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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出中国文化的自然地理

    中国文化发展的复杂面貌 

    当我们谈文化史上的中国地理时，指涉的不是一个有清楚边界的行政版图，而是那个孕育出中国核心文化的自然地理空间，因为文化系统的范围和行政单位的版图是不同的，后者有明确的边界以表示主权的所属，而前者不可能有显然可见的界限。 

    中国核心文化地区，位于欧亚大陆的东南部，北边是沙漠和草原，西边是高及天际的高山与高原，东边和南边面对大海。整体看来，中国对外有高山峻岭、沙漠、海洋为界限，尤其是北边的沙漠和西边的高山、高原这两大屏障，使得中国的世界是望向东南的。传说中，女娲造天，天塌后地倾东南。然而，中国文化史上的地理，并不只是看向一个方向，而是四方八面各个地区都自成格局，各有创新，也有交流。这一情形，造成中国文化发展的复杂面貌：既能始终呈现各个地区的地方性特色，同时又能在小异之上颇见大同。 

    这些地区从北算起有：1.以沙漠、草原为主的蒙古地区；2.以森林、山地为主的东北地区；3.以黄土高原、黄土平原为主的黄河中下游；4.湖泊、河流众多的长江中下游；5.自北到南的沿海地区和岛屿；6.有高山、盆地和纵行谷地的西南地区；7.遍布高山和高原的西北地区。 

    以沙漠草原为主的草原文化 

    先从北边说起：蒙古地区横跨中国的北方，草原上的牧人逐水草而居；而东北地区，有大河和密集的大树林，那里的居民靠渔猎维生。草原牧人与东北森林居民是最早接触和交流的族群，他们的生活习惯有不同处，也有相同处，不同处是森林居民比较定居，相同处是他们都靠牧、猎维生，都能跨马作战驰骋千里，攻伐其他地区的居民。中国历史上重要事件之一，就是北边的牧人和猎人，会时时因粮食不足而南向侵犯农业地带。农牧的分界线，即是长城所经之处。自古以来，牧人、猎人与农夫之间，沿着长城线往来拉锯，贸易与战争都在此进行。 

    两条大河，两个文化区 

    中国的农业地带应划分成两个地区：一是黄河流经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平原；一是长江流经的长江中下游。黄河、长江都源自青海的巴颜喀喇山，起源地相差不过几十里，但两条河流在中游地段，一向南一向北，跨度极大。它们的跨度，象征了中国本部历史的多元发展。最后，黄河、长江分别流入黄海、东海。这两条大河，一是黄色，一是绿色，正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 

    黄土平原上的居民，背向青天脸向地，艰苦求生，每一份粮食都是靠自己的汗水换来的。土地要经过耕耘成为熟地，双手上的厚茧缝里充满了黄土，因此他们坚定地固守在家乡，不愿迁移。他们吃苦耐劳、安土重迁，心态比较保守。但他们在南方长江流域的邻居就不一样了。长江经过高山以后，流入丘陵，穿过四川的峡谷，奔向有着湖泊和小河流的大平原。丘陵山林里有足够的粮食，湖泊和河流旁有许多肥沃的土地，所以这个地区居民的生活是快乐的，心态是活泼的，他们愿意变动，也不在乎变动。他们的歌唱有如树林里的清风和溪谷里的流水。 

    北方的黄河文化孕育了循规蹈矩、守分安命的儒家；在南方，出现的却是多思辨，甚至是辩证式的老子和庄子，对宇宙充满了问题。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圆圆的曲线一直都是南中国最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相对而言，黄河流域的艺术表现形式却是正方、正圆、正三角，极为厚重。 

    这两个文化区之间，只有一些像秦岭和伏牛山不算很高的山，并且有许多通道相通，所以黄土的中国和长江的中国，虽似隔离，却能持续不断地交流、冲突，相互刺激，终于并合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地区。黄土中国和长江中国，一硬一软、一方一圆、一绝对一相对，这两条路线的交织，使得中国思想既能谨守原则，又能应付时代的变化。正如北方的石刻和南方后来发展的水墨画，既有具体的写实，也有抽象的写意，相互交织成既复杂又丰富的艺术传统。 

    东南沿海的海洋文化 

    中国核心文化区的东边和东南边，从北到南是一条沿着黄海、东海、南海的沿海地区。海洋外有日本列岛、朝鲜半岛、琉球列岛，以及从台湾岛开始往下的一串岛屿。这串岛屿和大陆沿海的陆地，封起了一条内海。内海的两岸，不论是沿海陆地居民还是岛屿居民，实际上是不断地在移动，不知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沿海陆地上的居民，无数次移向海岛；海岛上的居民，则借着洋流和季风，不断地南来北往。内海两岸的居民，同样的跟着洋流追逐鱼群，同样的在沿海的小丘陵、小河沿岸过着一区一区的农村生活。 

    沿海地区的农村，因丘陵而隔绝，却又因为流水，不论是海洋还是河流，重新遇合，构成东南沿海特有的海洋文化雏形。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所谓“海洋型蒙古种”和“陆型蒙古种”的差别。海洋文化，是以芋头、水产为主要粮食来源，这和大陆以稻米、小米维生的生活方式，确实是很不一样。 

    这里要特别提出，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洋文化，发展出了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玉石文化。玉石文化的痕迹，在太平洋西岸处处可见，甚至可远到白令海峡。玉石和中亚的黄金最终成为中国人最爱好的两种艺术品和有价饰物，这一现象正象征了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在中国的融合。 

    还有，东南沿海地区，从长江三角洲到珠江三角洲，水道成网，也多岩岸的港汊，于是自中古以来，城镇密布，人口众多，生活富足，成为中国经济重心，是中国的海道出入口。中古的扬州、杭州、明州、泉州、广州，16世纪以后的澳门，以至19世纪以后的港澳与那些近代的通商口岸，万里波涛、顺风相送，送出去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药材，也迎进来由南洋运来的宝货及近世以来的西洋舶来品。中国从这些东南出入口，长期汲取了亚太地区的财富；近百余年来，从同一个出入口进入的欧美工业产品却榨干了中国的经济。近代西潮，将中国文化带入现代的世界，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化，其影响巨大而又深刻。中国走向世界，这一地区是历史上空前重要的楔入点。若与西北的出入口（丝道）相比，东南沿海地区毋宁是中国走向近代世界的联接界面。

    西南的高山文化 

    再看西南的高山地区。云南有50多种习俗各异的不同族群，往往高山顶住一种人，山腰的海子（高山湖泊）附近住一种人，而谷地里又居住着另一种人。这三种居民因地形不同，而有不同的生活形态。山顶上的居民，用羊和青稞交换谷地出产的蕈类和小米。他们翻山越岭，不避辛苦，靠着芦笙高音和对面山谷的邻居彼此唱和。各处山腰沿着海子的交通要道上，不断有马帮和盐客来往，将各地的特产和讯息带来带去。中原的居民，也可经过谷地的狭道或河流，将中原的文化和讯息带到此地，再将此地的物产带回中原。 

    西北的丝路文化 

    从天山到西藏的西北地区，雪山高耸，高原干寒，平坦处是一片片草原和沙漠。沙漠中，有孤岛似的绿洲。这些绿洲本身即是一个个小城市，里面的居民则过着丰足的农业生活。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牧人有两种不同的放牧方式：一是藏区的垂直放牧，牧人夏天上山，冬天下山；另一是新疆和青海大草原上的平面放牧，牧人驱赶牛羊，逐水草而居。 

    自古以来，西北地区是许多不同民族进进出出的地方，千里驼铃，渡过沙碛，翻过山隘。自从汉代开通西域的丝道，中国经由这个西北的出入口，与中亚、中东及欧洲接触，两千年来从未停止。中国的丝帛西运，西方的宗教东来，佛教、祆教……都从这一条通道传入中国地区，也再转输到东亚其他地区。中国获得了贸易的利润，然而西方思想的刺激，更为深切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 

    中国文化是多元文化 

    实际上，中国各地区间确有自然地理上的障碍，但也总是有相通的通道：内部从东到西有三四条平行的道路，从南到北有许多隘口，以及沿海靠着季风和洋流带动的南北交通。这个现象，可和中东地区做一比较：两河流域和埃及之间的距离其实相当近，中间有海东地区作为过渡地带，但由于两河和埃及地理上的隔绝，终于孕育出两个非常不同的文化。反观中国的地理条件，是无比的多元，有沙漠、有草原、有黄土、有丘陵、有湖泊、有河流、有高山，每一个地区都孕育出它自己独特的文化，吸引了不同的人群在各地落地生根。可是，细看中国的历史，没有一个地方的人群是真正的安土重迁，一波又一波大小移民潮，从东到西、从北到南，不断地彼此混合与彼此影响，终于融合成一个大同小异的中华文化。 

    但是，不要低估各地区那些小异的文化，那些文化特色是适应当地的需求孕育而成。在北方，穹庐的居民骏马平川，引长弓射大雕；树林里的猎人，养育巨大的海东青（一种猎鹰），射鹿刺鱼，猎取他们的食物。在黄土地区，居民以高亢的歌声唱着西北风花儿，秦腔、燕歌永远是激昂慷慨。相对而言，东南一带的水磨腔昆曲，表达的则是曲折的柔情，和北方的慷慨北歌相比，呈现出阳刚与阴柔两种不同的格调。 

    总而言之，中国的世界既封闭又开放，各地区之间似乎分隔，实际上却又联合。正好像在中国这个巨大的舞台上，各个角落的演员们以各自的声音唱出多变的旋律，有牧人的胡笳，猎夫的号角，高地的芦笙，船夫竞渡的鼓声，田间低沉的中音，山上高亢的唱腔，有时夹着狂风暴雨与浪涛，有时则伴随着江南的和风细雨或山地的松涛瀑布，诸音杂陈，但最后却交织成为一个最复杂、最丰富的交响乐。这个交响乐是这个地区“人类喜剧”的一幕，这一台戏在这个舞台上已演出一万年了。 

    接下来，谈的是这个舞台上的演员，以及他们最早的活动。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 

    中国地区幅员广袤，等于是个次大陆，内部情形非常复杂。在这里活动的人类，究竟是谁？是不是和今天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人完全一样？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古代人类的传承 

    中国考古学家一般认为，中国地区的古代人类，从体质特征而言，有其相当一贯的传承谱系；同时，石器的制作方法，也有其一贯的传统。这种看法，符合所谓“多区进化论”，亦即该地区的现代人类是由当地早期智人演化而来。 

    但是，近来有学者提出现代人“源于非洲说”（OutofAfricaTheory），主张现代人唯一的起源地在非洲，这是一种“单一起源论”。依据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以为今日全球的现代人，都是20万年前由非洲同一种族扩散，而取代了各地原有的早期智人。如果这一说法成立，则中国考古学上，当地人类特征的延续及自成传统的石器工艺之说，即面临极严重的挑战。至今，考古学的数据还不足以有力地证实或推翻以上两种理论。不过，中国旧石器文化的遗存不少，而且有一套独立发展的研究方案，或许当中国地区有更多的发现时，这两种理论之间的对错，可有澄清之日。 

    目前我们大概可以认为：在旧石器时代如此漫长的几十万年，古人类有足够的时间来往迁徙，其间即使有族群的移入迁出，他们的基因是否传了下去？如果新来的人类和原住人类的基因交配而得以传流，那么这些古人类和现代人类应还是同一类，同属一种“人”。非洲新人群进来后，和原有人群混合，构成一种新的混合种族，但并不是以一个人种全盘取代了原有的另一人种。 

    中国旧石器的传统特色 

    再从中国地区旧石器时代的遗物来看，相对于西北大高原和喜马拉雅山的以西、以南地区，中国的旧石器虽有长时间的演变，却仍呈现自己的特色，有着自己一定的传统。20世纪的4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莫维斯（HallamMovius，1907-1987）曾以为旧石器文化的早期，西方文化圈使用两面打制的手斧，而东亚的旧石器则始终是砍砸器为主，缺乏像手斧一样的两面加工的石器。虽然最近中国考古学家提出一些在中国发现的手斧，挑战莫氏理论，但考古学家于手斧的定义尚多争议，这一挑战至今犹未为大多数学者接受。大致言之，因东方与西方的旧石器，其间有相当程度的差异，中国的旧石器传统仍呈现相当一致的东亚特色。 

    “旧石器”一词，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人类在生产食物以前，曾经加工作为工具的诸种石器，其时代从出现猿人的100多万年前，至出现“新人”或“现代人”的数万年前。 

    旧石器时代早期最着名的“北京人”遗址 

    旧石器时代早期，在中国地区发现的古代人类遗迹，最着名的是北京附近周口店的“北京人”。“北京人”的遗址，曾出土古代猿人的骨骸化石及其生活遗迹。在这一遗址，有多层堆积，依据活动遗存的判断，北京人当是从50多万年前开始生活于此，前后经历30多万年。 

    北京人的平均脑容量达1059毫升，知道用火自卫，也许已知道烧烤熟食。石器的制作方式是直接锤砸，制作石片石器，基本类型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雕刻器及石锤。从不同文化层的石器看来，工艺技术有渐变和提高的过程。以周口店的遗址言，这些猿人曾屡次居住在这一石灰岩的天然洞穴，用这些石器与动物角骨加工的工具，采集、狩猎邻近的动植物，维持相当程度的群居生活。 

    元谋人和蓝田人 

    北京人不是中国仅有的古代人类。云南的元谋人，活动的时代也在距今五六十万年前。遗址有火烧灼的动物骨，也有炭屑，但以目前证据，还不易判断是天火，抑是人工用火的遗迹。 

    河北阳原的泥河湾遗址，有由早更新世延续到晚更新世的石器遗存；这些遗址可能是古代人类在湖边高地的露营地点。陕西蓝田出土的蓝田人，时代为距今70万年至50万年的中更新世，也有一些数据认为其年代可以早到将近110万至115万年之间。蓝田人的体质特征，与北京人基本一致。 

    湖北的郧县、石龙头，贵州黔西县的观音洞，及辽宁营口县的金牛山，都有相当于北京人早期文化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这些古代人类的工具制作水平、体质特征及其时代，基本上都相当一致，也常出现用火的痕迹。 

    旧石器中期的遗存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代人类及其遗存，着名的发现有：陕西大荔的大荔人、山西襄汾的丁村人、山西阳高的许家窑人、广东曲江的马坝人、贵州桐梓的桐梓人、湖北长阳的长阳人。如以许家窑人化石的年代言，其时代为距今约10万年前，地层仍在晚更新世时代。北京周口店的新洞，也有人类牙齿、石器灰烬层和动物烧骨。凡此遗存，工艺水平均比较进步，而且石器用途渐有专门化趋向。 

    旧石器晚期的山顶洞人 

    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在晚更新世的晚期，大约距今五六万年前，人类体质已是晚期智人阶段，与现代人相当接近。以周口店的山顶洞人为例，其体质特色已与今日的蒙古人种相近，应代表原始蒙古人种，是中国人、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的共同祖先。晚更新世的晚期，今日三大人类种属已呈现个别的特色，但尚未分化为今日可见的支系，是以山顶洞人的体质，既与今日诸支系有相同之处，也有其个别特征之处。 

    广西柳江的柳江人，已有现代人的特征，但同时也有相当程度的原始性。柳江人体型，似与现代华南与东南亚人相近，比较矮小，应为蒙古人种中较早的一型。四川资阳的资阳人，基本特征已同现代人相近，虽有若干可见的原始性，如眉脊显着，颞骨鳞部较为低矮平整，但基本上应属晚期智人的蒙古人种。 

    晚期智人的遗骸及文化遗存，在中国南北各处，均有发现，例如：内蒙古萨拉乌苏的河套人、吉林明月镇的安图人、山东乌珠台的新泰人、云南的丽江人、江苏泗洪的下草湾人、贵州普定的穿洞人、台湾台南的左镇人……所在都是。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诸遗址的年代，可举例如次：河套南部萨拉乌苏河沿岸遗址上层不超过3万年，下层为3万至5万年左右，所以河套人的年代应是距今3.7万至5万年左右。河南安阳小南海北楼顶山洞穴的遗址第六层木炭碳-14测定的年代是距今24100±500年，第二、三层木炭骨头的年代是11000±500年，前后延续1万余年。山西沁水下川遗址三层，上层以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23900±1000年至16400±900年；中层是距今36200＋3500年及－2500年。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年代，用同层兽骨的碳-14测定，是10770±360年，是以应在距今1万年至2万年之间。山顶洞人的年代，已接近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了。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工艺水平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掌握的工艺水平，除了直接打击法精确纯熟外，也已能使用间接打击法，最后终于能制作细石器。此时，人类能刮制磨光骨角工具，也知道磨制与钻孔。细石器中，已有箭头，显示已发明弓箭，这使人类第一次具备手抛以外的远射能力。更堪注意的，则是工具的多样化，工具种类有大小石器及骨角器，包括刀、铲、锥、针、鱼叉，制作过程有锯、切、削、磨、钻。凡此，都为新石器时代的工艺发展了必要的基础。 

    人类开拓了精神生活的领域 

    另一令人注意的，则是人类开拓了精神生活的领域。许多装饰性的物品，例如穿孔的石珠、兽牙、蚌壳；加工的鱼骨、鸟骨管，甚至在物品上划刻花纹，涂色加彩。这些装饰品大多放置在人骨化石旁边，足知人类不仅有了爱美的观念，也有了死后灵魂观念。山顶洞人住在上洞，而下洞则是“墓地”，墓地里有着意放置的骨骸，似已有放置遗体的观念。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遗址，数量多，分布广，种类也有多样性，似乎反映人类的人口多了，能去的地广了，生活的方式也因地制宜，而有不同的抉择。

农业与聚落 

    从采集食物到生产食物 

    人类在茹毛饮血的时候，没有固定的食物来源，生活不安定，也不能组织聚落，因此不能用“文化”两个字来形容人类的活动。人类活动第一次可以被称为“文化”，是在人类有能力生产食物之际──不论是农耕还是畜牧。有了固定的食物来源，人类聚集在一起，逐渐构成小区和社群，这才是人类从合作中迈出了超越一般动物生活的一大步。我界定的文明，是人类在聚居和固定食物来源的文化基础上，再迈进一步，能做抽象思考的时候。本节叙述的，则是文明未开展，尚停留在新石器文化的阶段。 

许倬云 2014-07-14 07:5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