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全球化的浪漫正在席卷世界。如何正确理解全球化的真实意义，成为摆在民族国家面前的难题。为此，许多学者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全球化，但是真正指出全球化本质的凤毛麟角。实践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研究全球化，才能揭示全球化的全部秘密并给民族国家的发展指引正确的发展方向。
　　 一、“全球化”意识形态的实质
　　在当今世界，随着通讯技术和交通运输等高科技的发展，资本可以更自由地在全球流动，整个地球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地球村”。同时，全球问题不断出现，如全球环境污染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全球人口增长与素质问题以及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问题等，都极需用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来解决全人类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罗马俱乐部的奥·佩奇提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要靠地球上的一切民族、国家的公民共同参与，而且“人类意识应该领先于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注：奥·佩奇：《世界的未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第91、124页。）。在这种情况下， 西方发达国家极力宣扬“全球化”意识形态，预言“民族国家时代已经过去”。事实并非如此。环境、资源、人口等问题之所以成为全球性问题，是因为它与各国的安全、发展和各人普遍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决不是说已经出现了离开具体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抽象的“人类利益”。所以，民族国家主权和利益不能放弃，要认清“全球化”意识形态的本质，确立科学的意识形态。
　　西方发达国家鼓吹的“全球化”意识形态，即“全球思维”，表面上主张全球“共同繁荣”，“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其实质是西方发达国家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是西方发达国家借以掩盖其侵略扩张政策的面纱，其目的是为了弱化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从而使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并实现自己独霸全球的目的。西方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全球化”意识形态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认知图式”，它主张民族国家应从抽象的全人类共同利益出发，来解决发展、环境等全球问题，其真实目的是要发展中国家放弃主权，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它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的陷阱。如果发展中国家根据西方发达国家提供的全球化“认知图式”来处理问题，往往就会落入“全球化”意识形态的圈套——以为只要听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指标，就会得到它们的无偿援助，从而更快地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所以，“全球化”意识形态，实质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利益的观念体现，是一种虚假的观念体系，正如列宁指出：“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326— 327页。）。
　　“全球化”意识形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利益的观念体现，是一种虚假的观念体系。全球化“像它的一个对应概念‘自由贸易’一样，全球化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的作用是通过它那种看上去非常有益的和不可阻挡的优势来减少这个过程的阻力”（注：爱德华·S.赫尔曼：《全球化的威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5期，第56 页。）。所以，发展中国家往往容易被“全球化”意识形态冠冕堂皇的话语所迷惑，信以为真，认为只要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要求去做，就会实现发展目标，而事实并非如此，“全球化”意识形态事实上是发展中国家的“陷阱”。方法论意义上的“全球化”，指主体面对全球化不可逆的总体性现实，要将自身溶于全球之中；从全人类利益的角度来考察全球问题，这是一种全新的广阔视野。但事实上“全球化”意识形态并不是这样，它实际上成为西方发达国家资产阶级侵略扩张的遮羞布，它仅仅从西方发达国家利益出发，来处理全球问题，丧失了平等和公正等国际公约规定的基本原则。正如邓小平在谈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意识形态时所指出的：“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45页。）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全球化”意识形态，表现为干涉南联盟、制裁伊拉克，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等，其实质是“霸权主义”，为西方国家充当“国际宪兵”提供“理论依据”。
　　“全球化”意识形态实质上与法西斯主义有相同之处，都主张侵略扩张，只是方式不同而已。前者以“全球环境、民主与人权”为借口，所以更加隐蔽，更具欺骗性。“全球思维”使人们想起日本帝国主义曾经在二战时期推行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政策，进行殖民侵略。同样，“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后殖民时代向发展中国家灌输的一种生活和价值观念。也就是发展中国家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以便发达国家可以不费一枪一弹就将西方文化与商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发展中国家，同时又将大量财富运回本国。这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灌输“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目的，即进行“和平”的侵略扩张，剥削发展中国家。美国总统克林顿讲得很清楚：“某些人把这种不断增加的国际互相依赖视为对我们国家和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价值观的威胁。但事实几乎恰恰相反。在世界上影响不断加强的正是美国的价值观——自由、自决和市场经济。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中获益最多的正是美国公司。当世界其他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需求最多的正是美国工人制造的美国产品。”（注：比尔·克林顿：《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1996），中文本海南出版社第117页。）从克林顿的话语中，可以发现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初始目的是为了维护和扩大其在全球的利益，而不是为实现全人类的利益。可见，“全球化”意识形态的欺骗性。总之，“全球化”意识形态一方面是为了侵蚀和瓦解以传统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旧秩序”，另一方面又在强化一种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世界新秩序”。
　　 二、“全球化”意识形态的危害
　　“全球化”意识形态虽然在一些全球问题上如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全球经济发展等问题上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我们认为“全球化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已取得巨大的成就。这是谬论”（注：爱德华·S.赫尔曼：《全球化的威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5期， 第57页。）。全球化事实上只是给富国和富人带来了利益，而对穷国和穷人来说则是一场灾难。正如美国学者爱德华·S ·赫尔曼所说：“因为全球化有助于工资，尤其是纯利润率增长时，社会上层5 ％的家庭能从降低生产率和利润中获取大量的好处，因此，精英人物的收入和股票市场的股值快速增长。对全球的大多数人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收入的差距在一个国家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在明显地拉大。”“世界上20％最富裕国家与最贫困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已经从1960年的30 ∶1增长到1995年的82∶1，并且第三世界在许多方面变得更糟。 ”（注：爱德华·S.赫尔曼：《全球化的威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1999年第5期，第57页。）在汉斯——德·马丁与哈拉尔特·舒曼合着的《全球化陷阱——对民主与福利的进攻》一书中也写到：358 名亿万富翁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总计25亿人，即几乎世界一半居民的所有财产。可见，“全球化”意识形态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分化，以及绝大多数居民人口的贫困化。“全球化”意识形态主要是从发达国家整体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出发的，实际上给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一方面，“全球化”意识形态给发展中国家各方面带来了“灾难”，使其永远只能处于“边缘”化的境遇之中，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全球化”意识形态使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上失去了正确的方向。许多国家在“全球化”意识形态的指引下，实行完全“西化”，取缔了原有的符合本国国情的意识形态。原因在于“新全球经济的倡导者吹嘘资本有处治‘有病的’政策的能力，夸耀货币资本支配一切的事实。商界的这些努力，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媒体支持的帮助和确认，通常造成社会民主主义者退回到统治者可以接受的政策上”（注：爱德华·S.赫尔曼：《全球化的威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5期，第58页。）。因此， “全球化”意识形态导致了社会动荡，经济萧条，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在“全球化”意识形态的进攻下，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放弃原有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步入“全球化”陷阱，前苏联就是明证。
　　其次，“全球化”意识形态使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屈从、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向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干涉其内政外交，以达到控制的目的。比如西方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交往时，往往附带许多政治条件如对于所谓“人权”、“民主”等方面的要求，也就是利用其科技和资本优势达到奴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目的。
　　第三，“全球化”意识形态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感到手足无措，无计可施，在“全球化”意识形态驱使下，只有盲目地开放国门，没有做好足够的防范措施，导致财富外流、失业率增高、经济危机加剧。《全球化陷阱》一书写到：“生产和资本越是可以无限制地自由支配，那些巨人般的组织就越是强大和不可战胜，这些组织使各国政府和选民都感到心惊肉跳和被夺去权利。这种组织就是跨国公司。”（注：汉斯—彼德，马丁与哈拉尔特·舒曼合着：《全球化陷阱——对民主与福利的进攻》，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这些年来， 从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到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全球化”意识形态的工具如银行、保险公司、投资信托基金公司等跨国公司全球网络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经济危机的表现。
　　第四，“全球化”意识形态使发展中国家在文化上丧失了个性。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宝贵的文化，但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意识形态进攻下，有被抛弃的危险。正如阿帕杜莱所述，“今天，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注：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 年版，第527页。）。面对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强大的文化同化力量， 如何保持个性，避免被文化霸权吞噬，已经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国家生存的重大问题。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文化渗透，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受到威胁。“全球化”意识形态实质上是在着意推行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在全球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制造对西方文化的迷恋、敬仰、崇拜和彻头彻尾的奴性。
　　另一方面，“全球化”意识形态欺骗了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人民群众，使其状况在不断地相对恶化。发达国家内部的工人阶级容易被“全球化”意识形态所迷惑，以为自身经济、政治地位较以往有所改善——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相比——没有意识到自身的相对贫困状况。事实上，西方“福利国家”制度受到“全球化”意识形态的严重冲击，因为资本能在全球自由流动，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寻求最廉价的劳动力，从而实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因此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失业率逐步升高，处境不断恶化，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几乎每个国家、工人的税收负担都在增加，同时资本的税收负担则在锐减。美国这个“世界上生产率最高和最富有国家变成了世界经济中最大的低工资国家”，“半数以上的居民在强制的竞争中陷入了一场新的美国式的噩梦：处境不断下降，望不到尽头”（注：汉斯—彼德，马丁与哈拉尔特·舒曼合着：《全球化陷阱——对民主与福利的进攻》，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根据世界银行1998年度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材料，处在收入“金字塔尖”的全球化的推进和倡导者美国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财产净值510亿美元，相当于乌克兰1997年5000万人口的国民生产总值（524亿美元），而盖茨等美国四大富翁的财产净值1530亿美元，相当于巴基斯坦和菲律宾两国1997年2.1亿人口的国民生产总值（1565亿美元）。 可见，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财富的增长只是使贫富分化更大，工人阶级处境虽然比以往有所改善，但实际上陷入了相对贫困的境地。在政治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同样处于恶劣状况之中。政治实际上成为有钱人的游戏，工人阶级实际上永远也没有选举权。正如爱德华·S ·赫尔曼所言，“商界还发动强大的攻势通过夺取或限制政府为普通公民服务的能力，去支配政府。……因此政党在选举中起决定性影响的是商界的金钱。在美国，克林顿先生寻求和接受商界的巨额资金，并且几乎是专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而代表民主党的多数非商业选民只能做些象征性的努力，这令克林顿声名狼籍。”（注：爱德华·S.赫尔曼：《全球化的威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5期，第58页。）所以， 政治也完全被资产阶级所控制。
　　总之，“全球化”意识形态一方面具有同一性，在消解发展中国家的趋势；另一方面又具有欺骗性，使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丧失了革命斗志。归根结底，“全球化”意识形态实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它必然要为资产阶级服务。
　　 三、治理“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策略
　　由于全球资本主义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以及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所以作为其维护者的“全球化”意识形态注定是要破灭的，取而代之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意识形态。因此，全世界各民族国家的人民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戳穿“全球化”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和阶级性，积极倡导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应警惕“全球化”意识形态，不要为资产阶级的阴谋所欺骗，要敢于为争取先进阶级利益而斗争，也要遏止资产阶级全球扩张。因为“全球化”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本性注定了其必然要被更科学的意识形态所代替。正如美国学者莱斯特·瑟罗指出：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三大支柱——美国、日本、西欧，现在都有危及自身和世界政治与经济稳定的结构性弱点。尽管资本主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效益和技术，但由于只有贪得无厌而无其他指导思想，这些优势可能会成为这种制度的毁灭的根源。它在经济失衡日益严重的环境下运转着，而且往往也是日益严重的经济失衡的诱因。这种制度缺少的是一整套能够把公民凝聚起来的共同目标和价值观，结果是：我们慢慢地陷入一个新的黑暗时代（注：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纽约1996年版，第310—327页；转引自《当代思潮》1999年，第2期第60页。）。由于“全球化”意识形态所倡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内在存在着固有的矛盾，所以它注定是要灭亡的。恰如美国金融家索罗斯所言：“世界正处在一次严重的金融和政治危机的控制之下。如果听任这次危机不受抑制，它将导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瓦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自身是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更确切地说，这次危机的起源能在确定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本质的机制中找到：自由、竞争的资本市场使私人资本不断流向全球各地，以便寻求最大利润，寻求所推测的世界的投资和储蓄的最有效分配。”（注：索罗斯：《资本主义的最后机会？》，《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9年，第7期第7页。）因此，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要敢于拿起批判的武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意识形态，向代表落后生产力的、腐朽的和虚假的观念体系——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意识形态进行深刻的批判。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全球化”的现实，但是绝不能被“全球化”意识形态所控制。现时代马克思主义仍具有生命力，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仍然具有普遍意义，连资产阶级的学者R.L.海尔布隆纳都说：马克思“这个从简单商品开始的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我认为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值得注意和最发人深思的敏锐思维之一”。“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我就不相信我们能在任何时候宣布他关于资本主义内在本性的分析有任何错误”（注：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第62页。）。因此，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我们仍需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治理“全球化”意识形态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具体化和实践化。发展中国家的应对策略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与本民族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创造出符合本民族发展特色的指导思想，给全体人民以共同的和坚定的信念，以此击破西方发达国家资产阶级企图统治全球进行剥削的阴谋，实现政治独立、经济繁荣、文化丰富、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的目标。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的、科学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实践的意识形成，是有其科学性的：它是历史规律的总结，是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意义在于它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更具有针对性，有利于指导具体的革命实践活动。实践证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全球化的巨大压力下指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它“可能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种经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35页。）。不仅如此，而且，“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 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
　　其次，在政治上，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特别要强调独立自主原则。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彼此尊重，互利合作是发展中国家的唯一选择。许多发展中国家是二战后才独立的，底子薄、比较落后是其特点，所以往往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左右，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地位，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屈从于西方发达国家。邓小平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48页。）发展中国家的出路在于独立自主，不要畏惧西方发达国家，要敢于和善于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国家利益，保持自己的国格。
　　第三，在经济上，既要勇于参与经济全球化，又要善于保持民族经济的繁荣，而不是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原材料的产地和商品的倾销地，要寻求民族经济振兴的捷径。正如江泽民总书记1998年8月28 日在我国外交部第9次使节会议上所指出的，当前，“在国际经济领域中， 一个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趋势，就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国家也回避不了”。所以，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是必然的，因为经济实力是最根本的基础。但是，同时也要保持民族国家经济主权的独立自主，这样才能有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恰如爱德华·S ·赫尔曼所说：“没有一个国家，过去或现在，在没有政府对弱小工业的大规模的保护和津贴以及采取避免外部强大力量支配的方法的情况下，能实现经济持续腾飞和从经济落后向现代化的转变。”（注：爱德华·S.赫尔曼：《全球化的威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5期，第59页。）
　　第四，在文化上，要使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辩证统一起来。既要接受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例如竞争观念、公平思想与效率意识，也要坚决拒绝西方文化中的腐朽思想，如拜金主义、商品拜物教以及极端个人主义思潮等。对于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应坚持鲁迅先生提出的“拿来主义”即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要谨防“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观念。要坚持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和光荣传统，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需要大力提倡。
　　总之，发展中国家要从根本上抵制“全球化”意识形态，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本土化，也就是说要使马克思主义与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充满生命力——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国的邓小平理论就是典范，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有效地指导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社会主义中国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巍然屹立于东方，它能够使社会主义的中国抵制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意识形态。我们讲抵制“全球化”意识形态，并不是不要参与全球化，而是要正确面对全球化，要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不要堕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意识形态的陷阱。正如美国着名国际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说过：“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是国家利益。”（注：摩根索：《政治学的困境》，第68页。）所以，发展中国家决不要被西方发达国家“全球化”意识形态美其名曰“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谎言所欺骗，西方发达国家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只有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才能给全人类指引正确的方向，决不能堕入“全球化”意识形态的陷阱。
　　
　　
　　
社会科学沪41～45,50F8世界经济学陈安国20012001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作者：社会科学沪41～45,50F8世界经济学陈安国20012001

网载 2013-09-10 21:59:37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