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的一次仗义执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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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整理二十多年的新闻采访资料。其中,1991年在夏公(原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府上听他谈向江泽民总书记直谏的笔记,今天读来仍让人深有感触。有些记忆是不该尘封的。
1989年后,文艺界陷入几近鸦雀无声的状态,夏衍对此深感痛心。夏公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筹建左翼作家联盟,曾写下《狂流》、《上海屋檐下》和《包身工》等大量作品,在建国之初的1954年就任文化部副部长,始终关注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
1991年初春,江总书记召开了文艺界知名人士座谈会。会上,91岁的夏公向江总书记坦言:“过去,周总理经常接触文艺界人士,每年总要和大家见见面,交换意见,当知心朋友。希望党的领导同志,学习周总理的工作作风,多与大家沟通,继承好的传统。”
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源远流长,自古以来都是忧国忧民,讲求‘文以载道’的。中国的作家是很好的作家。他们的绝大部分是爱国的、进步的,为发展人民文学事业而努力工作。‘左联’以来,进步作家为革命文学发展做了许多事情。‘左联五烈士’就是杰出的表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艺界成立了‘抗敌文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
“上海、重庆等地的同志,在国统区坚持斗争,写了很多好作品,演了很多好戏。那时候,白色恐怖很厉害,国民党特务盯得很紧,但他们照演、照写,很了不起。当时,蒋介石很生气,指责专管宣传的头目说:‘为什么共产党能把文艺界那么多人拉过去,你们一个也拉不过来!’解放区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
“解放初期,远居美国的曹禺、老舍和在日本的冰心等,一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马上想办法回来。他们不在乎放弃在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像吴祖光、钟敬文他们从香港回来的,就多得很了!这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大量作家跑到外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当时,爱伦堡、阿·托尔斯泰都走了,高尔基也到国外住了好些年才回到苏联的。”
夏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残了左腿,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有着切肤之痛。当年,老舍先生在美国已创作出《四世同堂》、《鼓书艺人》等作品。1949年他应周总理邀请回国,满怀热忱地创作出《龙须沟》、《茶馆》等,尽心尽力地繁荣新中国文艺事业。即使如此,在“文革”中仍受到残酷折磨,他的笔已无所适从,不堪屈辱的老舍被逼得投太平湖!而书香一脉、奉行“不屈为至贵,最富是清贫”的吴祖光,年轻时不仅创作出《风雪夜归人》、《正气歌》等声震剧坛的作品,重庆谈判时还冒着生命危险,率先发表了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一时全国几百家媒体竞相转载,改变了共产党的政治与文化形象。新中国成立后,他与父亲吴灜一起把家藏的241件文物(其中大部分为国家一级文物)统统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然而,后来竟为了几句针砭时弊的话,被发配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多年,“文革”中又被大摧残,令人欲哭无泪,扼腕长叹。
夏公说:“历次极左运动整知识分子,文艺界受到很大的伤害。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文艺界坚决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拥护改革开放,创作了许多新题材,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有的人动辄把自己看不惯的作品,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或其他什么帽子,作家的创作生命受到损害,这对繁荣文艺事业十分有害。至于有个别人跑到外国只是个别人的事,自有他的原因,不能代表整个文艺界。很多人没有走,他们起码是爱国的。出去的也应弄清情况,万勿一棍子打死。说文艺界是‘自由化的重灾区’,我认为是根本错误的!这是个极严肃的政治概念,不能想扣帽子就乱扣!执政党要珍惜作家的创作生命。”
坦荡夏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在党的总书记面前仗义执言,挺身肩负起保护文化人的重任。
 


方小宁 2011-06-26 16: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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