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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创者是鲁迅。鲁迅是一位伟大的启蒙主义者，他要求用小说（文学）改造国民精神、改良社会：“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 〕但鲁迅要比他的近代前辈们更谙熟文学（小说）的同部规律，这不仅由于他青少年时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学中积极成分的艺术启迪，也来自他对于世界文学史的渊博知识（《摩罗诗力说》的撰写充分显示出这一点），更得益于他对大量外国文学作品的精读与翻译。这样，一旦鲁迅决心开始以创作小说来完成自己改良中国人生的伟大抱负时，久已积淀于心的艺术素养（尤其是外国的）便发挥了巨大作用。
　　通常认为鲁迅1918年5 月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其实，鲁迅早在1911年冬写的文言小说《怀旧》业已显现出与中国古典小说迥然不同的特色：个人回忆形式的采取，生活横断面的截取，情节的高度淡化，内蕴着与契诃夫等人的精神联系。所以，着名的捷克汉学家普实克称《怀旧》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2〕。 这篇小说，虽然用的是文言形式，但它体现了现代小说的观念与现代小说技巧，尽管在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它未产生较大的影响。
　　而《狂人日记》却因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3 〕所谓“表现的深切”是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紧密粘着于中国民族的历史，明确地提出了人的命运、人的解放、人如何从异化状态复归于人的最具现代性的主题；而“格式的特别”则是指小说的现代性技巧、现代艺术品味，后来鲁迅的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始终围绕着中国人如何才能争到“人的价格”、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人的解放”这一总的主题，从中国传统文化层面进行深刻解剖，对于这种文化给予彻底否定，并上升为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哲理性思考；同时，他的小说更具备了现代品格：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交融，象征主义的出色运用，世界性的典型的塑造，尼采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文化哲学和佛洛伊德等西方现代心理学说的浸进，内心独白、内部分析、感觉印象等诸种意识流手法的交相并用，故事情节的淡化与人物形象的凸圆化，小说的“复调”品性，以及既不离开现实主义的塑造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的原则，而又能够缩小光圈，延长景深，对准人们的灵魂底蕴摄像的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一致的“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4〕……如此等等，使得鲁迅的小说创作开始了中国小说的新纪元， 在当时，无人能与之匹敌；至今日，也未能有人从整体上将其超越。鲁迅并不是以他的小说理论倡导、而是以他的小说创作实绩，标示出他作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的不可替代的地位。殷国明在《小说艺术的现在与未来》一书中写道：“只要把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十九世纪小说大师的作品和二十世纪新起的小说家，诸如普鲁斯特、福克纳、鲁迅等人的作品进行一番比较，就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将鲁迅与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同列，而与现实主义大师比照、对峙，这确实很在见地。鲁迅的现代主义主要地并不是接受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大师的影响，而更多地是接受了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宗师的作家群（例如安特莱夫、阿尔志跋绥夫、迦尔洵等）的影响。鲁迅与其他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大师乃是平行相似关系。
　　由于鲁迅的现代小说一经出现就非常老到成熟，无异于给其他小说作者树立了足资效法的样板；而五四文学革命其他倡导者如陈独秀、周作人乃至沈雁冰、郑振铎等积极倡导现代小说意识，又使得小说作者们获得了理论的勇气与支撑。于是五四时期现代小说创作空前繁荣，并出现了诸多类型与流派。而这些类型与流派又无不受到当时文艺思潮的影响乃至统辖。这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的重要特征之一。五四时期，大力倡导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具体到文艺思潮上是提倡“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在这一思潮影响下，出现了“问题小说”、“人生小说”、“乡土小说”、“浪漫小说”等类型与派别。“问题小说”或许尚未构成成型的文学流派，但它却是五四时期第一个重要的小说类型。这一类型小说的作者们深受鲁迅“文学为人生”观点的影响，而当时传入的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也使他们深受启迪，于是他们以小说形式反映各自所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表现出他们自己对民间疾苦、社会腐败、青年婚恋、人生意义等问题的独有思索。他们或偏重客观写实（如叶圣陶），或侧重主观写意（如王统照），或注重哲理（如冰心），但所提出的问题都是人的命运的问题，这就使得这些创作不仅同鲁迅的创作在精神上相通，也与世界先进文学（不仅是易卜生的，还有诸多俄罗斯作家的）相关联。这种揭露问题、关注人生的“问题小说”后来被赵树理乃至80年代的某些小说作者所继承，显示出它的生命力。“问题小说”可看成“人生小说”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作品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作出了解决这类问题的答案：那就是“爱”与“美”。这就使得这类作品虽在关注的焦点上与鲁迅相通，但在对生活本质的认识的深刻性上又与鲁迅相离。“人生小说”真正的核心作家应说是叶绍钧。在他那里，“人生小说”才终于发展到了对“人生”更为深刻的解剖，不再试图通过“爱”与“美”解决人生的具体问题（他早期亦有这种倾向），像鲁迅一样开始对下层不幸的人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试图通过对他们灵魂的鞭挞、促其猛醒，进而解决人生与社会问题。他的小说在情节结构、人物塑造、题材选取上更与契诃夫等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相通。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上，以叶绍钧等人为代表的人生派小说都较充分地具备了现代小说品格。还有乡土派小说，则是以鲁迅为宗师的小说流派。
　　至于浪漫小说，其情状与上述有所不同。浪漫派小说作者们关注人的命运，但他们首先关注的是自己的“这个人”的命运；他们也至力于人的解放，但更着意的是自己“这个人”的解放。他们自己的“个性”能否得到解放，才是他们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五四时期的民主主义思潮、人的文学思潮在他们那里均落脚于此。因此，他们的小说创作多表现自我的狂放或哀伤，常渲泄自我的苦闷和压抑，在作品中公开地、赤裸裸地向传统文化和传统伦理宣战，使得这些作品与中国几千年来的载道文学大相径庭。同时在创作中又广泛吸纳西方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佛洛伊德学说，从而使得作品在艺术上亦具有现代特点。尽管创造社元戎郭沫若的小说未粗糙，但郁达夫的多数制作确为精品，甚至可以说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
　　要之，五四时期由于社会思潮的主潮进步与多元并存，造成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创型先进性与多元取向。
　　从1925年“五卅”运动至1930年左联成立，随着反帝斗争的高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五四时期开始从事文学事业的知识分子们，受到了巨大的灵魂震撼，他们开始重新思索文学在社会革命中的使命，展开了革命文学论争，并开始倡导无产阶级文学。其中最力者是创造社、太阳社诸君，并出现了以蒋光慈为代表的“革命小说”。这些小说的作者们在创作中要完成几个转变：由关注自我到关心大众，由执着于自我的个性解放到实际促进大众的解放。理论的先行与实际生活积累和创作准备的不足，使星他们的作品大多稚嫩和精糙。但他们也进行了某些新的实验与探索，如串联式的结构方式，“报告小说”文体的采用，复杂心理、变态心理的描写，注意艺术群像的塑造，等等。无疑，这使得“革命小说”与“传统小说”的距离更加拉大，我们也可宽容地将其视为现代小说的另一种创型形式（有些是从苏俄照搬来的）。但这些“创新”有的不仅当时就不十分成功，而且给以后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带来了某些消极影响，如由于注意群像而导致放松对典型人物的塑造；由于思想大于形象，而使某些作品有沦为“宣传品”的倾向。
　　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以此为契机，一方面，党员作家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作家更加自觉地以自己的创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治需要服务，另一方面，随着他们在政治思想和艺术造诣上的日趋成熟，这就使得他们的小说具有了前一阶段“革命小说”的赓续与背叛的双重品格；出现了以茅盾、沙汀、吴组湘等作家的小说创作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小说。他们同“革命小说”作家一样关切着当时的中国政治，以自己的创作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参与当时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茅盾的《子夜》就是最为典型的作品。而这些作家在艺术上又者比“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作家们成熟，基本上克服了以蒋光慈为代表的“革命小说”的粗糙幼稚，许多作品取得了相当出色的艺术成就。尤其是吴组缃，在艺术上精雕细刻。茅盾的《子夜》更是具有一种宏大而复杂的现代结构。他们往往采取横断面的描写，摒弃了“革命小说”中那种将人物简单化、类型化的艺术观照方式，而是致力于塑造复杂化的、具有多元价值取向的人物性格，一般不以大团圆方式作为作品的结局，而是真实地展示与剖析当时中国社会的悲剧本质。这更是对中国传统小说的背叛。鲁迅所创型的中国现代小说在社会剖析派那里等到了赓续与繁荣。但社会剖析派更多地是接受了欧洲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响或者也有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在艺术上他们与鲁迅不同的是：疏离现代主义。而在他们（主要是茅盾）手中运用得还算好的“主题先行”，对于以后五、六十年代文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起了负面作用。
　　较好地继承了欧洲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并且在激烈的社会阶级斗争中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保持着自己对当时社会状貌及本质独特认知的是以巴金、老舍为代表的“中间作家群”，他们“维护了文学的独立品格，强化了文学的自觉意识，积累了正确处理文学与时代、艺术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理性与情感诸种关系的艺术经验，为创造现代型的‘人的文学’做出了独特贡献。”〔5〕
　　还有一些作家，他们在政治倾向上同左翼作家明显相对，甚至发生过论战，但在艺术上却有相当特异的独立探索。新感觉派就是如此。其代表作家列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人，受启于日本新感觉派，并且直接接受了现代派文学尤其是意识流文学的影响，创作了一批表现都市生活快速节奏，刻意追踪与摹写人的主观感觉印象，以佛洛伊德等现代心理学家为宗师，在人的潜意识和隐意识领域纵横驰骋的所谓中国新感觉小说。在中国新文学史的小说领域，中国新感觉派可以说是第一个公开标榜现代主义文学并力求使自己的创作与之接轨的小说流派。尽管它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失，但其为中国现代小说创型所建立的功绩，他们（尤其是施蛰存）对于意识流派文学东方化所作的探索，功不可没。由于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他们曲高和寡，布不成阵势；也由于大众审美情趣尚未提高到与此类作品相适应的程度，中国新感觉派的创作为时不久之后，便中辍了。只是到了路翎那里，特别是到了历史新时期，我们才发现了它的余绪或者说类似再现。
　　新感觉派活动的中心在上海；似乎与之相对峙，在北京形成了“京派”小说，同新感觉派相似的是，他们也标榜自己远离政治，但并未同左翼文学发生激烈的对抗。他们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刻意表现人性之美。沈从文即为最典型者。诚然，这同左翼作家强调的文学的阶级性事实上是处于对立地位，尽管沈从文本人并未就此问题同左翼文学展开激烈的论战，并且这种文学主张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发展态势也有不合拍之处（虽然他的许多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品位），但若是将其置于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中而言，这种张扬人性的文学观和文学创作仍是同传统的文学观念相对立的，在返朴归真的艺术氛围中，显示出对传统载道文学的反拨。因此，我们仍然认为京派小说也属于中国小说的现代创型，并且它对于新感觉派小说的过于“洋化”，也是一种反拨。而“京派”小说的另一重镇萧乾则对世界现代派作家卡夫卡、伍尔芙、乔伊斯等都有所汲取。这更保证了“京派”小说的现代型品格。
　　总之，无论是社会剖析小说的紧跟政治（革命的、进步的政治），或新感觉派小说和京派小说的疏离政治，都是当时政治思潮、文艺思潮影响的产物。“紧跟政治”自不必待言，“疏离政治”其实也是一种政治—它没有紧跟国民党的政治，这难道不是一种政治？三类小说政治价值取向的多元，并未防碍它们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创型与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这种政治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反倒保证了它们在中国现代小说创型的伟大工程中的个性魅力，保证了中国现代小说形态的丰富性，至少是这种保证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争取民族解放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这一政治形势要求作家更加自觉地以文学作武器为抗战鼓与呼。产生了数量繁多热情有余、沉实不足的宣传鼓动作品。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了胡风的强调作家主观战斗意志和人格力量对现实“突入”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这种理论既与当时的时代精神合拍，又避免了昂扬的时代精神中有时又难以避免的空泛与浮躁。正是在这种理论的直接指导下，出现了“七月派”小说。七月派作家“创作小说所要的乃至是渗透着情感体验和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有人称它为主观现实主义或心理现实主义。”〔6〕所谓主观现实主义或心理现实主义， 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正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强调主观性，前苏联有些学者甚至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划到浪漫主义艺术范畴）。虽然我们尚未发现胡风的这种现实主义理论同陀思妥耶失斯基文艺思想的“事实性”联系，但七月小说最重要的作家路翎的创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确实有着影响关系。路翎的心理现实主义艺术是在胡风文艺理论、鲁迅心理现实主义艺术、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现实主义艺术等多重影响下形成的；而其史诗般的结构，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展示，独特的语式语风，使他又与托尔斯泰、罗曼·罗兰、莫里亚克等世界文学大师发生着影响性联系或平行性联系。在鲁迅之后，在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中，路翎是最具现代性的，也是最兼具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种艺术特值的。
　　同在前一个历史阶段有新感觉派、京派同社会剖析派相对峙、相比照一样，在民族斗争激化的年代里，也产生了新浪漫派和社会言清派小说同七月派小说相比衬。这两个流派的小说远离时代主潮（这两派的作家有的曾生活于孤岛上海，有的曾生活于沦陷区。远离时代主潮虽然消极，但也不无消极抵制侵略者的意义）。作品的思想蕴含一般来说远不如七月派来得丰厚、深刻，但在艺术上也各有着自己的探索。新浪漫派徐讦等人的作品更多地融进了现代主义因素，以致有人称他们为“后现代派”；社会言情派表面上看来似乎更多传统的、民族的质素，但实际上有许多作品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并且这种交融不独是思想认知层面的，更是艺术技巧层面的。这在其代表作家张爱玲身上最为显着：《金锁记》在古色古香的故事叙述中阐释了一个现代文化命题—金钱使人异化；其语风、笔调是《红楼梦》式的，但又不露痕迹地融进了象征主义和意识流。张爱玲是继鲁迅之后将西方现代主义东方化的最为成功者，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创型与繁荣作出了卓异的贡献。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于1942年。当时的形势一方面是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严重的民族危机要求着进步的作家们必须更加自觉地为抗战服务。另一方面，在解放区，中国共产党要求作家必须为党的政治乃至政策服务，为全民抗战的主体—工农兵服务。虽然在《讲话》发表之前，来自民间的赵树理就已经创作了《小二黑结婚》这样的为广大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但工农兵文学（含工农兵小说）却确实是在《讲话》之后才开始形成气候，并且日益繁荣，直至随着全国的解放而成为整个中国文坛上居于统治地位的文学形态乃至唯一的文学形态（尽管亦曾出现《青春之歌》等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作品，但那里的知识分子也是高度政治化的：其文学形态与工农兵文学并无本质差异）。当然，其中也可分为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和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等等，它们确有不同的风格，但从作家创作主旨、作品接受对象、作品与生活的关系、作品与政治（含党的具体政策）的关系等方面来考察，它们同属一个大的文学流派—工农兵文学。它们的共性尤表现在对外国现代文化的汲取上，或者不予注重（如赵树理），或者极为单一（如周立波只重视从苏联现实主义文学那里汲取营养）。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五、六十年代。这时倘若说中国现代小说的创型与繁荣，就只能说是局囿在工农兵小说一种形态（或一种流派）之内；就中国现代小说整体而言，则是非常单一的。
　　到了“文革”前夜，特别是“文革”中，由于受到极左政治思潮影响，连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乃至高尔基的一些作品都被进行了批判，中国现代小说已处于与世界隔绝状态—而与世界隔绝的小说形态，也就难以有什么“现代性”可言。不仅没有“现代性”，连艺术性也几近于无了。那时期产生的“名着”《金光大道》恐怕只能说是以“长篇小说形式”编撰的不忍卒读的宣传品。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小说，已濒于消亡状态。虽说民间有《第二次握手》等反映知识分子生活、歌颂人性之美的带有某种现代性的小说在流传，但毕竟是凤毛麟爪，寥若晨星，不成阵势。
　　中国现代小说的又一次创型与繁荣，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历史新时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化，隔绝了数十年的世界各种类型的文化思潮、文学流派也纷至沓来。重新获得了解放的作家和刚刚踏上文坛的新生力量，如饥似渴地吮吸外来文化乳汁，西方各种现代文学流派都有人试图移来华土进行实验，其热闹局面不亚于五四时期和二十年代。其中最有成就者当是以王蒙为代表和首倡者的意识流小说的创作。并且这些作品的作家们还将意识流小说东方化，企图通过中西文化的交汇，使之获得在中国长存的生命力。这一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达到了。虽然有人认为中国意识流热已经消沉，其实它已浸入到多种风格的小说作品中，以较为平和的形式扩大着自己的领地。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就风格来讲，可能更接近黑色幽默，然而那里也有意识流技法的运用。
　　总之，在历史新时期中国现代小说又经历了一次新的创型与繁荣，尽管有时还表现得不够成熟，但它却确实使得中国现代小说更具现代性，从而展示了中国现代小说走进世界文学之林的光辉前景。
　　　　　　　　　　　　　　　　　　（责任编辑：李希华）
　　注释：
　　〔1〕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2〕《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 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3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4〕陀思妥耶夫斯基：《我》，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冯增义等译）等390页，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
　　〔5〕〔6〕朱德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第65 页、 第112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辽宁教育学院学报沈阳75-78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臧恩钰/李春林19961996 作者：辽宁教育学院学报沈阳75-78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臧恩钰/李春林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5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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