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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的意识世界有着非常广泛的内容，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政治观、历史观、文化观、文艺观、审美观……以至对万事万物的看法和感应，等等，无不包容其中。这些，可以通过他日常生活的言行和论着、日记等加以表露。
　　路遥是一个对文学艺术、社会人生有他独特看法的作家，绝不是那些人云亦云、平庸浅薄之辈。他卓有见地、或放纵不羁的认识，不一定都见之于作品，因为他受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较深，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常以理性制约着情感和意识，故而他小说中的意识世界，不是泛滥的洪水，而是沿堤岸流淌的江河，有波涛翻滚之势，却无冲毁良田之险，行进的轨迹不是浑浊不清，而是明晰可鉴。较突出的是时代意识、政治意识、平民意识、土地意识、道德意识、妇女意识。我们这里仅就路遥小说中的时代意识与政治意识加以探讨。
　　　　　　（一）时代意识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思想潮流和不同的意识氛围，在不同的社会时期，人们总是有不同的关注中心，而不同的人群对此中心也持着不同的态度。作家大都具有敏感的神经，往往站在时代的前沿，对社会关注的中心进行不同形式、不同角度的反应。他们所采取的态度是千差万别的。路遥的态度不是一味简单的服从，也不是反抗、保持距离，或者其他，而主要是适应同时兼有批判。
　　以他的文学观念来说，在进入历史新时期前后，随着时代的除旧布新，他也在转轨定向，适应时代的新要求。他是在极左路线盛行的年月开始习练写作的，那时年岁虽然不大，但不可避免的也受到了“高大全”一类创作符咒的影响。从1979年发表小说《夏》开始，尽管仍留有旧影响的痕迹，然而积极转轨以适应时代的新变化、新要求的趋势却是明显的。随着改革开放的迅猛发展，西方文艺思潮铺天盖地、风驰电掣般奔涌而来，文艺理论新名词大爆炸，文艺创作方法五花八门的态势下，他却头脑清醒，坚持他所习惯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行有抉择的吸收，同时也倔强地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拒而远之。这不是说他的这种态度是唯一值得赞扬的，而是说他保持了他的个性，独有所钟，显示了他的一种可贵的文化精神。
　　从他的小说创作来看，总体上是贴近时代，直接进入社会关注的中心，极力把握时代的脉动和特点，在作品中贯注进鲜明、强烈、浓厚的时代意识和时代精神。
　　我们透过他的小说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60年代初至80年代中社会发展的脉络、印迹。他曾将自己的小说编为一部专集名曰《当代纪事》；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更是系统详实地记叙了1975——1985这十年间我国北方农村变迁的历史，全国性的大的历史事件亦间接地罗致其中。中国三十年间的社会历史风貌，透过路遥的小说人们可以看到那清晰的轮廓和某些重点环节的细部。
　　关于时代特点和时代精神的把握路遥的意识是十分清醒自觉的。他关于《人生》给阎纲的信中说：“我意识到，为了使当代社会发展中某些重要的动向在作品里得到充分的艺术表述，应该竭力从整体的各个方面去掌握生活，通过塑造人物（典型）把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的、道德和心理的矛盾交织成一个艺术的统一体……应该向深度和广度追求。”〔1 〕由于中年早逝路遥虽则未能完全实现他为自己制订的预期目标，可他的小说确确乎通过艺术形象，体现出了时代的精神和风貌。他“坚持了文学的现实性和当代性相统一的原则”。“一贯重视文学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重视创作题材‘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内涵’。”“创造服务于现实人生的活文学”。他“小说的现实魅力就在于服务于现实人生和取材于现实人生的统一”。〔2〕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整个社会关注的中心是批判长期以来危害我国政治经济生活和人民思想的极左路线，挣脱左的禁锢，冲破旧的传统和习惯势力的束缚，克服自身的局限和痼疾，寻找、呼唤失去的自我，重铸自己的灵魂和情性。为了适应这一时代特征和需要，路遥没有走“伤痕文学”的时髦之路，而是另辟蹊径。除了《卖猪》、《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是直接批判极左路线的危害和流毒以外，像《夏》、《青松与小红花》、《惊心动魄的一幕》等，则侧重挖掘人民群众和干部精神世界中纯正、美好和高尚的东西，而以这些有价值的东西遭到惨切的摧残或毁灭，深层次地回溯历史，揭示肃清极左路线的必要。一直到以后所发表的成功之作《人生》、《平凡的世界》，塑造了高明楼、田福堂、孙玉亭等受极左路线流毒颇深的人物典型，他们已失去了正直的人和纯洁的党员的本质属性，丧失了应有的自我，他们的灵魂、情性需要重铸。实际上经过新时代斗争生活的淘洗荡涤，正在得到重铸。田福堂、孙玉亭后来的变化就是很好的说明。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经济建设挂帆启航之后，人们都在积极努力改变眼前的现实，驱逐昔日的贫困，谋求生存和幸福，寻找自己合适的社会地位的时候，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成为一些农村知识青年关注的中心。路遥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发挥他熟悉城乡交叉地带生活的优长，即在这一交叉地带辛勤耕耘，《月夜静悄悄》、《姐姐》、《风雪腊梅》、《痛苦》、《人生》、《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你怎么也想不到》等都是因城乡差别引起的纠葛，而故事的中心线索都围绕着爱情，不是进城者甩掉留在农村的恋人，就是因为对城乡差别不同的态度发生了冲突。一些农村青年，“期望着富裕的物质生活与丰富的精神生活，可望而不可及的城市文明在他们的心目中多多少少被美化了，因而，他们才将其作为一种理想来追求。这种行为的历史合理性自然是无庸置疑的，但是从另一方面，他们想要得到的，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时下某些城市文学主人公所力图超越的。这正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复杂性、反映了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巨大反差。只是这复杂性和反差未能从路遥本人的小说中充分表现出来，读者的价值判断得不到足够的坐标，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历史感和时代感。〔3〕
　　改革开放的根本点是发展经济。当然，作为文艺作品不可能直接以此作为题材。而路遥亦对此给以急切的关注。他构思《平凡的世界》，概括1975——1985十年间中国北方农村的巨变，实际上是集中表现由过去以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为纲到新时期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漫长转轨过程中各阶层人物的心态、性情和命运。其间，路遥极力要突出的是在这转轨的途程上人民群众和一些干部积极奋进、不屈不挠、竭诚奉献的品格、精神。成为社会主流的时代精神。孙少安、孙少平、田晓霞、田福军、乔伯年等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者。
　　有人认为，“知青”作家受“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一类政治激励和精神动员，往往有为人民、为祖国的意识形态的承诺和意愿。路遥虽不属于“知青”，但他与“知青”是同龄人。所受的激励和动员是相同的。他是以为祖国、为人民有所作为、有所贡献的心态来顺应时代。顺应并不是不分是非、不辨黑白赞同而一味歌颂，而是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批判意识，发现了当时社会潜在的某些矛盾、弊病、隐患，真实在小说中表现出来，是他批判精神的显露。像当政者的以权谋私、弄权欺人等不正之风；城乡差别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对人不能量才使用；极左造成的经济贫困使人的生命、惰性、爱情受到的戕害和摧残；改革年月不法分子的横行，封建迷信的沉渣泛起，游手好闲之辈的无人管束，偷盗等犯罪行为的猖獗，等等，这些虽然不是他小说创作的主题或着力要表现的侧重点，然而，这类富于时代特征的描写，使他的小说具有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同时也增加了它的思想力度。
　　“文学，作为时代的镜子”，“历史的引人入胜的教科书”，“永远有着不容轻慢的地位”。〔4 〕路遥没有丢弃这些被一些人视之为过时观念的合理内核。他在进行艺术创作的整个过程中特别注意时代意识与历史意识的沟通、融合，力图将二者较好的统一起来。他认为：“作家劳动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待”。〔5〕他对当代生活和历史事体， 主张“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其“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6 〕他颇有见地地说：“我们必须重视历史，对历史和对现实生活一样，应持严肃态度。有的作品为什么比较浅，就因为它没能把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放在一个长长的历史过程中去考虑，去体察。我们应追求作品要有巨大的回声，这回声应响彻过去、现在和未来，而这回声只有建立在对我国历史和现实生活广泛了解的基础上才能产生。”〔7〕
　　时代一般是对历史发展的某一时期或阶段的认识，历史一般是指社会发展的漫长过程。时代和历史是不可分离的。我们所说的现代意识实际是指的当代意识，路遥经常说：“所谓当代性，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既是历史，又是未来。”〔8〕路遥在他的小说创作中， 善于以当代意识看历史，或则以历史眼光看现实，总是将二者沟通起来，结合在一起。“他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正处于‘城乡交叉地带’，‘立体交叉桥’的认识，正表现了他‘历史活动家’的气度和特点。有了这种俯瞰历史和现实的胸襟，才有对于高加林和孙少平这样的青年的理解和宽容，使他们当之无愧地属于历史，属于现实，同时也属于未来。”〔9 〕他写《在困难的日子里》，是因为有感于当代物欲观念的强化、拜金主义的盛行，去纵情歌颂60年代初人们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刻苦精神和高尚情操。他呼唤新时代不应忘记历史，不应丢弃优良传统。
　　他往往选择时代和历史结合点来刻划人物，升华人物的精神境界。《平凡的世界》卷六第五十章路遥叙说孙少安捐资建校，这样写道：“他甚至把他将要做的事放到了本村近代史中去考虑。人的这样一些活动，通常也不可避免地要受一种历史意识的支配”。“在双水村最近几代人中，曾有过几个人用不同方式给这古老贫困的村庄打上了深深的印记。”〔10〕接着路遥让孙少安历数了曾为这一辈人传播文化知识的金家湾的金先生；在双水村统治了三分之一世纪的党支部书记田福堂；以及眼下颇有影响的“神汉”刘玉升。于是使孙少安下定了决心：“好，你刘玉升建庙，我孙少安建校！咱们就唱它个对台戏！”这样，孙少安的捐资建校，就不仅仅是为双水村的群众办件好事，而是放在双水村近代历史发展到现阶段必须采取的一种有着深刻思想意义的文化对抗，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斗争。这不仅使孙少安这个人物有了不同凡响的光彩，而且使作品的思想深度和广度的层面掘进。
　　路遥总是在时代和历史的大背景中展开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他认为：“只有彻底弄清了社会历史背景，才有可能在艺术中准确描绘这些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形态。”〔11〕路遥是站在当代意识的时代高度，纵观历史，预见未来，在广阔的时代、历史背景中搭起人物活动的大舞台，使作品具有了磅礴的气势，人物有了深厚的社会根基，从而把握时代、把握历史的契机，展现社会生活的真实画卷。
　　路遥以历史的眼光观照、审视现实，不只体现在作品的某一章节、事件和人物，而是渗透在许多作品的整个创作过程中、整体作品结构中，是一种清醒的创作意识。《平凡的世界》就是以“某种程度的编年史方式”来构架整部作品，’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史”是这部着作的筋骨。有了贯串始终的筋骨，才使艺术的血肉有所附着而构成鲜活的艺术肌体。然而，也有人认为路遥的作品，“可以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明白历史，明白我们何以会从昨天走到今天。但是它缺少一种同未来精神联结。换句话说，它固然具有史的凝重，却缺少诗的灵动和超越，缺少更多能激发下一代人心灵的东西”。〔12〕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看法。
　　　　　　（二）政治意识
　　“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等口号，在战争年代确实起过积极的作用。国难当头，只能有一个中心，那时的政治，必须突出。建国以后随着社会矛盾重点的转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本应及时加以调整，指导文艺的方针和口号也应随之变更。然而，由于思想政治路线的渐趋左倾，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也难于摆顺。虽然有十数年的文艺繁荣，但同时也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因所谓的“政治倾向”蒙冤受屈、甚至惨遭厄运，最后造成“文革”十年的百花凋零。新时期开始之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得到纠正，作家获得了极大的创作自由，于是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回避政治，或远离政治，或淡化政治，或耻于谈及政治，等等。其实，这些都很难做得到。因为政治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构成部分，文学要以社会生活作为自己的审美对象予之表现，怎么能做到回避、远离呢？“路遥的创作从来与可卑的文化侏儒主义无关，他总是能够勇敢地面对现实，包括一些作家避之唯恐不及的‘政治’。他认为，既然政治生活是人们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时候，它是那样重要的影响着历史的去向，作家怎么能回避它呢，古今中外所有的艺术大师都不回避它。不过，他们不是被动地去顺应政治，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历史角度去积极主动地评价政治。”〔13〕路遥的小说创作，积极、执着地实践着他的这些主张，他的作品大都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包容着较为深邃的政治内涵。
　　其一，不回避政治事件和政治斗争。这在他的长篇《平凡的世界》中表现极为突出。从1975年冬的农业学大寨到1976年的周总理去世、批邓反右、毛主席去世、天安门事件，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推行生产责任制、改革开放，等等，都写进了他的作品。他说：“这部企图用某种程度的编年史方式结构的作品不可能回避它们。”当然路遥不是用政治家的眼光审视这些政治历史事件，而是“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和生活状态”，〔14〕加以艺术的表现。所谓艺术的表现，他没有过多叙述这些历史事件的过程，而是着重写这些历史事件在人们心灵中掀起的波澜、留下的投影和由此而引起的人物遭际、命运的变化，故而尚没有陷入概念化、理性化的泥潭。不过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部作品是按政治历史事件的时序结构编排故事，很难避免给人有“直”的感觉，缺乏大的回环和曲折。真实的政治的历史事件增强了作品的思想力度和时代特色，而另一面也给作家的虚构和创造以约束力。
　　《平凡的世界》许多章节都正面展示了由下到上的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可以说这条斗争的线或明或暗，贯串始终。作品开篇不久就正面写了石圪节公社和原西县党委内部的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极左路线执行者的代表人物公社一级是徐治功，县一级是冯世宽，反对、抗拒极左路线的代表人物公社一级是白明川，县一级是田福军，而原西县的斗争最集中、最典型。双水村的政治路线斗争直接反应到公社和县委。这条斗争的线由于田福军这个处于旋流中心的人又延伸到黄原地委和省委。然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重要人物的孙少安和孙少平却很少被交织到这条政治斗争、路线斗争的轨道上来。孙少安在实行生产责任制前后曾处在斗争的激流之中，可自从开始办砖厂之后就跳出了斗争的羁绊。作为路遥主要表现的人物孙少平则始终处于斗争之外。连村里几起重大的事件如偷水、劈山造田、桃色风波，路遥都有意让孙氏兄弟加以回避。为什么这样处理？看来路遥不愿意将孙少安、孙少平写成过去那样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斗争锋芒毕露的“高大全”人物，而是要写成平平常常、扎扎实实、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的人物。所以，他不仅将政治历史事件作为大背景，而且将政治斗争、路线斗争也是作为大背景。这一手法似乎是从他的文学教父柳青的《创业史》中学来的。我们还记得柳青让高增福处在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前沿，而让梁生宝居于第二线，这自然会影响到路遥。
　　其二，塑造了一系列从政人物，揭示社会政治问题。
　　《夏》中的“知青”江风，是“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积极追随者，是靠吃政治饭过日子的。这个形象的塑造尽管停留于类型化、概念化的水平，但通过它还是反映了那个时代一些人投机钻营的特征和痼疾。《惊心动魄的一幕》中大多数人物都是从政的，除了县委书记马延雄写得较为丰满外，至于两派头头，作家没有着力刻划，仍然缺乏个性化的特色。《月夜静悄悄》中的党支部书记高明楼仅是个背景人物。到了《人生》，高明楼的性格即颇为鲜明，他以权谋私的所作所为亦颇富于典型性。长篇《平凡的世界》出现了不少从政人物，村一级有田福堂、孙玉亭、金俊山、金俊武，公社一级有白明川、徐治功、刘根民等，地县级有田福军、张有智、冯世宽、李登云、马国雄、苗凯、高凤阁等，省和中央有乔柏年、高老等。这些人物，政治路线斗争壁垒分明，正确者如田福军、白明川、乔伯年、高老等，他们为推动历史前进贡献着自身的力量，是作家极力歌颂的对象。其他除金俊山、金俊武、刘根民之外，大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或则是极左路线的代表，或则是以权谋私封建专制，或则是不负责任玩忽职守，或则是革命意志衰退，腐化堕落，或则是兼而有之，……透过这些人物都能使读者看到我们社会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和某些潜在的严重弊端。路遥有时持批判的态度，有时持调侃的态度，有时持善意规讽的态度。
　　路遥这里通过田福堂们所表现的畸形“政治”，已成为一些从政人物的普遍的文化心态，形成一种人们心理上习惯了的传统。这些已经成为新时期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层阻力。作家的深意在于通过一系列艺术形象的思想、政治内涵，来“校正人们的心理和激活人们的心性”，“使作品既平添了批判的力量，又增强了史识的韵味”。
　　其三，小说中众多人物的命运总和政治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风雪腊梅》中漂亮的女主角冯玉琴，被有权有势的地委书记的老婆、地区招待所所长吴某由偏僻的山区招进城里，为了让其和她有残疾的儿子成亲，又以招工为诱饵，让冯玉琴青梅竹马的男朋友主动弃却前盟。吴某其所以能这样是因为她有掌权的人作靠山。《人生》中的高加林的升迁沉浮、荣辱祸福，每每都有掌政权者起作用，都和政治有关系；而高加林的命运变化又牵动了刘巧珍一家、高玉德一家、德顺爷等。《平凡的世界》中的老鼠药事件、猪饲料地事件，王满银、孙少安的被批判，又使多少人提心吊胆、忧伤悲泣、愤恨埋怨。至于因村社地县的政治斗争、路线斗争造成的人生悲喜剧那更是触目皆是。这一方面说明路遥不回避政治，他将他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真切感受和体验，经过审美判断，不加掩饰地予以表现。另一方面也说明，人是社会的人，政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人本身就经常和政治发生关系，作为以人为表现中心的文学，不能见政治而远离之，这实际是办不到的。
　　路遥不是一个弱者，而是一个强者。在诸多作家趋于时潮而主张远离政治的年月，执着地实践着他的文学主张，保持着鲜明的政治意识。《平凡的世界》——这部他企图铸写成百科全书的长卷，展示了政治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以及其与之不可分割的关系。
　　即以政治和经济而论，通过小说的艺术表达，我们可以看到二者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过去的极左路线是一味突出政治，乱抓阶级斗争，不仅人权遭到践踏，而且经济工作受到轻视，人民群众在贫困线上挣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思想路线的转轨，发展经济成为全民的中心，空头政治受到批判，党的方针政策得到调整，生产责任制首先在农村全面推行，生产力重新解放，大大改变了农村的经济面貌和人的精神面貌。这一历史性的变革《平凡的世界》给予了真实深刻的反映。思想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的变化，带来农村经济的繁荣；经济的发展又促使人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生存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原来响当当、硬梆梆的农村政治家田福堂、孙玉亭不再是人们膜拜的对象，而经济上冒尖的孙少安却成为人们刮目相看、羡慕崇拜的精神领袖，原党支部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空架子。权力的中心已经转移，空头政治已成为滑稽的笑料。“民以食为天”，人们都在为生存而奔忙。作为小说中心人物的孙少平没有从政求官，而是踏上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满足自己物质和精神需求的苦难的征程，完善了他的人格，完成了他思想境界的裂变和升华。甚至个别经济上冒尖的农民企业家发出了如此的畅想：“比如，咱们也可以参加文化上的事。文化上容易出名。只要出了名，手里又有钱，咱们就不能在政府里坐一把交椅？哼，说不定将来县委县政府都叫咱承包了呢！”作家这里是开了冒尖户一个玩笑，路遥并没有轻慢政治。政权机关怎能让个人承包呢？不过这表明了经济上翻身的农民在政治上的新要求。其实正是路遥政治意识的剖白。
　　〔1〕《路遥文集》2第399页
　　〔 2 〕李星《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路遥论》， 《文学评论》1991年第4期第89页
　　〔3〕曹增渝、梅惠兰《人生之旅与人性之梦——路遥与张炜创作比较》、《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5期
　　〔4〕《文学评论》1995年第3期第84页。
　　〔5〕《路遥文集》2第4页。
　　〔6〕同上，第20页。
　　〔7〕畅广元主编《神秘黑箱的窥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年9月出版）第181页。
　　〔8〕李星《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路遥论》，《文学评论》1991年第4期第90页。
　　〔9〕同上。
　　〔10〕《路遥文集》5第434页
　　〔11〕《路遥文集》2第21页。
　　〔12〕《人生之旅与人性之梦》，《当代作家评论》1989·5
　　〔13〕李星《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路遥论》，《文学评论》1991年第4期第90页。
　　〔14〕《路遥文集》2第20页。＊
　　
　　
　　
小说评论西安57-61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王西平19961996 作者：小说评论西安57-61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王西平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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