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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学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安徽绩溪上庄村人。

1910年（18岁）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於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後改读文科，1914年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学於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25岁）夏回国担任北大教授。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兴趣广泛，着述丰富，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1958年台北，胡适、蒋中正合照

胡适墓志铭

他曾历任：1917年（25岁）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27岁）北大代理教务长、1922年（30岁）北大教务长、1932年（40岁）北大文学院院长、天主教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1938（46岁）中华民国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1946年（54岁）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1957年（65岁）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於台北南港）院长等职。胡适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毕生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徵」的治学方法。

年表

1891年12月17日未时生於江苏川沙县（今上海浦东新区）。
1893年随母去台湾其父胡传任所。
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随着母亲离开台湾回上海，後回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进家塾读书。其父胡传病终於厦门。
1904年与江冬秀订婚，从三兄到上海，入梅溪学堂。
1905年进澄衷学堂。
1906年考取中国公学。
1908年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
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选读农科。
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於约翰·杜威。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同年，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後考试，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结婚。
1919年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
1920年离开《新青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暑期学校讲学。
1922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创办《努力周报》。在《努力周报》第二期（5月14日）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
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
1925年2月，参加北京善後会议，并参与起草部分会议文件。
1926年与其师郭秉文等人在美国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
1926年7月—1927年5月游历英国、法国、美国、日本诸国。
1927年正式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与徐志摩等组织成立新月书店。
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任中国公学校长。
1929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标志着「人权运动」的开始，随後发表《我们什麽时候才可有宪法—对於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1930年1月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三人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交新月书店出版，後被国民党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1932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并邀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创办《独立评论》，胡适先後共为其撰写了1309篇文章。
1935年至1936年胡适多次要求出任驻日本大使未果。（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p128)
1937年77芦沟桥事变发生後，蒋介石於8月19日要求胡适即日前往美国争取美方对中国的支持。
1938年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
1942年9月8日，辞去驻美大使一职，旅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
1943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
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学讲学。
1945年出任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以中一华一民一国一政一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分，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
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1949年赴美国，发表《共一产一党一统一治一下决没一有一自一由：跋所谓陈一垣给胡一适的一封公开信》[2]，旅美时，与张一爱一玲相识，结下友谊；《自由中国》创刊，胡一适任名义上的「发行人」。後其负责人雷一震被捕，胡一适一度受到株连。
1950年应聘为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
1957年11月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
1962年2月24日於中央研究院开会时心脏病猝发病逝於台北南港。

思想与学术
 
胡适（右）和胡先驌[1]（左）合照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期间，师从约翰·杜威，使其终生服膺实验主义(杜威式的实证主义)（pragmatism）哲学。北大学生对教师素来挑剔，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介绍傅斯年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赶走。傅斯年听了几次课以後，他评价胡适：「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3]於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胡适很喜欢「谈墨」，他认为「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订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於何时。」其中的兼爱思想成了胡适一生的品德。胡适还认为「天人感应」是汉代儒教的根本教义，而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响。1921年，梁启超将作品《墨子》笺注辑为《墨经校释》四卷，送请胡适作序。胡适在这篇长序赞美任公的贡献，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墨子不曾见到战国名将吴起的死——吴起死时，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学已是一种宗教。任公常说：「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
 
政治主题
检 • 论 • 编 • 历

新文化运动

1917年，当时胡适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石破天惊，引起很大反响。後来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透露，胡适当时写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用的，後来抄了一份发表在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上。

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等论文，认为「……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主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被誉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郑振铎语）。1919年三月，守旧派林纾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攻击白话文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 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4]

1920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尝试集》的新诗充满试验性质，并不成熟。诗人余光中认为「胡适等人在新诗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历史的，不是美学的」。[来源请求]

《尝试集》出版後，的确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封建复古派反对它。学衡派东南大学教授胡先驌用文言写了长达两万多字的长文：《评〈尝试集〉》。胡先驌说：「胡（适）君之《尝试集》，死文学也。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将死，必精神失其常度，言动出於常轨。胡君辈之诗之卤莽灭裂趋於极端，正其必死之徵耳。」

第一个用白话写作独幕剧《终身大事》，确立了现代话剧的新形式。剧情里女主角留下「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的字条，与恋人离家出走。这是受亨利·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响。

他的小说《一个问题》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个流派「问题小说」，「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家有叶圣陶、罗家伦、杨振声、冰心等。

哲学研究

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方面，是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来研究中国学术的。他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他以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为基础，编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仅写到先秦，但一生也没有写下卷，被讥是「善着上卷书」[来源请求]。蔡元培赞扬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长处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统的研究」，称其为「第一部新的哲学史」[来源请求]。冯友兰多次肯定《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它表明「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13页）。

古典小说研究

胡适在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十二部小说的研究皆卓然有成，着述六十万言，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

胡适是新红学派—考据派的创始人，可以说是将小说纳入了学术研究正轨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旧红学。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说：「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胡适是《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即所谓「甲戌本」）孤本的发现者和拥有者。并且接下来发现了一系列珍贵的版本比如《庚辰本》，为现代红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胡适一向看不起红楼梦。他在给高阳的信上说：「《红楼梦》在思想见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比不上海上花、老残游记...」他之所以考证红楼梦，只是为了打破王梦阮、徐柳泉、蔡孑民等穿凿附会说红楼梦是影射什麽明珠、顺治帝、董小宛的种种谬论；要证明红楼梦不过是曹雪芹一家的私事而已；最终目的就是「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证据而後信」的「思想学问的方法」。（见胡适文存三-庐山游记─p171）

禅宗研究

胡适在写《中国禅宗史》的过程中接触到神会与北宗辩论的记载，感到如果不写神会，就难以写好禅宗史。1926年，胡适因在巴黎、伦敦相继发现三卷及一份残卷，约两万字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也就是《神会和尚语录》和《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又在伦敦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5]，他不仅「要把禅宗史全部从头改写」，而且强调「这位大和尚神会实在是禅宗的真正开山之祖，是《坛经》的原作者」。印顺法师认为此为他的结论是不足取的，胡适忽略了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的部份[来源请求]，但在禅宗史的研究上，仍旧是有贡献的。胡适将当时禅宗史研究的问题点，由「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转为禅宗革命家本身的问题。若无胡适的论断在先，日本学界不会有如此多的回应和研究成果，中国禅学研究将不可能达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顺法师的研究成果实受惠於胡适的先前贡献[6]。胡适说：「一千多年中，几乎没有人知道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过於此事的了」。1974年日本学者柳田圣山收集胡适的讲词、手稿、书信等编成《胡适禅学案》。

1926年8月间，胡适奉派到英国参加中英庚子赔款全体委员会会议，顺便到大英博物馆与巴黎国家图书馆寻找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偷走的敦煌遗卷里的禅宗史料。胡适到了巴黎时，当时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的傅斯年也赶来巴黎和胡适住在一起共同研究敦煌遗卷。胡适承认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受到傅斯年的影响。基本上胡适的禅宗研究就是要肯定北宗神秀的「渐修」学说而否定南宗慧能的「顿悟」说、并且证明所谓「六祖坛经」里「五祖弘忍传慧能法衣」的故事只是慧能的弟子神会和尚为了和北宗争夺皇室的供养所编造出的神话。（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647至653页）

水经注研究

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後开始关注《水经注》研究，此後的20年间，在《水经注》版本研究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所谓「《水经注》案」，是指一百多年来，部分学者指责戴震偷窃赵一清《水经注》研究成果一事。对此，学术界普遍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戴震抄袭了赵一清的成果；一种认为赵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独立研究，取得了大体相同的结果。

在十几年内，胡适蒐集了四十多种《水经注》的版本，抄写了一百多篇长篇文章和一些考证文字，用了千百个证据，推翻了「几成定谳」的所谓戴震抄袭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冤案。《戴东原的哲学》一书，是胡适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着作。胡适认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个反理学的大运动，这个运动有破坏和建设两个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学的谬误，打破它的垄断地位；後者是要建设一种不同於理学的新哲学。

戴震是胡适的徽州老乡。而胡适花了那麽多功夫研究水经注来为戴震辩冤白谤，一方面是胡适一向有袒护安徽同乡的习惯，由胡适对李鸿章的评价就看得出来；一方面也是为了要发扬戴震的「从一事一物」开始「训练那心知之明」，以「渐渐进於圣智」的做学问的渐进法门。（参胡适文存三「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82页）

孔子研究

胡适一生对孔子言行与思想的评价有褒有贬，其关於孔子的论文最重要的有「中国古代哲学史」、「说儒」等，但胡适去世前不久在「自由中国杂志」所写的「容忍与自由」里的一段文字应属其对孔子重要的最终评价之一：

「孔颖达《正义》里举了"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的例子来解释『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

故...诛可以用来禁绝艺术创作的自由，也可以用来"杀"许多发明"奇技异器"的科学家。......可以用来摧残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着作出版的自由。」(见胡适─容忍与自由─1959年3月16日的自由中国杂志）

新诗

胡适最为後人所传诵的新诗有：

1923年12月24日（32岁）所写的「秘魔崖月夜」： 这首诗曾被民歌手苏来谱成曲，由包美圣主唱。

 依旧是月圆时，
 依旧是空山，静夜；
 我独自月下归来，
 这凄凉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
 惊破了空山的寂静。
 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1924年（32岁）所写的：「多谢」

  多谢你能来，
  慰我山中寂寞，
  伴我看山看月，
  过神仙生活。
  匆匆离别又经年，
  梦里总相忆。
  人道应该忘了，
  我如何忘得了？
1924年（32岁）也是微云—胡适作词 赵元任谱曲

  也是微云，也是微云过後月光明，
  只不见去年的游伴，只没有当日的心情。
  不愿勾起相思，不敢出门看月；
  偏偏月进窗来，害我相思一夜。
传说以上三首新诗都是胡适为了他的嫂妹--中国第一位农学女教授曹诚英（曹佩声）所作。

1920年10月10日 梦与诗（收录於尝试集）作曲:张弼-银霞演唱

  醉过方知酒浓
  爱过才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诗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 胡适--旧梦

  山下绿丛中,露出飞檐一角,
  惊起当年旧梦,泪向心头落,
  对他高唱旧时歌,声苦无人懂。
  我不是高歌,只是重温旧梦
上面这首胡适的新诗曾被作了部分的修改,改编成:「何年何月再相逢」 -- 郑丽丝演唱 作词：皮羊果　作曲：罗萍

  繁华绿丛中　又见鸿雁飞过
  惊起我的旧梦　往事心头涌
  繁华绿丛中　又见鸿雁飞过
  惊起我的旧梦　往事心头涌
  遥想当年旧情浓　相识无人懂
  今日相聚　何年何月再相逢

兰花草 作词：胡适　作曲：陈贤德/张弼　主唱：银霞

  我从山中来　带着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　希望花开早
  一日看三回　看得花时过
  兰花却依然　苞也无一个
  转见秋天到　移兰入暖房
  朝朝频顾惜　夜夜不相忘
  期待春花开　能将宿愿偿
  满庭花簇簇　添得许多香
胡适.老鸦(收录於尝试集）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
  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天寒风紧，无枝可栖。
  我整日里飞去飞回，整日里又寒又饥。----
  我不能带着鞘儿，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飞；
  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把小米！

晚年
 
1958年台北，胡适、蒋中正合照1947年1月24日，蒋中正想请胡适出任考试院长和国府委员，但胡适坚持不肯加入国民政府而力辞。（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58页）

1948年4月3日，蒋中正认为中华民国宪法为内阁制，实权在行政院，所以想叫国民党支持无党籍的胡适出马竞选行宪後第一任中华民国总统，等胡适当上总统後再任命蒋中正为行政院长，胡适也同意了，但蒋中正後来因国民党中执会还是支持他选总统而变卦。（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2024页）

1948年12月，傅作义西去绥远和南走海上的道路都被堵死。是战是和？傅作义日夜思考，下不了决心。他认为胡适能够替他出主意，把胡适接到怀仁堂密谈，胡送了八个字，「和比战难，坚持待变」。

1948年12月13日朱家骅、傅斯年、俞大维、陈雪屏四个人在南京设法派飞机去接胡适南下，胡适在13日本来还坚持不肯丢下北大不管，14日在南京方面的劝说下才勉强同意离开，1948年12月15日下午4点，傅作义派了部队护送胡适到南宛机场上了飞机。夜里十时光景，到了南京明故宫机场。（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2061至2063页）

1949年4月6日胡适应中华民国政府要求，从上海搭威尔逊轮船前往美国当说客，为和平解决内战问题寻求美方的介入，但4月21日船抵旧金山，得知4月19日政府拒绝中共24项要求，中共已渡江，此时局势已定，胡适在美处处碰壁，孤臣已无力可回天。（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2083、2092、2097页）

1949年6月19日，新任行政院长阎锡山发表胡适为外交部长，但胡适拒绝上任。（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2095页）

1950年6月23日主管亚太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鲁斯克（Dean Rusk）约见胡适﹐试图说服胡适出面领导流亡海外及台湾的反共亲美的人士﹐以取代蒋中正的政权﹐不过胡适对此表示全无兴趣。当时美国对蒋完全丧失信心﹐希望建立第三势力以对抗共党扩张﹐因胡适无此兴趣而不了了之。[见(中国时报网站）─黄清龙(前中国时报总编辑）-胡适与蒋介石、毛泽东-2008-01-02 05:30 ]

1952年胡适和蒋廷黻在纽约曾有意联合组织反对党以在台湾推行民主政治，但在胡适返台与蒋中正讨论後，遭到蒋中正的反对，以致组党的事胎死腹中。（见唐德刚─胡适杂忆─风云时代出版─74、75页）

之後，他於1950年代初期偶回台湾参与政治活动与讲学。例如：以国大代表参与总统选举投票、担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协办由雷震主笔的《自由中国》杂志等等。

1957年，胡适当选中华民国最高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院长，并於隔年4月回到台湾定居就任。自此，胡适多时往返台、美两地。期间因为经济关系，1958年他还将《胡适文选》及《四十自述》等所有着作，以买断方式（一说为廿年）卖与国内某家出版公司。

1958年後，大陆发起大规模清算胡适思想的运动，胡适响应说，「我觉得世界上二、三百年来有一种公开的趋向，朝科学民主这个方向上走，朝新的科学方法走，那时候我朋友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我表示过这样的话，把这个抽象名词人格化，把它看作人，最容易错误的，容易人格化。容易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会盲目崇拜......当时我朋友陈独秀只认得两个名词，不知道科学是一个方法，民主是一种生活习惯，是一种生活方式。」

1959年金门构工部队，於旧金城东炸山采石，意外发现「皇明监国鲁王圹志」八字及全文石碑後交由胡适博士研考。

1960年雷震与台、港党外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中正违背中华民国宪法三连任总统，胡适为连署人之一。之後，雷震筹备组党事宜，胡适虽未参与，但多所鼓励。1960年9月，雷震因「共谍」案被捕，史称雷震事件，而此事件，一般认为是蒋中正为阻止雷震筹组新党而策划。当时仍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虽未受到此案株连，也参与营救雷震，不过并没有成功。对此胡适曾留下三千字的日记说明始末。

1961年2月胡适参加台大校长钱思亮的宴会，刚抵达就感到身体不适，送至医院脉搏跳至135次，痰中带血。医生诊断为冠状动脉栓塞症加狭心症。此次住院2月，後回家自养，但身体已日渐衰弱。11月病情恶化，至台大医院疗养，隔年1月出院。
 
胡适墓志铭1962年2月24日，於台北参与中央研究院第五届院士欢迎酒会的胡适，於会议中突发心脏病去世。之後，中华民国政府将胡适於台北的公配居所改建为胡适纪念馆。另外，台北南港当地仕绅李福人，也捐出一片面积达两公顷，位於研究院附近的个人私地辟建为胡适公园，作为胡适的墓地。（後来许多中研院院士或着名学人也安葬於此）

胡适墓志铭由知名学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壮为先生书写，其内容为

「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於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於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

影响

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

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於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

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7]，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一文，看出来的。
三十年代，胡适独具慧眼，提拔、任命、帮助梁实秋完成了日後号称是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毛泽东建立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校「湖南自修大学」就是因为胡适的提议和倡导。他写给胡适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学生毛泽东……」。
季羡林不是胡适的学生（他的老师是陈寅恪），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在他归国初期期间，受到胡适提拔。
林语堂在其留学中，清政府取消对留学生资助，林语堂是靠着胡适的资助继续在国外读书的，等他回国从飞机场下来的时候，口袋里只有1毛钱。
鲁迅、陈西滢都指责胡适的提倡「整理国故」是开现代科学倒车的作法。连胡适专家周质平也认为：「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可以说并没有发生任何积极推动的作用，甚至於还把一批青年人引上了乾嘉考证的老路。」（见周质平─胡适丛论p21)
雷震在国民政府迁台後，为了宣扬民主自由而创办自由中国杂志，请胡适担任发行人。自由中国杂志曾经是蒋中正施行独裁、箝制言论自由的极权统治下唯一的民主思想重镇，但後来也因批评蒋中正与国民党并打算成立反对党请胡适来领导而惹祸上身遭停刊，雷震也遭诬陷入狱，但自由中国推行胡适所提倡的民主思想和言论自由，影响到後来台湾的党外运动与民进党的成立，是台湾民主运动的播种者。

自由主义

五四运动时期，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精神。
1929年的新月人权运动。
1930年代前期，在《独立评论》上就民主与独裁问题上展开的论争。
1941年在美国发表英文演讲《民主与极权的冲突》。
1948年9月发表《自由主义》。
1949年《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方向》。
1959年在《自由中国》发表《容忍与自由》。

评价
 
胡适墓胡适虽然掀起新文化运动，却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大家，虽然一生恪守中国传统文人道德，却受西方文明洗礼，蒋中正的挽联对此进行了高度概括：

「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代表。 」

胡适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的「极左」时期的中国大陆是个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极左」的史达林主义学者的攻击对象，其时的中国大陆的教材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50年代初，曾对胡适展开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文革」结束後，近几十年来的研究都倾向於肯定他应有的历史地位；并且，胡适的《我的母亲》一文也被选入大陆全日制语文教育初中课本；在大陆的报刊杂志中，亦屡见有追念胡适先生精神的文章。

鲁迅曾发表过《「好政府主义」》等文，实则抨击胡适的盟友梁实秋，却也含蓄地批评胡适「软弱」革命立场。

胡适晚年期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没有甚麽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说，读过胡适《四十自述》的人，在这一本口述（《胡适口述自传》）中很难看到新东西。但是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提到：「所以吾人要了解晚年的胡适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际，於私人朋友谈笑之间求之。胡先生没有梁任公那样憨直。对自己思想挑战的文章，在胡氏着作里是找不到的。」

余英时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称：「对於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我们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也说：「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又称：「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於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他在美国最後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准，足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了。」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书中给他相当高的评价：「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於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主要论着

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1日，於《新青年》第2卷第5号）
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5月1日，於《新青年》第3卷第3号）
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
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20日，於《每周评论》第31期）
着《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
着《尝试集》（1920年，北平，北大出版部，新诗诗集）
着《胡适文存·一集》（192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着《章实齐先生年谱》 （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姚名达订补）
着《胡适文存·二集》（1924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着《戴东原的哲学》（1927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着《白话文学史·上卷》（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
着《卢山游记》（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
发表《人权与约法》（1929年，於《新月》杂志第2卷第2号）
发表《我们什麽时候才可有宪法—对於建国大纲的疑问》（1929年，於《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
发表《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1929年，於《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
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29年，於《新月》杂志第2卷第6、7号合刊）
着《人权论集》（1930年，上海，新月书店，与罗隆基、梁实秋合着）
发表《我们走那条路》（1930年4月10日，於《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
着《胡适文存·三集》（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着《胡适文选》（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着《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1930年，吴淞，中国公学）
校编《神会和尚遗集》（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编《中国文学史选例》（193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着《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1932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着《四十自述》（193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译《短篇小说》（193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着《胡适论学近着·第一集》（1935年，商务印书馆；後删省为《胡适文存·四集》，台北，远东，1953年）
着《南游杂忆》（1935年，良友图书公司）
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1935年，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
着《藏晖室札记》（1939年，上海，亚东图书馆；1947年由商务重排出版，改称《胡适留学日记》）
着《胡适的时论》（1948年，六艺书局）
着《水经注版本四十种展览目录》 （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纪念，北平，北大出版部）
着《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1949年，台北，自由中国社；即《胡适时论》的增改本）
着《齐白石年谱》（194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与黎锦熙、邓广铭合着）
编《台湾纪录两种》 （1951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与罗尔纲合校编）
发表《容忍与自由》 （1959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全文刊登在《自由中国》第20卷第10期）
着《丁文江的传记》 （1960年，南港中央研究院）
编《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961年，台北，自印本）

家庭

父亲：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朝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着有《台湾纪事两种》，1895年8月22日病殁於厦门。
母亲：冯顺弟。
妻子：江冬秀。由胡适其母包办。在当时自由恋爱风气兴起後，胡适并未像其他青年一样毁掉婚约，而是继续维持，对此，胡在後来的日记中写道：「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麽痛苦都难受。」1917年成婚。
长子：胡祖望（1919-2005），旅居美国。
女儿：胡素斐，早夭。
次子：胡思杜（1921-1957），留在中国大陆，1954年被迫与胡适断绝父子关系，但仍被斗争，後於1957年反右运动中自杀身亡。

相关条目

新文化运动
白话文
问题与主义论战
胡适公园
中西文化论战

参考文献

1.^ 胡适杂忆（增订本），唐德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ISBN 7-5617-1799-7，第40页
2.^ 见萧启庆《推陈出新的史学家陈垣》《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台北：联经，2008）页399，ISBN 978-957-08-3228-0
3.^ 见胡适1952年12月20日在傅斯年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载《胡适言论集》甲编，华国出版社1953年4月版，第95～96页。
4.^ 鲁迅《坟》论照相之类
5.^ 《神会和尚遗集》：「恰好民国十五年我有机会到欧洲去，便带了一些参考材料，准备去看伦敦巴黎两地所藏的敦煌卷子。九月我在巴黎发现了三种神会的语录，十一月中又在伦敦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此外还有一些极重要的禅宗史料。我假定的计划居然有这样大的灵验，已超过我出国之前的最大奢望了。」
6.^ 江灿腾：〈从胡适博士到印顺导师──关於中国唐代禅宗史研究近七十年来的争辩与发展〉
7.^ 余英时曾表示：胡适思想中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化约论（reductionism）的倾向，他把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所以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认定古代并没有什麽「名家」，因为每一家都有他们的「名学」，即「为学的方法」。後来他更把这二观念扩大到全部中国哲学史，所以认为程、朱和陆、王的不同，分析到最後只是方法的不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方法论的观点」）

胡适(适之) 2010-07-31 18:4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