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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人们对“全球化”的理解存在多大的分歧，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已成为无须争辩的事实。而“全球化”最明显的特征是经济全球化，它突出地表现为：世界经济中各国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流动；全球性的市场正在快速形成之中，商品、服务、资本、劳动力等生产力要素早已越出了国家和地区的界限等等。但是，如果仅仅用经济全球化来标识“全球化”显然是不科学的。因为任何经济形态的出现，或者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它所引发的影响是整体性和全方位的。“全球化”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政治现象。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发展的“共同性”显着增加。正如有学者指明的那样，“二十世纪后期，全世界各民族都正在经历‘现代化’的历程。它有许多形式，其中最明显的标志是飞机、超级市场、电脑技术和城市人口稠密。……结果之一，是在文明的某些地方出现新的全球一致性。现在已不再是‘西化’的问题，如过去日本和俄国经历的那种情况，也不是人们有时警觉地指出世界被美国化的问题。”（注：帕尔默等：《近现代世界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145页。）然而，如若将“全球化”理解为世界“大同”、理解为埋葬民族国家的行动能力的巨大倾向、理解为埋葬各民族文明的趋向、又理解为社会发展模式多样性的丢失，那将是极端错误的。应该说，“全球化”恰恰是以多样性为前提和结果的，社会发展模式也是如此。
　　　　　　一
　　一般而言，社会发展模式，既可指人类社会历史进化所遵循的方式的抽象，又可以是指人类社会由现实状态向未来状态进化所遵循的设计和规范。换言之，社会发展模式是指人类社会由一种较低状态向高级状态转化所遵循的原则、途径、程序及结果。社会发展模式是一个高度综合的范畴，它本身包括了经济模式、政治体制模式、文化模式、思想模式等。而上面提到的各种模式本身又包含了多种形式。
　　从人类进化的历史看，社会发展模式的出现是社会进步及人的主体性张扬的结果。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带有“盲目”的色彩，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主体性的增强，社会的进步更多地带有“自觉”的痕迹。恩格斯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有了人，我们就有了历史。动物也有一部历史，即动物的起源和逐渐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但是这部历史是人替它们创造的，如果说它们自己也参预了创造，这也不是它们所知道和希望的。相反，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越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预见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愈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愈加符合。”（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7页。）他进而指出：“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过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6页。）而社会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人类“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预先规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社会发展的“目标”。
　　当然，社会的发展不能与人类预先设计的目标完全吻合，即使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情况也是如此。恩格斯对此也早有说明：“即使衡量现代最发达的民族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这里，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还总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出入，不能预见的作用占了优势，不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发动的力量强得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75页。）但是，随着人类认识社会、改造社会能力的增强，社会的进步会朝着人类预先设定的方向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和预先设定的模式之间的“出入”会不断缩小。
　　　　　　二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个民族相继被整合到世界交往的情景之中，成为世界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并获得世界历史性存在。因而世界各国在制定社会发展模式时必须以“全球化”为参照框架。但是，由于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程度、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使得人们在确立社会发展模式时既要以“全体化”为参照，更要从各自特殊的国情出发，充分考虑到社会发展模式的差异性、多样性。
　　人类文明演化的实践表明，各国进入文明状态和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形形色色，统一、无差别的社会发展模式并不存在。而对这种差别性，许多理论家早已给予了描述。
　　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对社会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作了揭示。在研究人类早期文明的演变时，马克思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着同一模式建立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 448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详细地剖析了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和进程。但是，他明确提出反对把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解释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在晚年，通过对东方社会的研究，马克思提出俄国有可能跨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的预测，更明确地提出社会发展是多道路、多模式的。
　　除马克思之外，许多思想家、社会学家也对社会发展模式的多样性进行了研究。如马克斯·韦伯通过对新教伦理和儒家文化的分析，论证了西欧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路径。二次大战以后，许多国家，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把美国的社会发展模式视为它们现代化必须仿效、照搬的一般特征。而拉美的实践证明，这种效仿难以奏效。因此，到70年代，伴随着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许多学者开始强调社会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如德国社会学家W·茨阿波夫就提出， 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是一种“特殊性”，它们对全球不具有普遍意义，不是众多国家可以模仿的路径。他说：“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并不是只有一条，而且道路还不是直线、渐进的，对于后进国家来说，也不只有一条卓有成效的实现转型的道路。”（注：转引自《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第31页。）美国社会学家赫尔曼·卡恩也指出：“现代化不再意味着美国化和西方化，虽然还可以从西方学到许多东西。……各个国家将找到自己的道路。”（注：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可以这样说，人类社会经历的历史本身就展示了社会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而理论家则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揭示，而且今天这种观点也为大多数人所认同。
　　那么，社会发展模式的多样性的表现形态是什么呢？对此，不同的学者曾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作了回答。例如，有人从经济形态角度将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模式分为三大类型：即资本主义型、社会主义型和混合型。也有学者从政治角度分析了人类由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不同模式，其中有三种模式是较为典型的：一种以英法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与议会民主相结合的发展模式；第二种是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结合的发展模式；第三种是自下而上发动农民革命为主的模式，也就是俄国或中国发展模式。（注：巴尔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第335页。）
　　我们认为，如果从更为抽象的角度看，社会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不同的国家社会发展模式之间存在着差异。不可否认，一些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发展模式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性。但是，严格地说，完全相同的社会发展模式并不存在。以大家公认的“资本主义模式”而言，其内部之间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别，比较有代表性的模式有日本模式、德国模式、法国模式、美国模式等。还有像近来大家谈论较多的“东亚模式”其内部之间也有显着的不同。对此，北京大学的巫宁耕教授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注：见巫宁耕《对东亚发展模式的思考》，载罗荣渠主编《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2—84页。）因此，在不同的国家完全相同的发展模式并不多见。二是，在某一国家也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固定的社会发展模式。换言之，任何发展模式都是动态的。因为，任何一种社会发展模式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具有时空局限性。因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发展模式会不断更新。三是，即使在同一国家同一时期内，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文化传统、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不同，社会发展模式也会呈现多样性。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多民族并居的国家。应该说，中国是最为典型的。在当代中国，企求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及边远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施统一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不现实的。因此，在同一国家、同一时期内，社会发展模式存在着地区差别的各种类型和模式。
　　　　　　三
　　实际上，社会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已经被人类演化的历史所“确证”。问题是，究竟是何原因使社会发展模式表现出如此多的差别性。
　　通常，社会发展模式的形成是由一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而每个国家的国情各不相同，而且每个国家的国情也是流动的、可变的。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是在特殊的国情背景下展开的，这使得任何社会发展模式都是特殊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每个国家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许多其它不同。别国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5页。）
　　而国情则是一个综合性范畴。它是由某一国家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特定的地理环境、特定的文化、人口等多种因素构成的。这些因素自然也就成了影响、构成某一国家特定的社会发展模式的因素。而在上述所列的诸种因素中，以下几个因素是最为关键的：一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影响社会发展模式的最主要因素。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的生产和再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这种观点认为，“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页。）因此，从最终意义上说，生产力及其发展水平，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等，同样它也决定了某一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的特点和形式。二是，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规范着它们各自的发展模式。任何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其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是沟通历史、现实与将来人类行为和思维模式的习惯性存在，它具有民族性特征，一旦形成就会持久地影响某一民族的每一个成员，并体现在一个民族文化的各个层面上，从人们在生产活动中使用的工具，到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生活用品，乃至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一定会深受其传统文化的影响。三是，各个国家的自然环境也制约着其社会发展模式。自然环境，特别是地理环境和生态系统，是任何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并影响着各民族的民族观念、民族气质、文化心理，同样也制约着各民族社会发展路道的不同选择。
　　既然社会发展模式是多样的，而且没有一种模式是永恒的，因此，我们认为各国在确立、选择社会发展模式时应把握以下几个原则：第一，任何国家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任何社会发展模式都是针对它们自己的发展问题提出的，不同的国家都有自己的地域、民族、历史和经济文化特征等。因而在确定自己的社会发展模式时必须以自己的国情为出发点，不能盲目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和经验，脱离本国实践的发展模式，不仅难以实现，而且最终会贻误自己的发展。关于这一点，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例如，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1949—1957年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尽管1958年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共产党人开始突破斯大林模式探索中国式的发展模式，但实际上只是对斯大林模式作了某些修正。其结果是造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模式，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快速进步。邓小平同志曾对此作了总结：“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8页。）“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0页。）第二，任何国家都不能将自己的社会发展模式强加给它国。从近代开始，人类历史开始走上现代化的历程。按照罗荣渠先生的观点，人类通向现代化的多样化道路可以归纳为两大不同的起源。一类是内源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是一个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渐进变革过程；另一类是外生或外源的现代化，这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的内部思想和政治变革并进而推动经济变革的道路。（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 ）发展中国家一般属于外源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一定程度上受内源型现代化的影响。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的政府及其学者也存在着将本国发展模式强行向发展中国家推广的倾向。例如，发达国家的学者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时，都强调人权和民主，突出了体制改革、多元化、议会制等。这种倾向事实上就是用西方的发展模式规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这种做法显然是不科学的，因为推行这种做法的人忘却了一个最为根本的事实，即任何发展模式都是在特殊背景，即特定的国情下产生的。弗兰克指出：“不曾先了解清楚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不发达地区居民过去的经济史和社会史如何造成他们现在的不发达状态，就不能指望为他们制定适当的发展理论与政策”。（注：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5页。）维尔比先生更深刻地提出， “民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让人们自己选择发展模式”。（注：见《人民日报》1995年3月10日第3版。）强行推广本国的发展模式本身与民主是背道而驰的。第三，任何国家都应根据国情的变化及时对社会发展模式进行调整。任何社会发展模式都有一个形成、发展、完善的过程，而且没有一个社会发展模式是永恒不变的。因为社会发展模式本质上是社会实践的产物。由于时代的变迁、实践的深入，必然要对社会发展模式相应调整。否则社会发展模式就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实践验证了这一点。以韩国为例，自60年代起，韩国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三次大的转移。第一次是从以美援为主要支柱的统制经济向以“替代进口”为特征的经济开发战略的转移；第二次是从“替代进口型”经济发展战略向“出口主导型”体制的转轨；第三次是由“政府主导型”向“民间主导型”战略的改变。正是由于韩国据于形势发展的新特点及时实现经济战略的调整，使韩国在短期内快速实现了现代化。而最近一次韩国金融危机的出现，其根源之一也正在于发展模式的失误，即韩国没有根据最新情况调整发展模式。还有像欧美国家现在也正在对发展模式进行修正，“第三条道路”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表征。“第三条道路”的出现源于传统欧美模式的缺陷。美国模式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悬殊，社会不公严重，而欧洲模式是把高福利放在首位，从而牺牲了就业与经济增长。而“第三条道路”则将市场经济与提供慷慨的社会福利，以及保证一定程度的社会正义结合在一起，弥补了传统欧美模式的缺陷。目前，这一模式在荷兰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总之，在“全球化”时代，多样化是其主要的特征之一，社会发展模式也不例外。世界各国应根据新的时代精神和本国的国情确立社会发展模式，以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这一点，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尤显重要。
　　
　　
　　
浙江社会科学杭州79～82C4社会学曹招根20002000“全球化”意味着人类发展的“共存性”在增长。但是，“全球化”决不标示着世界“大同”，更不意味着社会发展模式多样性的埋葬。恰恰相反，“全球化”是以社会发展模式多样性为前提的。本文对社会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及其产生多样性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全球化”/社会发展模式/多样性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97博士生。（邮政编码：100872） 作者：浙江社会科学杭州79～82C4社会学曹招根20002000“全球化”意味着人类发展的“共存性”在增长。但是，“全球化”决不标示着世界“大同”，更不意味着社会发展模式多样性的埋葬。恰恰相反，“全球化”是以社会发展模式多样性为前提的。本文对社会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及其产生多样性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全球化”/社会发展模式/多样性

网载 2013-09-10 21:5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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