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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信息化、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人们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思想道德观念都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现实的变化不仅使传统的德育失去了原有的效力，而且引发了人们对道德教育本身的性质与作用方式的合理性的反思。改革传统的德育观念以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呼声，推动着人们在实践中探索和建立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德育理念。
　　 一、德育对象的主体化
　　德育对象的主体化，不是我们在德育活动中使教育对象主体化，而是受教育者本身，在目前不断扩大和深化的全新的经济与人文环境的熏陶下，已经或正在形成鲜明的自主、自立、自我负责的独立意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那种保障人人都有“铁饭碗”、一切听从组织安排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每个人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都必须参与到求学、求职的无情竞争中去。考虑到未来理想职业及与之相关的理想生活方式对个人各方面知识能力的要求，学生与学生家长都迫切要求把有限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花在有价值的知识学习和能力训练上。这种由于对自身生存与发展命运的极度关注而引发的自主选择学习内容与方式的强烈愿望和要求，才是教育对象主体化的实质内涵。
　　德育对象的主体化对传统道德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由于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受教育者希望按自身发展需要选择学习内容和方式，那些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陈腐的、千篇一律的说教和灌输就必然遭到冷落和排斥。国内德育专家学者曾不无感慨地指出：现在“有人拿钱买智育（如家教），有人拿钱买美育（如学钢琴），有人拿钱买体育（如体育特长班），有谁会拿钱买德育？”一语道破了传统道德教育在当前教育体系中的尴尬处境。事实上，遭受冷落和排斥的并不是道德知识和道德教育本身，而是传统道德教育那种自以为是、唯我独尊的非理性态度，以及在受教育者不理解、不认同、不欢迎的情况下，强迫灌输某些道德知识和规则的非人性、非科学的教育方式。这种方式在封闭的、人们的生命财产全部依附于单一政治权力而无其他选择的机会与可能的社会中或许是可行的、有效的。然而它必然是以培养顺从、驯服的人格为核心、以牺牲多样性、创造性和理性精神等推进社会进步的种种力量为代价的，更难以想像它能够对渴望公正、公平与自由的心灵产生真正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我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平等、竞争和效益的市场观念逐渐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传统道德教育的人格理念和方式受到人们的普遍质疑、反感和排斥，按自身发展与理想职业的需要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和方式的要求的提出，正是人们自主、平等、讲求效益观念在道德教育领域中的反映。
　　德育对象主体化在道德教育理论研究领域最为突出的反映，则是对于传统的德育“灌输”模式的理论反思和批评。近年来，我国德育理论界似乎已达成一种共识，认为传统的“灌输”德育是“封闭的、强制的和单向性的”、“不道德的道德德育方式”。“它企图以一成不变的德育内容来封闭和限制学生品德的开放性发展；它不顾学生是否理解和认同，把教育者的价值观强加给学生或从教育者主观意愿出发制定规章、条例、纪律，要求学生无条件地服从；它只注重道德信息从师到生的单一流向，学生失去自主、自觉性。”[1](P57)“这种缺乏主体自由意志的‘服从’，根本不具有真正的道德意义。道德的实质在于‘法由己立’，迫于外在压力而做出的承诺和行为只是虚假的承诺和行为。所以它也就无法培养出真正的责任者。”“一味地灌输只能造就一大批唯唯诺诺的服从者，这种人在计划经济下还可以得过且过，但却与市场经济的根本宗旨背道而驰。后者要求的是富有生命力的创造者和真正道德意义上的责任者。所以，人们努力以新的思想和方法来取代灌输。”[2]为了避免传统德育灌输模式的种种弊端，中外德育学者和专家做出了种种尝试，摸索适应社会发展和德育对象主体化发展要求的新的德育模式。在西方，有从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全面主义的德育模式到拉思斯等人的价值澄清模式、柯尔伯格的认知发展模式、麦克菲尔的体谅关心模式、纽缦的社会行动模式、里考纳的完善人格模式等等；在我国近年来也建立了价值观导向模式、情感体验模式、行为践履模式、心理辅导模式、综合治理模式等等。所有这些德育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试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解决在德育对象主体化的情况下，个体成长的需要与社会发展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并且或多或少地为这一矛盾的解决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可见，德育对象主体化的现实要求，已经成为德育改革的强大动力，推动着当代道德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朝着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方向探索前进。这种德育对象主体化的特征与趋势，正是对德育内容和方式的思考和选择意识的主动增强，是德育对象由“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化的表现。因此，我们所面临的不是要不要德育的问题，而是需要什么样的德育的问题。能够满足德育对象在当今世界生存与发展的道德需求的道德教育，必然能够受到德育对象的欢迎。因此，德育对象的主体化不仅是对传统道德教育的挑战，同时也是促使道德教育朝着科学化和人性化方向蓬勃发展的新的契机。相信由德育对象主体化所推动的这一德育改革进程一定会使当代德育朝着更为有益于个人和社会健康发展的方向迈进。
　　 二、德育理论的科学化
　　近年来有关德育理论的实证研究表明，有些从我们的经验看来是想当然的事情，与实际情况本身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以关于青少年学生榜样教育效果的实证研究为例，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孙健敏通过对榜样教育等德育形式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的研究发现，青少年学生自幼形成的价值观是相当稳定的，他们的亲社会行为与他们所持有的价值观类型的相关性远远大于教育手段的影响。“亲社会行为是价值观的函数，社会型价值观绝大多数有亲社会行为，理论型和宗教型较多有亲社会行为，审美型和政治型较少有亲社会行为，经济型大多数没有亲社会行为。教育手段本身很难激发出亲社会行为，现行教育手段对改变大中学生的价值观作用甚微。”[3](P283)就是说，某些传统的德育方式并不是如人们想像的那样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其效果要视学生自身某些早期形成的心理要素的倾向而定。可见，科学化、实证化的德育研究是使我们超越经验与主观想像，推进对道德教育规律性认识的重要途径。
　　事实上，流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较大的现代德育理论，大多是以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或大量的科学观察、个案访谈、测试和数字统计等实证研究为基础的。如行为主义心理学代表人物斯金纳通过在“斯金纳箱”中所进行的大量动物实验，证明强化是各种行为塑造与控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只要我们把握“强化”这一手段，运用恰当的强化物，组织适宜的强化序列，就可以控制产生我们所期望的出现的行为，避免不期望的行为，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社会学习理论的奠基人班杜拉则以“宝宝玩偶”等实验为基础，指出除了行为主义心理学所强调的直接经验以外，间接经验、替代性的观察学习也是人们获得行为模式的重要途径。由观察而获得的经验会贮存在观察者的“行为库”中，一俟环境适宜就会表现出来。因而，被观察对象的行为反应及其后果，对观察者同样有效。现代传媒中的符号性榜样，领导、教师、家长等等行为主体在道德教育与行为实践相背离，就会大大削减其教育示范作用的影响力。而不公正的行为得到奖励强化，则更将对青少年的行为习惯养成造成恶劣影响。因此，道德教育绝不仅仅是发生在学校里、课堂上的事，教育者的以身作则，文化环境的净化与奖善惩恶的社会风气都是形成受教育者良好行为习惯的重要因素。可见，行为心理学的实验研究，为我们准确理解人们行为产生的机理、掌握行为的控制与塑造途径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同样，以柯尔伯格为代表的认知主义心理学家，则在实验证明人们的认知能力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采用对偶故事和两难故事问答测试的方法，对居住在27个国家的数百名青少年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有的甚至进行了长达20年的追踪调查，发现人的道德意识发展过程存在着不受种族、文化和地域差异影响的内在的阶段性、秩序性。这种阶段性和秩序性可以具体划分为递进发展的三个水平、六个层次。个体道德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不可逾越的，后一阶段的发展以前一阶段为基础，处于特定发展阶段的个体能够理解或对相邻的较高阶段的问题有兴趣，而不能理解更高阶段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方式。因此，要促进个体道德认知水平的提高，首先应了解其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进而通过讨论、对话等形式引发其对较高阶段道德思考方式的兴趣，从而促进其向更为成熟的道德认知水平迈进。由此可见，道德教育不能不顾个体道德发展水平而强加灌输，必须遵循个体内在的发展逻辑，有步骤地促进个体的道德发展。由于他们的这些理论具有广泛的实证研究的基础，所以虽然近年来经常遭到这样那样的批评，但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指导意义。
　　同样，我国的德育理论工作者为提高道德教育的水平和效果，也在进行着德育理论科学化的种种尝试。如上海师范大学李伯黍教授对柯尔伯格理论在我国青少年儿童中的确证性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章志光教授关于学生品德形成的内外条件及其动力系统的实验研究，东北师范大学萧政鸣教授关于德育测评方法与效果的实证研究，等等。他们的研究得到了政府和出版界的积极支持，表明德育理论的科学化正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重视，成为现代德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德育途径的多样化
　　在以教师和书籍为文化教育核心的时代，人们常把学校教育称为青少年道德教育的主渠道，把教师看作青年的人生导师，而在人们的生活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今天，青少年已越来越多地从家庭、社区、同辈伙伴和种类繁多的现代传媒等多种渠道获得自己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模式。人们常用"5+2=0"的公式来表达这种学校德育与校外教育的效果相互抵消的现象。事实上，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学校、社会和家庭在学生德育中的作用已经难分伯仲。
　　德育途径的多样化，最突出地表现在现代传媒的飞速发展及其所传播的思想观念信息对生活各个角落的渗透。
　　按市场化规则运作的现代传媒，为了赢得更多的受众，无不挖空心思地力图使自己的版面与节目更具吸引力，因而使其所传递的信息在新颖性、趣味性和刺激性等方面远远超过了教师在课堂上的干巴巴的说教，而且当他们手持遥控器或鼠标在屏幕面前自由选择节目时的自主感受是他们在学校里不可能得到的。而这种自主选择与主动认知正是青少年接受思想观念与知识的重要条件。事实上，只要我们乐于在一群小朋友身边停下来，仔细观察和倾听他们在一起谈论某个电视节目时所表现出的兴奋神情，我们就不难理解现代传媒对他们具有何等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突出地表现在，它不仅使当代青少年经常无意识地置身于主流文化的思想观念的熏陶渗透之中，而且学到和掌握了众多的在课堂上学不到的有益的知识和信息、开阔了视野、丰富了想像力、提高了艺术鉴赏力。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有些传媒和出版商由于利益的驱使，极力向青少年传播和兜售充斥暴力和黄色内容的印刷、音像制品，致使一些是非观念淡薄的青少年在寻求新颖、刺激和模仿中做出不道德或违法犯罪的事情来。那些被送进工读学校或少管所的刚刚十几岁的少年犯，当被问及为什么小小年纪就会做出抢劫、强奸、绑架甚至杀人的行为时，很多人回答是受传媒中不健康内容的影响。可见，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信息传播渠道、形式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一方面为当代德育提供了现代化的手段，另一方面也对当代德育的环境提出了新的挑战。由于现代传媒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迅速获得知识和信息的主要和基本的渠道，它在未来的道德教育中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占领和充分利用现代传媒这一当代道德教育的主渠道，将成为决定我们道德教育目标能否实现的重要因素。
　　而形形色色的家庭教育则构成了现代德育的另一道风景线。在现实生活中家长们忽视子女道德教育的现象却是普遍存在的。有些家长“望子成龙”心切，禁止孩子从事任何与升学考试无关的活动，学习成绩稍不如意，就采用暴力方式加以惩罚，而对他们的心理和道德成长的种种需求，却充耳不闻。有些家长忙于赚钱或个人享受，或置孩子的道德教育于不顾，或向孩子宣扬“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拜金主义思想。由于这样的不健康的家庭教育的存在和影响，近年来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时有发生，包括浙江金华徐力杀母案等典型案例，都清楚地表明家庭教育是青少年道德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可喜的是，江泽民总书记《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发表后，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不仅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大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而且采取了取缔非法游戏厅、录像厅，扫黄打非等各种综合治理的方法，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各色各样的家长学校应运而生，帮助家长认识全面的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了解孩子心理发展和道德成长的规律性。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出了加强网吧管理的通知，文化部、公安部等部委联合制定和实施了《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办法》。可以预期，由于这些措施于德育途径多样化的现实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必将产生显着的效果。
　　 四、德育目标和内容的普适化
　　当代德育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来自全球化浪潮中文化多元性的冲击。飞速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为人们提供了越来越方便、快捷的交通和通讯手段，具有不同的政治、宗教和文化背景的国家、民族、团体和个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国际交往的经验使人们认识到，尊重与平等对待具有不同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的民族和人民，是避免国内和国际冲突、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对文化多样性的宽容与尊重，对于增加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吸引各种人才和吸纳国际投资也具有难以估价的积极作用。有鉴于此，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在道德教育的目标和内容的安排上都表现出世俗化、普适化的发展趋势，突出了具有不同信仰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公民教育和具有全球本位特征的生态环境道德、科技道德教育等等。
　　在这方面新加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众多佛教徒、印度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和儒教教徒聚居的新加坡，为了避免宗教教派冲突、携手谋求共同的利益，就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具有突出的求同存异的普适化特征的共同价值观教育，把“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求同存异、协商共识；关怀扶持、同舟共济；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作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遵守的五项基本准则，在全社会积极加以倡导和执行。同样，吸取了曾对国家统一造成严重威胁的宗教与种族冲突的历史教训的美国，更是把宗教教育排除在公立学校大门之外，而把培养“爱美国，爱美国的社会制度，遵守美国的法律，履行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的“好公民”作为其德育的核心内容。被选入学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道德规范必须具有超越宗教和文化差异的特征，必须“经得起可逆性测验（你愿意受到这种对待吗？）和普遍性测验（在类似的情况下，你希望大家都这样做吗？）这样两个典型的道德测验”[4]其试图避免冲突，寻求广泛共享、有益社会的道德教育内容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
　　同时，具有全球本位特征的环境道德教育，也已经或正在成为当代德育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环境道德教育目标的提出，源发于对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和不断扩张的现代工业生产为人类带来的能源危机、生态危机、核威胁等等灾难性后果的反思。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已很难独立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之外来谋求自身的发展。每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人口政策、科技教育水平、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状况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其他国家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环境质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生活在地球上的各国人民如果不能为了人类共同利益迅速联合起来，合理地利用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赋予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给现代化进程以正确的导向和规范，那么，人类的生存环境必将日益恶化，最终将使人类面临灭顶之灾。因此，世界上的有识之士早已向整个国际社会发出急切呼吁，希望整个社会、学校和家庭的道德教育中应加入全球环境道德意识的教育和培养，使人们“懂得个人的行为具有全球性的后果”，“承担人类命运的共同职责中自己的一份责任”[5](P7)。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承办、于1977年10月在原苏联格鲁吉亚共和国的第比利斯市召开的国际首次环境教育会议的《宣言》中，就已向国际社会明确提出了广泛开展环境教育的任务，指出“教育必须培养人们对待环境和利用国家资源方面的正确态度”，并呼吁各成员国“制定有关教育政策，将环境教育的主张、活动和内容引入到它们的教育制度中去。”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系统的环境道德教育活动已经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开展起来。如美国于1970年率先制定和颁布了《环境教育法》，明确要求政府承担起推动环境教育发展的责任，设立专门机构、拨出专项资金支持和资助相关的研究、宣传和教育活动。英国教育和科学部也制定了《5-16岁环境教育》，规定了中小学环境教育应完成的内容和目标。日本在70年代末修定的中小学教学大纲中也加入了“防止公害，保护环境”等大量的环境教育的内容。[6](P113-158)加强环境教育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这些国家在生态和环境保护技术开发中先行一步，占领了这一领域的国际市场，获取了丰厚的利润回报。可见，全球本位道德意识的培养和教育，也与一个国家和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利害关系。
　　近年来，我国德育界的学者专家也已明确认识到，“当前‘可持续发展’、‘全球本位伦理’是确立现代德育目标、德育内容的重要理论依据”[7]。而生态环境伦理、经济伦理、科技伦理、网络伦理等等关乎人类共同利益、具有普适化特征而又极具时代特色的德育内容，正在使我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教育方针在道德教育领域变为丰富而具体的实践活动，并且逐渐走进家庭、走进学校、走进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正在成为目前我国德育活动中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领域，值得我们的德育工作者给予更多的关注。
甘肃理论学刊兰州66～70G2思想政治教育张铁勇20022002德育对象的主体化、德育理论的科学化、德育途径的多样化、德育目标和内容的普适化是目前我国和世界各国道德教育领域表现最为突出的几个方面，也预示着我国德育改革的未来趋向，值得引起德育工作者的特别关注。道德教育/发展趋势张铁勇(1960-)，男，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工作，研究方向伦理学。天津300073 作者：甘肃理论学刊兰州66～70G2思想政治教育张铁勇20022002德育对象的主体化、德育理论的科学化、德育途径的多样化、德育目标和内容的普适化是目前我国和世界各国道德教育领域表现最为突出的几个方面，也预示着我国德育改革的未来趋向，值得引起德育工作者的特别关注。道德教育/发展趋势

网载 2013-09-10 2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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