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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新发展观要有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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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观是发展指导思想的重大创新
改革开放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显着改善，社会各项事业取得明显进步，“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部署的前两步已经顺利实现。这些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顺利实施第三步现代化战略部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与此同时，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日渐突出出来，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矛盾主要是：
一、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城市以及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差距在经历短期下降之后又呈扩大趋势。1984年，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是农村居民平均收入的1.71倍，到2002年就增加到4倍。如果计入各种福利性补贴，则城市居民实际收入是农村居民实际收入的5～6倍。地区差距在八十年代相对稳定之后也有所扩大。自1990年到2002年，东部地区GDP在全国所占的比重由51.5%上升到57.86%，共上升6.36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地区却分别下降了3.14和3.22个百分点。2002年，东部地区人均GDP已达到中、西部地区的2.0倍和2.6倍。伴随着收入差距拉大的是财富占有的不平衡。2002年，城镇居民共拥有全国储蓄总额的82.3%，城镇居民户均拥有储蓄额是农村居民的10倍以上。目前，收入和财富占有上的差距已开始对下一代的教育、择业乃至创业活动产生重要影响。财富分配不平等开始成为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的重要因素。
二、资源和环境压力不断加大。我国是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按照目前的探明储量，我国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可以满足2010年国内需要的只有21种，可以满足2020年国内需要的仅有6种。2003年，我国共进口原油9100多万吨，预计2020年将增加到2.5～3亿吨，那时国内石油消费的约60%将依赖进口。目前，我国是世界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世界第三大木材进口国，国内铜消费量的40%需要进口。对大自然超强度索取和开发，大量消耗能源和原材料，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如工业“三废”排放、地表水严重污染、地下水急剧沉降、水土严重流失、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等。近十年来，自然灾害给我国带来的经济损失每年都超过1.000亿元，2003年更是高达1.886亿元。相关研究表明，在2030年之前，我国环境恶化的总体格局难以发生根本扭转。在传统污染没有得到根本治理之前，汽车尾气、电子垃圾、外来生物入侵等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失衡。突出表现就是政府公共服务不均等，困难群体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从基础教育角度看，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长期由县、乡政府和农民交费承担，受经济发展不平衡制约，农村地区教育投入大大低于城市水平，农村人口受教育年限明显低于城市人口。许多地方甚至一度出现大面积拖欠教师工资、借款搞校园建设的现象。从公共卫生角度看，有限的卫生经费主要投向了城市，城市地区每千人所拥有的医疗机构、医护人员乃至床位数都远远高于农村地区。2000年，城市居民医疗费用的60%是由个人承担的，但农村地区这一比例却高达90%。由于投入严重不足，农村合作医疗甚至出现了倒退，其覆盖面由改革开放前的85%下降到了目前的10%左右。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也不平衡。在城镇地区，新型医疗、养老保险、失业和贫困救济制度已经初步建立起来。而在广大农村地区，领取养老金的老人只有108万人，3/4的贫困户没有纳入最低生活保障。
从历史角度看，人们对发展的认识处在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之中。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不断，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具有极大的局限性，综合考虑环境和发展问题，将有助于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有助于改进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和管理，有助于创造更加安全、更加繁荣的未来。1992年，联合国里约热内卢地球会议通过了《21世纪议程》，该行动计划就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向各国提出了2500多条建议，其范围涵盖减少浪费性消费、消除贫穷、保护大气层、海洋和生物多样性、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等领域。中国政府也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做出了大量的不懈努力。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国还签署了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充分调动个人、企业、地方的发展积极性，我国实行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政策，强调的是要打破分配上的“大锅饭”，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收入差距的逐渐拉大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党和政府日益重视平衡发展问题，曾先后推出了“西部大开发”、“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农村税费改革”、“振兴东北工业基地”等重大战略举措。党的十六大又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在深刻总结了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它反映了我们党在发展问题上认识的升华，标志着党和政府发展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
新发展观的核心是五个统筹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证。这五个统筹不仅是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针。
五个统筹不仅明确了我国当前改革和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而且明确了解决这些矛盾的基本指导思想，即要正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和制度创新。
一、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是将富余农业劳动力转移到现代经济体系当中，并用现代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来改造传统农业。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和农村地区，是制约农民增收的主要原因。“三农”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推进城镇化，要靠非农产业的发展。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和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取决于城镇中就业机会的增加，取决于劳动力流动的成本，更取决于农村劳动力发掘城镇地区潜在就业机会的能力。应逐步打破城乡分割状态，鼓励劳动力自由流动，鼓励发展能够大量吸纳劳动力的第三产业，提高农村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的劳动技能，降低创业门槛，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城镇化水平低于工业化水平。目前全国约有6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这就决定了城镇化和消除城乡差距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促进农民收入稳定增长，防止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直接关系到国内市场的开拓，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长治久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力的逐步增强，政府应当逐步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地区的支持力度，通过改善农村生产基础条件、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完善农村科技推广体系、加强农民技术培训、减免涉农税费等，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在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提高农业生产附加值方面，还有许多文章可做。
二、缩小地区差距要靠中央和上级政府的支持，更要靠落后地区自身的努力。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生产投入不仅包括原材料和机器，还包括具备相应技能的劳动力；产品成本不仅包括直接的生产、营销成本，还包括遵守社会规章、维护自身权益的社会成本；产品竞争不仅要比产品价格，还要比质量、款式和售后服务。增加对落后地区道路、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运输、通信等成本，而很难提高当地高级专业人才的可获得性，很难降低当地企业生产经营的社会成本。所以，缩小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不能简单地把希望寄托在上级政府的财力支持上，而应当把上级政府的支持同落后地区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市场环境、增强地区发展后劲结合起来。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政府干预更要着眼于弥补市场失灵，增进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而不是代替市场去筛选当地的主导产业和决定当地的发展道路。
东部沿海地区具有良好的区位，吸纳了较多海外投资，拥有更为浓厚的市场经济意识，再加上其市场容量较大，人力素质较高，已经形成了相对于中、西部地区的竞争优势，其资源配置效率要较中、西部地区更高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着眼于改善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环境，而是一味地通过行政手段把经济资源从东部地区抽调到中、西部地区，很可能会事倍功半，降低资源配置的总体效率，延缓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因此，着眼于充分调动各地区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发展潜力，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就是使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我国正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期，劳动力供给也处在快速增长阶段，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失业现象不可避免。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是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要通过打破形形色色的垄断，加速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流动；降低创业门槛，鼓励发展中小型企业；加强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技能；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把更多的劳动力吸纳到经济活动之中，使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凭借其收入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
同时，要加快建立、完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水平。在城镇地区，当前要着眼于完善新型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制度和社会救济制度；在农村地区，要着眼于恢复和完善合作医疗体系、社会救济制度，适时推进养老保险。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提供的是公共物品，在这些领域全面引入市场原则，搞“产业化”经营，虽然一时减轻了财政负担，却有悖于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根本宗旨。
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需要有政府的积极参与。要在政府财力不断增加的同时，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的权利和责任，加大中央政府对落后地方政府、上级政府对落后地区的下级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逐步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还要进一步推进公共财政改革，建立涵盖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到事后评估全过程的监督控制体系，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保证财政资金投放方向正确、使用高效。
四、转变生产生活方式，积极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顺应发展循环经济的世界历史潮流，积极推进我国传统的“资源——产品——废物排放”的单向型生产方式向新兴的“资源——产品——再生性资源”的循环型生产方式转变，引导居民树立科学、健康、节约的消费理念。GDP指标通过加总单个经济主体经营成果（增加值）的方式计量经济活动的总量，不能把各经济主体活动的外部影响包括在内，难以真实反映居民的生活质量。应探讨用人文发展指数、环境指数、居民生活质量等指标补充GDP指标，或探讨用绿色GDP概念取代GDP，以更好地反映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成果。
工业“三废”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源利用率低、能源利用结构不合理的结果。环境污染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抵消了经济增长的收益。污染企业向贫困地区转移更进一步恶化了当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增加了反贫困的难度。应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特许经营等多种方式，引导民间资本投资环保项目。通过开征排污税（费），制定降低污染物排放的行动计划，推广排污权交易，推广强制性技术标准，逐步减少工业废弃物排放量。我国人均资源贫乏，应当鼓励进口更多的优质能源和原材料，以更好地满足国内生产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上能源、原材料和矿产品的重要进口国。虽然近期内国际市场上能源、原材料供应充分，价格较低，尚不至于制约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未雨绸缪，积极筹划建立稳固的海外供应基地，有助于保障我国经济体系的安全。应把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大好时机，加快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步伐，大力恢复生态植被，引导发展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保障我国食品安全。
五、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但随着国际市场占有率的不断提高，“中国制造”产品与其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由于经济全球化导致国际贸易流向发生改变，虽然我国的贸易盈余与对外贸易总额相比并不多，但我国对美国、欧盟存在大量顺差，对日本、东盟存在大量逆差，这就为欧美等国转嫁国内矛盾提供了口实。近年来，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急剧增加，从而警示我们：必须把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结合起来，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是新时期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必然要求。中国企业积极开展对外投资，有利于利用发达国家在管理、研发、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优势；有利于发掘发展中国家市场，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有利于打破各种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更有利于建立稳定可靠的能源、原材料海外供应基地，保障中国经济的安全。
贯彻新发展观要有新思路
五个统筹反映了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正确处理这五对矛盾，不仅不会损害经济增长，而且有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加快推进城镇化，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有助于扩大内需，为经济增长开拓新空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自动逆向调节总需求变化，发挥“内在稳定器”的作用；统筹考虑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可以进一步扩大参与国际分工的收益，并为民族资本开拓新的投资领域；降低能源和原材料消耗，有助于打破发达国家的环保壁垒，增强国内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保障困难群体能够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那种认为协调发展必然会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观点，其错误在于把政府和市场简单地对立起来，认为政府干预必然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市场机制也是有缺陷的，用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恰恰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内在要求。我们只有深化改革，尽快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为这些矛盾的解决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不断探索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切入点、具体方式和政策手段，将“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有机结合起来，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有效配置资源的优点，又要有效限制、弥补市场失灵现象。
五对矛盾都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矛盾的解决，需要多部门甚至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以环境保护为例，环境污染属于典型的市场失灵领域。从国际经验看，治理环境污染，需要有把外部效应内部化的法律、法规，需要有淘汰落后设备和工艺的强制性技术标准，需要有实施国家法律法规的组织体系，更需要有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只有集思广益，制定出统一的战略和行动方案，并以此来协调社会各部门、各方面统一行动，才能使这些问题得到较快解决。
五个统筹所解决的，是贯穿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的长期矛盾。根本解决这些矛盾，最终要靠推进工业化，要靠科技进步和体制创新。因此，我们既要有锐意进取的精神，又要有脚踏实地的态度。《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就体现了从机制、体制入手，循序渐进，逐步解决这五红旗文稿京2～5D2中国共产党张俊伟20042004党中央之所以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三个代表”的根本问题，是因为它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根本经验，揭示了原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教训，提醒我党要高度重视解决能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全面理解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精神，要全面正确理解“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代表”的科学含义。学习贯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抓住执政为民这个本质。贯彻落实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关键是要从思想、政治、组织、作风以及法规和制度上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本文是吴官正同志2004年5月2日至6日在贵州省考察时的讲话要点。毕小青
毕小青，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译审。
Hua Zhengxue
Zhejiang Finance and Economics College,Zhejiang,Hangzhou,310012张俊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作者：红旗文稿京2～5D2中国共产党张俊伟20042004党中央之所以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三个代表”的根本问题，是因为它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根本经验，揭示了原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教训，提醒我党要高度重视解决能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全面理解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精神，要全面正确理解“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代表”的科学含义。学习贯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抓住执政为民这个本质。贯彻落实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关键是要从思想、政治、组织、作风以及法规和制度上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本文是吴官正同志2004年5月2日至6日在贵州省考察时的讲话要点。毕小青
毕小青，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译审。
网载 2013-09-10 21:5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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