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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一个词。文化作为人类劳动产品的总和，其范围和类型是宽泛而复杂的，包括不断重复已成模式的思想方法和思维定式、情感态度、价值评价和行为方式等许多方面的内容。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结果，人类又是文化孕育和滋养的产儿，二者相依相伴，互为互动。而人类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是以民族的形式存在着，从而便使人类的文化标上了民族文化的印记。文化既是人类的，又是各民族的。
　　从人类文化的意义上来说，文化作为全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虽然文化的形态不同，种类繁多，但是其普遍的精神实质是相同的，即质的共同性。
　　从民族文化的意义上来说，每个民族都有着各自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生产状态、文化特征差异，从而构成了文化的民族特色，正是这种民族的特色，标示出了不同文化群的差别，也构成了人类文化的繁多和呈现民族文化的异彩。文化的这种特色是文化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产物的必然，也是文化自身运动的哲学。
　　　　　　一、人类文化的共同质性
　　文化是人类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出来的，文化的功能就是满足人们的需要。任何一个人一旦呱呱坠地，就需要吃，需要喝，需要保持温暖，需要安全屏障。而要满足这些需要，就必须具备足够的物质生活资料，即食物、饮料、衣服、房屋、交通工具……而且随着其成长，则需要语言文字、姓氏、信仰、婚姻家庭、伦理道德思想等等。所以作为类存在的人在本质上是共同的。这些类特征不会因民族的不同而缺乏或增盈。具有本能欲望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更多地构成了人性中的质素，凡人都需要生理满足，只不过因地域和生产水平发展程度不同，提供的数量有多有少，质量有高有低，品种和具体特点有一定差异，而决不因民族不同而出现质的差异，就是说，人性中维持生存的基本部分是共有的，同一的。因为如此，我们在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发现许多不同民族具有大致相同的文化现象。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中就列举了中国与欧洲文化的众多相似之处。威尔逊也认为：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早期文明都极其相似。而我们今天研究不同民族文化，不都是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入手，都是从基本的、相同的内容开始的吗。只不过许多文化现象，由于千百年来的演化变迁，其原初的本能意味有一些被后来发展的层层文明现象所封盖和遮掩，但其埋藏在深层的积淀着的生物性原动力却仍然存在。
　　人类本质特性的共同性，决定了任何一个民族在现实世界都必然会面对如下几种关系：人与自然关系中的文化、人与社会关系及其相应行为中的文化、人的创造性思维中的文化。
　　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的文化，是指被人改造过的，或是在人为环境下产生出来的自然物。所以把这些自然物归结为文化，是因为桦树皮被用来做儿童摇车，荒原被开垦成牧场，土木树枝被建成居所，山花被插在头上以观赏，埋藏在地下的岩石被加工后挂在妇女的身上做饰物……所有这些，就是自然物向文化的转变，即产生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的文化。当然，这种文化不仅仅是表现为简单的物质层面上的文化，同时也包含着人的目的和追求，包含着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某种物欲占有的、审美享受的或是宗教崇拜的追求和理解等等。如藏族喜欢绿松石、维吾尔族喜欢红石榴石、汉族喜欢白玉佩，看似差别很大，但在实质上是相通的，无论是红，还是绿，都与实际的功利目的相联系，都包含着对美的追求和对生命的热爱。
　　人处于社会之中，人和人之间关系基本上都是一种社会关系。虽然说人与人之间原本也有一种自然关系，如血亲关系、两性关系等等。但是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这些自然关系也具有了社会性的内容。如血亲的远近导致称谓文化，两性的结合出现婚俗文化等等，成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为了适应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人们形成了一定的群体结构（如民族）、道德习俗、行为规范和礼仪制度；为了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人们建立了各种组织机构，制定了各种规章法令，通过各种办法将人们紧密联系起来；为了从事各种社会活动，人们相互学习，团结协作，交流经验……这属于人与社会关系及其相应行为中的文化范畴。美国的科学家曾证实了历史上传说的普萨姆麦提楚斯法老和苏格兰国王詹姆斯第四作过的实验，即把孩子放到远离亲人而且与社会完全隔绝的边远地区，令其生存长大，观察其发展的状况。罗宾·福克斯考察了这种传说，并对实验结果作出如下结论，他认为：“如果我们这些新的亚当和夏娃能够生存下去并生儿育女的话——仍然完全隔离于任何文化影响——那么，他们最终也能创造一个社会。这个社会也会有如下特点：财产法、关于乱伦和婚姻的法规、禁忌和回避的习惯……”（注：参见E·O·威尔逊《论人的天性》。）可见，人类文化是存在着广泛的相似性的。如果我们把文化分为形式和内容两部分，那么，人类与社会关系的诸类项就是文化的形式结构，形式结构的变异是相对稳定的，从中不难得出诸民族文化的共同性这一结论。更进一步，我们还需透过表象，深入文化的底蕴去探求诸民族文化内在的同一，即人的创造性思维文化中的广泛相似或一致性。
　　人类创造文化，并不是主观的随意性表现，而是人对自然秩序或规律的认识。而客观世界有自身运动的规律，这就形成了诸民族在文化的选择底蕴上存在着广泛的重叠，这种重叠所产生的趋同性既是人类天性的表现，也是客观存在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的必然。如在所有民族文化中都有兄弟姐妹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性行为的严格禁忌。满族皇太极于天聪四年（1630）曾下令禁止娶继母、伯母、婶母、弟妇、侄妇。称帝后记在《会典》之中：“自今以后，凡人不许娶庶母及族中伯母、婶母、嫂子、媳妇。”“若不遵法，族相娶者，与奸淫之事一例问罪……凡人既生为人，若娶族中妇女，与禽兽何异！”。这正是随着自然选择的原因，随着乱伦或近亲婚配的危害被人类认识之后，自然就产生乱伦禁忌和对近亲婚配的限制。我们从人类的实践活动来看，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是其实践活动的基本主题。在人类发展的早期，各民族在文化上所表现的共同性更广泛、更充分，象原始信仰、图腾崇拜等早期文化中就表现得十分一致。流传在人类不同文化群体中的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创世神话不仅仅是个别民族的，而是全人类的，有着极为广泛的类同现象。如萨满教能够在我国北方的一些民族中广泛传播，甚至在东北民族中广为流行，以至有的学者认为南亚、北美、太平洋南部岛国的原始信仰都可称为“萨满教”。这些地区的原始信仰是否用“萨满教”来称之，值得商榷，但却与萨满教极其相似，说明这些原始信仰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是相通的，都同样表现着原始的人们或这些民族的先民们面对自然力的惊恐和希望能够主宰自然的强烈渴望，也表现了这些原始信仰深深根基于人类对自然神力的向往和希冀着解脱现实苦难这一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
　　由上述三种关系而产生的文化一致性，反映了诸民族中存在着共同的模式，涉及到各民族都存在着需适应环境以求得生存、繁衍后代、进行劳动和商品交换、在家庭以及民族内生活、在人类生活中进行再创造等方面的内容。
　　　　　　二、民族文化的个体特性
　　研究诸民族文化的相似或同一并不排除或排斥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个性。各民族因其各自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不同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都可能形成不同的文化类型，这些文化类型在与其他文化的比较中能够表现出独有的明显的区别。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文化自身生成发展的内因，也有文化之外的偶然的历史变迁导致文化分化、碰撞、取代、融合、裂变。民族文化形成的基本条件，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
　　生态环境条件是一定的民族文化赖以产生、存在、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毛泽东曾说：“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国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上”。（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块土地上，孕育诞生了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可见，民族文化的形成和特定的生态环境条件是分不开的。
　　根据斯大林给民族下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注：《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页。）。先抛开对这个定义的讨论，至少在民族形成初期，共同地域的成份是极其明显的。在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成长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大自然，首先就是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及民族存在和发展永恒的、必不可少的物质前提。世界不同的民族，无一例外地都把土地作为自己的母亲。最直观的原因就是他们必须生长在某一片土地之上。某个民族在地球表面的一定区域居住、劳动和生活，同时也就创造相应的文化，和这个民族以及相应文化相联系的有关自然地理条件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态环境。
　　可以这样认为：某一民族文化可以有着广阔的选择方向和进化的可能，但却不能从直接给定的环境之外的作用因素中获得就近的目的和方向，甚至也不能获得这样的进化目标。在民族文化生成发展演进的历史链条中，生态环境在个别环节上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我们不是在阐述“地理环境决定论”，但我们决不应否认它在民族文化生成中的作用，这种作用突出表现在民族文化发生的源头上。在生态环境的作用下，形成人类种族文化以及民族文化的巨大差异。
　　1）、生态环境对种族遗传及种族文化的影响
　　涉及人种问题，人们往往讳莫如深，我们反对种族优劣的划分，但无法回避人种遗传的差异。各种族自然形态的形成与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既受环境条件制约，又在环境长期影响下表现出自己的适应性。起源于同一地区的人们，经过几万年的迁移变化，由于所处环境不同，在自然形态遗传基因上也都发生了变化，因而形成不同的种族。种族文化的形成离不开一定的空间，离不开特定的生态环境。种族文化的地域性，是指种族文化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下而产生的区域差异性。整个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是以生态环境为基础的，生态环境本身不能创造出文化，但它却为人类创造文化提供了物质条件。生态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种族文化的创造和发展。比如欧洲是个三面环海一面接陆的大半岛，内部腹地小，岛屿多，半岛多，这就形成一个向西开放的外向型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发祥地黄河中下游地区，北边是难以逾越的所谓漠北苦寒之地，西北是大山戈壁，西南是青藏高原，东面是浩瀚的太平洋，因而中国文化传播较为困难，促使了中国内向的、求稳定的文化类型。
　　2）、生态环境对民族文化的影响
　　首先，地理环境在一个民族形成初期直接决定了某个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影响了这个民族人们的实践和认识，同时也直接形成某种特定的民族文化。每个民族在其发展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其经济类型的确立，经济的发展，生产的进行只能受制于生态环境，对此，我国民族学工作者以解放初期我国各民族所处的生态环境状况整理出中国经济文化类型框架，即采集渔猎文化类型、畜牧文化类型和农耕文化类型。同时，更为重要的，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这个民族进一步进行更大范围的文化创造的基础，是更广的文化层次的物质前提。
　　第二、生态环境决定了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从而促进或制约着民族文化的发展程度。在人类社会早期，当人们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还比较低下的时候，生态环境大大制约着人们的劳动生产率，人们不得不更多的“靠天吃饭”。在生态环境提供的各种条件较好、各种资源较为丰富的民族地区，这个民族的劳动生产率就高，劳动收获就大；相反，在生态环境恶劣，各种资源贫乏的民族地区，这个民族的劳动生产率就低，付出巨大的努力，仍然难于维持温饱。而高低不同的劳动生产率经长期历史发展中的不断积累，就会出现在不同生态环境下，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上，又进一步造成了文化发展的差异。因为民族发展状况取决于这个民族人口数量的多少和人口质量的高低，而一定地域的人口数量和质量是由该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尤其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更是以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前提的，即剩余劳动时间愈多，人们创造的精神文化愈细。所以说，与生态环境相联系的一定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是民族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
　　第三，生态环境对造就民族性格、思想境界以及认识世界的方法起着重要作用。居住在多山多水地区的傣族人，思维敏捷、能说会道，具有流水般的轻灵活泼的气质；居住在东北黑土地上的满族人，多稳沉凝重、坚韧耿直、沉默寡言，形成像黑土一样的性格。事实上，居于辽阔地域，交通方便，可以纵马驰骋的民族，思想开放；居于狭窄山区、交通不便的民族，思想稳沉保守。这正是平原意识和峡谷意识的不同。《论语》中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可见我国古代思想家早就注意到了地理山水对人的性格素质的影响。当然，生态环境只是民族文化形成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决定条件，决定条件是该文化所属的社会环境。
　　　　2、社会环境与民族文化
　　社会环境虽然主要指由制度、政策、法规等构成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状况，但也包括特殊的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所影响而形成的社会状况。以及由以上二者所决定和派生的诸民族文化的文化氛围或文化态度。各民族在自身发展的历史中不可能有共同的历史线路或历史境况，难免循着不同的轨迹发展，并发生一串串互不相干的历史事件，这些偶然的随机历史事件会在不同程度上修整固有的民族文化结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统一。时间、地点、人物的偶然性中，包含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必然性正是依靠各种偶然性表现出来的。比如，满族入关，是中国历史上改变民族统治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也至关重要。这一事件，可以发生在1644年，也可能发生在别的哪一年，开关的可能是吴三桂，也可能是李三桂、王三桂，这些都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从明末政治腐败，人民强烈不满，满族崛起东北，势力日益强大的情况看，它又是必然的。腐朽的明王朝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满族或迟或早总会入关，取代明王朝而建立清王朝。所以，在偶然性背后都隐藏着必然性。这样，表面看是偶然的历史事件，必然对民族文化的形成、融合，对民族文化的兴盛和衰亡产生影响就不难理解了。重大历史事件对社会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甚至会造成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或历史阶段。如上述清王朝取代明王朝这样改朝换代的政治事件对一定文化和一定文化的形成至关重要，因为这样的事件一般都牵动全局，它导致社会环境发生彻底的改变。不管这样的事件表面原因或是“民族矛盾”，或是“冲冠一怒为红颜”，但从根本上看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日益激化而直接、间接地引起的。事件一旦发生，它一方面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使文化发展的社会条件发生变化，从而促使文化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它通过文化政策的调整、文化新人的启用、某种文化创造成果的提倡和禁止，直接导致旧文化的消亡和新文化的诞生。例如，达海巴克什、额尔德尼噶盖是满族文化史上创制满文的杰出人物。但是，若没有满、蒙的交流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现在去说“满族文化”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绝大多数的重大历史事件，其所包含的内容和因素是多方面的，体现出一种综合性的特点，对社会、对文化的影响也就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女真，各部之间称王争长，互相仇杀，处于一片混乱之中。1583年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努尔哈赤本人目光远大，积极进取，并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权力，客观上顺应人民的意愿和历史发展趋势，统一建州女真全部和海西、野人女真大部，结束女真社会长期分裂、割据、仇杀、动乱的局面；创造八旗制度；筑城赫图阿拉；设置理政听讼大臣和十扎尔固齐；建立后金；对峙明廷；迁都沈阳；创立文字；实行“计丁授田”等等。女真统一并逐渐强大这一历史事件，既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也涉及杰出人物的出现，它们综合地构成16—17世纪女真文化形成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杰出历史人物中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伟人，他们对民族文化的作用虽不足相同，但都同样影响过或影响着民族文化的内容，对形成民族文化的特色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努尔哈赤本人也许谈不上有什么文化建树，但他对民族文化的影响又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政治人物或历史事件的主要发起者不一定直接参与民族文化的建构，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为民族文化的组成提供了文化的具体材料，甚至成为民族文化的活的灵魂，支撑着和外显着民族文化的民族特征。而杰出的文化名人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们是民族文化的继承者，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作了梳理提炼，使之系统化、模式化，而且在于他们以出类拔萃的创造力重建了民族文化，为民族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把民族文化推上了一个崭新台阶，文化杰出人物是本民族文化乳汁哺育的智慧之子，必然以自己独有的个性和深烙的民族印记而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
　　认真分析社会环境中的某些历史事件或某个历史人物，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化转变或发展契机，成为民族文化形成的基本条件之一，正是因为这些事件或人物在一些可以决定或影响民族文化进程的方面起到关键的作用，表现在：第一，通过某个历史事件的发生或某个杰出人物的创造，人们或是直接开始了某种自然力的应用，直接提高了某些技术、工艺水平和生产能力，从而提高了生产力水平；或是通过分工管理的改善或各种社会关系的调整，使经济发展步伐加快，从而为民族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第二，某个历史事件发生或某个杰出人物登上历史舞台成为领袖，建立新的统治机构，制定新的社会政策，统治者完全可以有意提倡或限制某种文化的发展。第三，通过某个历史事件，他族文化（包括外来文化和原来某一民族的亚文化）突然侵入，强制同化固有传统文化；或征服者的文化被征服者融合，从而导致一种新的民族文化产生和形成，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其例。
　　因此，重大历史事件是民族文化形成的基本条件之一，所以，杰出人物往往会捕捉住每一次历史事件，并透过这一历史事件看到更深刻、更长远的东西，看到民族文化新时代的曙光。可以说，历史事件本身就是文化，杰出人物就是其民族文化的优秀代表。
　　从上述人类文化的共同质性与民族文化的个性特性上看，两者是既融合又对立，这是文化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本身内在矛盾的表现。如果按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来区分的话，受环境和遗传影响形成的文化为“核心文化”，因历史和纯粹文化因素而形成的文化为“次生文化”。“核心文化”深置于民族灵魂深处，是该民族世代相传的生产斗争和生活实践的经验，是民族精神、意识、情感的沉淀物，它保持恒久，显示得异常坚固和顽强。“次生文化”是历史因素或在民族融合时的文化融合而诞生的新文化，这部分文化往往不满足于固守传统文化的藩篱，时刻想使民族文化走出狭小天地，冲破民族阻隔和封闭。这必然形成一个民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即从文化的最终发展来看，诸民族文化的融合是历史的必然，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在撞击中去粗取精，适者生存。从文化的阶段发展来看，民族文化又必须以自己的民族特色与其他民族文化同领风骚，共争日月。这种文化发展的矛盾在一定时期将会表现得十分突出和激烈。笔者认为：面对民族文化与人类文化的矛盾，应该具有一种超然阔大的文化态度。在广泛的文化比较中，吐故纳新，进行民族文化重组。一种民族文化，没有融合不能自成新文化，只有敢于接纳外来的有生命力的东西，剔除自身文化中的糟粕，民族文化才能在良性循环中耸立起惊人的丰碑。同时，应该勇敢地宣传本民族文化。一种民族文化能够存在下来，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合理性。宣传民族文化，其有用的成分也会被其他民族文化所吸收、接受，从而汇入世界文化的海洋。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在融合与宣传的交流中，才会显示和充实自己的民族特色，唯有如此，才能意识到自身的进步与落后，才能推进文明与进步，通过民族文化的发展加速人类文化的融合，丰富人类文化的内涵，这样，诸民族文化在和人类文化的融合中又保持和增强了本民族文化的特色。
　　收稿日期：1998—11—30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京17～22A849民族研究张雷军/黄昌智19991999本文在分析人类文化共同质性的基础上，从生态环境、社会环境两方面对民族文化的生成环境进行了论述，对民族文化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文化/民族文化/文化环境张雷军（1964～），男，法学硕士，中央民族大学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生　　黄昌智（1962～），男，文学学士，广东佛山教师进修学校讲师邮编：100081 作者：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京17～22A849民族研究张雷军/黄昌智19991999本文在分析人类文化共同质性的基础上，从生态环境、社会环境两方面对民族文化的生成环境进行了论述，对民族文化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文化/民族文化/文化环境

网载 2013-09-10 22: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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