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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5月25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出的《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中界定红色经典是“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名着”。不过事实上红色经典不限于文学名着，还包括戏剧、音乐、影视名作，并且，一些新创的仿红色经典作品也被以此名之。这些红色经典作品或仿红色经典作品共同具有三个互相关联的基本要素，一是革命历史题材和人物，这一时期主要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成功的时期，但有时延伸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般截止到新时期以前；二是这一时期产生和要求的精神与价值观，概言之为集体主义、民族主义、阶级性、人民性的价值取向，以及信仰坚定、百折不挠、以苦为乐的浪漫主义精神，勇敢无畏、舍生取义的英雄主义精神等等；三是与这一特定时期、特定人物事件、特定精神价值相应的审美趣味与心理。这是衡量红色经典改编和新创作品是否变色变味的基本尺度。本文拟逐一分析这三个基本要素，剖析一些作品在何种层面和程度上变色变味，以说明红色经典改编与新创应该遵循怎样的基准，如何在主流精神要求和商业化目的之间把握合适的尺度。
　　一、革命历史题材和人物基本性格
　　革命历史题材和人物是红色经典不可或缺的。增加一些新材料，丰富人物的性格，应该说不仅可以，也是必需的，因为单纯的题材和单薄的人物性格可能难以满足阅读经验和心灵世界都更加丰富的当代人。那些娱乐性强的商业片元素，比如打斗，传奇，爱情，甚至搞笑，都是可以杂糅其中的，但是不能喧宾夺主，破坏情节的内在一致性和人物性格的自身逻辑。
　　以曾经拍成电影的《苦菜花》来说，同名电视连续剧中添加了一些喧宾夺主且关乎大节的内容，那就是苦大仇深的冯大娘和狡猾残忍的王柬之这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者之间有了源远流长的微妙情愫。年轻时的冯大娘在王家大院当使唤丫头，因聪明美丽、心灵手巧而深得老太太喜爱，是给在北京念大学的三少爷王柬之的贴身丫头。王柬之被骗回家成亲，被老太太锁进洞房后，以绝食抗婚。冯大娘偷偷为三少爷送水送饭，对其不幸婚姻充满同情——这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与整个《苦菜花》的基调完全不符，对后来的情节毫无推动作用。虽然这造成了后来冯大娘对特务王柬之的轻信，但是她并非革命队伍中的重要人物，其轻信没有造成什么后果，反倒是她与身为主要干部的女儿、女婿在王柬之的问题上发生冲突，让人觉得不配为革命母亲，而是一个糊涂蛋。而且，电视剧毕竟还得照搬原着中表现她勇敢坚强和深明大义的主要情节，这与新增材料是不相容的。所以是喧宾夺主而有伤大节。
　　新材料与原着情节不相容实质上是带来了人物性格的矛盾。红色经典改编不能改变人物的基本性格，只能在一些无关大节的侧面加重笔墨。比如《野火春风斗古城》小说中的银环是文弱、幼稚但不断成长的，电影中也是如此处理，王晓棠说她要表现的是这样一位革命女战士：“文静、温厚、心慈、面善，她感情上的回旋多，女儿家的柔肠多，由于幼稚、麻痹，她犯过错误，是在严酷的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的。”而同名电视连续剧中的银环则是一位可与任何言情片的女主角媲美的可爱多情少女。她皮肤白皙，短发乌黑，一身旗袍，清丽脱俗，让看厌时尚少女的观众耳目一新。她柔弱多情却置身如此复杂险恶的环境中，这种强烈反差极大激发了观众的爱怜之心，可以说，电视剧塑造银环形象的效果是，阶级爱憎让位给了对银环美的欣赏，对敌我斗争结果的关注让位于对银环爱情命运的关注。但是，银环的革命性，她的战士形象这一根本是没有变的。她骨子里的坚强没有变。她巧妙地完成一个个艰巨任务，及时地补救错误，并且，在生死关头，她关心的是敌我争夺的样本，美丽的生命和爱情都被抛诸脑后。所以，银环形象在大节上是没有变化的。
　　可是电视连续剧《苦菜花》中的冯大娘却存在性格上的矛盾。小说和电影中的特务王柬之是非常狡诈残忍的，冯大娘则在苦难和哀痛中消除了最后一点软弱，成长为一个坚强的革命者。电视连续剧新创了丫鬟和进步少爷之间的微妙情感，试图在革命与阶级对立之间添加一点人情因素，以及人性的复杂性。这在没有形成敌我矛盾之前还是可以的。后来，成为特务的王柬之为了完成使命，残忍地杀害革命者、同伙乃至无辜的人，穷凶极恶罪该万死；冯大娘则有些莫名其妙，观众始终搞不清她是难以认清王柬之的本来面目，还是即使认清了也不能抛却一个底层丫鬟对有文雅少爷的那份眷念。她心爱的小女儿死去也不能让她产生对王柬之的刻骨仇恨，这是不合情理的。所以观众对此强烈不满。即使真有这样的糊涂人，但她已经不配是那个深受尊重的革命母亲，形象上自相矛盾了。
　　二、红色经典的精神价值
　　冯大娘形象的新创引出了第二个问题：红色经典有着革命历史时期所要求的精神价值，大义灭亲，舍生取义，立场分明而坚定等等，不能简单替之以现代观念。
　　从今天的角度看，按一般人情而论，电视连续剧中的冯大娘早期作为一个丫鬟，仰羡王柬之这样一个思想进步、平易近人的少爷，甚至多少有点攀附的意图，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她被王家逼得家破人亡之后，人到中年又儿女成群，还残留这种情愫，就是现代女性的“罗曼蒂克”了。当她成长为革命干部的女儿女婿已经怀疑到王柬之时，她还难为所动，不仅革命立场不分明，连亲疏立场都有问题了。娟子恨屋及乌，对王柬之首先就有阶级对抗情绪，这是正常的。冯大娘虽然曾经由于王柬之的帮助而免遭其兄强暴，但这只是因她是他屋里的丫鬟才蒙受庇护，未必需要如此感恩戴德。更何况多年以后，王柬之的亲人又被自己的女儿枪决，冯大娘就那么相信王柬之对老百姓的队伍没有仇恨？旧情的力量真的如此大，让她糊涂至此，一反总体上的深明大义性格吗？一个儿女们都纷纷投身革命的母亲，应该深知当年那个小丫鬟也许会被收房，但是当她离开了王家大院，她与王柬之就不再是一路人。她应该有她的价值观，王柬之也许不坏，但即使他是个好校长，在那个残酷的战争年代，她的儿女也比他要更值得在乎和尊敬。她有什么理由还那么关心乃至留恋他？难道她的儿女还不足够让她挂怀吗？在那个时代，人情压倒阶级身份甚至超越敌我矛盾之上，这种价值观是不可思议的。她的某些混沌精神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小资才有的。应该说是编导强加今人的价值观和精神特征于她。
　　电视连续剧《暗算》在处理基本精神价值和现代观念方面就是做得比较好的。功臣阿炳可以由组织安排配偶，铁院长根本不考虑养女本人的意愿和已经心有所属的事实，认为她照顾功臣是一种光荣，这就是当时的价值观！阿炳不育却威胁要休掉妻子，妻子无奈只好怀上别人孩子，阿炳知道后绝望自杀，安在天知道真相，却完全不允许自己有一丝怜悯，这就是当时的价值观！黄依依在爱情和性方面真的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作者一方面对她表示出明显的理解、同情乃至赞赏，另一方面也让她因此饱受压制、折磨与伤害，成为植物人几乎是她最好的结局。安在天为了完成任务不顾妻子死活，黄依依不过是他坚定的价值观支配下的又一个牺牲品。地下工作者钱之江可以用自己的遗体送出情报，他的妻子可以为此改嫁，他们的儿子安在天继承了这样的精神，他的时代和职业决定了他必须是那种价值观。
　　红色经典所包含的革命历史时期的价值精神虽然不一定适用于当代，但是在那种峥嵘岁月、血与火的斗争中产生的价值观和精神力量，正因为在这个时代不会再有，所以更加震撼人心。
　　三、审美心理和趣味
　　题材和人物性格的改编出于观念的变化，同时也反映着审美心理和趣味的变化。比如说，在革命历史时期，敌我矛盾是主流，容不得同情和怜悯。而且，饱受战争摧残、恶势力欺压和贫困生活折磨的百姓心中充满了怨愤与仇恨，非友即敌的简单思维，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斗争哲学，杀敌多多益善的革命激情，使得他们在看到传统红色经典作品中杀敌、除特、惩恶的情节时非常地痛快。而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建构和谐社会的今天，人们更加珍惜生命，不忍心看到杀戮和流血，以和为贵，追求双赢，所以人道主义高于革命，更加推崇表现人情、人性。当年，《红日》中的张灵甫被击毙大快观众之心，而今天的观众看《亮剑》中楚云飞和李云龙端起武器对射，则为这种不得不化友为敌的行为叹息。又如，在阶级立场分明的过去，人们对电影《江姐》中甫志高的叛变非常痛恨和鄙夷，而且觉得自己倘若不对叛徒嗤之以鼻就会怀疑自己的立场。在原小说中，甫志高本来足可以安全撤离的，可是他觉得不向妻子打个招呼，不把她今后的生活安排好就离开太狠心了，结果因此被俘。现在观众对此或许不会太反感，甚至还会觉得他是一个很重情义的好男人，可惜生错了时代。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观念、审美心理和趣味也具有传承性和普遍性。红色经典改编与新创应该尊重这种传承性和普遍性。比如好人和坏人、敌人和同志、善人和恶人的二元对立思维，在大众那里是普遍地存在着的。王柬之是坏人、敌人，电影中的冯大娘亲手击毙他让观众痛快淋漓。而电视连续剧中的王柬之老是像个被迫作恶、受冤屈的人，总是不想让他死，观众心理上就乱了，失去了感觉。
　　审美心理和趣味直接受阅读经验影响。当人们已经接受原着和电影中的冯大娘形象后，电视剧中的形象变化就让人们难以适应。当然，对于那些没有看过原着和电影的人，这种反应不那么强烈，不过，原着情节和人物的基本性格是电视剧不可改变的，王柬之杀死杏莉，单是这一行为就不能让人对他有任何同情和怜悯，而冯大娘对他残存情愫，就让人觉得她有些可恶了。虽然主创人员和少数观众也许会觉得人性是复杂的，可以理解，但是大众普遍的审美心理和趣味应该受到尊重。不尊重的后果就是电视连续剧中的“冯大娘”形象备受争议。
　　我们的生活不断地变，可是每个人都是历史的总和，我们的观念、审美心理和审美趣味中总有一些不变的东西，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可以为我们提供这个时代所没有的冲击和感动。《激情燃烧的岁月》为何吸引观众，因为今天人们的精神世界太贫乏，所以要在文艺作品中燃烧激情。《东方巨响》中的夫妻多年分隔，这虽然不是我们愿意和能够仿效的，但是我们更加钦佩，并有无限感慨。回顾历史，深知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会让我们更加珍惜，体会到更多幸福，这也是一种审美效应。
　　综上所述，红色经典在革命历史题材中杂糅一些新的与革命和特定历史环境无内在必然关联不协调的材料时，不能缺失革命时期人物的基本性格，不能喧宾夺主，或造成材料之间的矛盾和人物性格自身逻辑的混乱；可以运用现代观念对革命历史和人物重新解读，但是不能将当代观念勉强加诸当时的人物和环境，精神价值可以多元但是不能有伤大节；审美心理有承有变，任何一个作品都不能左右逢源，但是红色经典改编应该尊重大多数人在阅读原着、阅读整个那一段历史时形成的心理习惯。趣味虽说无可争辩，可是如果刻意追求观念的突破乃至另类，往往适得其反，因为文艺作品并非以观念取胜，确实新颖进步的观念也无须借助不具此类载体的红色经典来阐述，而对革命历史翻新出奇、哗众取宠地重新解读只能浅尝辄止，不能泛滥成灾。
电影文学长春22～23J8影视艺术杨青芝20082008
革命历史题材/精神价值/审美心理
近年来，红色经典的影视改编势头不减，而其“变色变味”现象也引起强烈争议。本文拟分析红色经典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革命历史题材和人物基本性格、红色经典的精神价值、审美心理和趣味，并评析一些有影响的改编与新创作品在何种程度上遵循或背离原色原味，以说明这三个红色经典改编和新创的尺度。
作者：电影文学长春22～23J8影视艺术杨青芝20082008
革命历史题材/精神价值/审美心理

网载 2013-09-10 21: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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