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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评价十七年时期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这是当代文学史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十七年农村题材的小说中，作家的叙述话语与富有权力色彩的政治话语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相信通过政治所唤醒的人的力量，不仅使人的精神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而且能够改变自然和社会。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依据阶级性的特点，把人物形象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并赋予不同的人物以不同的介入社会的方式，在这些人物的矛盾、冲突、斗争中，构建一个具有浓重政治倾向性和观念色彩的文本世界。在这样的文本世界中，是否保存了乡村民间社会丰富、生动、复杂的面貌，仍然具有历史、美学的意义呢？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探讨。
　　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首先对两个问题作一简单说明：1.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的“民间 ”与新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2.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民间”的特点及内涵是怎样的—— 因为民间是一个变化的、流动的概念。
　　从新文学的发展过程来看，民间始终有着重要的意义。概括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与民间之间 的关系，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以李大钊、邓中夏等人为代表的与“民粹派”思想密切相 关的民间观，后来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经过瞿秋白、毛泽东的努力使之成为政治符号和国家 权力意识形态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民间、农村、农民的内涵没有多大的差异，他们眼中的 民间主要是指现实的、自在的民间空间，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是政治的、启蒙的立场，民间 是承担其社会改造使命的场所；二，以刘半农、沈尹默、胡适、周作人等人为代表，以《歌 谣》周刊为核心，在对民间文学的搜集和倡导中，发现民间文学及其文化形态的美学意义并 纳入新文学的构建过程中。这些现代知识分子对“民间”的态度虽有所差异，但都从审美的 角度肯定了民间文化形态的精神价值，他们所肯定的民间不是现实的、自在的文化空间，而 是与此相关又有着重大区别的文化的审美世界；三，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既充分肯定和吸收了 民俗艺术中积极健康的生命力，又强调批判民间、提升民间以达到启蒙的目的。周作人对民间的这种二元态度与鲁迅是一致的。对民间的认同与批判都是与他们的启蒙思想有关。五四时期现代知识分子对民间的这三种态度，在漫长而又动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各有沉浮和消长，影响和制约着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的民间与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人的民间观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们都是要把改造社会的政治理想贯穿于乡村民间的实践活动中，这一思想反映在文学上就是注重有历史意义的现实题材，在现象分析上强调阶级斗争的眼光，在故事叙述上强调集体行动的展开。这样一种传统，在十七年的文学创作中有怎样的变化呢？
　　在当代十七年时期，民间文化形态在农村题材的小说中有特定的含义，依据陈思和先生的 观点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包含了来自生活底层（民间社会）的劳苦大众自在状态的情感、理 想和立场；其次包含了民间社会日常生活的风俗人情、生活习惯以及民间文化艺术特有的审 美功能。这一民间文化形态在十七年农村题材的小说中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存在，因为这时期 的国家权力一直把乡村民间作为改造的对象，同时要求知识分子在文学创作中贯彻其思想， 以实现政治意识形态所要求的现实社会秩序的构建，因此，民间作为权力意志的承担者，不 仅自身接受渗透和改造，而且与政治权力共同构成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这也就必然产生了 对文学创作的规范化要求，“不仅规定了文学写什么（题材），而且规定了怎样写（题材的处 理、方法、艺术风格等）。在这种情形之下，民间文化形态的特点及其美学意义是如何体现 出来的呢？这正是我们试图以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的小说创作为例来说明的问题。
　　　　　　一
　　赵树理十七年时期的小说创作仍然延续了在四十年代所形成的写作传统，即站在民间的立 场上，运用民间的形式来表现民间的故事。但这并不是说他放弃了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关心和 责任承担，他曾说自己的小说要“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注：转引自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赵树理研究资料》，200页。）这里的“起作用”，不仅仅是利用通俗方法将国家意志普及远行，达到宣传的目的，同时也包含了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向上传递民间的声音，沟通民间与权力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他是从民间的立场上去理解国家的意志和政策。
　　赵树理的这种写作立场决定了他对于乡村社会的基本想象方式是从农民的角度开始的，他 不是从政治的先验观念出发去虚构乡村中各个阶层及其人物的特点，表现新的代表社会“发 展”的力量怎样去改造乡村社会，而是以农民直接的感觉、印象、判断为基础，依据农民的 思维方式去表现农民的思想感情以及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的变化，表现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民 间文化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展开小说的叙述和人物形象的塑造 ，这正是赵树理十七年时期农村题材小说的第一个特点——“由下而上”地展开对于农民心 理、行为及其社会事件的叙述，他不注重写“上边”的思想如何改造农民，而是写农民如何 去接受“上边”的思想，这样在他的作品中农民成为“主体”，政治宣传的意图包含于农民 自身转变的过程中，这个“转变”的过程不仅包含了民间文化形态的复杂、丰富与生动，也 包含了小说文本艺术魅力来自于何处的美学沉思，也就是说“如何转变”、“怎样转变”与 民间文化形态和国家权力意志之间的关系密切联系在一起，当人物“转变”的内在动因与国 家权力意志相一致或者说源于民间的愿望与国家政策没有冲突时，小说叙述与结构都有着较 为自然、完整的特点，反之，则呈现出滞涩、简单以及无奈的笨拙。
　　赵树理写于1950年的《登记》是一篇反映乡村男女自由恋爱的小说，从政治意识形态而言 是宣传和歌颂了新的婚姻法对于人的爱情生活的保障。小说中艾艾、小晚、燕燕、小进等人 的爱情追求富有青春的活力，小飞蛾的人生经历则有着更为复杂的艺术底蕴，她作为一个饱 受封建婚姻折磨的女人，对于艾艾的自由爱情起先不同意，经过犹豫后，终于认识到不能让 艾艾走自己的路。这一觉醒“转变”的过程是以她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的，因此作家的叙 述立场始终是站在乡村民间底层妇女方面，真实地表现了女性的悲剧性命运和柔顺、隐忍的 性格形成的文化原因，她的“转变”既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是对新的生活的认同，这一认同 的过程也正是源于民间底层的生命渴求与政治观念沟通并达到一致的过程，先验的观念并没 有导致对生活的简单化处理，因此这篇宣传婚姻法的小说才更多地保留了民间底层女性的生 活场景及其民间文化的内容，具有了真实的艺术魅力。
　　长篇小说《三里湾》的叙述也是从乡村民间的农民立场开始的。作品一开始就置身于乡村 民间的特定氛围中，写到了旗杆院扫盲夜校的学习，因为秋忙学生不来参加学习，有个学员 说：“我说县里的决定也有点主观主义——光决定先生不准放假，可没有想到学生会放先生 的假。”这样一种从农民思想、行为出发的叙述，也就不会从政治规范的要求出发去构建现 实“应该”有的意义秩序。譬如赵树理曾说：“富农在农村中的坏作用，因为我自己见到的 不具体就根本没有提。”这并不是说赵树理不关心政治，而是忠于自己对农村的认识，充分 尊重大多数农民自身的生活和思想逻辑，因此他在写到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等 人物时，并没有剑拔弩张的斗争和批判，而是真实地写出面对“扩社”时，他们内心的困惑 、矛盾和抵触。在《三里湾》中，马多寿等人考虑问题都非常实际，他们的抵触和转变都与 自己的实际利益有关，可以说他们目光短浅、私心太重，同样也可以说这正是农民自在状态 的生活。马多寿不愿入社的原因是怕失去自己的土地，反对开渠的原因同样是怕失去“刀把 上”那块地。为了保住土地和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他费尽了心思、想尽了办法。当他思想 转变想入社的时候，也并不是对“扩社”有了根本性的“正确”认识，而是意识到自己追求 的家大财多的梦想在分家后已无法实现，不如过个清净日子算了。这种转变虽没有进步的“ 豪气”，却有着丰富的内涵，这种丰富在于一方面体现了民间文化的自在状态开始发生了变 化，另一方面却真实地表现了乡村农民在面对政治要求时，内心的复杂和微妙。在马多寿这 个人物身上典型地体现了与土地相关的农民及其文化形态的特点，这一形象的美学意义也在 这里。由于赵树理对民间文化形态的尊重，才不会在小说中把农村各阶级之间的关系简单化 ，而是意识到了在乡村民间社会中，宗族之间的关系、相互之间的姻亲关系与阶级关系是交 织在一起的，政治斗争也渗透着伦理情感的因素在里面，政治观念不同所带来的生活冲突， 并不是用政治的是与非就能解决的。伦理的、情感的诸多因素仍在制约着他们的生活。马多 寿与其三儿、四儿之间的冲突，与其说是政治之间的冲突，倒不如说是一个民间底层的农民 在民间文化的长期熏陶中形成的一种生活欲求能否实现的冲突，与实实在在的生活欲求联系 在一起的人物心理变化和人物行为方式，使人物形象更加具体、丰满、生动，远比那些观念 化的“新人”具有更高的美学价值。
　　正如赵树理在谈到《三里湾》的创作时所说：“对旧人旧事了解的深，对新人新事了解的 浅 ，所以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而写新人新事免不了概念化”（注：引自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赵树理全集》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281页。）。概念化的原因正是失去了与民间文化形态具体的、深层的关系，更多地体现了某种观念化思想所造成的。《三里湾》后半部分出现的情节发展勉强、叙述过于匆忙的问题，也与这种观念化的思想有关，因为先验的观念已经预设了一个“扩社成功”的结局，这个结局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是不能改变的，人物自身的逻辑发展有时就不得不服从于这一“结局”。当外在的政治要求强大到一定要农民服从这一规范时，民间文化形态在小说作品中就变成了一种隐含的“结构性因素”，所谓隐形结构，“是指当代文学（主要是指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往往由两个文本结构所构成——显形文本结构与隐形文本结构。显形文本结构通常由国家意志下的时代共名所决定，而隐形文本结构则受到民间文化形态的制约，决定着作品的艺术立场和趣味。”（注：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13页、17页。）赵树理在1958年创作的《锻炼锻炼》，民间文化形态的美学意义就是隐含在两种思想斗争的显性结构中。从赵树理坚持的一贯的民间写作立场来看，对“吃不饱”、“小腿疼”这样一些农村妇女，应该从她们的情感、欲求出发去沟通与国家权力意志之间的关系，然而在这部作品中，她们则变成了受批判、受愚弄的对象，失去了独立人格的存在意义，变成了国家权力意志的对立面。但是在这种显形的政治斗争的结构中，在所谓的“落后人物”身上仍然有着民间的愿望和趣味，这也正是“吃不饱”、“小腿疼”等人物比那些“正面人物”更生动，更 有艺术魅力的原因。同时，在作者略嫌急促的叙述和充满紧张感的人物关系中，读者也分明 感到了他内心的无奈和悲凉。这无奈正是他在政治规范要求下不能真切表达民间的心理反映 ，以至后来难以写出更好的作品。
　　　　　　二
　　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是从民间的立场展开乡村民间社会的叙述，并由“下”而“上”地沟通 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达到“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的目的，周立波的小说创作 则是由“上”而“下”地展开对乡村世界的民间想象，他的短篇小说《禾场上》、《山那面 人家》，长篇小说《山乡巨变》等作品，都是从国家意识形态的立场去审视乡村世界的变化 ，并试图沟通政治意识形态与民间文化形态的关系。讨论十七年小说创作是“由下而上”还 是“由上而下”的沟通这种关系是重要的，因为在“沟通”过程中所展开的艺术想象与小说 叙述，直接关系着民间文化形态的呈现方式及其美学意义，直接关系着小说的写作目的和功 用。一部在当时引起轰动的小说，所构建的“现实秩序”，必然隐含着当时多数人对现实的 想象，自然有着合理的存在意义，但这种“合理”并非一定就具有美学的价值，因为“现实 秩序”的构建并不完全是美学沉思的结果，有时是与政治意识形态对现实的改造联系在一起 的，周立波对于乡村现实秩序的构建就是按照政治的规范和要求在作品中进行构建的，那么 ，周立波小说中的民间文化形态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出现，其美学意义在哪里呢？
　　在赵树理的小说中，他的叙述起点是准依农民的思想、情感，从民间立场开始展开小说的 发展过程，其叙述目的是沟通民间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写出农民是如何在时代的大变化 中转变了自己的生活态度并符合政治的规范要求；周立波的小说叙述起点则是起自于政治意 识形态，正如一位研究者在谈到《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时所说，他们“都有一个外来 者‘进入’的相似的开头，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场景：旧有农村秩序的破坏及重建是由 外来者的进入来完成的，或者我们可以说小说的叙述是借助一个外来者的视点来完成。不过 这个外来者是党的化身。”（注：《试论五十到七十年代“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文学评论》2001年3期。）从这样的视点去叙述乡村民间社会及其民间文化形态的变化， 很容易造成乡村生活的简单化，因为这样的观念化视角，在写作中往往要求人物的思想逻辑 和行为目的与观念相符，自然就会忽略远比观念更为丰富、复杂的现实中各阶层人物自身的 内容，使作品中的人物变成平面化的形象或者是“观念的传声筒”。在周立波的《山乡巨变 》中人物性格过于单一的遗憾（譬如陈大春的“鲁莽”、盛清明的“活泼”等）就与这一特点 有关，但是周立波的小说为什么仍然具有文学史的意义呢？其关键原因就在于他的政治意识 形态叙述立场的现实展开过程中，保留了某些民间文化形态的因素和传统文人对田园自然的 审美情趣，也就是说他把国家权力意识形态对乡村民间的改造与民间风情、人情的变化联系 在一起，较为真实地表达了处于自在状态的农民在外部力量作用下的变化过程和表现形态， 优美自然风光的诗意穿插，则增强了乡村民间的审美意韵。
　　民间文化形态的自足性特点只是相对而言，当政治意识形态以强大的力量去改造乡村社会 时，农民自在状态的立场、理想、追求也会发生变化。周立波的《禾场上》就选择了乡村富 有诗意美感的一个夜晚，写出了政治意识形态在构建乡村新秩序的过程中，政治要求与农民 愿望相沟通时，那种和谐、快乐的欣喜场景，《山那面人家》也同样具有这样的生活韵致。 但是这种和谐、快乐和欣喜一旦进入到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就变得复杂和痛苦，因为农民 长期形成的生活立场、愿望、习惯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不可能在一个晚上就会脱胎换骨 ，每一点变化都会与其所处的文化形态发生联系，引起心理、情感、乡俗的深刻动荡，周立 波《山乡巨变》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写出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乡村展开时，农民文化心理的变 化和复杂，尽管这种“变化与复杂性”的表现，受到叙事视点的限制，其深度有限，但与同 期的某些小说相比较，仍然有着较高的美学价值。这首先表现在他笔下的农业合作化的领导 人不是缺少人情味的政治符号，而是与乡村民间的底层农民有着深刻的血肉联系并有农民的 纯朴情感。譬如李月辉响应整顿的号召，收缩了唯一的合作社，被指责犯了右倾错误，他说 ：“社会主义是好路，也是长路，中共规定十五年，急什么呢？还有十二年。从容干好事， 性急出岔子。”别人批评他是右倾小脚女人，他理直气壮地反驳：“我只懒气得，小脚女人 还不也是人？有什么气得？”这种与农民利益和思想情感相连的行为方式，使人物形象在融于 现实生活的人物关系中变得丰富、真实。刘雨生与张桂贞的描述也是一种把政治行为与目的 和 民风、民情变化相联系的叙述、想象方式，这是《山乡巨变》艺术上取得成功的核心所在。 其次，对于陈先晋、菊咬筋这些“落后人物”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政治化理解——给予批判和 否定，而是体现出复杂的双重态度：一、从政治意识形态出发的叙述目的，必然要求他们的 精神、立场发生转变，纳入新的社会秩序的规范之中；二、从尊重民间文化形态的角度则自 觉或不自觉地对他们的勤劳、纯朴给予赞扬和肯定，即使对于他们的刁钻、工于心计，也没 有疾言厉色地批判，而是有着善意的嘲讽。陈先晋是一个一心想发财、不愿入社的人，他的 生活经验告诉他，只有守本分地在土地里劳作，才能过上发财的好日子。这是他爷爷的梦想 ，也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为此他无怨无悔地把自己交给了土地，土地是他的生命，生命的 意义就在于土地上的劳作。这样的农民，要让他把土地“上交入社”，其内心的精神冲突和 情感折磨是深重的。他不愿入社并不是有意反对新的政策，而是缘于民间文化的生活欲望、 理想不能实现时的深层痛苦。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就一定程度上理解了这种文化心理， 不是粗暴地去否定它，而是在外部生活环境发生变化的描写中，让他自己的思想发生变化， 这 种“转变”虽然有点简单，但毕竟注意到了农民文化心理的复杂性，使文本叙述目的在符合 政治要求的同时，突出了农民自身的思想逻辑和生活逻辑，真切地触摸到了人的灵魂。小说 中的王菊生不同于陈先晋的纯朴、本分，而是工于心计、刁钻顽固，但仍然有着属于农民的 勤劳。他为了守住自己的产业，想尽一切办法拖延入社的时间，其实也隐含着一个普通农民 对“家”的生活刻骨铭心的热爱。在李月辉、邓秀梅去王菊生家动员他入社、他装病不起的 场景描写中，典型地写出了处在“自在生活状态”的农民不愿接受“改造”的心理，他想： “我有牛、有猪、有粪草、有全套家什，田又近又好，为什么要入到社里给人揩油？”这种 心理虽然缺少“政治远见”，但又何尝不是属于农民的一种真实呢？周立波的《山乡巨变》 的美学意义就在于写出了这种真实，写出了在国家权力意志改造乡村民间的过程中，民间文 化形态的渐进变化过程，如果没有民间自身的这种生活逻辑和情感、精神的内容，或者从政 治观念的视点，把这些内容视为“落后”和“反动”的东西，在文本中进行简单化的处理， 那么，小说的美学意义就很值得人们怀疑了。
　　　　　　三
　　在十七年时期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中，作家都认同小说写作的政治目的和功用，但对于民 间文化形态的态度却是有差异的，在小说写作中如何呈现这种民间文化形态也是不同的。赵 树理是从农民的立场出发，在沟通农民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中，对民间文化形态有着真切 的生命感悟和表达，周立波则是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去展开乡村社会的叙述，在叙述过程 中对民间文化形态有着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尊重，那么，柳青的小说是怎样的呢？
　　在讨论柳青之前，分析一下赵树理和周立波小说的“缺点”是必要的。赵树理在《〈三里 湾〉写作前后》提到自己的小说有三个缺点：“一、重事轻人。……二、旧的多新的少。… …三、有多少写多少。在一个作品中按常规应出现的人和事，本该是应有尽有，但我往往因 为要求速效，把应有而脑子里还没有的人和事就省略了，结果成了有多少写多少。这三个缺 点，见于我的每一个作品中，在《三里湾》中又同样出现了一遍——如对魏占奎、秦小凤、 金生媳妇、何科长、张信、牛旺子……就只是见了面而没有显示出他们足够的作用。又如写 马多寿等人仍比金生、玉生等人突出。再如富农在农村的坏作用，我自己见到的不具体就根 本没有提之类。”（注：引自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赵树理全集》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281页。）赵树理的这种自我批评显然与当时政治对文学的规范要求有关，政治所要求于文学的就是用阶级分析的眼光，去描写乡村社会，塑造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如果从赵树理作为一个作家，必须忠实于自己的生活体验的角度看，这又是他的优点，除了第一点之外，“旧的多新的少”、“有多少写多少”恰是一个艺术家对于写作的严肃态度，他没有写到的东西是否正是现实社会中所欠缺的呢？这一点在前已有论述。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当时出版后，有的批评者指出作品欠“深刻”，“结构显得零乱”，“缺乏一个中心线索贯 串全篇”。周立波辩解说：“我以为文学的技巧必须服从于现实事实的逻辑发展。”（注：周立波《关于〈山乡巨变〉答记者问》，《人民文学》1958年7月号。）事实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周立波从政治意识形态出发的叙述视角，不时被民间文化形态的 因素和传统文人的审美趣味所干扰，使其叙述视点发生游移，这种游移可能带来了某些艺术 的遗憾，但却使他的小说有了鲜明的个性，即从“自然、明净、朴素的民间日常生活中，开 拓出了一个与严峻急切的政治空间完全不同的艺术审美空间。”（注：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13页、17页。）
　　柳青的小说创作可以说避免了赵树理、周立波小说在当时的缺点，他的《创业史》被誉为 “经典性的史诗之作”，具有了思想的“深刻性”和矛盾冲突的“尖锐性”，这种符合当时 国家政策的“深刻”和“尖锐”是否一定就具有了美学的意义呢？柳青在谈到《创业史》时 说：“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 进 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的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 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思想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注：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8期。）我们注 意到柳青在这里提到了主题思想和题材范围的统一，也就是说他对乡村民间的文学想象是被 “主题思想”所控制，以政治观念为指导的。这种符合国家政治政策的民间想象，使小说文 本呈现出阵线分明的两条线索：一条是以梁生宝、高增福等拥护合作化运动，坚决走共同富 裕道路的贫雇农为主；一条则是以反对合作化运动，想重振威势的富农姚士杰以及富裕中农 郭世富和村长郭振山为主。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则是犹豫、动摇的梁三老汉。这样的想象方式 ，使《创业史》的文本世界充满了“改造”与“被改造”的紧张人物关系，事件的发展、人 物心理的变化都具有政治的尖锐性，有人认为《创业史》是政治心理小说的原因也在这里。 梁生宝显然也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新人，在活跃借贷、买稻种和分稻种、进山割竹子等事件的 发生过程中，始终表现出一种“新人”品质——克己奉公、吃苦耐劳，坚决拥护党的方针和 政策，是体现了历史必然发展趋势和深刻性的人物形象。这种写作方式自然避免了赵树理、 周立波的小说在当时被认为的“缺憾”，却在美学意义上带来了另外的问题，严家炎在谈到 梁生宝这一人物时就认为：“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 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表现不足，并且存在着过分理想化的问题。”（注：严家炎《关于梁生宝的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3期。）相反，处于中间状态的梁三老汉却有着动人的魅力，他对土地的挚爱及其生活欲望的追求，与《山乡巨变》中的陈先晋有着相同的意蕴。在此就不赘述了。为什么梁三老汉具有艺术魅力？其原因就是寄生于政治性民间想象和叙述中的民间文化因素，构成了形象生命的内在质感。这种因素在《创业史》其他的某些人物身上也时隐时现地存在着，透露出乡村民间中的某些真实气息。
　　由如上三个作家的小说分析，可以说十七年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始终与民间文化形态有着 密切的关系并构成了其美学意义的关键所在。至于柳青《创业史》所构建的文本世界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某种合理性及其对后来文学的影响，是需要另文讨论的问题了。
　　
　　
　　
南方文坛南宁11～14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王光东20022002 作者：南方文坛南宁11～14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王光东20022002

网载 2013-09-10 21:5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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