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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对传统的泛政治主义和斗争哲学的历史透视
　　传统的泛政治主义的本质是政治全能主义和政治独断主义，其内涵则具体表现为社会心理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
　　从社会心理层面来看，是政治本位政治优先带来政治迷信（包括君主迷信的神性权威和长官崇拜的权力意志），政治意识成为民族精神的主体和社会心理的指向。传统政治无所不包笼罩一切，权威主义政治导致对政治权力的无限尊崇和自觉服从，对政治利害关系的高度关注和过分敏感。权力本体的政治倾向政治能量对于社会群体的选择意向具有不可取代的导向功能和控引作用，政治尺度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依据、标准。政治功利观使对成败、利害、得失、功过、荣辱的衡量压倒对是非、正邪、善恶、真假、美丑的分别，而王寇之辨（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忠奸之辨、顺逆之辨、清浊之辨、仕隐之辨、君子小人之辨等成为两极对立的政治心理模式。政治斗争的暴烈性残忍性严酷性和政治权术的诡诈性险恶性隐秘性使社会心理产生祸福难测的政治恐惧性和身不由己的政治裹挟感。政治中心意识、政治万能观念作为文化积淀构成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一个基本要素，在社会取舍、舆论导向、心理认同、理想选择上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社会心理定向于政治权能政治功利，政治伦理大于经济伦理，“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就是最好的理论注脚；而吕不韦关于扶植国君之利大于经商之利和刘邦关于帝王之业大于“治产业”的效益对比（注：《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吕不韦算计到扶植国君可赢利“无数”，远远超过经商之’百倍”之利，自觉以政治投资支持秦公子异人返秦继承王位。自己则由商人变为丞相。《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为其父置酒祝寿时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以自己成就帝王之业大于“治产业”而自矜自夸。），则是最好的实践注脚。个体自我定位于政治人格，用特权政治作为信仰对象来构建自我人格，政治参与的狂热激情、参政卫道的责任感使命感与那种“文死谏武死战”的政治殉节共同显现出单一的政治化人格和非主体性特征。
　　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是政教合一即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的一体化的传统观念，政治权力成为意识形态的体制性载体，意识形态成为政治权力的精神性资源，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为用。从历史渊源来看，周公（姬旦）关于以德配天的宗教政治伦理观，将最高世俗君主和最高宗教领袖两种身份加以统合，强化和神化了君主之沟通神人的介体功能和“敬德”、“明德”的教化功能，确立了政教合一意识。商鞅的法治理论和秦始皇的官僚政制都强调“以吏为师”，即官师合一，政教合一。这样，政教合一成为传统政治的最重要的体制和观念。从政治与教化的关系来看，治权以行使教化为己任，在实施教化的过程中取得自我的确证性和执政的合法性，人伦教化必须借助于政权力量，教化功能的实现本身又赋予政权以改造人性的伦理性意义。政权以教化为先，仁德为教化之本。一方面必须承担人性圣化的使命，揄扬圣化导向；另一方面又必须承担卫道弘道的使命，接续道统之传。人格理想化和政治理想化成为政权以行教权的两种基本要求。正统与道统相制相兼，相资而行，两者之间具有同一性。儒学道统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独尊性是经过两个阶段得以奠定的。先秦儒家有意识地争取儒学道统的正统地位，孔子曾以圣统传人自居，以“从周”为最高政治理想，以“弘道”为自我神圣使命，特别是用“攻乎异端”（《论语·为政》）的手段来维护儒学的话语霸权。孟子要求力辟“邪说”（《孟子·滕文公下》），荀子主张务息“奸说”（《荀子·非十二子》），均表现出“舍我其谁”的独尊性。如果说先秦儒家是利用批判手段来争取儒学的独尊地位，那么汉代儒家则利用政权力量来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董仲舒关于黜罢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得到汉武帝的批准和推行，由此意识形态的多元并存格局变为一元独尊局面，一元独断的价值论体系与高度集权的中央集权制相结合。自此之后，为了维护儒学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独尊性和一统性，一方面由君主出现充当思想文化问题的裁决者角色，通过“钦定”方式予以裁判和维护，如汉代《白虎通义》和唐代《五经正义》均是皇帝钦定产物而具有法典权威；另一方面由政权出面充当镇压“异端邪说”的刽子手角色，通过高压手段加以禁断和封杀，如利用“党狱”、“文字狱”等狞厉形式来整肃“异端邪说”。这样，儒家通过自我造圣和君权立圣的方式来确立其“圣教”地位和圣化传统，并由自我封闭走向教条与僵化。政权的“政治教化”（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功能和儒学的维护政权功能相互为用，合为一体。“官师、治教合”（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政权权力与意识形态、政制系统与价值系统取得完全一致并以一元独断的形态传承下去。泛政治主义文化传统以生产力低下的小农经济、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和血缘纽带的宗法关系为基础，与小农意识的单一化、绝对化的认知方式相对应。中国封建社会小农生产方式长期不变，经济发展非常缓慢，政治结构超稳态，政治权能宰制一切，社会从功能意义上认同权威主义政治，泛政治主义作为文化传统承续下来。到了近代发生“千年巨变”，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烈，政治体制由君治政治转换为政党政治，政治斗争以革命与战争为主要形式，斗争哲学则成为新的文化传统。
　　传统包括原生意义上的古典传统和近现代新变意义上的新型传统。斗争哲学主要是民主革命时期所形成的新传统，它起源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农民阶级作为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富有反抗精神，他们为着生命和生存而斗争，勇于冲破封建精神枷锁，义无反顾地起义造反，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反抗意志和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这种反抗和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传至近代，与民族主义和启蒙主义相结合而成为一种政治激进主义，谭嗣同的冲决罗网精神为其典型代表。他在《仁学》中赞誉法国大革命，“誓杀尽天下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并且呼吁弘扬陈胜起义那种揭竿而起敢于反叛的首义精神。其所倡导的全方位冲决罗网之说，显示出冲破一切束缚、彻底解放思想的决心和意志，思想的激进和批判的激烈显示了大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梁启超大力鼓吹“变”为公理，“新”为标帜（梁启超《变法通仪·自序》），“意欲以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梁启超《致康有为书》）。这种政治激进主义的文化批判具有一往无前的斗争锋芒和扫荡一切的否定性思维，其斗争精神批判意识虽有破坏作用却乏建设成效，’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积极开辟革命道路，清醒地认识到以暴力革命手段和武装斗争方式达到三民主义的现代政治目标，同时自觉地意识到革命的双重任务：“夫革命之有破坏，与革命之有建设，固相因而相至、相辅而相行”（孙中山《建国方略·心理建设》）。“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传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主义取代了近代的政治激进主义。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原则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武装斗争道路。武装斗争既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也是民主革命的基本规律。通过武装斗争夺取革命胜利，毛泽东期许：“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 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通过革命化而为现代化创造先决条件，而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是推翻三座大山的政治革命，是暴风骤雨式的大规模群众斗争，是敌对阶级之间的生死搏斗。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一切。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加强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经过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才夺取政权赢得彻底胜利。对于一切反动派，革命人民采取“打倒”、“推翻”、“消灭”、“革除”的暴力革命手段，充溢着坚决斗争的精神和血染的风采。而人民革命则是依照“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的逻辑（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以斗争制胜。斗争形式、 斗争手段、斗争逻辑、斗争精神结晶为斗争哲学，因而斗争论就从方法论提升为思维论。
　　毛泽东把革命斗争分为一武一文两条战线，军事战线的武装斗争是浴血奋战前仆后继，以“血战到底”、牺牲生命为代价；文化战线的文化斗争则是革命批判摧陷廓清，以大破大立破旧立新为手段。毛泽东用文化阶级论、文化革命论来揭示新旧文化两种形态的阶级内涵和性质区别，点明“这种新旧斗争，即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6—69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并用文化斗争论来对待新旧文化两者的对立性对抗性，指明“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注：《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9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从文化斗争论出发， 把鸦片战争作为新旧文化斗争的始发点，具体对中国近现代新旧文化斗争的历史阶段、阶级内容作了精当的概括和深刻的分析。因而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化运动”、“文化斗争”、“文化革命”突出了“生死斗争”的斗争哲学、大破大立的批判精神。这种斗争哲学、批判精神与革命英雄主义、革命功利主义是密切关联的。毛泽东从政治本体出发强调政治对文化和其他意识形态起着决定性作用，政治制导文化，文化从属于政治，这可称作文化政治论（包含有革命功利主义）。他对文化斗争性质的判断，紧紧抓住政治革命性质这一关键，但也囿于政治革命制度这一方面，忽视文化根源于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忽视生产方式变革、经济基础变革对文化变革的最终决定性作用，未能把文化政治论和文化源泉论（特别是经济变革的根本性影响）紧密结合起来。
　　中国近现代政治斗争从“无血破坏”到“有血破坏”，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从激进主义到革命主义， 从武装斗争到文化斗争，政治思维、政治价值成为评判标准、意识导向和功利尺度，泛政治主义传统得到了复兴。与此同时，斗争哲学（包括否定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两极对立思维方式作为一种经验范式、思维定势被传承下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当代进程中的政治运动和文化领域的政治批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以革命化带动现代化的经验范式影响到建国后“两种革命”（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并举和“抓革命，促生产”的指导思想，那么斗争哲学则影响到建国后的政治运动政治批判（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思维和“批判”情结。
　　　　　　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当代进程的潜在影响
　　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和极左政治的眼光来看，政治的表现形式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功能意义在于全面统御和制导作用。“文革”中那种“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极性思维是以政治权能为中轴而衍生出泛政治文化，它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市场经济为前提的理论思维是有导向之分和功能之别的。它从功能意义角度将政治加以万能化和空头化，功能有限变为功能无限，政治包诸（统摄、笼罩）所有而又空诸（取代、取消）所有；它又从功能意义角度将政治予以独断化绝对化，对政治无限拔高使其成为僵化概念和孤悬本体，“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结果败坏了政治本身信誉。因而整人政治和空头政治、政治的全能主义和独断主义，正是反映出传统的泛政治主义的影响。“政治冲击一切”（政治至上论、政治中心主义）的思维——操作模式，使政治独尊化神圣化，以政治迷信政治神话的极化形态出现，其神圣权威和全能品格使政治陷入自足完善的错觉，抛弃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理不断发展原理和辩证思维方法。从认识论角度误认为政治为先验自足、不暇外求的；从本体论角度盲目将政治提高到绝对化神圣化高度，强化其独尊意识；从功能论角度无限夸大政治的权能，看不到其相对性有限性。这种全权全能思维造成意识层面上政治的先在结构和潜意识层面上政治的先在意向，显示出泛政治主义的底色。
　　其二是两极对立思维方式。在极左路线的严重束缚下，政治的存在形式就是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论，“政治可以冲击一切”论，是在观念论的基础上把政治概念作为对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习惯性地把任何问题提到政治层面上和斗争格局中。斗争哲学将矛盾等同于对抗，只见对立面不见统一体，只讲斗争性不讲同一性，形成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和非此即彼的简单化机械化倾向。这种两极对立思维方式，单纯强调对立面的对抗态势，习于“敌与我”、“红与黑”、“革命与反动”、“复辟与反复辟”的势不两立的敌我对抗套式，困于“无与资”（两个阶级）、“社与资”（两条道路）、“马与修”（两条路线）的不可调和的斗争格局，耽于简单划线、无限上纲、先验定性的线性思维和极性思维，囿于“公与私”、“义与利”、“群与己”（群体与个体）的绝对排斥的二值思维逻辑，那种阶级义愤，政治激情和斗争狂热消磨于人为设立的阶级斗争怪圈，战战兢兢于整人政治和残酷批斗中，焦首煎心于说违心话做违心事的精神矛盾中，辗转疲惫于革命的“动力”（整别人）与“对象”（被人整）的二重关系中，导致人格扭曲和心理变态。这种思维方式深入骨髓、溶于血液中，把对立面看成是势不两立、非此即彼、绝对排斥、不可调和的对抗形式和斗争实质，强调矛盾双方的“谁战胜谁”、“你死我活”、“生死斗争”，是一方吃掉一方，“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并且连带批判所谓“折中调和”、“中庸之道”、“合二而一”观念。由此强调“大批判开路”，“破字当头”，“一斗二批”、“斗私批修”，时时事事突出一个“斗”字。人为设置对立面，对立面只有激化而无转化，只有排斥而无兼容，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思想道德与物质利益绝对对立起来。那种“宁要—不要”（“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绝对化思维方式，那种“打翻—踏脚”（“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极端化行为方式，是斗争哲学及两极对立思维方式的极化表现。从文化批判（政治批判）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到“文化大革命”的“往死里斗”、“往死里整”的过火斗争，在过激过偏、过分过度的后面，是单打一、一边倒的否定性思维和批判性情结，它与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过于单一（对一切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全盘否定），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否定商品生产、等价交换、价值规律和限制“资产阶级权利”，试图把工资制改变为供给制，在党内发现所谓“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思想文化领域强调“舆论一律”（不理解主旋律与多样化的辩证关系），以及对民族资产阶级打击过重，对知识分子问题估计失误等等，都是以排斥论哲学和绝对化思维一脉贯通的，是与小农经济那种简单、对立的认知结构和反智意识相合拍的。
　　在剖析政治“斗批”意识和两极对立思维方式时，必然要涉及到价值论与功利论、意志论与规律论、目的论（或性质论）与方法论的关系。从价值论与功利论的关系来看。对现代化强调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给现代化以价值论审视和意识形态承诺，强调政治对经济的方向保证作用和精神激励作用，这是正确和必要的。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是要求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要求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普遍提高。如果用过去革命（群众性的阶级斗争）的方法，用政治运动的方法来促进和推动经济建设，解决生产力发展中的障碍和束缚，认为问题在于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不彻底，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斗争进行得不彻底，强调靠“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大搞群众运动，靠“继续革命”、“全面专政”的途径来解决，可以说是开错了药方。社会主义的发展已经不是主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进行（阶级斗争虽然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生产力发展所受到的束缚主要来自经济体制，必须进行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那种僵化观念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如过分依赖国家权力的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并且形成观念优势和观念定势，只讲思想道德，不讲物质利益，甚至批判所谓“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用价值论来盲目排斥正当的功利论。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和现代化的生产力水平，政治的方向保证作用和经济的物质基础作用，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这种统一是历史的具体的统一，离开了生产力现代化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和政治本身只能成为向自然经济和封建传统复归的僵化模式。
　　从意志论和规律论的关系来看。政治一般要求一切以权力意志为转移，政治浪漫主义不自觉地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难免出现意志中心主义。必须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政治激情和客观规律结合起来，不能以权力意识、长官意志来排斥经济发展规律（包括现代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规律）和科学发展规律，否定和取消经济工作、科技工作的自身规律和特殊性。不能以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进行现代化经济建设，那种“大呼隆”、“一窝风”式的全民动员全民参战，与现代社会产业化分工的进步性和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是相背离的。何况，群众热情和政治积极性只有通过科学技术才能转化为现代生产力。“政治对生产力的作用固然表现在鼓干劲上，但主要在于激发人们去努力掌握科学技术”（注：胡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人民日报》1994年6月16日—17日。）。大跃进运动单纯凭借主观意志政治激情，急于追求高指标高速度，不考虑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采取群众运动方式，搞人海战术的“全民大办”，只强调冒进速成短促突击，不认识到现代化经济建设的长期性曲折性艰巨性。“1958年搞‘大跃进’运动，以为直接依靠群众的政治积极性，鼓干劲，就能有工业和农业生产力的大跃进，结果事与愿违。这其实不是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而是把政治放在首位，结果是既不能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也扭曲了政治的作用”（注：胡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人民日报》1994年6月16日—17日。）。生产力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只有按照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办事，才能真正推动现代化的发展。
　　从目的论与方法论的关系来看。政治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共同富裕（即全社会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前者要以后者来衡量。为了共同富裕就必须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有一个方法问题。毛泽东的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不对头，这就是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用单纯追求“先进”的公有制生产关系的方法，结果事与愿违，造成严重后果。传统社会主义观点又以定性操作代替方法论选择，这是自设禁区，作茧自缚。例如对资本主义的一切有益于发展生产的好东西，包括先进的生产技术、科学的管理方法，以及大生产制度和随着大生产制度出现的市场经济等，从方法论角度来看，本应加以吸收和利用，却被“姓资”的定性所束缚（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货色）而拒之门外。传统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排斥，误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其实，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方法经济手段，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和经济进步，可以为社会主义所利用和服务。“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大胆利用。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就应该肯定“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14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就必然要求“ 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40页，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在政治“斗批”意识和两极对立思维方式的支配下，习惯于以价值论来取代功利论，以意志论来排斥规律论，以目的（或性质）论来屏蔽方法论，而形成排斥论哲学。与这种排斥论哲学的极性偏向相同的是，以终极理想的先在预设来代替整体过程的实在发展，以相对真理的有限认知（适用语境）来等同绝对真理的全能认知（抽象形式），以观念论的空头话语来代替实体性的建设实践。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政治“斗批”意识和两极对立思维方式的深层本质是一元独断主义，这种一元独断主义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层本质“国家垄断制”相对应的。如果说政治“斗批”意识和两极思维方式是一元独断主义的精神化表现，那么“国家垄断制”则是一元独断主义的体制化表现。
学术探索昆明23～27D1社会主义研究黄南珊19991999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长期错误，使现代化建设遭受严重挫折和逆转。造成这种严重失误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理解偏差和对现实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失误；二是文化传统的深层影响。本文专题探析了传统的泛政治主义和斗争哲学对现代化建设的深层影响，这种影响的内在形态主要表现为政治“斗批”意识和两极对立思维方式，它的本质特征是一元独断主义。作者单位：湖北省社科院文学所 作者：学术探索昆明23～27D1社会主义研究黄南珊19991999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长期错误，使现代化建设遭受严重挫折和逆转。造成这种严重失误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理解偏差和对现实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失误；二是文化传统的深层影响。本文专题探析了传统的泛政治主义和斗争哲学对现代化建设的深层影响，这种影响的内在形态主要表现为政治“斗批”意识和两极对立思维方式，它的本质特征是一元独断主义。

网载 2013-09-10 2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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