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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一再指出，他们的理论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而是随着科学进步与社会发展而不断更新着的“认识工具”。事实正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从产生至今的１００多年中，一直是在不断演进着的。
　　矛盾发展观 矛盾发展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地摒除、改造了黑格尔辩证法中泛逻辑主义糟粕，并在深入分析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基础上形成建立起来的。列宁发展了这种发展观，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毛泽东是矛盾发展观的集大成者，他的《矛盾论》全面、系统地阐释、发展了这种发展观。
　　矛盾发展观的特点，是在一相对独立、稳定的实体对象中找出其中的矛盾及其主要方面，便可集中地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它强调矛盾的对立、斗争、分解和转化方面；主张主要用一方克服、战胜另一方的办法解决矛盾，推进事物的发展。矛盾发展观是１９世纪末与２０世纪上半叶，世界资本主义矛盾突出，无产阶级革命高潮时期的产物。它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分析时代的本质和推进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都具有重要认识价值并做出了巨大历史贡献。
　　矛盾发展观是我们认识、改造事物的一种思维方式或认识工具，对剖析某种相对独立、相对稳定的客体对象，至今仍具有重要认识价值。然而，实践已经显示，它在分析复杂动态大系统，例如社会系统工程时表现出不足与局限。因此，我们绝不可认为它就是人们认识一切对象的唯一科学的方法与指导思想，更不应将其简单化和绝对化。
　　系统发展观 ２０世纪中期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首先提出“系统”概念，后在具体科学中发展成一门相对独立的方法论科学。系统论强调以整体性、相互联系有序性和动态为基本原则。整体性原则是系统方法的根据和出发点，而整体性却是通过相互联系而具体化的，相互联系又是通过有序性得到深入、细致的反映，有序性是通过动态原则来揭示系统发展变化的动因和规律。系统方法在马克思《资本论》等着作中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剖析时有充分表述与运用，贝塔朗菲也公开宣称，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他的理论先驱。但作为一种哲学层次的发展观或思维方式，还是本世纪中期之后，从系统论、生物学研究中升华、概括出来的。系统发展观把我们的认识对象看作开放的复杂大系统，着重考察构成系统的各要素及其之间的联系以及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侧重引导人们分析系统内各要素之层次、结构，从动态角度把握系统的过程和研究系统的整体功能。显然，系统发展观补充、深化了矛盾发展观的不足，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深化和发展。
　　由于系统方法自产生后还多运用于具体科学研究之中，运用于复杂的社会系统不够，从哲学层次概括总结尚较欠缺，因此，还多苟留于科学方法的层次。这在我国更是如此。因此，它所研究的对象——系统还常限于现存实体对象的系统，并且多从其现状及直接相关条件、环境考察，而对系统的历史演化过程及相隔较远、较间接的因素、条件则很少考察；它对越来越重要的信息世界却没有深入研究。在当今我们面对的现实世界已从实体世界深入到信息世界，时空观已进化到大时空观的情况下，它便显得不足了；从其涵盖的意识范围来说，系统发展观与矛盾发展观同属一个层次：群体意识。在当今随着全球一体化新趋势，许多重大复杂的全球性问题，不只是某个系统、某个群体、某一代人所能完成、解决的情况下，必须用“类意识”、“全球意识”、“持续、协调发展的意识”才能理清，才能提出解决的有效举措。这就是说，科学与社会实践向系统发展观提出了新的挑战。
　　生态发展观 生态发展观的产生与生态学直接相关。生态学虽已有１００多年历史，但其充分发展与运用自７０年代末以来，生态学吸取了系统论的成就，提出了“生态系统”的概念，再加上它与分子生物学、生命进化及生态环境科学研究的结合，特别与物理学耗散结构理论研究的结合，使“生态系统”概念的内涵大大丰富、深化了。它指出了对象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交流，不仅是物质的交流，同时还是能量与信息的交流。这样，它所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涵盖了实体世界和信息世界，其时空观大大拓宽了。“生态系统”深化了一般“系统”。生态发展观提出的根据，更重要的还是对２０世纪人类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２０世纪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空前辉煌的世纪，同时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纪。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文明达到所向披靡的英雄时代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忧患和巨大的灾难。最残酷的战争不断，贫富差距拉大，还有全球人口剧增、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等，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的生存和持续发展。
　　在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人与人的社会危机和人自身的心态危机日趋尖锐、严重的情况下，人们开始寻求克服危机的方略。于是现代科学出现了“生态学化”的新趋势，环境物理学、环境化学、环境生物学、环境地学、环境医学以及环境工程学相继产生，同时还出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生态经济学、人口经济学、能源经济学、环境管理学、生产力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环境法学、环境美学、生态政治学、生态人口学等。这种现代科学“生态学化”的新趋势大大提高了社会公众的“生态意识”，并且正在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人们的价值观、伦理观、审美观、法制观和文化观中去。提出了“生态价值观”、“生态伦理观”、“生态审美观”、“生态法制观”和“生态文化观”等具有创新内涵的概念与命题。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科技”，建造“生态民居”，使用“绿色产品”，饮用“绿色食品”，创造“绿色环境”，加强“绿色教育”，倡导“绿色文明”等等，已成为时尚，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上述可见，现代科学的“生态学化”趋势和人们“生态意识”的增强，这是人类总结２０世纪历史经验教训所升华出来的时代精神，也是克服当今危机，引导人类走向２１世纪的最具创新、超前意义的思想精华。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以科学与现实问题为契机，吸取现代科学的新成果，升华社会意识中的精华，充实、更新自己的内容和形式。这就是笔者把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当代形态概括为生态发展观的根据所在。
　　虽然我们的先哲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遗产，具体科学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资料，然而，升华构建一种哲学发展观，不是件轻而易举的工作。因此，目前我们对于生态发展观的基本范畴、理论原则和方法等还知之甚少，最多我们只能谈出一些断片。笔者认为，首先，生态发展观的研究对象大大超过前两种发展观，它应从类意识的视角，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自身的持续、协同、健康发展为价值目标，把上述三大领域做为一个统一的巨系统，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求得整个人类持续发展的整体功效。第二，“和谐与自由”将是生态发展观的核心范畴或主旋律。具体地说，它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共存共荣的生态关系。在维护人类生存发展权利的同时，要尊重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环境。它在认识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主张理解、宽容、友善、平等的原则，有利于社会关系协调和人们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它在认识和处理人自身的关系上，主张自主、自信、舒适、健康的原则，营造良好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和健康的心理状态和生存环境。只有让和谐与自由成为我们时代的主旋律，才能克服日益尖锐的“三大危机”，使社会、经济、科学文化得到持续、协调、健康的发展，既能适应当代人类生存发展的要求，又能对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负责。这里说的“和谐与自由”并不否认、排斥必要的竞争、分化和冲突。因为这种和谐与自由是相对、动态的。
　　可以设想，这种发展观一旦建成并深入人心，成为亿万地球村民的观念基础，成为生活、做人和处世的运作准则，那么，未来定会比现在的世界更绚丽多彩有序，社会会更繁荣昌盛，民众会更自由健康和睦。这决非是“乌托邦”式的梦幻神曲。然而，做到这一些或许比人类登上火星更艰难，着实需要几代人的艰苦探索与奋斗。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演进的几种形态，在各自适用的范围和条件内都有其科学的认识与实践价值；它们之间是一种承继、递进的关系，后种发展观以前种发展观为基础，包含并补充、深化、发展了前种发展观。因此，用其中一种发展观完全否定另一种发展观的看法是错误的。而固守着前种发展观，使之成为思维定式、不求进取的做法则更是错误的。
　　 （《哲学动态》１９９７年第３期）＊
哲学动态京16-19B1哲学原理洪咸友/翟东林19971997洪咸友 合肥经济技术学院 翟东林 安徽大学 作者：哲学动态京16-19B1哲学原理洪咸友/翟东林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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