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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以血缘、地缘为依托，以优秀文化为纽带，在为共同利益的斗争中形成的对民族整体的吸引力、向心力以及民族个体成员之间亲和力的综合反映。对中华民族凝聚力作深入探讨，对于增强民族团结、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从98’抗洪看中华民族凝聚力
　　98’抗洪抢险波澜壮阔，气吞山河。其规模之大、险恶之峻、牵动面之广、动用人力财力物力之多、耗时之长，均为人类抗灾史上所罕见。它展现了中华儿女不畏艰险、奋力拼搏的英雄气概，将中华民族凝聚力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令世人叹服。
　　　　（一）民族精神的当今升华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有三重要素：一是物质技术因素，二是社会政治因素，三是精神文化因素。其中，精神文化因素的结晶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或灵魂。中华民族精神博大精深，其核心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注：张岱年：致《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学术讨论会的贺信》，《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第三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在古代有“神农尝百草”精神、“大禹治水”精神、“精卫填海”精神、“愚公移山”精神、“兼爱互利”精神、“人本”精神、“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精神、“天人合一”精神、“爱国主义”精神等等；到现代，有井岗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鲁迅精神、上甘岭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南京路上好八连精神、焦裕禄精神、青藏高原精神、抗洪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等；还有虽无特定命名却为群众普遍接受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精神、“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精神、“甘于奉献、乐于牺牲”精神等等。所有这些构成了蔚为壮观的精神群体，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旋律；造就了三黄五帝、诸子百贤、大批民族英雄和仁人志士，产生了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现代英雄、模范人物。由江泽民同志概括、倡导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博，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一，价值指向的确定性。抗洪抢险、战天斗地就是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免受或少受损失，更重要的是保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果，以有限的损失确保国家更大的利益。其二，针砭时弊的批判性。改革开放、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也毋庸讳言，其负面影响也滋生和助长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促使一些人的物欲横流，越轨违法行为不断发生，严重污染了社会环境。抗洪精神就是对当今那种见利忘义思想倾向的否定和批判。其三，民族心理的震撼性。在与特大洪水搏击中，广大军民奋不顾身、压倒一切困难与险恶的英雄气质，绘成了可歌可泣、壮志恢弘的历史画卷，使每个有良知的海内外中华儿女受到一次极大的心灵震撼，使人们的思想情操得到一次很好的洗礼。其四，民族凝聚的超常性。民族的凝聚性深藏于民众的心理之中，当遇到特种情况、非常时机，为着共同的根本的利益，就会骤然升腾成克敌制胜、无坚不摧的巨大力量。抗洪精神如同抗战精神一样，凝聚着民族的意志、决心与行动，成为不朽的历史丰碑。
　　　　（二）物质技术基础的现实折射
　　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从古到今，中华民族精神之所以有其应有的地位，都离不开物质技术这一基础。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至圣精神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但大禹采取的“疏导”策略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首先在于会盟“稽山”，得到了诸侯们的支持，有了人力物力的保证。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虽然低下，但毕竟可以提供较为原始的挖掘、运输生产工具。近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全国人民以弱胜强，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原因固然很多，但毕竟离不开“小米加步枪”。抗洪抢险之所以能取得辉煌胜利，同样也离不开物质技术力量的支撑：第一，人力支持。百万军民直接投入抗洪抢险第一线，亿万人民作坚强后盾，其形成的综合战斗力是无法估计的，它所形成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更是不可阻挡，所向披靡。在这样强大的力量面前，任何自私的、消极的心理或行为都会化为泡影，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净化、情感获得升华，使之溶入滚滚的洪流，同心同德去夺取最后胜利。第二，物资保障。大批抗洪物资，包括粮食、蔬菜、饮料、帐篷等生活必需品，沙袋、草袋、塑料布、钢材、水泥、沙石料等防洪物资，以及许许多多的救援物资，从四面八方源源不绝地运抵抗洪一线，稳定了军心、民心，使广大军民更加专心致志地投入抗洪抢险斗争。第三，技术指导。气象、水文部门借助于计算机、卫星遥感、雷达探测、自动测报等高新技术进行全天候监测、预报，对于掌握天气水情的变化、增强防范意识起到了先导作用。正因为监测预报准确、及时，在紧要时刻未作荆江分洪，使堤坝转危为安，减少了损失，把握了争取胜利的主动权和决定权。医疗卫生、防疫治病工作及时到位，防止了疾病的流行，这对提高抗洪军民的战斗力以及灾后重建家园都有着重大的意义。总之，物质技术力量促进了抗洪精神的高涨，反过来抗洪精神的高涨又使物质技术力量发挥更好的作用，形成了全民族抗洪抢险的热潮。
　　　　（三）政治领导成熟的时代标志
　　1、 中央的正确领导与科学决策是抗洪抢险夺取胜利的“主心骨”，表现在：中央领导在整个抗洪抢险中密切关注灾区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切身利益，直接指挥这场斗争，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每当关键时刻，根据汛情的恶化及时提出了“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大堤安全、确保重要城市安全、确保人民生命安全”的战略方针，作出了大规模动用人民解放军投入抗洪抢险、军民协同作战的重大决策；在危急时刻亲临一线视察，审时度势，正确判断，及时发出各种指令，从而极大地激励和鼓舞了抗洪军民的斗志；国家防汛抗洪总指挥部坚决贯彻中央的决策，充分准备、全面部署、果断指挥、科学调度，从而取得了抗洪抢险的主动权。
　　2、受灾省区的各级领导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和决策， 全力以赴地做好动员和组织工作。在危急时刻和生死关头，他们与抗洪军民一道顽强拼搏，涌现出像罗典苏那样具有献身精神的杰出代表。他们是凝聚抗洪力量的重要一环，发挥了桥梁作用。
　　3、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哪儿最艰苦，哪儿就有他们，哪里最危险，他们就在哪里出现。有的还立下“生死牌”、“军令状”，表达了誓与洪水抗争到底的坚强意志与决心，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与光辉的榜样，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
　　古语道：“殷忧启圣明，多难兴邦国”，但同为洪水，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却是“遍地汪洋，尽成泽国”，“饿殍千里，哀鸿遍野”。可见，多难能否兴邦，关键在于国家政治领导的成熟、坚强与清明。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抗洪抢险实现了超常的多轮驱动的综合作用，闪耀出璀璨的思想光华，标志着中华民族凝聚力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二、回眸历史探中华民族凝聚力
　　　　（一）自强不息、刚健奋进的价值认同
　　《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说，人也应当象大自然一样生生息息，刚健奋进。积极的人生态度推动着人们积极投身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斗争中去，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从移山填海、改造山河到战胜内忧外患、挑战洪涝地震灾害，无不体现着我们民族顽强的生命力。顽强的生命力造就了乐观有为的人生态度：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奋发向上；得意不傲，失意自强；逆境中奋进，危难中建树。周王拘而演《同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注：《史记·报任少卿书》。）。顽强的求索精神，使中华民族在天文、地理、水利、建筑、农学、医学、文学、伦理学等方面都为人类做出了卓越贡献，使中国享有“丝绸之路”、“冶炼之乡”、“瓷器之国”、“礼仪之邦”等盛誉。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价值观：（1）价值标准，即义利统一。《礼记·中庸》曰：“义者宜也。”韩愈《原道》说：“行而宜之谓义。”《墨子·经说上》说：“义，利也。”《周易·文言》说：“利者义之和也。”《宋·程颐》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可见作为行为规范的义与利是统一的。强调义而不失利，旨在善事善举兼为利，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义与利的有机结合与统一。荀子、司马迁以至后来的戴震、王阳明等都是主张义利兼融的，那些堪为称颂的民族英雄、志士贤达就是义利统一观的杰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把举大义兴大利的价值标准推行到了全民族、全社会，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空前增强，出现了全民族抗战、全民族抗洪抢险等伟大壮举。（2 ）价值取向，即整体至上。古代的天人合一论视天地人为统一的整体，人们的价值行为在于“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注：《淮南子·泰族训》。），即立身处世要从整体考虑，而不执偏。这种以大局为重、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而保全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主体精神，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民族责任感、民族气节、忧患意识和献身精神，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与内聚力。（3）价值再造，即兼容并蓄。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流派纷呈，“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注：《周易·系辞下》。），在主导思想的规范下对不同派别、类型、民族的思想文化予以兼容并包、兼收并蓄。儒道互补、儒法结合、儒佛相融、儒佛道三教合一，以至近代以来对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文化的容纳和吸收，都是世人皆知的事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林则徐语），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奋进的价值再造功能。
　　人文价值体系的形成与认同，奠定了中华民族安身之命、奋发向上的伦理基石，成为民族精神的坚实内核。这是中华民族延绵不缀、兴旺繁荣的根本维系力之所在。试看在人类历史上有不少发展到高峰的民族文明，如玛雅文化、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等都似昙花一现；有的因地理环境的恶化而中断，有的因外力的摧残而崩溃，有的受异质文化的影响而嬗变。唯独古老的中华文明饱经磨难而历久不败，永葆生命的活力，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的伦理价值的维系力。
　　　　（二）“一则多力，多力则强”的群体意识
　　中华民族的群体意识在深层次上有着自己质的规定性：（1 ）原始自然观的群聚性。“群”是古代人类对自身组织力量的认识，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注：《荀子·王制》。）。近代，严复在介绍西方的进化论时也谈到“合群”对人类进化的重要作用：“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不能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能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注：《天演论·制私》按语。）。这说明，重视群体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保证，也是战胜自然的保证。（2）整体再造的自组性。 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二千多年间，保持民族统一的时间占七分之六。期间由于内乱、外族入侵或重大自然灾害等原因，使中华民族凝聚结构迭经破坏而失散，然“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注：老子：《道德经》。），中华儿女能够卧薪尝胆、枕戈达旦、祖生击楫、闻鸡起舞、壮怀激烈，以重振雄风，匡正河山。尽管有人把近代中国看作“一盘散沙”，但在面临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中华民族各种分散的甚至对立的力量又迅速聚拢起来，如经过全民族八年抗战最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正如毛泽东曾指出的：“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注：《毛泽东着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6 页。）新中国建立后，虽然有“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那样的“天灾人祸”和“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内伤”，但在痛定思痛之后也能得以纠正，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新的形势之下得到新的汇聚。事实证明，有凝聚力的群体才能由弱变强，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3 ）家国一体的聚合性。长期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使人们的思想为封建宗法关系所束缚，形成了以血亲关系为纽带、以家庭或宗族为单元的凝聚体。但随着对外交往交流的不断扩大与延伸，家庭的、宗族的凝聚力最终扩展为家国一体的群体价值意识，验证了“单者易折，众者难摧”的哲理。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放大，家国一体就是做人、治家与为国效力的一致性，即“修身”、“治国”、“平天下”。“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注：《孔子·大学》。），最终达到整体“止于至善”的理想境界。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杨家将抗辽”、“岳家军抗金”、“戚家军抗倭”，今有“新时期英雄战士”李向群等，家富未敢忘报国。中华民族这种内聚力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民族内部不管怎么闹，外人不得插手，外人一插手，矛盾性质就变了，就会出现团结御侮的新局面。对外敌入侵是这样，对大自然的挑战也是这样。（4）人心向背的群趋性。千古兴亡多少事，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向背乃是国家安危、社稷兴衰的决定性因素。“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注：《尚书·五子之歌》。）“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注：《荀子·王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注：《孟子·尽心下》。）……。自西汉以来，民本思想与王权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但统治者与民众毕竟是根本对立的，民众始终处于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只有当民众忍无可忍、最终冲决这种压抑的时候，他们的力量才能像火山爆发般地显现出来。到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要以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这样，就把数亿人的意志、愿望、智慧和力量凝聚到了一起，使“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注：《毛泽东着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也为民族精神注入了新的内容与活力。
　　　　（三）宽厚待人、团结和睦的民族情感
　　1、“天人合一”的民族情怀，即“天人之际， 合而为一”（注：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荀子说：“天有其实，地有其才，人有其智，夫始能参。”天地人三者各有贡献，故称“三才”。其中人为万物之灵，主体地位明确。这种整体宇宙观赋予中华民族以无可比拟的博大情怀，其“上下求索”、“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注：《史记·报任少卿书》。）的“入世”哲学，比虚幻的基督“现世”哲学和释迦“来世”哲学要高明得多。它不因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惑乱，也不因时势的跌荡而变异，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粹。
　　2、大同理想的民族情结。 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对以“大同”思想为主轴的社会发展目标的想往，一直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盼望太平盛世的理想追求，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有的君王自称“太平皇帝”，年号“太平真君”（魏太武帝）、“太平兴国”（宋太宗）等等；农民革命也是如此，唐末黄巾军出自“太平道”，宋代农民起义则以“杀尽不平享太平”相号召，近代则有“太平天国”。这些都非常富于理想主义色彩。近代改良派和革命派代表人物则试图把这种理想转化为现实政治，康有为写《大同书》、孙中山提出“天下为公”都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在封建时代，尽管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追求“太平盛世”的目的不同，不过作为统治者能否关心百姓疾苦、治国理政是否出以公心，往往成为社会安定还是动乱的衡定器。“大同理想”所作的“公平”、“协和”社会的设计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比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以至“空想社会主义”更具客观实在性和社会价值性。
　　3、“兼爱”、“贵和”的民族情义。墨子曰“兼相爱， 交相利”，体现了具有博爱精神的“仁爱”、“兼爱”是中华民族伦理观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包含着人类的终极关怀。《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由爱而“致中和”是爱的实现形式与价值表现。《论语·为政》曰：“礼之用，和为贵。”“贵和”贯串于格物、致和、正心、诚意、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部生活之中，乃有“心平气和”、“和气生财”、“和气兴业”、“和气有人帮”、“家和万事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睦兴邦”等价值认同。“兼爱”、“贵和”以平等为原则，譬如汉族和其他各民族之间相互尊重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平等则消除歧视，增进和解与团聚。有平等才能有信赖，有信赖才能一视同仁、选贤任能，促进民族融合。“兼爱”、“贵和”以互利为基础，譬如通过茶马互市，大批畜产品运往内地，内地的丝绸、茶叶和瓷器等销往四方。“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密切了各民族间的关系，增进了各民族的情谊。“兼爱”、“贵和”以团结为目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凝重的思想文化与千百年来小生产者思安求太平的企望融为一体，凝结成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求团结统一的愿望。各民族求同存异、包容并蓄、百花齐放、共展智慧，一同发展了中华文化，文化的融合为各民族注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民族情感。“兼爱”、“贵和”以进步为指向。“见贤思齐焉”，民族的进步向来以尊重和学习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为导因。文化的一统非武力征服的结果，“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化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注：马克思：《不利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从秦汉到清末数易王朝， 期间也有过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但中华民族的文化并没有随着王朝政权的更替而中断，也没有随着政权的转移而改变方向，相反倒是朝着共同繁荣与进步的方向前进。
　　4、爱国主义的民族情操。民族和国家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但秦汉以后形成的中华民族既指生活在中国的各民族共同建造的国家，又是在中国领域内56个民族的总称；中华民族既是民族的整体，也是国家的整体。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不仅陶冶了中华民族的爱国情操，也锤炼了这个民族的伟大气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是我们民族高风亮节的正气歌，激励和鼓舞着各民族无数仁人志士为国家的兴亡和独立而前仆后继，奋斗不已。
　　　　（四）根系万邦、聚而不散的民族心理
　　1、民族的归属感。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地理单元， 横跨三个气候带，三面环山而抱海，有着良好的生息繁衍条件。华夏民族首先在以黄河中下游流域为中心的中原腹地生息发展，并向外扩散，逐步形成了民族间相互融合、杂居与群居的自然格局和相互需要、“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各民族承袭的原始图腾崇拜虽然各异，但至今已演变和公认为中国龙，中华民族同是龙的子孙、龙的传人，使国境内的民族归属感愈来愈强，而且延续到海外华人中间，其向心力之强烈为别的民族所不及。
　　2、民族的认同感。综观当今世界民族之林，以血缘、 地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纯血统民族为之罕见，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特别是传统的优秀文化才是维系、推进民族心理认同之根。它渗入到民族的观念之中，成为民族内聚与归向的心理动力，使民族成员自觉认识和估量到本民族的历史地位，关注本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以及在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上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3、民族的倾向性。如蒙古族土尔扈特部曾被迫西迁， 但仍念念不忘祖国。当准葛尔叛乱平息后，土尔扈特汗渥巴锡毅然率领部族历尽千辛万苦，战胜了沙俄军队的围追堵截，历时半年多，终于返抵祖国境内。在异国他乡，处在西方文化包围圈中的华人社会仍一直保留着中国风俗，讲华语、写方块字、吃中国菜、延中医，使中华文化落地生根，体现了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倾向。每当祖国遭受大的自然灾害，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都向灾区群众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平时，他们为了祖国的富强献计献策、助资办学、投资兴办实业，表现出拳拳的爱国之心。正如美籍着名实业家姚美良先生所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先父对子孙的遗训：‘炎黄子孙在海外不管怎样有钱有地位，如果祖国不富强，也是抬不起头来的，更不用说扬眉吐气了。’先父刻骨铭心的教诲，使我一旦想起，就坐卧不安，感到有责任想方设法，为了弘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振兴民族工业，谋求祖国富强而奔波呐喊。”（注：转引自张江明《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见《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首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汉荣书局1991年版，第37—38页。）
　　4、民族的御侮性。从屈原的《国殇》、 岳飞的《满江红》到文天祥的《正气歌》，表现了古代中华民族仁人志士壮烈的爱国情怀与高尚品格。从近代的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左宗棠率部驱逐新疆沙俄势力、林则徐虎门销烟、三元里抗英直至现代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均表现出同仇敌忾、奋力抗侮、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
　　　　　　三、面对现实谈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一）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积极意义不必赘述，但受价值规律的普遍性渗透、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出国热”与“经商热”的激荡等影响，使人们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与道德行为发生了重大变化，滋生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从而引起了人们对民族凝聚力的忧虑。有忧患意识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民族。忧患可促使人们早想早知早行，提醒人们透过现象进行审慎、深入的思考与求索。现实负面的影响有弱化民族凝聚力的可能，但不足以动摇其深厚文化积淀之根基。伟大抗洪精神不仅是最好的佐证，而且告诉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当今经济、政治的实力，在整治国家灾难的过程中促使民族的向心力与聚合力得到进一步的强固。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反映出美与丑相生相克的对立统一，扬美抑丑、助善惩恶会使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新的相融相凝。
　　　　（二）中华民族凝聚力与促进祖国统一
　　继香港、澳门的回归，实现祖国大陆与台湾的最终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分裂始终只是支流，统一才是主流，“九九归一”、国家统一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共识。江泽民同志在首都庆祝澳门回归的大会上引用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表达了对台湾同胞的热切关爱，呼出了大陆同胞的心声。统一而兴是多少代中华儿女的愿望。海峡两岸的人民同根同脉，被隔绝的痛苦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曾有多少人因未盼到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而留下了绵绵遗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遗作《望大陆》写道：“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苦！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短时期的分必然要让位于长时期的合，民族的融合、思想文化的融合不以任何个人的、阶级的意志为转移。无论是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行径还是李登辉、吕秀莲之流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的图谋，都是逆历史潮流、不得人心的。我们既然有能力处理国与国之间历史遗留的许多棘手问题，当然也有能力处理“同室”间的恩怨问题。捐弃前嫌，求同存异，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同是炎黄子孙，当以国家的、民族的大义为重，重新回到中华民族统一的原则立场上来。如果置中央政府的严正立场和12亿中国人民的意愿于不顾，利令智昏、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举动，那么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无情的铁拳，只能被历史前进的车轮辗得粉碎。
　　　　（三）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与表现。当今中国的爱国主义集中到一点就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祖国，为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主要体现在：（1）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今日的中国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在大陆，热爱祖国与热爱社会主义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因此要把热爱祖国落实到热爱社会主义的行动中去，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2）爱国主义与“一国两制”的统一。 “一国两制”构想既尊重历史，又照顾现实；既保证“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又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既保持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繁荣稳定，又有利于促进内地经济建设。因此，要把热爱祖国落实到拥护“一国两制”、促进祖国统一的行动中去。（3）爱国主义与西部大开发的统一。新的世纪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世纪，更是中国西部人大展宏图的世纪。实施西部开发战略，进行多元启动、东西联手、加大投入，从改善生态环境做起发展地区特色经济，既有利于缩短东西部历史发展和现实发展中的差距，也有利于调动东西部协调发展的积极性，对于增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共同进步与发展、实现东西部齐飞、振兴大中华，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
　　20世纪30年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周期率更加呈现出趋短的势头，这是现代社会发展节奏加快、时代进步要求全面提升的必然反映。如果说我们民族是带着伤痕与屈辱刚刚走完20世纪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更有信心、更有把握地说：当今中华民族将带着骄傲与理性告别过去，走向新世纪的辉煌！
　　
　　
　　
青海社会科学西宁7～14A849民族研究曲青山/朱玉坤/余中水20002000作者单位：青海省社会科学院 作者：青海社会科学西宁7～14A849民族研究曲青山/朱玉坤/余中水20002000

网载 2013-09-10 21:5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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