时节），每个特补特摩包括三十六天，相当于一个月。

　　（3）一年十个月，共三百六十天，其余五至六天都作为过年日，不计在月内。

　　（4）都用十二生肖记日，每月三周，一年恰为三十个十二生肖周。

　　（陈久金：《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年第2期。）

　　彝族十个月依五行顺序分为：一月土公，二月土母；三月铜公，四月铜母；五月水公，六月水母；七月木公，八月木母；九月火公，十月火母；彝族人的置闰方法是每隔四年有一闰年，就是将过年日延长到六天，由此得到的回归年平均长度为365.25日，它与回归年的时间长度365.2422日密合。（陈久金、卢央、刘尧汉合着《彝族天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 351页。）难怪刘尧汉、卢央二位教授明确断言：“它一年各月的日数整齐，季节准确，其科学性优于现行公历，其历史悠久万年以上。”（刘尧汉、卢央：《文明中国的十月太阳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封面折页；关于彝族十月太阳历相对于现行公历的优点及其科学意义，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陈久金、卢央、刘尧汉合着《彝族天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4年4月，第171~174页。）

　　陈久金先生的一个重大发现是：五行的来来意义是一年中的五时或五季，是一种十月太阳历。他引用诸多古文献证实：“早期的五行决不是单纯地指五种物质材料，也不是指一种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指一年中的五时或五季。四时之说是后起的，在此之前只有五行而无四时。这说明在上古时代曾经存在一种一年分为五时或五季的历法系统，即十月太阳历。”（陈久金：《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年第2期。）他甚至注意到：“《管子？五行篇》和《幼官图》的记载加在一起，正好反映出中国上古十月历完整的内容。”（陈久金：《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年第2期。）并引用《管子》中这两篇文章的核心内容证明自己关于五行的观点。

　　陈久金先生进一步指出，历史上传说的伏羲受河图、禹受洛书，是说天授与他们象征王权的历法。河图、洛书表示的是十月历的月序（用圈点数显示）。只是“河图还保留着十月历的大致形态，而洛书则为了满足数学和逻辑方面的需要，作了很大的调整，已经成了抽象的哲理性的东西了。”（陈久金：《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年，第2期。）

　　通读陈久金先生《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一文，使笔者感到陈先生仿佛站在了历史真相的门口，在《中国天文大发现》一书中，他甚至提到“阴阳五行历”的细节（参阅陈久金，张明昌：《中国天文大发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4月，第24~28页。），但他关于河图洛书的结论最多也只对了一半。河图的确表示的是一年五季（五行）的十月太阳历，但洛书表示的却不是十月历月序，也不是“抽象的哲理性的东西”，而是一年四季八节的太阳历。进而言之，河图、洛书是古代的四时五行历图示，《管子-五行第四十一》的《管子-幼官第八》（《管子-幼官图第九》）对应的是河图的说，《管子-四时第四十》和《管子-轻重己第八十五》对应的是洛书的说。兹分述如下：

 

三、河图图说：上古阴阳五行历概说

　　1、阴阳五行历的理论构建不同于现代西方科学

　　《汉书-艺文志》术数中在天文、历谱后即讲五行，其中就有早已佚失的“四时五行经二十六卷”和“阴阳五行时令十九卷”。五行类叙云：“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书》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进用五事以顺五行也。貌、言、视、听、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乱，五星之变作，皆出于律历（乐律和历法——笔者注）之数而分为一者也。”

　　作者说的很清楚，“四时五行经”、“阴阳五行时令”源于历法——只不过上古四时八节历（即四时历）和阴阳五行历（即五行历）距汉代太远，已经从“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的历谱中分立出来而已。

　　上古阴阳五行历图示即河图。这种历法的理论构建完全不同于现代西方科学，它不是在实验条件下，以抽象思维为基础的；它是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本质，用动态的形象加以描述。这种最早应用于农业时代、与生产生活最为密切的历法中的科学范式铸就了中国科学的原型。

　　中国这种独特的科学范式用《易经》上的话说就是：“立象尽意”、“极数定象”。

　　“立象尽意”，语出《易经-系辞上》，上面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唐代孔颖达疏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者，虽言不尽意，立象可以尽之也。‘设卦以尽情伪’者，非唯立象以尽圣人之意，又设卦以尽百姓之情伪也。‘系辞焉以尽其言’者，虽书不尽言，系辞可以尽其言也。”

　　那么什么是象呢？《易经-系辞上》的作者接着解释说：“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音zé，意为深奥，玄妙——笔者注）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简单说，就是用具体的形象来表达天下万物复杂的运动过程。在阴阳五行历中，是以阴阳和五行这些动态形象来表征时序，五行即水、火、木、金、土，每行中各有阴阳（天地、奇偶），它们表征的动态性质分别为：“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尚书？洪范》，此句大意是：水向下润湿；火向上燃烧；木可以弯曲、伸直；金属可以顺从人意改变形状；土壤可以种植百谷。）

　　为了将阴阳、五行这些象在历法中进行推演，需要对五行确定数值和数序，这就是“极数定象”。《易经-系辞上》上说：“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孔颖达疏曰：“‘参伍以变’者，参，三也。伍，五也。或三或五，以相参合，以相改变。略举三五，诸数皆然也。‘错综其数’者，错谓交错，综谓总聚，交错总聚其阴阳之数也。‘通其变’者，由交错总聚，通极其阴阳相变也。‘遂成天地之文’者，以其相变，故能遂成就天地之文。若青赤相杂，故称文也。‘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者，谓穷极其阴阳之数，以定天下万物之象。”

　　据《尚书-洪范》，五行的数值分别为：“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由于上古阴阳五行历是十个月，所以由五行又推演出十月，据《易经？系辞上》，其阴阳关系分别为：“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孔颖达疏曰：“若天一与地六相得，合为水，地二与天七相得，合为火，天三与地八相得，合为木，地四与天九相得合为金，天五与地十相得，合为土也。”这就是河图中气温相对的月份按五季（行）组合的形式。

　　在阴阳五行历中，天数用白点表示，地数用黑点表示。天地之数形成了上古五行历的基本月序，河图即是对这种阴阳五行历的图示。其中居同于方位上的两个月气温是相对的，两个月相隔半年（五个月），这些“相得”月份分别是：一月和六月，二月和七月，三月和八月，四月和九月，五月和十月。（如图五）

　　图五：阴阳五行十月历图示——河图

　　如果将建立在抽象思维基础上的现代科学称为抽象科学的话，我们不防将发端于上古阴阳五行历，“立象尽意”、“极数定象”的中国科学范式称为意象科学，这种科学范式直至今天还在中医中被系统地应用着——而且中医也主要是取阴阳五行之象。着名中医吕嘉戈在谈到中医中重要的取象比类思维方法时这样写道：“它要求人们在认识事物时，不能脱离宏观，每一事物都具备地球万物宏观的阴阳五行属性，在把握每一具体事物的宏观时，还要注意与此事物相互联系的其它事物和因素，这就是取象比类方法。”《吕嘉戈：《中国哲学方法》，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48页。》

　　《尚书-洪范》是殷纣王的亲属和大臣箕子向周武王讲述的治国大法，代表着三千年前殷之际最基本的人文理论。《尚书？洪范》中的五行理论已经完全不同于古希腊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elements）理论，李约瑟博士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他谈到《尚书？洪范》的五行本义时写道：“五行的概念倒不是一系列五种基本物质的概念（粒子未入这个问题），而是五种基本过程的概念。中国人的思想在这里独特地避开本体而抓住了关系。”（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出版社等，1990年8月，第266页。）他进一步写道：“五行理论乃是对具体事物的基本性质做出初步分类的一种努力，所谓性质，就是说只有在它们起变化时才会显现出来的性质。因此人们常常指出，element一词从来不能充分表达‘行’字……它的词源从一开始就有运动的含义。”（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出版社等，1990年8月，第266~267页。）

　　我们不得不佩服李约瑟博士的真知灼见。避开本体论、还原论倾向，用表征动态过程的形象用以说明宇宙复杂的时空关系，正是中国意象科学的基本特征。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科学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微观，越来越复杂，在本体已经从量子物理学中消逝，还原论已经在分子生物学中走入逻辑混乱的今天，意向科学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可喜的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在某些领域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应用意象思维方法。比如在地震学领域，他们不再单纯用研究地层结构运动的方法预测地震，而是从天文圈、大气圈、生物圈、水圈、地层圈等视域取诸象，用以预测地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通过对《管子》中遗存的阴阳五行历的解读，我们看到，意象科学所达到的理论之简洁、优美、精确，足以令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感到惊讶。

　　2、阴阳五行历历谱

　　《管子-五行第四十一》和《管子-幼官第八》是河图的说。对于“幼官”的本义，郭沫若在其《管子集校》中曾旁征博引，详加考证，认为“幼官”当作“玄宫”，即古布时令的明堂。“《周礼-媒氏疏》引《圣证论》《管子篇》《时令》云‘春以合男女’，‘合男女’正见此篇，是此篇亦名‘时令’。‘幽宫时令’犹之《月令》亦名《明堂月令》。《幼官图》即《明堂图》之类也。”（郭沫若：《管子集校》，《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9页。）

　　《三辅黄图》有：“明堂者，明天道之堂，所以从四时，行月令，宗祀先王，祭五帝，故谓明堂。”观《管子？五行第四十一》和《管子？幼官第八》，其内容同明堂月令一样，完全是讲由天文（天道）推演人事，顺天时以行政令的，是中国先民天人合一思想的集中体现。用《管子？五行第四十一》上的话说就是：“……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 用《管子？五行第四十一》上的话说就是：令有时。无时则必视，顺天之所以来……唯圣人知四时。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

　　成就天地之美，也就成就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后来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中的自然原则即脱胎于此。（参阅拙着《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第58~60页。）

　　因天时，行人事，作到令有时，政治经济政策遵从天地自然法则，首先要制定历法——为了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上古阴阳五行历及其相对应的时令，我们将《管子？五行第四十一》和《管子？幼官第八》浓缩成一张表格。如表一：

　　表一：

　　注1：“李人”原作“使人”，据张佩纶说改。为刑官，岁终决狱。

　　注2：关于五行对应的方位，《幼官第八》中有“此居图方中”、“此居于图东方方外”、 “此居于图南方方外” “此居于图西方方外” “此居于图北方方外”这类用语。

　　注3：“比类”中我们并未列入“五井”、“五兽”|“五兵”之类，因为它们与本文讨论的内容关系不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管子？五行第四十一》和《管子？幼官第八》原文。

　　从一表中我们看到，河图代表的阴阳五行历与彝族保存的古代十月历十分相似，它的一年是从冬至后的甲子日算起，就是《管子？五行第四十一》讲的：“日至，睹甲子木行御。”分为木、火、土、金、水五季，每季72天，一年共计360天。

　　然而，关于阴阳五行历的具体内容，还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首先，阴阳五行历每季是不是也同彝族十月太阳历那样分为阴阳两个月？从河图的图示看，显然是分的；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古文献上证明。一些中医界的学者注意到，《黄帝内经》中一些重要理念只能用十月历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参阅贺娟：《上古五行十月历在<黄帝内经>理论中的应用》，载《中华中医药杂志》，2009年第9期）。事实上《黄帝内经》除了保存了河图数序，还包含着上古十月历的重要内容。《黄帝内经》关于十月太阳历的内容主要集中于《素问？金匮真言论》和《素问？藏气法时论》中，我们将其中与十月历相关的内容辑录如表二：

　　表二：

　　参照《河图阴阳五行时令一览表》，读者很快就会发现，二者除了“五音”中“羽”与“徵”的对应相反外，其他五行、五色、五方、五味、数字的对应完全相同。所有我们有理由推断，《黄帝内经》的基本理论是基于上古阴阳五行历。那么《素问？藏气法时论》中“肝主春……其日甲乙”，“心主夏……其日丙丁”，“脾主长夏……其日戊己”，“肺主秋……其日庚辛”，“肾主冬……其日壬癸”，这些又是什么意思呢？特别是长夏，如果真如多数注家所指出的那样为夏季最后一个月季夏，何以说又“其日戊己”？时间上与其他脏象明显不同？事实上《素问？阴阳类论》明确指出：“春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是脉之主时。”这明明是说，春五色属青，天干属甲乙，共七十二日。

　　陈久金先生曾引用《史记？律书》和《汉书？律历志》考证出，天干、地支本来都是用来记月的，天干对应的是十月太阳历的十个时节，（参阅陈久金：《天干十日考》，原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年第第2期。）若如《素问？阴阳类论》所述甲乙对应七十二日，显然是指甲月对应三十六日，乙月对应三十六日，由此我们可以依次推出阴阳五行历的十月月序，分别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每月三十六天；医家认为甲属阳木、乙属阴木、丙属阳火、丁属阴火、戊属阳土、己属阴土、庚属阳金、辛属阴金、壬属阳水、癸属阴水，其阴阳属性与河图黑白点亦相同。另外，《淮南子？天文训》中也说：“凡日，甲刚乙柔，丙刚丁柔，以至于癸。”天干是有阴阳、刚柔之分的，阴阳五行历的月份亦然。

　　其次，阴阳五行历是不是如彝族十月历太阳历那样有五、六天作为过年日？阴阳五行历不仅在《管子》河图诸说中有详细记载，在《淮南子？天文训》和董仲舒《春秋繁露？治水五行》中都有记载，二者除了记载历法，也简要记载时令，大体内容相同，但前者更为详细，其中关于历法部分如下：

　　“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则夏至之日也。岁迁六日，终而复始，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黄。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而岁终，庚子受制。岁迁六日，以数推之，七十（“七十”，“七”字衍——笔者注）岁而复至甲子。”这段话大意是说：冬至日通常在子日或午日，夏至日通常在卯日或酉日。冬至的日子加上三天就是夏至的日子。而从夏至到下一个冬至则日子移迁六天。这种加三迁六现象一年一循环，周而复始。如果冬至壬午日，那么甲子受命起行主管时节，这时木气为主宰，火烟呈青色。从冬至七十二天后，丙子受命起行主管时节，这时火气为主宰，火烟呈红色。再过七十二天后，戊子受命起行主管时节，这时土气为主宰，火烟呈黄色。再过七十二天后，庚子受命起行主管时节，这时金气为主宰，火烟呈白色。再过七十二天后，壬子受命起行主管时节，这时水气为主宰，火烟呈黑色。再过七十二天一年结束，下一年庚子受命起行主管时节。每年移迁六天，按这个数字来推算，十年又回到冬至甲子。

　　这简直是《河图阴阳五行时令一览表》的简化版，其五行、干支、五色、天数与《河图阴阳五行时令一览表》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它强调了夏至和冬至的算法。作者说冬至日通常在子日或午日，夏至日通常在卯日或酉日。冬至的日子加上三天就是夏至的日子。而从夏至到下一个冬至则日子移迁六天。这种加三迁六现象一年一循环，周而复始。每年移迁六天，按这个数字来推算，十年又回到冬至甲子受命起行主宰时节。显然，一年被当作三百六十六天，才会有“岁迁六日”的现象，因为一年只按五个七十二天，即三百六十天计算，则夏至和冬至都不需要“迁”了，所以说上古阴阳五行历中必然有五、六天的过年日。

　　陈久金先生曾在其长文《腊日节溯源》中考证说，腊日是上古十月太阳历的新年节日，十月太阳历一年为360日，余下的5天至6天就作为过年日，不计在月内。他引唐朝成伯屿《礼记外传》和蔡邕《独断》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成伯屿《礼记外传》谈到“休废日”为腊日，上面说，“周木德，汉火德，各以其五行之日为祖，其休废日为腊也。”蔡邕《独断》则明确指出腊日辞旧迎新为五天，上面说：“迎送凡田猎五日。腊日，岁终大祭，纵吏民宴饮。”（参阅《陈久金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3月，第76~97页。）

　　中国古籍中记载上古十月历过年习俗的不少。其中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记载最详，上面说“前除二日，斋、馔扫涤。遂腊先祖、五祀。其明日，是谓小新岁，进酒降神，其进酒尊长，及修刺贺君、师、耆老，如正日。其明日，又祀，是谓蒸祭。后三日，祀冢。事毕，乃请召宗族、婚姻、宾旅，讲好和礼，以笃恩纪；休农息役，惠必下浃。”按照《四民月令》，腊前后共六日。另据《汉书？武帝纪》载：“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令天下大酺、膢五日，祠门户，比腊。”这里祠后土所行大酺、膢皆五日，是比照腊，为五日。由此我们可推知上古确曾存在为期五六天的过年日，腊日即为其遗俗。至于后来腊日改为农历十二月二十八，则是在佛教传入东土很久以后的的事了。

　　最后需要弄清楚的是，阴阳五行历的节气是如何安排的，因为在《管子？幼官第八》曾提到一种每节十二天的三十个节气，并将他们不均匀地安排在了四季中，如下：

　　春（八节）：地气发、小卯、天气下、义气至、清明、始卯、中卯、下卯。

　　夏（七节）：小郢、绝气下、中郢、中绝、大暑至、中暑、小暑终。

　　秋（八节）：期风至、小酉（本季中“酉”字原作“卯”，据安井衡说改——笔者注）、白露下、复理、始节、始酉、中酉、下酉。

　　冬（七节）：始寒、小榆、中寒、中榆、大寒、大寒之阴、大寒终。

　　上述节气，如清明、大寒等仍保留在现行农历的二十四节气中，可知《管子-幼官第八》为二十四节气的重要源头。问题是，三十节配四季显然很不规整，因为土季72天一下变得没有节气，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三十节当配五季十月，每季六节，每月三节。我们注意到，这种配置与彝族十月历每月三节的配置完全相同。（参阅刘尧汉：《彝族文化放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1月，第201~205页。）

　　那么，为什么三十节会被硬塞入四季中呢？这是由于《管子》写定于战国时期，而四时八节历脱胎于阴阳五行历，二者可能同时应用过，所以必然会有相互调节的倾向，这在《管子》河图、洛书的诸说中例子很多。比如《管子？五行第四十一》竟有“六月日至”一语，六月一至显然是四时八节历的内容，却放在了对阴阳五行历的说明中。上面还提到“经纬日月”，《管子-幼官第八》甚至用“正月朔日”表示正月初一，而四时八节历、阴阳五行历同月相根本没有关系，这就如身处现代的我们不得不用“月”这个概念来表达太阳历中与农历中的月相对应的时段一样。

　　另外，阴阳五行历是不是如彝族十月历太阳历那样以十二兽轮流记日？我们不得而知。《管子》中的干支记日显然是写定年代的产物——尽管我们知道，三千多年前商代甲骨刻辞中已经用干支记日，但对于阴阳五行历的记日方法，依然不可考。从《管子？幼官第八》明确记载每个节气十二天看，当时的记日方法当以十二天为周期，可能与十二生肖或十二地支相关。

　　综合上面的考证，我们列阴阳五行历历谱如表三：

　　表三

 

四、洛书图说：上古四时八节历概说

　　1、四时八节历历谱

　　洛书的说是《管子？四时第四十》、《管子？轻重己第八十五》。也像河图说一下，我们将两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浓缩成一张表格，如表四：

　　表四：

　　注1：“嬴育”，犹孕育。

　　注2：《管子？轻重己第八十五》中天体配置同《管子？四时第四十》比较，不全且极混乱，未列入上表。

　　注3：四时八节历中一年分为刑德两期，即《管子？四时第四十》中所说的：“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还说“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古人重时令如此！

　　从上表中我们看到，洛书八节按气温相对排列，相对的两节值相加正好是十，每节主45是，正好与洛书的总点数相合。如图六：

　　图六：四时八节历图示——洛书

　　这里需要我们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洛书所示四时八节历的月是如何分配的。《管子？四时第四十》有“春三月”、“夏三月”、“秋三月”、“冬三月”这类用语，以述四时之政，说明四时八节历每季为三个月。另外，《管子-轻重己第八十五》中有“秋日至始，数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坛，服黑而絻黑，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号曰发繇。趣山人断伐，具械器；趣菹人薪雚苇，足蓄积。三月之后，皆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谓之大通三月之蓄。”这段话是说秋分至冬至历九十天，经三个月，则每月三十天无疑，可知上古四时八节历是每季两节，三个月，一年四季共十二个月。如果阴阳五行历是用十天干记月，那么我们可以推想方法四时八节历可能是用十二地支记月。

　　其次，四时八节历过年是如何安排的。《管子-四时第四十》与《管子-幼官第八》完全不同，中央土没有具体的时令，只是说其德如何如何，上面说：“其德和平用均，中正无私，实辅四时：春嬴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大寒乃极，国家乃昌，四方乃服，此谓岁德。岁掌和，和为雨。”土，数五，似乎与岁有关；另外，从洛书传承自河图来看，显然四时八节历应同阴阳五行历一样有5~6天的过年日。

　　最后，四时八节历的节气是如何分配的。表面看来，八节比三十节更粗糙，实际上八节与诸多天文点明显对应，是历法精确进步的标志。如图七：

　　图七：四时八节历中相对应的天文点

　　至于四时八节历的节气，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它应处在阴阳五行历至农历二十四节气的某种过渡阶段，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八节，每节主45天。

　　这与《淮南子-天文训》上记述的每节所主日期是一样的。上面说：“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条风至；条风至四十五日，明庶风至；明庶风至四十五日，清明风至；清明风至四十五日，景风至；景风至四十五日，凉风至；凉风至四十五日，阊阖风至；阊阖风至四十五日，不周风至；不周风至四十五日，广莫风至。”此段大意是说：冬至日以后四十五天立春时条风到；条风到后四十五天春分时明庶风到；明庶风到后四十五天立夏时清明风到；清明风到后四十五天夏至时景风到；景风到后四十五天立秋时凉风到；凉风到后四十五天秋分时阊阖风到；阊阖风到后四十五天立冬时不周风到；不周风到后四十五天冬至时广莫风到。

　　《淮南子-天文训》上所述九宫八风与《灵枢-九宫八风》、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的“太一九宫占盘”每节所主日期不同。这是因为《淮南子？天文训》属四时八节历，每节仍为规整的45天，一年360天；而《灵枢？九宫八风》和“太一九宫占盘”则要与一年三百六十六天的阴阳合历相合，所以有六节多出一天，是46天。

　　还有一个问题，四时八节历是如何记日的。古人曾用天干记日，每旬一周转，分别称“上甲”、“中甲”、“下甲”之类，这可能是四时八节历记日方法的遗存。

　　综合所述，我们列四时八节历历谱如表五：

　　表五：

　　2、河图与洛书的同异

　　洛书晚出于河图，这在历史中有明确记载。一般认为河图出于伏羲时代，洛书出于禹时代。《汉书？五行志》引刘歆说：“虙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东汉王充在其《论衡？正说篇》中也说：“说易者皆为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夫圣王起，河出图，洛出书。伏羲王，河图从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时得洛书，书从洛水中出，洪范九章是也。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范以治水。”

　　河图代表的阴阳五行历是农业时代不可或缺的历法。考古显示，中国的农业时代大约始于一万年前，那么阴阳五行历的上限当在一万年前，在七八千年的伏羲时代可能已经相对成熟；但刘歆、王充说洛书起于禹时代则不甚准确。因为我们从商书《尚书？尧典》中知道，四千多年前的尧时代可能已经不再用纯阳历，而是“历象日月星辰，以授民时”，其一年为“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所以洛书代表的四时八节十二月太阳历下限当在四千年以前。安徽含山玉版上原始洛书的出土也表明，五千年前原始洛书已经出现。

　　《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描述这个编号为87M4：30的玉版时说：“两短边上各对钻5个圆孔，一长边上对钻9个圆孔，另一长边在两端各对钻2个圆孔。玉版中部偏右琢一小圆，在小圆内琢刻方形八角星纹，小圆外琢磨大圆。大小圆之间以直线平分为八个区块，每区域内琢磨圭形纹饰一个。在大圆外沿圆边对着玉版四角各琢磨一圭形纹饰。长11、宽8.2、厚0.2—0.4厘米。”（《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着，文物出版社，2006年8月，第47页。）

　　从《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第49页提供的图片（如图八）上我们一眼就能看出，玉片长边上面的孔实际上只有八个，最后两个孔是叠加在一起的。

　　图八：《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中的原始洛书图片

　　所以笔者认为，这个放在玉龟中的玉片如果真如诸多学者考证的是原始洛书，则圭形纹饰表示四时八节，八节温差相对的两两分立，组成数十才更合理。换言之，上下八孔和四孔表达的是原始洛书的义理——四时八节，左右各五个孔表达的是原始洛书的数理——十才对。

　　河图、洛书是一万至四千年前分别代表阴阳五行历和四时八节太阳历的图示。它们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

　　二者的相同点包括：它们皆为纯粹的太阳历，与月相无关。一年三百六十天，有五六天的过年日。由于去古太远，我们无法考证出先民是如何置闰的，是不是也同彝族一样四年加一闰日呢？它们计算一年都是从冬至开始；气温（阴阳）相对的时段组合在一起，洛书是气温相对的节两两相对，河图是气温相对的月被组合在同于行（方位）中。

　　二者的不同占包括：河图整体上表达的是十个太阳月，而洛书整体表达的是八节，每节主洛书黑白点总数45天；洛书实际上是三级幻方，数理上显然比河图更复杂些；洛书的八节比河图的十月更精确，因为它与更多的天文点相对应。

　　河图、洛书代表的阴阳五行历、四时八节太阳历，以及其相对应的时令是中华文化的胚胎，在数千年的应用过程中，铸就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文化品格和科学范式。诚如《淮南子？泰族训》所讲的：“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参五。何谓参五？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调阴阳之气，以和四时之节。”中华文化法自然，行天道，按自然秩序调节生产和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万年来在东亚大陆上历经风雨，绵绵不绝的根本原因，也是未来人类必须效仿的生存模式。

　　河图、洛书蕴含的思想太简洁，又太精密！太普通，又太伟大！太古老，又太现代！

　　透过河图洛书黑白点，我们看到文明背后的力量是那么强劲持久——它从万年前人类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一直延伸到离今天很远很远的未来地平线；我们无言以描述这种力量，只能说——

　　伟哉，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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