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25日下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第499次双周学术论坛，主题为《我为何要研究张勋复辟》，主讲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张鸣老师。当某赶到现场时，张老师已经开讲，在座有好几位着名学者，包括专攻中国近代史的雷颐先生和马勇先生。

 

　　某对张老师颇有好感，缘于多年前读过他批评中国当前学术体制的文章，令某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论及体制内学人都不得不高度自觉地制造垃圾。这可能让一般的局外人感觉偏激，但以某对学界的接触，为数不少的学人确实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制造垃圾。这似乎也是必然的，哪有那么多学术创新呢？大部分学人实际上只是拿学术公器练笔而已。

 

　　更重要的当然是张勋复辟的话题，尽管历史还没有走过一百年，但人间的烟尘已经让历史的面貌模糊难辨。在历史教科书中，张勋复辟被描述为逆流或倒退。可复辟逆流为什么在民国初一而再地发生呢？之前已在网上读过张老师的一些相关文字，而且购买了他最新的着作《共和中的帝制》，比如他谈到：无论袁世凯称帝，还是张勋复辟，都找不出底层民众的抗议；尤其是张勋复辟，北京的市民几乎一片欢腾，家家户户挂龙旗，以至一时“洛阳旗贵”。不知这是不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相信张老师有自己的考证，反正让某感觉新鲜。

 

　　这似乎印证了某在中共十八大后抛出的“党制”论内禀的逻辑——产权清晰之道。从产权清晰的角度讲，帝制把一个国家甚至天下归属于一个家甚至一个人，这正符合产权清晰之道，彻头彻尾的人间正道私有“化”。中华历史之所以“百代皆行秦政制”，民国初之所以在接连发生帝制回流事件，原因可能不在于历史的惯性，而在于历史的惯性所依循的产权清晰之道所迸发的强大力量。事实上，民国后来也没有真正走向民制，而是走到了党制，借用黑格尔主义常用的术语讲，党制乃对帝制的“扬弃”，它一方面继承了帝制背后的深层逻辑——产权清晰之道，另一方面超越了帝制“家天下”的局促，同时还穿上了现代政党政治的时髦外衣。

 

　　正是带着这种种思考，某聆听了张老师的演讲及几位学者的评议，并简单谈了自己的思考及看法，可归结为四点（较现场发言略有扩展）：

 

　　第一点，还原历史现场是有意义的，这正是张老师研究张勋复辟的价值。由于利益博弈无所不在，历史事实很容易被人为遮盖或疏漏，历史判断很容易被人为放大或缩小，极端情况下，历史甚至沦为仼人打扮的姑娘，乃至成为仼人捏揉的泥团。这就需要还原历史现场，历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应该就是尽可能还原历史现场，让历史自己说话。这正是《共和中的帝制》的价值，它为还原历史现场作出了贡献。

 

　　第二点，坦率讲，不太赞同张老师的最后结论，您似乎认为民制不可阻挡，个人没您这样乐观。刚才马勇老师好像提到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应邀在欧洲学院演讲时的说法：“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不管怎样，这是符合事实的。当然，这也非习总的新说法，而就是中共惯常的提法，即所谓“历史的选择”。但历史的选择实际上只是一个事实的描述，不构成真正的理论解释，中共仍缺乏对自身体制的有效理论解释。中共十八大后，某作了一个研究报告，题目叫《中国共产党：敢问路在何方——注目礼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普世价值》，从产权的维度高度实现了理论突破。纵观人类历史，政治体制也有公有制和私有制之别，迄今主要是三种形式——帝制、民制和党制。帝制和党制可归属为政治私有制，民制以政治公有制自居。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政治公有制与政治私有制在中华大地再次进行了残酷的对决，政治私有制再次胜出，但已不是帝制回流，而就是党制。民制之所以被党制淘汰，就像在市场竞争中，国企竞争不过民企，背后是产权结构在起作用。

 

　　第三点，必须强调的是，一党制不一定沦为一党专制。党制的题中之义即一党制，因为产权清晰就意味着有且只有一个产权主体。在现代社会，一党制的确很容易走向一党专制，特别是在党制理论严重不明的情况下。但一党制并不等同于一党专制，道理乃在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讲的另一条铁律——边际效应递减。任何一个产权主体，他的时间是有限的，他的精力是有限的，他的生理是有限的，乃至他有形的一切都是有限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正因为如此，任何一个产权主体能有效管控的“财产”也是有效的，边际效应递减决定了他的有效管控存在一个现实边界，从而也就决定了：一个产权主体要实现自我利益及价值最大化，用中共的话语讲，要实现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就必须与天下共治天下，乃至走向自由民主。这也就像一个民营企业，作为产权主体的老板如果追求企业利益及价值最大化，就必须尽可能超越一己之私，乃至达到公的境界，如此方能基业常青。这也从过去的中华帝制社会得到证明，多方学者的研究能够佐证，过去的中华总体上堪称农业文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自由自治社会。

 

　　最后一点，简单谈一下“经”与“史”的关系。这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虽也强调经史合一，但经与史有区别，经在史先，史以经为本，明经方能晓史，通经方可论史。从这一意义上讲，做一个历史学家是相当不容易的。近现代以来，学界对政治公有制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实际上是经不明、理未通，特别是受囿于一个冠冕堂皇并极其蛊惑性的先验理念——人民主权（实质即政治公有制）。人民主权虽然叫得震天响，但实际上虚伪，就像国有企业的虚伪一样，口口声声全民所有，实质上多沦为代理人操控。所以，当下的关键是辨明人民主权，尤其是其背后的公与私的问题：如何求公，是以私求公，还是以公求公？这里不详细讲了。

 

　　某发言后，张老师进行了回应，认为政治私有制必须以存在市场竞争为前提，这实际上也就是于建嵘先生当初提的问题：姑且承认一党制符合颠扑不破的产权清晰之道，可它公然违背同样甚至更加颠扑不破的竞争之道，如何？某已在中共思想政治走向深思系列之三《为什么是一元天下而非多党争局》中作出解答，此不再赘述。该文后来寄发包括张老师在内的与会学者，目前没有谁作出正式回应，还是老样子：整个学界对党制论不约而同地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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