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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我国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地方。新疆和平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领导下，在我们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光辉照耀下，经过我区各族人民奋发图强、努力奋斗、使新疆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我区维吾尔等各少数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民族。各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是祖国灿烂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少数民族在自己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版过很多历史文献，也有丰富的，门类齐全的各类古籍和文化遗产，用多种形式流传在民间，有的口头流传在民间，有的将口头流传的文化遗产用文字记录，以手抄的形式流传在民间，成为善本、孤本。新疆各少数民族中有以农业、手工业，商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和生活特点的定居民族。也有古老的以游牧为生产方式和生活特点的非定居民族，这些民族由于在同一个辽阔的地域共同生产和生活，因而各民族的文化艺术互为影响，互相交流从而发展了本民族的文化和艺术。正因为我国是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国度里长期共同生产和生活，各少数民族接受汉族文化和艺术极为深，他们在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里形成和发展为中华民族，因而共同创造和发展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各个民族也都有丰富的，古老的文化遗产，形成了各民族有不同特点传统文化和文化艺术，这些民族的传统文化既有定居民族的文化艺术特点，而且有很明显的游牧民族的文化艺术特点。这些民族在历史上饱尝了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残苦剥削，他们的文化艺术遭受了毁灭性的摧残，加上各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缓慢，长期处在战乱和游牧等原因，书面文化的发展受了很大的障碍，许多重贵的文化遗产只停留在口头文化的形式流传在民间。这些东西在旧社会不仅没有搜集、整理出版，而且到了被灭绝的边沿。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全面开展我国的古籍整理工作。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于1983 年6月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座谈会，会上对我国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工作做了部署，制定了规划，从此全国的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工作全面地、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起来了。党中央历来十分重视古籍整理工作，指出整理古籍是把祖国的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的十分重要的工作。国务院以国办发〔1984〕30号文件转发了《国家民委关于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请示》的通知。通知指出：少数民族古籍包括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天文、历算、地理、医药、美术、生产技术等。范围很广，种类很多。少数民族古籍是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要本着“救书，救人，救科学”的精神把这一工作搞好。
　　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编辑出版工作非常重视，雷厉风行地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拨给专门编制和专项经费，建立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在1983年9 月用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名义下发了《关于搜集、整理和出版新疆少数民族古籍的通知》从此新疆的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编辑出版工作就全面展开了。各地、州前后都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将中央和自治区的部署落到实处。紧接着在1984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召开了新疆首届民族古籍工作会议。会上进一步传达、落实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民委、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关于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指示精神，结合新疆实际讨论制定了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的《七·五规划》，提出了今后的基本任务，制定了措施，部署了全区的工作。从此以后，逐步形成了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上下贯通、左右贯联，相互协调的工作机构，建立了一支具有较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干部队伍。他们当中既有多年从事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的老同志，也有新一代的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专业人员。在古籍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了维吾尔—乌孜别克族，哈萨克—塔塔尔族，蒙古—达斡尔族，锡伯—满族，回族和柯尔克孜六个专门的古籍业务组。这些业务小组中都有该民族中有名望的专家学者和从事民族古籍实际工作的教学、科研、翻译、编辑人员，他们制定工作规划和选题计划，开展本民族古籍的搜集编目、整理研究，编辑出版工作，多年来他们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做了大量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截止目前为止，已经搜集到包括维吾尔文、察哈台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回鹘文、哈萨克文、托忒蒙古文（包括胡都木蒙文），柯尔克孜文、锡伯文、满文、乌孜别克文、塔塔尔文、藏文等十三个文种的各民族古籍4500多册（件），其中有不少手抄本、珍本和孤本。也有第一次发现的珍本，这些都有较高的科学研究的价值。
　　1984年制定《七·五》规划要求完成包括维吾尔、哈萨克、回族、柯尔克孜、蒙古、锡伯、满族、乌孜别克、塔塔尔、达斡尔等十个民族的古籍80项（不包括各地州出版计划项目）。这些古籍的内容包括历史、文学、工艺、美术、宗教、天文历算等多种学科，都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据有一定的代表性的着作。到1990年底为止，已经出版发行发的有51部，完成规划要求指标的64％。我们在1991年初制定了《八·五》规划，计划出版66项。根据1994年11月底统计，全自治区十年来共完成各民族各类古籍共117部（包括各地州市古籍办出版的古籍，协作项目，和内部交流的资料本）其中维吾尔族古籍60部，哈萨克族古籍9部、 蒙古族古籍14部，柯尔克孜族古籍18部，锡伯满族古籍10部， 回族古籍3部，乌孜别克古籍1部，塔塔尔古籍2部。此外，已经发到出版社待出版的26部。已经整理好得发搞的35部。这些古籍大约6997.6万字，它的出版发行不仅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而且受到各族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也赢得了国际国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最近十年来我们搜集、整理出版的这117 部古籍中有《玛纳斯》《江格尔》《十二木卡木》《阿不都热依木纳扎尔集》等8 部古籍已译成汉文，介绍给国内外广大的读者和知识界，特别是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
　　第一、十年来新疆各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抢救、整理、出版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丰富了中华灿烂文化宝库，特别得到了各民族人民群众和知识界热烈欢迎和积极支持。他们深深感到各少数民族古籍的搜集、整理出版，只有在新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有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我们渴望多年的梦想变为现实。从而更加提高了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
　　第二、新疆少数民族古籍被抢救，整理出版，特别是用汉文翻译出版，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增进了相互之间了解，从而加强了民族团结。各民族的文学艺术在各民族人民长期的生产和生活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互为影响，互相交流，互相渗透共同繁荣昌兴起来的。在这个互相交流，互相渗透，共同繁荣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很自然地交流了思想意识和优秀文化传统，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提高了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三、少数民族古籍被搜集整理出版，活跃了科学研究工作。民族古籍的传世同汉族古籍一样，历史上经历过《诸子百家》的繁荣时期，也经历过浩劫。作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共需的民族古籍、通过搜集，整理出版鼓舞了新疆各族人民自立、自信、自强的能力，从而提高了民族自豪感，增进了新疆政策开放，振兴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我们国家各民族创造的古籍文化是辉煌灿烂的。新疆各民族人民的古籍极其丰富。已经整理出版的《江格尔》《玛纳斯》《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辞典》《拉施德史》以及《金光明经》《卡米勒史》《土尔扈特王汗世谱》《萨满神歌》《哈萨克医药志》，特别是在古代维吾尔民间曾广泛流传着一部大型套曲《十二木卡姆》。这些规模宏伟，色彩瑰丽的巨着，其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方面宝贵资料，早已成为国际、国内学术界研究的对象。前苏联、欧美、东欧、蒙古、日本、印度各国都成立了研究所，研究学会和研究中心。我们国内对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虽然起步晚了一些，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短时间内，快马加鞭，迎头赶上，取得了很大成就。 特别是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可喜的成绩。1982年8 月在乌鲁木齐举行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次《江格尔》学术讨论会，收到学术论文38篇。1983年在西宁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史诗学术讨论会，向会议提交的有关《江格尔》的论文有十多篇，总之在80年代在内蒙古、新疆和全国各地蒙、汉文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江格尔》的论文已超过250篇。这些论文分析了作品的思想内容， 人物形象和艺术特色，有的探讨了作品的社会价值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的评价艺人和版本，有的考据《江格尔》产生的地区和年代。这些论文说明我国的《江格尔》研究不断扩大，从语言、文学、美学、哲学、宗教和民俗学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我国着名的学者巴雅尔教授在《‘江格尔’在蒙古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论文中从不同的角度深入分析作品，说明从思想性、艺术性和反映社会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他认为可以把《江格尔》与《蒙古秘史》《格斯尔》相提并论，说它是蒙古文学发展史上的三个高峰之一。在1988年8 月在乌鲁木齐召开了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办的《江格尔》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在我国《江格尔》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我国学者40多人外，还有来自前苏联、蒙古、德国、美国、匈牙利、芬兰和日本学者16人，各国学者向会议提交了52篇论文。以上这些学术活动广泛开展的基础上，在1991年在乌鲁木齐隆重宣布中国《江格尔》研究会成立，并进行了学术讨论会，会议参加者80多人向会议提交了30多篇论文。现在《江格尔学》研究已经进入了多层次、多角度研究的新时期。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是我国三大史诗之一，也是一个国际性研究学问，我们在搜集、整理出版的基础上，也举行了广泛深入的学术研究活动，在1991年8 月在乌鲁木齐召开了全国《玛纳斯》史诗研讨会，会议参加者60多人，向会议提交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在1994年8月在乌鲁木齐召开了国际《玛纳斯》史诗研讨会，会议除我国学者参加外，还有吉尔吉斯坦、俄罗斯、日本等国十几名外国学者向会议提交了40多篇论文。以上这些学术活动的基础上在1995年6月在乌鲁木齐成立了中国《玛纳斯》史诗研究会。 《福乐智慧》是维吾尔族人民优秀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它也吸引着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这部巨着的学术研究也不断深入发展，首届《福乐智慧》国际学术研讨会在1993年10月在北京举行。参加研讨会的除我国国内专家学者们之外，还有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俄罗斯、蒙古、日本、美国、德国的学者共60余人。会议收到论文40多篇。总之，我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共同创造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现在我们通过民族古籍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和学术研究活动，对进一步编写中国通史、中国政治史、思想史、哲学史、文化艺术史等都将进一步提供宝贵的资料，写出能充分反映兄弟民族在我们伟大祖国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反映他们在祖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加强民族团结，为维护祖国的统一，扞卫和繁荣发展祖国的过陲，为丰富祖国的文化宝库，创造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从而在世界文化宝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反映他们广博精湛的哲学和绚丽多彩的文化艺术，以繁荣我国的民族文化，并给世界文化添补新篇章。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是一门新兴的科学，民族古籍文化是无以数计，它就象是深埋在地下的宝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从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特殊的社会条件，我国各民族在古代所创造的优秀文化古籍长期被埋没，有的则名存实亡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被历史的风雨冲刷的支离破碎的巨大书库，不仅古籍数量巨大，内容繁杂，就形式上各民族古籍也存在着种种差异。因此，这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工作，而且又是一项光荣而有深远意义的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促进各民族的进步和繁荣发展的巨大工程。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实际相结合的高度继承和发展民族古籍文化，使之为我国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相协调，相适应，让其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使是要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古籍文化。当前，面对国际竞争和市场经济的双重压力，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工作要依靠内力为主，走中外横向结合的道路，本着“救人、救书，救科学”的精神，解决当前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工作的难关，把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推向新的台阶，完成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让少数民族的古籍成果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为世人所了解。为中国和世界文明增添一道美丽的光环而努力奋斗。
　　　　　　　　　　　　　（浩·巴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
　　
　　
　　
西北民族研究兰州213-216,193A849民族研究浩·巴岱19961996 作者：西北民族研究兰州213-216,193A849民族研究浩·巴岱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2: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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