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藉依附黄老，在中国立了足

在古代亚洲，有两大文化圈，一是中国，一是印度。中国以政治制度精良及家庭伦理道德高超着称，印度则以拥有神秘主义、繁琐哲纲及宗教闻名于世。直到秦汉时代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这两大文化圈才开始发生接触。由于当时中国在「宗教」上站于劣势（指有精密教义及完整组织的宗教Religion而言），所以佛教传入后，便逐渐为国人所信仰，成了印度佛教一面倒，但佛教的初期在华建立，并非一蹴可几，而是先依附黄老，才获得立足点的。

佛教发生于主前五世纪左右，大约在秦末与汉初，已零星地传入中国，但中国佛教界常喜夸称佛教是由后汉明帝派专使从西域（新疆）请来的，但今日大多数的日本佛教学者都认为此说不可靠（注一）。当秦汉时代，黄老思想与鬼术方术盛行，当佛教传入时，当时的中国人只把她看成是许多祭祀中的一种祭祀而已，而把佛教所讲的「空」（Sunya）、「涅盘」（Nirvana）当成便是老子所讲的「无」、「自然」，释迦牟尼则被信成是一位大神仙，至于那些由中亚一带来华传佛教的僧人，都被认为是「道士」之类。

波斯和尚安世高于纪元一六一年抵华，「高僧传」称他通达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以至鸟兽之声，为世人不可量知的道术之人。再如「安般守意经序」说：「有菩萨者安清字世高，…博学多识，贯综神模，七正盈缩，风气吉凶，山崩地动，针（左虫右永，字典查无此字）诸术，睹色知病，鸟兽鸭啼，无音不照。」三国时之康僧会被描写为「多知图谶」，北方之昙柯迦罗则被信成「向善星术」。

据现有资料显示，汉明帝之异母弟楚王英，曾于纪元六十七年把黄帝、老子、释迦祭在一起，明帝诏示：「楚王尚黄老之微言，尚浮屠（注二）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汉恒帝时（一四七──一六七年），襄楷上书称：「又闻宫中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后汉书襄楷传），「清虚」与「无为」都是老子的思想，但襄楷却把佛教也看做如此，佛教初传中国时，译的经典很少，也许为了传教方便，外国佛僧们似乎未清楚地标出佛教的原有思想，而把老庄思想与佛教混在一起，使佛教变成了像是黄老道术之一支，误使中国人认佛教与黄老为一家，而成佛道不分。这种以中国的思想与字汇来接受解释佛教，叫做「格义佛教」。不幸地，这种格义方法，竟然长达三百年左右，到了东晋，道安（三一四──三八五年）与同学竺法汰宣布「格义不对」，猛烈予以抨击，才逐渐地把佛教纳入正规。台湾的佛学院教授杨白衣氏也承认，他说：「…格义是以老庄思想来解释佛教的一种老庄佛教，当然不是佛教，可是这种思想很奇怪，直到两晋的末期都还很流行，道安是使佛教脱离老庄思想而独立的第一人。」（「中国佛教史略」第二页）（杨氏已去世，龚按，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现在的问题是，在当时如何产生了这个格义佛教？我想极可能是外国和尚自己先创造的，他们到了中国后，一定老庄思想盛行，如要硬讲佛教这一套，绝对不要，于是便有意无意地，把佛教讲成便是道术之一类，与黄老一体，当时的中国人是初闻佛教，信以为真，便全盘接受了「佛教」，于是，佛教在中国立住了脚。但如严格说来，只是接受相信了以为从外国传进来的一派「道术」而已，想想看，当时的外国佛僧们如果绝对强调佛教的独立性，「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而绝对不与老庄思想妥协，我敢说，「格义佛教」是绝对不会产生的，唐代的景教，也曾想用这种格义方法来传基督教，把「上帝」译成「佛」，把「受洗」译成「受戒」，把「撒但」译为「阎罗王」…以及与中国各种思想调合，但结果并未成功（详见拙着「唐朝基督教之研究」。）

这个「格义佛教」思想，到后来发展为「三教同源」思想，中国人都变成了儒释道三教兼信，甚至不少佛教僧尼也中了毒，也与一般人民无异，大拜神佛，三教兼顾，其乐融融！最后，中国的老百姓觉得三教同源还不过瘾，索性来个五教同源，把「儒释道耶回」放在一起，上面有位太上皇，名叫「老祖」，统管孔子、释迦、老子、穆罕默德、耶稣五教祖，中国的红卍字会，便是这个五教同源的发明者，三年前，我在新加坡神学院讲学时，曾去该地红卍字会参观，蒙该会的某执事先生亲切地一一解释，并爽直地打开了用黄缎遮掩的「圣坛」，看到了五教教祖的牌位都在那里，如我没记错，在耶教方面，施洗约翰和使徒保罗的两个牌位也在那里，与耶稣一起共享祭祀敬拜。我在台湾时，有人寄来一册「五教同源」书，内有扶乩，什么「耶祖又临安庆道院训示曰」。

佛教藉帝王之助在中国立了足

佛教教祖释迦牟尼本人出身于武士阶级，因此他晓得怎样利用政治力量来保护及发展佛教，他在印度王舍城获得国王频婆娑罗（Bimbisara）为弟子后，便立刻得到有力的政治鹿护，而能往各处顺利传道。这或许是佛教最初与帝王发生关系，纪元前二六九年时，阿育王（Asoka）信了佛教，成了佛教的「康士坦丁大帝」，不单在印度国内大事保护发展佛教，还派他的儿子摩晒陀（Mahirda）带了一些和尚去锡兰传教，成了今日小乘佛教的发源地。

在后汉时代以及后来来华的外国和尚与本地中国和尚，都知道政治力量有效，如能从上而下，先说服中国帝王信佛教，佛教便能立足了。这个政策居然获得成功，以下是一些中国帝王协助佛教立足及发展的大概情形。

大月氏人支谦在三国时，觐见了吴王孙权，成了皇太子之师（二二二年），康居人康僧会于吴之赤乌十年（二四七年）来到建业（今之南京），孙权最后信了佛教，并造了中国最早（？）佛寺（塔）建初寺，到了西晋，惠帝（二九○－三○六年）崇信佛教，在洛阳建兴圣寺并供养僧人百名，敏帝亦保护佛教，在长安建造通灵与白马两寺，当时在洛阳与长安，有佛寺一八○座，僧尼三千七百余人。

到了五胡十六国，由于后赵、前秦、后秦、北产等四国国王信佛，在他们的辖区内佛教大得兴旺。西域人佛图澄成了后赵国王石勒石虎的「大和上」（尚）、「国之神人」，禁止汉人成僧尼的禁令也获得解除，于是佛教突飞猛进，（南方汉人被允出家在东晋明帝太宁年间，三二三──三二五年），前秦皇帝聪坚从襄阳得到道安，回长安后，大事译经并成立教团。代表后秦佛教的和尚是龟兹国人鸩摩罗什（Kumarajiwa），受后秦国王姚兴欢迎到了长安，尊为国师（四○一年），此人也是译经兼讲学，与唐朝的玄奘被称为两大译经家之一。中天竺（印度，注三）人昙无谶（Dharmaraksha）在北凉玄始元年（四一二年）受北凉政府欢迎进入甘肃省凉州（姑藏），约有二十几年，从事译经。以上四人：佛图澄、道安、鸩摩罗什、昙无谶，不单单传教译经，且都成了皇帝的政治顾问，实际参与政治，向皇帝献计并为战争祈求胜利，由于这些和尚们的努力，佛教遂在中国北方迅速发展。佛教来自外国，被视为夷狄之教，而五胡十六国（宏奴、鲜卑、羯、氐、羌等四法形成），被汉人看为化外之民（前凉、西凉、北燕乃汉人），所以这些执政者在心理上对佛教有好感，视同自己人一般，这是他们接受佛教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也与以后的皇帝一样，想藉佛教来统治辖制人心，便于驾驭，同时，又以为自己若多多保护佛教，亦可以多积功德，来世再做皇帝享福。

到了南北朝，南朝的宋文帝，齐朝的高帝、武帝，梁朝的武帝及陈朝的武帝、文帝、宣帝、后主等诸帝，都是保护佛教的，尤其是梁武帝（五○二──五四九年），废道教而大大尊崇佛教，他从慧约受戒做了佛教徒，去佛寺打扫，为和尚们洗衣服，成了「三宝之奴」，自皇太子以至于文武百官及一般人民，共有四万八千人受戒做了佛教徒（五一九年四月八日），梁武帝被后世称为皇帝菩萨，确实为中国佛教做了大事业。但这位虔诚的佛教护法，最后竟不得好死。有佛教徒问：「…又梁武帝一生奉佛，竟至国破家亡，横死侯景之手，未免为佛教中之重大缺憾！」（见「佛学类编」下册第二六页，卓忠振问）。北朝的北魏太祖道武帝、太宗明元帝以及文成帝等，都是大兴佛教的，但世祖武帝是逼迫佛教的（注四），北齐的文宣帝也是崇佛的（五五○－五五九年），将国库的收入三分之一拨做兴旺佛教用，寺院增至四万，僧尼多至三百万人，北周的武帝却是废佛的，佛教虽然经过北魏武帝与北周武帝的两次大破坏，但接位的皇帝立刻恢复佛教，所以佛教倒在中国站定了脚跟，未被消灭（相对地，基督教历经十次大迫害，没有间断，但今日是世界第一大宗教）。

佛教到了隋朝，隋文帝也是想利用佛教来统治中国，而佛教也趁机利用皇帝谋发展，当时对皇帝有影响力的和尚是法经、昙迁、慧远、灵裕、智顗等人，文帝自己受戒做了佛教徒（五八五年）。文帝为佛教造了佛菩萨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个，修理佛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个，写经写十六藏十三万二千零八十卷，修理旧经卷三千八百五十三部。五八三年下诏正月、五月、九月以及六斋日禁杀生，亦即禁止屠钓，六斋日是每月初八、十四、十五、二三及月底吃素。正月、五月、九月，新官都不上任，以免宴会杀生。今日中国佛教徒吃素的习惯起自梁武帝，但到隋唐时，便更成公式化了，因为政府如此规定，不得不守。隋炀帝亦努力赞助佛教，与天台宗创立人智顗有深交，除大量造像、修像、写经、修经外，并度僧一万六千二百人（以上只举数例而已，其实还有不少佛教事业，以下相同）。

到了唐朝，佛教已达题峰状态，这是由于长时期以来，佛教受皇帝保护与发扬，以及教中出了不少人才之结果所致，正因为历代佛教与皇帝发生密切关系，相互利用，所以才有「人才」从佛教中出来。唐朝廷对各宗教采宽容政策，但在排列上，高祖是以「老、孔、释」为次序，唐室姓李，与老子同姓，因此道教得到特别青睐，例如玄宗深信道教，自称玄元皇帝，于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年）下诏全国各地建立开元观，尊老子为大圣祖玄元皇帝，或圣祖大道玄元皇帝。至于武宗之会昌废佛，可说全是出于热心道教之故。

但大致说来，唐朝廷是赞助佛教的，高祖于武德元年（六一八年）会僧道各六十九人在太极殿行宗教仪式，太宗为纪念阵亡者，在各战场建寺，及在京城寺院举行超度。至于高宗、中宗、睿宗、则天武后、玄宗、文宗、肃宗、代宗…（武宗除外）等唐室皇帝，有的是全力振兴佛教，有的是同时赞助道、佛两教。唐太宗时，值得一提的是，基督教的一派景教从波斯到了中国，受皇室欢迎在华开始传教（详见拙着「唐朝基督教之研究」），其次，从印度归国的唐玄奘三藏法师，亦是在太宗时在长安开始大量译经工作的，一切经费统由朝廷拨给。

到了五代，佛教在南方得到保护及发展，闽之忠懿王王审知（九○九－九二五年）以及吴越之忠懿王钱弘俶（九四八－九七八年），对发扬佛教贡献最多。吴越以杭州为中心，杭州西湖一带的大小数百寺院，大多是该时建成的。

到了宋朝，宋太祖、太宗、真宗等，也都是大力赞助佛教的，据说太祖曾度童子八千人，太宗度十七万人，宋太祖也下诏拨报雕刻大藏经，共计五次：

蜀版（九七一年）、东禅寺版（一○八○年）、开元寺版（一一一二年）、思溪版（一一三二年）、碛砂版（一二三一年），以后从南宋末起至元初，又开版雕刻佛经，即元版藏经，辽国与金国的皇帝也是保护佛教的。

元朝虽崇喇嘛教（西藏佛教），但仍尊崇佛教，禅僧海云印简（一二○一－一二五六年）曾在太宗、定宗、宪宗、世祖等四代皇帝时受重用，担任政治顾问，并参与管理全国佛教事宜。再如海云之孙弟子刘秉忠（一二一六－一二七四年）曾与耶律楚材同受世祖重视，参与一切政治计画。当世祖时（一二九一年），曾国有寺院四万二千三百十八座，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一三六八年）曾经做过佛教小沙弥（俗称小和尚），他登上皇帝宝座后，唯恐佛寺成为反叛国家中心，遂对佛教采取严厉管制政策。例如命令在全国府、州、县仅能各存立大寺院一座，余皆合并，再如禁止二十岁以上者成为僧侣，凡欲成僧者，需经考试，凡僧、道有妻者一律勒令还俗，大概由于这种高压政策结果，佛教的「居士」（在家信佛者）便抬头兴起，而佛教僧侣间更热中于儒释道三教同源思想，以适应政治上的新形势。从明太祖起，也开始雕刻佛经，前后共计四次，这或能称是他对佛教的功绩。

清朝是崇喇嘛教与儒教而压制佛教的，佛教因此一蹶不，在清朝时只有雕刻了一些大藏经，聊可算是佛教也从清朝皇帝沾了一点小利。

到了中华民国，最初，佛教曾受「庙产兴学运动」及军队强占佛寺等等影响，而弄得惶惶不安，但后经国民政府再三颁布法令，佛教总算获得法律保障（详见内政部咨，礼字第二四一号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九月，为军警及其它机关团体或个人不得任意侵占寺庙，请查照饬遵一案及其它各令）现在在台湾，佛教与其它各宗教一样，在宪法的保护下可以自由传教，但却不能像从前皇帝赞助保护佛教那样，能从现在的政府得到大量财力与人力的施予，而大事发展佛教事业了，在佛教杂志中有时能看到一些文章，有的仍念念不忘于过去那么多皇帝的帮助，靠政治力量的兴教，觉得太好太舒服了，而感慨万千，不胜恋慕！有的文章则要求现今僧尼自力更生。

例如佛教徒张培耕所写「从社会变迁看中国佛教的前途」一文中第一项「政治方面」说：「中国一直是个君主专制的国家，政权为帝王所私有且世袭，改朝换代亦不过换姓而已，人不一样但是制度仍旧。自从　国父孙中山先生于一八九四年在檀香山建党革命…今天，政治民主法治，社会自由开放，在这样一个民主自由的开放社会中，没有权力阶层，没有权贵人士，除非于法有据，否则也没有赛可以命令别人办事，在这样一个政治环境之中，任何宗教再也不能倚靠权贵、显要、巨商、大户来护法卫教，而应该也必须依据法律所赋予的自由和权利，自力更生，建立广大而又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哪一方面都一样，群众就是力量。」（台湾觉世月刊，一九七七年七月号）文中所称的「任何宗教」，其实是指佛教，亦是指从前佛教如何与政治拉上关系，从皇帝、大臣…获得护法卫教。文章如改写成「在这样一个政治环境之中，佛教再也不能倚靠权贵…来护法卫教」，岂不更通顺合理？

关于本段可以总结如下：

1. 印度佛教能在中国立足，打开场面，可说全都是靠着中国皇帝们的力量
2. 中国皇帝们拿了人民纳税给政府的血汗钱，去造寺、建塔、刻经…发展佛教事业，从今日眼光来看，这是违宪的，要在国会被弹劾
3. 今日中国佛教僧侣要好好地低头合十感谢我国从前的人民，亦就是我们的祖宗，他们吃尽了苦头，帮助了印度佛教在中国立了足，并开创了各种事业。所以中国佛教僧尼根本没有资格来夸耀什么所谓佛教的大事业，例如中国僧人开口闭口佛教大藏经如何地多，佛寺与佛菩如何地美！但想看看，这些岂不都是剥削了万千老百姓的血汗钱所成的，如当时的僧侣稍有一点「慈悲心」，才不会为自己打算，怂恿皇帝去挪用国库──老百姓的钱，去为佛教做这做那了。

补充：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九日，台湾宜兰雷音寺举行心平法师升任住持之晋山典礼，当日除主持人星云法师及佛教徒参加外，居然还有「宜兰党部主委张治、宜兰市长简茂松、宜兰县议员叶英杰等各界首长，也都拨驾莅临，大殿内、念佛堂、楼上楼下，挂满了祝贺的喜幛，县长、议长，以及各界分别赠送匾额…」（「觉世月刊」一九七七年七月）。从研究中国佛教与政治关系的立场来看，直到如今，佛教仍似与政治结缘，皇帝虽然没有了，但党委、市长、议员…岂非亦即是该地区之权力人物？本来嘛！一个和尚新任一座佛寺的住持，事极平常，但佛教偏偏要与官府拉上关系，看来，佛教始终脱不了与政治的结合。

台湾警备司令部于去年（一九九一年）一宗所谓「台湾自由民国革命委员会」的叛乱祸国案件，参加的十五人中，有三人竟是佛教徒，两位还是和尚。已被枪决的吴春发（泰安）曾皈依过台湾某高僧，在受审时，口口声声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被判无期徒刑的李荣和，是台东市海山寺第四任主持和尚，法名修和，被判十五年徒刑的庄勋，法号绍英，是南投县埔里久灵寺的住持和尚，这三人亦都属于「政治和尚、信徒」之类，这种想搞政治做大官的念头，是否渊源于中国历代「政治和尚」的作风（皇帝的顾问，被称为黑衣宰相），那就不知道了。

佛教藉思想妥协在中国立了足

（一）、与孝道思想妥协：

在本文第一节中已讲过，佛教起初传入中国时，是依附老庄思想而立足的，这种格义佛教方法，对于一般普通人民似无问题，但对于儒家人士便没那么简单了。儒家讲孝，中国家庭重孝，「孝」在中国几乎成了一种宗教似的教理。孝经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疾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孝道三大思想可总括如下：（１）、父母在世，尽责奉养，和颜悦色，敬爱顺服，死后则居丧守孝，慎终追远（２）、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慎重嫁娶，传宗接代，繁荣宗族，族谱相传（３）、敦亲睦族，敬长扶幼，做好人好事，显亲扬名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时，因寄生依附于老庄，佛教教义晦暗不明，因此大家也不感到有什么，但当佛教到了东晋，开始脱离格义阶段，进入独树一帜，自立门户，广收人民成为僧、尼后，佛教便从儒家受到猛力攻击与批评，特别是「孝」方面，因为佛教极端反孝：（１）、僧、尼剃发，损父母（２）、僧尼出家后不能再孝敬奉养父母（３）、僧尼不结婚，断绝子孙，无族谱（４）、僧尼与原有亲族断绝关系，不能敬长扶幼，显亲扬名

佛教为了生存，保护自己起见，曾先后纷纷着书，自圆其说，强调唯有劝父母信佛教，为死去父母念经超度，才算是真正大孝；至于物质上的供养，并非真孝云云。大概在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徒不惜与中国孝道思想妥协，陆续地伪造了「盂兰盆经」、「父母恩重难报经」、「孝子经」等经典，也开始高喊佛教岂不也讲孝？而且比儒家孝得更彻底！

「盂兰盆经」，梵名ULLABANA SUTRA，内容是讲释迦弟子目连看到亡母在饿鬼道中受苦，请教释有何方法可以拯救亡母？释迦告称，只要在七月十五日请佛僧来为亡母念经超度，以及用各种美食供养诸僧，亡母便得超度出苦云云。经上记载，目连依此而行，亡母遂得脱苦，经曰：「佛告目连，十方众僧，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时，当为七世父母，及现在父母，厄难中者，具饭百味五果，汲灌盆器，香油锭烛，状敷卧具，尽世甘美，以着盆中，供养十方大德高僧…其有供养此等自恣僧者，现世父母，六亲眷属，得出三途之苦，应时解脱…」结语说：「年年七月十五日，常以孝慈忆所生父母，为作盂兰，施佛及僧，以报父母长养慈爱之恩…」，佛教教义讲「业力」（Karma），讲「因果报应」，如果活人只有花钱请和尚、尼姑为死去父母念经超度，而他们居然能立即脱去轮回之苦，那么中国佛教便是在打倒释迦牟尼了，再者，要「尽世甘美」供养佛僧，这不是孝顺父母，而是在「孝顺和尚」了，不必说，主要就是这本所谓「盂兰盆经」救了中国佛教的命，大概自唐代以后，中国民间更广行盂兰盆会，人民个个成了「孝子」，佛僧由此也获得财源（需付钱给僧尼），双方皆大欢喜！

但稍有思想的佛教徒一定会对「目连救母」一事疑窦丛生，佛教徒谢碧玉写信问菩提树月刊主编李炳南居士，问：「佛教说众生随其业障投胎，任何人都无法阻止（任何人，包括佛在内），如果业障重，口念阿弥陀佛，手执菜刀不自修，佛也无法救他，但目连之母为何能得救？他的母亲业障沉重，堕落地狱，目连救母心切，借诸佛功德愿力救其前往生天堂，怎么没有随业障投胎？这与自作自受或因果律不符，难道成了种豆得瓜？诸佛是慈悲的，若能如此，怎么不协力把天底下有可怜众生度到西方？目连之母是一个例，当然我们亦可以，不是吗？」再如佛教徒张弓也发问：「既然因果律是自作自受，为何超度可使亡人业责减轻或上生？果尔超度之『影响』力及他人，系何种原理而使然？」（「佛学问答类编」第２４、３２页）至于超度之无用及不可靠，请阅拙着「答妙贞十问」第六文：「念经拜忏，亡魂能得超度？」

除「盂兰盆经」外，中国佛教徒还又伪造了「父母恩重难报经」与「孝子经」。「父母恩重难报经」假托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主要内容是说，在日常生活上与物质上，不管如何孝顺父母，统统不算真孝顺，唯有为父母书写、诵读佛经…才能算真孝。经曰：「尔时，如来即以八种深重梵音，告诸大众，汝等当知，我今为汝分别解说，假使有人，左肩担父，右肩担母，研皮至骨，穿骨至髓，遶须弥山，经百千劫，血流没踝，犹不能报父母深恩，假使有人，遭饥馑劫，为于爹娘，尽其己身，脔割碎坏，犹如微尘，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因八段内容大同小异，文字又长，故不全部录下）。本经的结论思想是：「佛告弟子，欲得报恩，为于父母读诵此经，为于父母忏悔罪愆，为于父母供养三宝，为于父母受持斋戒，为于父母布施修福，若能如是，则得名为孝顺之子，不作此行，是地狱人…」

儿女出家做了和尚、尼姑后，当然绝对再不能赚钱孝敬供养父母，年父母如无生活能力，只好活活饿死。但佛教为了为自己辩护起见，居然强词夺理，说什么只要为父母写经、念经、超度及请僧人饮食（供养三宝）…便成「孝顺之子」。明眼人一看便知其荒谬绝伦至极…但佛教总算为孝与不孝的问题，找到了一条保身的路子，减轻了从儒家来的压力。

我在台湾时，不知什么人寄给我一本佛经，赫然又是另一种类的「父母恩重难报经」，封面且特别标明──本经是大正版大藏经第十六册内真正佛说经典，非假冒鸠摩罗什之名而伪造：父母恩重难报经。其实此经主要内容仍与上述一经相同，换汤不换药。照我来说，此经也是伪经，所谓后汉安息国三藏安世高译，也是伪造的。从思想发展来看，安世高时还是佛教初传，格义时代，还根本没有碰到「孝」的问题。本经曰：「右肩负父，左肩负母，经历千年，正使便利背上，然无有怨心于父母，此子犹不足报父母恩，若父母，无信，教令信，获安稳处，…如是，诸子，当教父母行慈…」全篇内容没有一字提到如何孝顺供养父母，只是一昧强调要父母信佛教。想想看，父母快将饿死，做了和尚、尼姑的儿女，只是劝劝濒死的父母快快信佛教，便算是报了父母之恩吗？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另外又有一本「孝子经」，内容也是与前两经一样，也只是强调劝信佛教，才算是孝子，至于物质精神供养与否，都不重要，如重物质，且属不孝。经曰：「世尊又曰，子之养亲，甘露百味以恣其口，天乐众音，以娱其耳，名衣上服光耀其体，两肩荷周流四海…讫子年命以赛养恩，可谓孝乎？…佛告诸沙门，睹世无孝！唯斯为孝耳！能令二亲去恶为善，奉持五戒，执三自归，朝奉而暮终者，恩重于亲乳哺之养，无量之惠，若不能以尊之至，化其亲者，虽为奉养，犹为不孝…」如根据本经及「父母恩重难报经」对孝的定义来看，那么，那些不信佛教的儒家信徒都变成「不孝之至」了。佛教的这一招可真利害！不单封住了儒家的口，也为自己解开了「孝」的死结，而且慢曼地像是成了「名正言顺」及地，佛教讲孝，讲得比儒家更孝！你看！我们佛教连死去的父母都孝顺呢！今日港台星马的佛僧，也常以此来攻击基督教，说什么基督教不孝，不拜已死父母。其实他们有点作贼心虚，唯恐人说他们做了和尚，不能再孝顺父母，而先向基督徒开火！不单佛僧，几乎所有中国佛教徒都异口同声骂基督徒不拜死去父母为不孝，而自称「孝子」。其实，各位看了佛教对「孝」的定义与解释而，便知佛教所讲的「孝」，根本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孝，或说儒家所讲的孝，所以如从儒家的观点来看，佛教实在「不孝」，他们以为在孝，其实只是自圆其说而已。而且大多数对佛教无研究的挂名佛教徒，根本儒佛不分，都误以为只要为父母年年做些超度，便成了儒家所说的「孝子」了。

不必说，在「孝」的问题上，佛教终于采取了如上所讲的思想妥协，来一个自我解释，在中国立住了脚跟，根据日本佛学权威中村元博士要研究，在印度佛经中根本没有「孝」这个字，为了防止从儒家学者来的攻击，中国佛教界自己用了「孝」这个字。「但是这种胡涂的方法还嫌不够充份，在穷境之下，便制做了『父母恩重难报经』等经典。」（日文「佛教的根本真理」第七一六页）

今日，中国佛教徒不愿明说佛教与孝道思想妥协（有的人也许根本不懂这些经过情形），常喜用，容忍」这种拜死人的风俗到佛教来。例如有文章说：「…中国人最重孝道，尊长死后，慎终追远…于是想到以纸造些房舍钱票，敬烧先人，俾使其享受富贵，便感到自己已尽了以历，也就较为心安理得了。佛教由于与孝道思想相应，就容忍了这种无大过患的风俗，虽然依佛教教义而言，焚烧元宝纸钱，因彼此世界不同，实不能为祖先带来财富的。」（「对佛教的误解与批评」，定乐，一九七九年十月「香港佛教」月刊），请注意文中的「相应」，实即「妥协」，「容忍」实即「采取」。作者避免提起僧人超度，只提焚烧纸钱，其实这些焚烧都是配合僧尼超度时举行的。作者最后一句「实不能为祖先带来财富的」，清楚地是在否定超度的无用无效，祖先早已死了，何有财富可言？再者，有一位具名「怀疑」的佛教徒向台中菩提树杂志社主编问：「烧纸锭银箔是什么意思？既堕地狱受苦，又怎能使用这些金银纸箔？」答曰：「这是中国的风俗，佛经里并未提倡，张三做的事，你先生来责备李四。李四本人只好说：『对不起，不晓得。』」（「佛学类编」上册第三四五页）。其实说穿了，是这样的，当年佛教为求生存，才与孝道思想妥协，鼓励人拜死人，烧纸钱，帮助了佛教立住脚跟，但如今却不愿明提来龙去脉，干脆一古脑儿推说这是「风俗」。

（二）与多神多鬼信仰妥协：

佛教未传入中国前，与其它世界古老民族一样，中国早已盛行庶物崇拜（animism），相譬宇宙间充满各种鬼神，中国人崇拜日月星辰、风雨寒暑、山川社稷…。「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礼记祭义篇），「以实柴祀日月星辰」（周礼春官大宗伯）。在天神之中，昊天上帝为至尊，另有五帝，社稷则为土谷之神，以后发展成土地神。至于鬼，一般相信人死为鬼，但除此外，另有一些怪物，名叫魑魅魍魉。由于儒家只注重人伦道德教育方面，未成立任何「宗教」（Religion）来统一组织起这些散漫的崇拜，所以一直到佛教于秦汉期传入时，在「宗教」上，中国人仍是各拜各的，未属于任何宗教教团。这一点，后起的道教创始人及其继承者大概看出来了，于是成立了「道教」，把中国人原先敬拜的所有鬼神，统统列入道教，成了道教的鬼神。台湾有名的道教徒赵焯氏甚至说，无论是中国的神或外国的神，都能算是道教的神（原意大致如此，一时找不到他讲这话的书了）

佛教传入中国以及以后发展时，也几乎便是道教成立及发展时期。道教创始人张陵系后汉恒帝（一四七──一六七年）或顺帝时（一二六──一四四年）人，张道陵的「道」字是后人所加的。佛、道两教既在同时开始传教，互争信徒，于是双方便成了仇敌。当佛僧说服帝王信佛教后，皇帝便被佛教徒怂恿逼迫道教（如梁武帝），当道士使皇帝信道教后，就轮到佛教倒霉了，（如北魏太武帝、周武帝、唐朝武宗、宋徽宗等），有时佛教占上风，有时道教占上风，但说来有趣，两教始终保持了各自发展的平衡状态，谁也打不倒谁。最后，双方为求自己生存，索性互相模仿，互相利用对方教义写经，在教义上，有些地方竟然成了佛、道难分，似佛亦道，非道非佛了。道教模仿佛教经典而写的道教经典有「高上玉皇本行集经」六卷、「太上老君说报父母恩重经」一卷、「太上洞玄灵宝三元无量寿经」一卷，「太上中道妙法莲花经」八卷…等。

佛教佛教原本主张「诸法皆空」，宇宙间既无创造者，也无主宰者，万物万事皆由因缘和合而生，所以没有一个「本体」存在。换言之，佛教原来根本不拜任何鬼神，只主张自己努力修行，靠自己悟道。但这种「无神论」（佛教主张「空」Sunya的无神论，非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在中国社会到底行不通，人为上帝所造，有上帝的灵，拜神是人的天性，中国人几乎什么都拜，怎能顺服佛教呢？于是，佛教从道教以及中国民间来的压力越来越大，终于采取了第二个妥协方法（第一个是与孝道妥协），模仿了道教经典，而伪造了一些佛教经典，吸收容纳了中国人所信的鬼神以冀混合，例如「佛说天地八阳神经」云：「日，月杀，大将军，黄审，豹尾，五土地神。青龙，白虎，朱雀，玄幽，六甲禁讳，十二诸神，土府伏龙，一切鬼魅，皆尽隐藏，远屏四方，形销影灭，不敢为害。」这些鬼神原都是中国的产物，印度没有的。再如伪经「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中居然讲十殿阎王，人死后在阴间，初七日去秦广王，二七日去初江王，三七日去宋帝王…五七日去阎罗王…七七日去大山王。死后百日去平等王，死后周年去都市王，三周年去五道转轮王。人死后如此转进，在诸王前受审判云云。其实，佛教的地狱根本没有「十王」的说法（因太复杂，详情不论，请参看拙着「基督教与佛教的比较」第六篇「地狱观」。以及「六道轮回真相」中的「地狱道」。）

为了讨好信多神的中国人，佛教另又伪造了「灌顶经」及「地藏菩萨本愿经」。「灌顶经」中提到有击人魄鬼、喜斗争鬼、大语言鬼、青色山精、赤色山精、水中、火中、恶梦等诸鬼，又有东方青龙神王、南方赤龙神王、西方白龙神王、北方黑龙神王、中央黄龙神王…。「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上中也收容了大批的鬼神：「一切天众龙众鬼众等众，悉来集会，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树神、山神、地神、川泽神、苗稼神、昼神、夜神、空神、天神、饮食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来集会。」又称：「诸大鬼王，所谓恶目鬼王，噉血鬼王、噉精血鬼王、噉精气鬼王、噉胎卵鬼王、行病鬼王、摄毒鬼王、慈心鬼王、福利鬼、大爱敬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集会。」以上的许多鬼神，有的是中国原有的，有的则是写伪经作者随便捏造出来的，至于佛教模仿道教所造的伪经，还有「佛说四大天王经」、「秽迹金刚禁百变注经」、「文殊灭欲曼陀罗尼」、「北斗七星护摩秘要仪轨」、「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尼神唱经」、「请观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经」…等经。

中国佛教与多鬼神信仰妥协的结果，虽为佛教争到了立足点，但从那时起，能一直断断续续地生存到今日，但却使中国佛教走了样，失去了释迦原有的本意，而变成了神佛不分的中国佛教了。什么关公、妈祖、吕纯阳、财神、紫姑…等原与佛教无关的民间众神，也一律都搬到台湾寺院中来。最好的证据是看看佛教徒们自己的不满，问：「数见台湾寺庙多皆神佛并供，是否合法？有违佛教教义否？」（詹养）。答：「所谓宗教者，要有一定之信仰，杂乱则与本宗不合，所修当无成就，喻如脚踏两船，船开落水者也。有神庙道人，后加供佛者，是渐转觉。有佛寺僧尼，后加供神者，是渐转迷，如求合法，必先明理。」又问：「关圣帝君系属于儒，何佛教者多崇拜？其护法神是关公，其关公何以为护法神？此种原因从何说起？记载于何史书？」（纪渊贵）。李炳南居士答得很好笑：「关公为佛门护法神，事载『佛祖统记』，隋代智者大师曾在定中为其受戒也。」（「佛学问答类编」第四十八、八十页）

关公是三国时人（一六二－二一九年），当时佛教初传中国，在他所住及活动的区域内，恐怕连佛教的影儿也没有，遑论信佛教了，智顗是隋代时人（五三八──五九七年），与关公风马牛不相及，两赛生死相差三百七十八年。如今智顗首尚（即智者大师）自己决定，在未得到关公本人同意前（其实也是不可能），便在定中为关公施了佛戒，不单使他成了佛教徒，而且还成了佛教的「护法神」（类似京城的卫戍司令或警备司令）。如关公「复活」过来，恐怕会啼笑皆非呢！其实说穿了，一点也不稀奇，这不过是隋代佛教向中国民间多神仰的另一种妥协罢了。如依法炮制，有一天说不定孔子、孟子…也都会改成佛教的护法神呢！

这位军人出身的关羽（关公死后十分吃香），儒教以他为文衡帝君（五文昌之一），道教以他为协天大帝、三界伏魔大帝（尚有不少称号，简略），儒、释、道三教都想与他拉关系，称为「自己人」，以增教势。

我们再看看台湾佛教刊物的社论，似乎也痛感神佛不分，社论说：「…四、政府订定宗教辅导办法时，应将佛教与神道教分开：寺与庙、神与佛的分别。目前一般国民实在无法辨明，就是具有高等知识的人士，若未对佛教教义加以研究，亦难以分别…」（台湾「海潮音」月刊：「我们对『台湾省政府辅导寺庙实施办法草案』之意见一文」社论看似讲得冠冕堂皇，好象责任是在政府没有好好地把佛教与其它拜神像、佛像的「神道教」分开，但台湾佛教界如真想极清楚地来分开，我想也许台湾只有一两间佛寺才够资格称为佛教寺院，其它既是神佛并供，不算佛教，那么都该一律取缔了。甚至连这一两间佛寺，如极严格地仔细查起来，恐候也会常去被称为「真正佛寺」的资格呢！

泰国佛教都只有一佛──释迦牟尼；日本各寺院也都只有释迦佛或阿弥陀佛，顶多再加上创立该宗派的人──宗祖塑像（但不拜此像）。这两个国家绝对没有这个菩萨那个菩萨，或什么「护法」（中国佛教徒把关公称为护法而立像拜他），是清一色的佛像崇拜。

我想，佛教传入泰、日两国，也许根本没有需要与当地多神多鬼信仰妥协，或者，也许佛僧们绝对硬到底，对于原住民的多鬼神信仰绝不低头，所以多少保存在原来佛教的面目。（欲知确实情形，请看两国佛教史及有关资料），这两地我都有去过，在泰国时，还特别去各大佛寺参观并与佛僧讨论小乘佛教，现在美国洛杉矶传道的薛步逊牧师陪我去，并为我做了中、泰语翻译，真谢谢他。

泰、日的佛教当然也走了样，并非是纯粹的释迦时代的印度佛教，尤其是日本，更是离了谱，和尚可以娶妻肉有妻，我特别举出泰、日的佛教，是要证明中国佛教的神佛混合不分信仰，完全是与中国的多鬼神信仰妥协结果而来，如想予以否认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泰、日的佛教可做为旁证。日本近在咫尺，为什么他们没有神佛混合？不单如此，他们的佛教各宗派也分得清清楚楚，禅宗是禅宗，净土宗是净土宗，真言宗是真言宗，…各自为政，独立传教，不像中国佛教来个「禅净双修」，诸宗混合，几乎什么都信，弄得大家搞不清楚佛教到底在讲什么。佛教徒潘成林发问道：「佛教的信仰，自称为『智信』，所谓不拜神，不拜鬼，更不拜什么天帝等，自命『正知正见』，但是见大陆各大丛林寺庙众僧，对八月十五夜都书贴『月光遍照菩萨』六字牌位向当空露天之处，置设香案举行拜月。…何况正信佛子对此拜月举行，岂不被世人耻笑谤为愚见显系迷信之行为！居士以为如何呢？」（「佛学问答类编」第八十页）

结论

佛教传入中国后，起先依附老庄，被认为是道家之一支而暂时立了足。以后又由于中国帝王的保护及推展，佛教在中国的立足点逐渐稳住，最后再加上佛教与中国孝道思想及多神信仰的妥协，佛教终于在中国立定了脚跟，成了一种「中国化」的佛教。当然，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立足及发展，还有其它不少因素，但主要的因素是以下三点：

1. 依附黄老
2. 藉帝王之助
3. 靠思想妥协

只要缺少其中一点，佛教便不能在中国立足了。

但从中国佛教史来看，佛教自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可说历经沧桑，尤其与帝王之间的关系，简直成了中国佛教的生死关键。当佛教获得帝王赞助，在政治上占优势时，佛教便如登天，任欲所为，相反地，如佛教在政治上一旦处劣势，皇帝居然改信了道教或对佛教不满时，佛教便立刻如同被打入地狱，逼迫与残害一齐到来。回顾以往日子，佛教在中国可说是「苦乐参半」，有好日子，也有坏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