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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就有了鲁迅最后的“遗嘱”。
　　鲁迅在《死》这篇文章里，写了七条“写给亲属”的遗言——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据冯雪峰的回忆，鲁迅做了两点修改：按鲁迅原来的意思说，不得因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冯雪峰提出是否可以把“任何人”三个字改动一下，鲁迅就加上一句——“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更要紧的，是下面一句，鲁迅的原文是：“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冯雪峰认为“容易给人误会”，鲁迅想了一下，就加上了“空头”两个字。(注：冯雪峰《回忆鲁迅》，《雪峰文集》4卷，263—264页。)
　　这七条遗嘱，我们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三个方面。
　　第一点，关于死后的一些想法。简单说来，就是一个意思：我死了就死了，也别纪念，赶快收敛，埋掉，忘掉我，让我消失。但细想起来，又没有这么简单，里边包含了好几层意思，我们甚至觉得鲁迅在说这番话时，他的一生都在眼前一一掠过。
　　为什么他要自己赶紧消失掉，这其实是包含着对中国的文化和现实的一个看法。早在五四时期，他就这么说过。他说中国有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老年人总要“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吸尽了少年的空气”，不给少年人生存的空间。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总希望老人长寿，最好永远不死。这样，该死的不死，该生的生不下来，生下来的也无法生活。生存空间的空前拥挤，就造成民族生命机体的严重梗塞。在他看来，要改变这种不正常、不健康的生存状态，就得反传统之道而行之：老的应该高高兴兴地死去，年轻的应该高高兴兴地活着，“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注：《热风·随感录　四十九》，《鲁迅全集》1卷，338—339页。)现在他宣布死了“拉倒”，“赶快收敛”正是身体力行他五四时期、也是终生一以贯之的“幼者、弱者、生者本位”的信念与追求，是对中国“长者、死者本位”的传统观念的一个挑战。这背后或许还有鲁迅的“历史中间物”意识。鲁迅在《＜热风＞题记》里早就说过：“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鲁迅正是期待着用自身的消亡来证明历史的进步：“忘掉我”之日也就是他的理想在中国真正实现之时。——作为后来者，面对至今也不能真正“忘掉”鲁迅的现实，自会有无限的感慨。
　　而鲁迅的这句话：“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却是对许广平说的。这就使我想起了上次讲的《腊叶》。鲁迅说过，《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注：《＜野草＞英文译本序》，《鲁迅全集》4卷，356页。)这里的具体所指就是许广平。《腊叶》就是回答许广平的，意思是说：你不要老想保持旧时的颜色，迟早是在记忆中消失的；而且活着的人要做的事正多，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不断“赏玩秋树”(回味逝去的生命)的“余闲”。现在鲁迅讲“忘记我”，正是重申十年前写《腊叶》的意思。但或许还有更为复杂的感情。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在写《腊叶》以后的鲁迅与许广平将近十年的婚姻生活，你会感觉到鲁迅对许广平绐终有一种内疚的心理。当初在决定要不要跟许广平结婚的时候，鲁迅曾非常犹豫，他反复问自己：我是不是太将人当作牺牲了?在婚后，许广平也确实作出了很大的牺牲。许广平自己就回忆说，她曾希望找一份独立的工作，在有了眉目以后，鲁迅就很为难地和她商量，说“这样我又要恢复以前一个人的生活中去了”，许广平终于成了一个家庭妇女，尽心尽意地为鲁迅服务，“忘了自己”。(注：参看《许广平忆鲁迅》，64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心里自然明白，也就不免有一种负债感。特别是鲁迅病重以后，所有的生活的、精神的重担都压在了许广平的肩上。萧红对此有过非常感人的描述。这里，说一个细节：那一天，取来了鲁迅拍的X光肺部照片，“右肺的上尖角是黑的，中部也黑了一块，左肺的下半部都不大好，而沿着左肺的边边黑了一大圈”。(同学们是不是联想起了《腊叶》里的那“镶着乌黑的花边”的“病叶”的“蛀孔”?)萧红这样写道：“在楼下的客厅里许先生哭了。许先生手里拿着一团毛线，那是海婴的毛线拆了洗过之后又团起来的”，“过了一会，鲁迅先生要找什么东西，喊许先生上楼去，许先生连忙擦着眼睛”，“楼上坐着老医生，还有两位探望鲁迅先生的客人，许先生一看了他们就自己低了头不好意思的笑了，她不敢到鲁迅先生的面前去，背转着身问鲁迅先生要什么呢，而后又是慌忙的把毛线缕挂在手上缠了起来”。(注：萧红《回忆鲁迅先生》，《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732—733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这一切鲁迅自然是看在眼里，感动与感激之余也会感到情感的重压。现在一切就要结束，而且鲁迅希望这是真正的永远的结束：“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再不能把这样的“牺牲”延续到身后了——鲁迅是怎样的离不开、却又诅咒着这样的“牺牲”啊。“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这与其说是责怪，更不如说是恳求：再不要为我牺牲了。这同时是一个不祥的预感：在中国的传统中，一旦被当作“伟人”敬奉起来，鲁迅就永远成为笼罩着他的亲人——不仅是作为“遗孀”的许广平，还有他的子孙后代——的一个巨大的阴影，并且要他们永远作出“牺牲”。同学们不妨去读一读最近出版的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你就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慨：鲁迅和他的后代就只有这样一个卑微的要求：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平常地也是正常地活着，或者死掉，而在中国，就连这一点也做不到：这真是一种残酷啊。
　　而鲁迅的隐忧或许是更为深广的：“赶快收敛，埋掉，拉倒”确实表现了他对死后被利用的忧虑。早在《野草》里，鲁迅就写过一篇叫做《死后》的文章，我在很多场合都建议同学们去看看这篇文章，这真是天下奇文。他想像着：我死了，运动神经废灭了，但知觉还在(这大概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死而有知”吧)，将会是什么样子。——你看他1936年死，1926年就想这个问题了：诗人的想象总是超前的。他想象：我死了以后，埋到地下。于是有几个人来看我了(大概是参加追悼会吧)。一个说：“死了?”另一个“哼”一声，还有一个又惊又叹：“啧。……唉!……”我却愤怒了：我跟这些人有什么关系?我已经死了，你们叹息什么，惊异什么，高兴什么?!(鲁迅在1935年——去世前一年还写文章特意“拜托”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记念册。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斗法场”。(注：《病后杂谈》(四)，《鲁迅全集》6卷，172—173页。))“我先前以为人在地上虽没有任意生存的权利，却总有任意死掉的权利的。现在才知道并不然，也很难适合人们的公意”，“几个朋友祝我安乐，几个仇敌祝我灭亡。我却总是既不安乐，也不灭亡地不上不下地生活下来，都不能副任何一面的期望。现在又影一般死掉了，连仇敌也不使知道，不肯赠给他们一点惠而不费的欢欣。……”请注意：鲁迅这里用了“公意”这个词，并且与人的“任意生存”与“任意死掉”的“权利”相对立，这里涉及一个很大的问题：“人”是按照自己的意志与权利“任意”生存与死亡，还是按照“公意”(它者——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或者其他什么个人或群体——的期望、意志)去生活，死了也要任凭“公意”随意塑造自己与恣意利用自己?鲁迅的选择显然是前者：我就是我，“我是我自己的，他们(也即“公意”——钱注)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伤逝》里的女主人公的话，是五四的新观念，也是鲁迅毕生坚持的信念)。我赤条条地来到这世界上，也要赤条条地离开这个世界，我死了，一切都结束了，和任何人都了无干系了。但深知中国的鲁迅当然明白这不过又是一个梦，而且是他的最后一个梦；因此，他的“(死了)拉倒”、“忘记我”的通达背后，隐藏的正是死后被利用的悲哀、无奈与恐惧。而且这同样是一个“超前”的隐忧：人们或许只有经历了此后大半个世纪的“鲁迅接受史”(这个“接受史”就是“按照公意随意塑造与恣意利用鲁迅”的历史)，才开始懂得鲁迅当年的这番“遗嘱”的深意：这对于鲁迅和我们这些后来人都是一个悲剧。
　　应该注意的，还有鲁迅对他儿子的嘱咐。——这是他的遗嘱的第二个重要方面。
　　前面已经说过，鲁迅非常爱儿子，因此，他似乎也不能免俗，在死之前，要对儿子嘱咐几句。但他并没有像许多中国的父母那样，把自己未能实现的愿望寄托在儿子身上；相反，却关照“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做文学家和美术家”。在鲁迅看来，以为父亲是大文豪，儿子必是小文豪，这是很荒唐的，因为文学才能是不可以遗传的。鲁迅还说过，“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鲁迅还说，做泥土就“要不怕做小事业”，因此，“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注：《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1卷，169页。)可见，鲁迅要儿子“寻点小事情过活”，固然是一种“切近”的、“有把握”的设计与安排，但仍是一个不低的要求，同样是寄以“大希望”的。后来，海婴果然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然而尽职尽责的工程师，现在是中央电视台的退休老人，这是符合鲁迅的愿望，可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的。
　　鲁迅叮咛自己的儿子“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据前述冯雪峰的回忆，这是鲁迅的原意——，这或许是更值得深思的。这包含着对他自己的人生选择的一种反思。大家都知道，鲁迅是选择文学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的；但他又不止一次对文学的价值与作用提出质疑，他可以说是一辈子都在怀疑。他选择了一辈子，也质疑了一辈子。我考察了一下，这样的集中质疑至少有三次。大家可以看看《呐喊》自序，那里谈到，他最初选择文学事业是因为他认为，对中国来说，第一要着是要改变人的精神，而最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是文艺。于是，他和他的弟弟周作人，还有一个朋友，一起筹办《新生》杂志，但还没有办起来就夭折了。他感到了一种“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既无赞同，也无反对的“寂寞”与“无聊”(前面说过鲁迅在1936年去世前也是深感无聊，可见这无聊感是追随他一辈子的)，而且对自己也产生了怀疑：“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这其实正是对文学启蒙的怀疑。于是，他就有了“铁屋子”的比喻，他觉得“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这是残酷的。因此，当钱玄同劝他为《新青年》写文章的时候，他首先是拒绝的：他怀疑这种启蒙到底有什么用。但他又怀疑于这种怀疑，怀着“万一”的希望，开始了他的写作：可以说从一开始，鲁迅就是抱着“质疑启蒙又坚持启蒙”的复杂态度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这也是他不同于同时期的启蒙者的独特之处。
　　第二次是1927年。当他目睹了国民党血腥大屠杀以后，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答有恒先生》，收在《鲁迅全集》第3卷中：“血的游戏已经开头，……我现在已经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我终于觉得无话可说”，“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又是“无聊”!)……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我”终于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他再一次感到了文学无用，启蒙无用，甚至有罪：因为徒然“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于是启蒙者也成了吃人“筵席的帮凶”。鲁迅最后表示，今后“一是麻痹，二是忘却”——这无疑是对文学启蒙的绝望；但又说：一面还要“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依然是质疑启蒙又坚持启蒙。
　　现在我们看到，1936年他临死之前，又再一次面对血的屠戮，而且是“暗暗的死”。统治者连最后一点“自信”都没有，只能秘密的审判与杀人。牺牲者连“当众而死”的“壮美”也失去了，只剩下死的寂寞与惨苦。而幸存者，他们的一切努力，一切挣扎，也都陷落于商场与游戏场中，不是被利用，就是变成哈哈一笑，不再有任何庄严感与神圣感，一切意义与价值都被消解，变得荒唐、无聊与可笑：1936年的鲁迅，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现实。于是，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彻骨的绝望，于是，他在离开这个世界时，向他的后代发出了“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的遗言。这内心的痛苦是非亲历者绝难体会的。——而我们今天却似乎懂得了。
　　鲁迅的遗嘱的第三个方面，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论的，就是他强调：“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下面还有一段话：“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其实，在1936年鲁迅同时有不少文章，不断地谈论这个话题，可以说鲁迅去世这一年反复出现的意念，就是“一个也不宽恕”：这构成了他生命最后一刻的“基本情结”的一个重要方面，与前面所说的“爱与美”的向往是相反相成的，是“人间至爱者”的鲁迅不可或缺的方面。我们前面说过，他这一年写了两篇回忆童年的文章，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我的第一个师父》之外，还有一篇《女吊》，开宗明义第一句就说：“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说的罢：‘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接着又不无自豪地这样写道：“一般的绍兴人，并不像上海的‘前进作家’那样憎恶报复，却也是事实。单就文艺而言，他们就在戏剧上创造了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就是女吊。”于是，大病之后的鲁迅用少有的重彩浓墨，为后人塑造了——更准确地说，是从自己的民间记忆、童年记忆、生命记忆的深处挖掘出了一个“更美，更强的鬼魂”——
　　……先有悲凉的喇叭；少顷，门幕一掀，她出场了。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颈挂两条纸绽，垂头，垂手，弯弯曲曲的走一个全台。内行人说：这是走了一个“心”字。……
　　她将披着的头发向后一抖，人这才看清了脸孔：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她两肩微耸，四顾，倾听，似惊，似喜，似怒，终于发出悲哀的声音，慢慢地唱道：
　　“奴奴本是杨家女，
　　呵呀，苦呀，天哪!……”
　　你看写的多好：这样的色彩，神态，情绪，声音，语调……可以看出，鲁迅是倾其全力的来写，写得元气淋漓，绝不像是病人写的。写完以后，他连忙拿给朋友看，显出“特别满意”的神情。(注：冯雪峰《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着作》，《雪峰文集》4卷，17页。)直到去世前两天(10月17日)，他还兴致勃勃地向前来看望的日本友人介绍这篇《女吊》。(注：鹿地亘《鲁迅和我》，收《鲁迅先生纪念集》“悼文”2辑，52页，上海书店1979年据1937年初版本复印。)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临死的时候，鲁迅要拼尽自己最后的生命与艺术的力量，全部灌注于这样一篇描写“复仇的鬼魂”的文章?在文章结束处，他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
　　这里对“被压迫者”立场的强调，背后隐含着怎样的意思?
　　他还这样设计自己“死后的身体”的“处置”——
　　庄生以为“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死后的身体，大可随便处置，因为横竖结果都一样。
　　我却没有这么旷达。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
　　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从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
　　但养胖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
　　这又是一个鲁迅式的奇特想象与奇特选择——生命的选择，也是美学的选择，却又那样爱憎分明。——是什么使他如此深恶痛绝?
　　还有——
　　“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我在这里说，也是多余的。”
　　诚然，“无毒不丈夫”，形诸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注：《半夏小集》，《鲁迅全集》6卷，597页。)
　　是什么“怨敌”使鲁迅如此轻蔑呢?
　　最后的鲁迅确实给人们留下一个“横眉冷对”的形象。或许这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这个问题很复杂，今天在这里还不能全面展开，只能在“1936年的鲁迅”这个题目范围内，具体地讨论一点：究竟是哪些人、哪种力量构成鲁迅“绝不宽恕”的“怨敌”?
　　如果作具体的分析，主要有四种人，四种势力。首先是国家的掌权者，统治者。当年的北洋军阀当局，以后的国民党当局。鲁迅的故乡浙江省国民党党部曾经在全国通缉他，他死的时候这通缉令还没有撤销。这些年来，当局从来没有放过他。作为一个站在体制外的知识分子，“永远的批判者”的鲁迅，他和政府始终有一种紧张的对立的关系。实行极权统治的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把鲁迅视为异端，一个非要置之于死地的异端。这当然是鲁迅首要的怨敌。
　　第二方面的怨敌，就是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个官司打了很久了，从1920年代现代评论派的陈源，一直到1930年代新月派的胡适、梁实秋，以及林语堂、周作人等，鲁迅与他们一直处在很紧张的关系中。从1936年的日记、书信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痕迹。在1月5号的一封信里，鲁迅还谈到“新月博士常发谬论，都和官僚一鼻孔出气”，说的就是胡适。(注：致曹靖华(1936年1月5日)，《鲁迅全集》13卷，283页。)关于鲁迅和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论争，我们以后会作专题来讨论。这里不准备多说，因为在1936年，鲁迅的主要的对手已经不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是另外两种人。
　　一种是上海滩上的各种无聊文人。他们对鲁迅的攻击与伤害我们在前面讨论鲁迅去世前的“无聊”心态时，已有涉及。以后也要专门讨论鲁迅与海上文人与海派文化的关系：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题目。
　　如果我们仔细看1936年鲁迅的文章，特别是他的书信，就可以发现，1936年他的主要的怨敌，是以周扬为代表的上海左联的领导人，和他们影响下的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其实，在前述文章中都已点得很清楚。例如在《女吊》里就一再将“上海的‘前进作家’”、“‘战斗’的勇士”与故乡的“愚妇人”相对立，所以结尾的与“被压迫者”对立的“今年”才“看透”的“人面东西”指的也是这些“‘前进’文学家”。在《死》这篇文章中更是明确交代：“一个都不宽恕”这句话是对“新式的人”的回答。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那就是鲁迅和左翼知识分子的关系，或者说鲁迅和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这是我们研究鲁迅，特别是晚年的鲁迅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学术界基本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鲁迅晚年倾向于左翼，加入左联，以至于支持左联和共产党是走入误区；而且很多人联系到解放后到文革的遭遇，认为鲁迅根本的问题在于晚年走入了误区。另外一种看法是想为鲁迅辩解，说鲁迅确实支持过左联，但是那时他不了解情况，上了当，到晚年他就批评左翼，鲁迅反正后来是觉悟了。我觉得这两种分析都有点简单化。这个问题是需要作比较复杂的讨论的。
　　这个问题我们以后也要作专门的讨论，这里只能作一个简单的说明。或许要从1925年说起。“1925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14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过去了6年，在这个时候鲁迅突然有了一个可怕的发现，他说——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重新做过。(注：《忽然想到·三》，《鲁迅全集》3卷，16页。)
　　这就是说，他当年满怀热情支持辛亥革命，参加新文化运动，但到了1925年他发现中国并没有发生变化：不过是以一个新的奴隶制度代替了旧的奴隶制度。但他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消灭一切形态的奴隶制度，使中国真正成为“人国”的理想，因此他觉得“什么都要重新做过”。那么从何开始呢?同时期鲁迅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注：《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3卷，423页。)他觉得单纯的思想启蒙不行，必须和一定的社会力量结合起来，参与到社会改革运动(包括武装斗争)中去。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形成一种新的联合战线。在1927年前后，鲁迅是把希望寄托在孙中山为首的南方的革命政府的北伐战争上的，他才从北京来到厦门，最后到了广州。但蒋介石大肆屠杀年轻的共产党人，实行“一党专政”，在鲁迅看来，这又是一个新的奴隶制度。于是不屈不挠的鲁迅又开始寻找新的反抗力量。而在当时的中国，唯一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运动。因此，鲁迅与之合作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当然，这背后还有更深刻的文化选择。在下一讲中我们将会讲到，在20世纪初，鲁迅即已确立了自己的“立人”的文化理想，追求人的个体的精神自由。在他看来，这样的思想正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所缺少的。而他对西洋现代文明即西方现代化道路进行深入的考察时，又发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模式比之封建传统固然有很大的进步性，但也会产生新的奴役关系，并不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个体精神自由。其实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失望不仅仅是鲁迅的。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西方经济大危机的蔓延，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都对西方文化产生一种批判意识，把希望寄托在“第三种文化”即“社会主义文化”上，关注当时苏联正在进行的共产主义实验。这时，有一个中国工人叫林克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到俄国当劳工，参加了十月革命，并亲眼目睹了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的变化，写了一本书，叫《苏联闻见录》。这样一个中国工人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实际观察和体验，自然引起了鲁迅的注意，并且深受启发。在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里，鲁迅这样写道——
　　“……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注：《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鲁迅全集》4卷，426页。)
　　这正是鲁迅一生的追求。他的“立人”理想注定了他始终关注“几万万的群众”即社会最底层的大多数人(他们构成了社会的基础)的命运，他的启蒙主义的最大特色，正在于他追求的是这些底层的被压迫者“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真正的“人”。我们可以用后来所发生的各种事情来证明鲁迅这批知识分子未免太天真、太幼稚，鲁迅自己也很快就对他的这一期待产生了怀疑(这是我们在下面要详加讨论的)。但我们绝对不能以此来证明鲁迅这批知识分子的追求、理想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在我看来，“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仍然应该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无论经历了多少次失败与失望，我们都要以“虽九死而不悔”的精神坚持这一追求：这也是鲁迅留给我们的最可贵的精神遗产。当时，鲁迅对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支持，正是建立在这样的追求与理想基础上的；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鲁迅的合作不是盲目的，是自觉而有前提的：这一点，对以后关系的变化也是至关重要的。
　　鲁迅另一篇文章的一段话对理解鲁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很重要。这是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说的。——顺便说一下，此文与《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都是鲁迅在重病中由冯雪峰执笔，经他认可而发表的。学术界有的朋友认为不能视为鲁迅的着作，但我认为鲁迅既已认可，并且可以与鲁迅的一贯思想相对照，还是应该当作鲁迅自己的着作来看的。下面这段话就很有意义——
　　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鲁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这是鲁迅的基本概念之一，以后我们还会作详细的讨论。他实际上是提出了衡量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标准，就看是不是为“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奋斗。具体地说，第一，看你反不反抗压抑、妨碍“现在中国人的生存”的黑暗反动势力，你反抗黑暗还是助长黑暗。第二，看你能不能够脚踏实地地，切切实实地做有利于“现在中国人的生存”的事情。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是符合他的这一要求的，因此愿意引为“同志”。而鲁迅作出这一判断是有根据的。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社会里唯一的公开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并且不惜流血牺牲的政治力量。我还要说一点，鲁迅是从不肯根据公开的宣言和宣传来作判断的，他要看事实：他是通过对他身边的年轻的共产党人的实际接触、考察来了解共产党的。我们可以看一看，他怎么看待他周围的那些共产党人，这对他与共产党的感情是很有关系的。这里最重要的两个人，一个是柔石，一个是冯雪峰。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里曾生动地描述他对柔石的观感。一个是他乐于踏踏实实地做具体琐碎的工作，当时鲁迅和他一起办杂志，“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他也绝无怨言。另一点，他极其天真，“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而这正是鲁迅所欣赏的：这个年轻的共产党人实在是太纯洁，太理想化了。鲁迅还说他有“台州式的硬气”，而且颇有些迂，比如说鲁迅和他一起走路，他就搀着鲁迅，怕鲁迅要跌倒，鲁迅又搀着他，因为他近视眼，两个人就这么相互搀着：这情景非常的感人。鲁迅对他有一个基本评价：“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这就是鲁迅眼里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充满着理想，具有献身精神和崇高的道德，同时又是踏踏实实地在为中国工作着。还有一个是冯雪峰，当时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鲁迅接触的，鲁迅心里也明白这一点。看他俩的关系是很有意思的。这是许广平的回忆：他是住在鲁迅家的附近，比邻而居。他大概每天一大早出门，到晚上10点钟才回来，就经常看见他的太太搂抱着小孩子在门口等着，饿久了，没办法，孩子用干面包充饥。他是不管家里人着不着急，非到相当时间才回来，回来以后，已经11点钟了，他还敲鲁迅的家门，他是不管的，敲门声一响，他来了，一来就忙着谈话，谈完了往往凌晨2、3点钟才走。他走以后，鲁迅打起精神还得再工作，一直到东方发亮。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个工作狂，工作迷。家里事儿也不管，至于鲁迅这个老人怎么样他也不管，反正只知道工作。而且听他和鲁迅谈话也觉得真有趣。往往是冯雪峰说：“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地做”，鲁迅就说：“不行，这些事我办不了”，冯雪峰又说：“先生你可以做那样”，先生说：“是不是也不大好?”冯雪峰又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完全执着于甚至迷恋于自己的事业，其他都可以不顾，所以许广平有一个评价，说这是“庄严工作的努力的人们，为了整个未来的光明，连自己的生命也置之度外”。(注：许广平《欣慰的纪念·鲁迅和青年们》，收《鲁迅回忆录》“专着”上册，367—368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在鲁迅看来，这正是中国传统的一种继承，他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6卷，118页。)
　　鲁迅在文章结尾处，特别提醒人们注意：“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肪所诓骗，……要自己去看地底下”。“看地底下”，这正是鲁迅观察中国社会的特殊处，与许多知识分子眼睛一味向上的精英意识不同，鲁迅关注的是“地底下”的一面被侮辱、被损害，一面在挣扎着的普通民众；以及与他们共命运的“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一面却在“前仆后继的战斗”的年轻的革命者。鲁迅在这一年所写的一封信里，曾这样表示：“凡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及，我总希望(并非为了个人)能够略有帮助”。(注：致曹白(1936年8月2日)，《鲁迅全集》13卷，400页。)在他看来，他对在艰难中苦苦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是他对中国和中国的大众应尽的责任。
　　当然，鲁迅在选择合作的时候，也是有精神准备的：他知道这样的合作是很复杂的，并且是要付出代价的。早在1927年，那时国共还在合作的时候，许广平曾经写信给鲁迅，说“我想加入中国国民党，你的意见怎么样?”鲁迅的回答是：凡是“团体，一定有范围，尚服从公决的”，“如要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如能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就可以”。(注：1925年5月30日致景宋(许广平)信。转引自王得后《＜两地书＞研究》，43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看法很实际，所以，当鲁迅决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时候，他就做好了准备，既然有合作，就必须有妥协。这是不同的逻辑：当鲁迅作为思想家存在的时候，他的思想逻辑要求彻底不妥协；当他决定要和一定的社会力量相结合，要参加一定的社会运动的时候，作为行动者的逻辑，就要讲妥协。鲁迅对于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对方要利用他。但他说：“我明知道几个人做事，真出于‘为天下’是很少的。但人于现状，总该有点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只这一点共同目的，便可以合作。即使含些‘利用’的私心也不妨”。(注：《两地书·二九》，《鲁迅全集》11卷，90页。)鲁迅参加左联的时候，心里就明白，又要当一回“梯子”，在给朋友的信中，颇为感慨地说：“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注：致章廷谦(1930年3月27日)，《鲁迅全集》12卷，8页。)这还是那个原则：一个团体只要大的目的正确，当梯子也不妨；作为个人只要总的说来是好的，有一点私心也不妨。有研究者认为，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对人性的弱点有清醒的认识，而且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注：参看王彬彬《鲁迅晚年情怀》，154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这是有道理的。
　　但是鲁迅的妥协也是有限度的；他还有一条原则：“废物何妨利用”，“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注：《＜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3卷，377页。)就是要坚守自己的独立性：被利用无妨，占有是不行的。一定程度的妥协与被利用，这也是我自己的选择所要付出的代价；但妥协有一条线：不能当奴隶，不能放弃我的基本立场，理念，追求，做人的基本原则，被别人(不管是什么人，什么势力)占有了我，成为它的工具。正是这样一个态度就决定了他和中国任何一种力量的合作都必然是有限度的，必然会有冲突与斗争，鲁迅对此是心里有数，有思想准备的。在前述给友人的信中，就谈到他在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的会上，“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注：致章廷谦(1930年3月27日)，《鲁迅全集》12卷，8页。)颜色既杂，不免泥沙俱下，终有分离的一天。
　　事实上，冲突是不断的，以后我们还会作深入的讨论，这里要说的是，1936年，鲁迅病最重的时候，发生了最为严重的冲突。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战的前夕，面对着异族侵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的主张，作为上海文艺界党组织领导，周扬他们则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对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是支持的，对国防文学口号也是支持的，只是觉得这个口号太含糊不清，就和冯雪峰和胡风商量，又提出一个“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鲁迅多次表示这两个口号是可以并存的，不是绝对冲突的；但他觉得作为左翼作家还应坚持“大众文学”的立场。——我们说过，五四时期鲁迅就有“弱者、幼者本位”的思想，到了1930年代，就更加自觉地站在被压迫被侮辱的大众这一边，这是他一个基本立场。因此，他认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是必要的，但必须要注意维护大众的利益，不能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上来损害大众的利益。在《半夏小集》(这也是1936年一篇很重要的文章)里，他意味深长地拟写了这样一段对话——
　　A：你们大家来品评一下罢，B竟蛮不讲理的把我的大衫剥去了!
　　B：因为A还是不穿大衫好看。我剥它掉，是提拔他；要不然，我还不屑剥呢。
　　A：不过我自己却以为还是穿着好……
　　C：现在东北四省失掉了，你漫不管，只嚷你自己的大衫，你这利己主义者，你这猪猡!
　　C太太：他竟毫不知道B先生是合作的好伴侣，这昏蛋!
　　这正是鲁迅所担心的：借口民族危亡，肆无忌惮地剥穷人的衣衫，剥削与压迫自己人。鲁迅警告说——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在鲁迅的观念中，做异族的奴隶不行，做自己人的奴隶也不行：他要反对的是一切形态的奴隶制度；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要坚持维护普通民众的基本利益——这是鲁迅的根本立场，也是他的“底线”：在这一点上，是不能有任何妥协和让步的。而在他看来，1936年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正存在着这样的危险：有人在“爱国抗日”的旗帜下，美化与强化国内现实存在的人压迫人的奴隶制度，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下，损害劳苦大众的基本利益；而“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以至于当年“使劲的拉住了那颈子套上了绞索的朋友的脚”(注：这是鲁迅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一文中说的话(见《鲁迅全集》6卷153页)。)的出卖行为也“好像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注：《半夏小集·三》，《鲁迅全集》6卷，595页。)——为谋求被压迫者的解放而牺牲的年轻革命者的尸体一直压在鲁迅的心上，是他不能遗忘的永恒记忆，一切掩盖和美化历史的血腥的“努力”，都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这也是他必须坚守的“底线”。在前引《女吊》一文的结尾，他将“被压迫者”与所谓“前进作家”对立，就是因为在他看来，后者正是“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对于他们是绝不能“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
　　鲁迅确实以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而相互补充，意见不同大家可以争论。这是鲁迅的逻辑，也可以说是现代民主的一个基本逻辑。但周扬们却另有逻辑：“国防文学”这一口号是党提的，再另提口号，就是标新立异，和党抗争。于是他们就给鲁迅加上一个“不理解党的政策，危害统一战线”的罪名，(注：参看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6卷，527页，531—532页。)这里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以是否理解与服从党的政策来判断是非，以至革命、非革命”的标准，这是一个“党专政”的逻辑，与前述现代民主的逻辑是根本对立的。同时提出的问题，对鲁迅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来说，也许是格外严重的：他们在作出和党合作的选择以后，还可不可以提出与党不同的意见，可不可以标新立异，也就是说，还要不要、能不能保持自己思想，以至行动的独立性。对于鲁迅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如前所分析，他支持中国共产党，完全是出于自己的独立判断，独立意志，而且是有前提的；因此，当他发现自己与中国共产党或者其具体的组织与领导人(如当时作为上海文化界党组织负责人的周扬)之间存在意见的分歧，他当然要公开提出与维护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批评与反对的权利和独立意志。对于鲁迅来说，支持或不支持，以至公开反对都是独立思考的结果，都是一种独立的选择——大家不要把独立思考理解为绝对反对，处处唱反调；鲁迅至死也没有改变从总体上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他要坚守的是独立思考与独立表达的自由权利：我赞成你的观点，我就公开表示支持，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也要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听他们指挥”。(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6卷，530页。)另一个分歧，是鲁迅反对无原则地解散左联。我们刚才说过，鲁迅对左联从一开始就是有看法的，但他更看重的是，左联中有许多青年“很有实实在在的译作，不求虚名”。(注：致曹靖华(1936年4月1日)，《鲁迅全集》13卷，340页。)因此，当他听说周扬等要解散左联，另成立组织的时候，他的反应是——
　　……左联，虽镇压，却还有人剩在地底下的。惟不知想由此走到地面上，而且入于交际社会的作家，如何办法耳。(注：致沈雁冰(1936年2月14日)，《鲁迅全集》13卷，307页。)
　　这里再一次出现了鲁迅的“地底下”的概念：在他看来，不管左联存在着怎样的弱点，但它是在“地底下”，也即与中国的底层民众站在一起，尽管被镇压，仍然在为中国的未来默默奋斗。——就在这一年的3月，他在给两位年轻的左联作家的通信中，还谈到：“中国正需要肯做苦工的人，而这种工人很少，我又年纪渐老，体力不济起来，却是一件憾事”，(注：致欧阳山、草明(1936年3月18日)，《鲁迅全集》13卷，329页。)可见鲁迅对肯做苦工的左翼青年作家是寄以厚望的。现在周扬们急于解散左联，从“地底下”走到“地面上”，鲁迅就不免产生怀疑：你们到底是不是真正地脚踏实地地在为现代中国人的生存而奋斗?他在一封信里这样批评这些所谓的“前进作家”：“他们误以为做成一个作家，专靠计策，不靠作品的。所以一有一件大事，就想借此连络谁，打倒谁，把自己抬上去”。(注：致时玳(1936年5月25日)，《鲁迅全集》13卷，384页。)在前述答徐懋庸的信中，更是尖锐批评他们“借革命以营私”——鲁迅在《女吊》中说：“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看透这一点，对于鲁迅，是有一种格外严重的意义的。因为如前所述，鲁迅支持共产主义运动，是有两个前提的，一是反对一切奴役与压迫，追求“几万万民众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的理想；二是脚踏实地为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奋斗。现在他却发现这些自称“共产主义者”的“前进作家”，既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下，美化现存的奴隶制度，又“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这是一批“拉大旗，作虎皮”的假共产主义者。尽管鲁迅不会因此而放弃他对前述两个前提的追求，也不会放弃他对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支持——他早就说过：“至于我的先前受人愚弄呢，那自然；但也不是第一次了，不过在他们还未露出原形，他们做事好像还于中国有益的时候，我是出力的。这是我历来做事的主意，根柢即在总账问题。即使第一次受骗了，第二次也有被骗的可能，我还是做，因为被人偷过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只好仍旧打杂”，(注：致萧军(1935年10月4日)，《鲁迅全集》13卷，226页。)但“被愚弄感”却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也会引起他内心的自责：他再一次地把中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自称革命的前进的知识分子看得太好了——谁说鲁迅刻毒，他其实还是太善良了。
　　但鲁迅之为鲁迅，就在于他总是能够通过事实的教训，深化他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在鲁迅的思想与文学世界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典型。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他这样谈到了自己的一种直观感受——
　　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注：致胡风(1935年9月12日)，《鲁迅全集》13卷，211页。在1936年5月15日的通信中，鲁迅再次谈到“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鲁迅全集》13卷，379页)。)
　　而当徐懋庸等趁其病危，打上门来，以“实际解决”，相威胁时，鲁迅是真的愤怒了。他质问道：“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更重要的是，鲁迅由如此“锻炼人罪，戏弄权威”，而提炼出一个重要的概念：“奴隶总管”，这是“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与“奴隶总管”类似的，还有“工头”、“在革命的大人物”与“文坛皇帝”(注：参看前文及“致欧阳山(1936年8月25日)”，《鲁迅全集》13卷，411页。)等命名。
　　这是鲁迅对中国现代史上的一种新的社会典型的发现与概括，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他们打着“革命”的“大旗”，也就是说，是以反抗压迫与奴役为自己的理想与追求目标的，因此，鲁迅本是视为“我们”自己人的；但在实践中，一旦成为某种势力，拥有某种权威，就会“戏弄权威”，“倚势(!)定人罪名”，而且“批判的武器”必然要变成“武器的批判”，最后以权势杀人，仍然没有走出“造反(革命)当皇帝”的老路。这又是一次历史的循环：从反抗奴役和压迫这道门走进去，却走进了制造新的奴役与压迫的房间，自己成了“奴隶总管”。
　　鲁迅由此而看清了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前途：怀着反抗奴役与压迫、追求自由的理想参加(或支持)革命(请记住这一点：在鲁迅生活的1930年代，以及以后的1940年代，那些左翼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是最迫切地追求自由、最强烈地反抗奴役和压迫的，他们才冒着生命的危险选择了革命)，但却最终不免成为自己的革命的牺牲品。1934年鲁迅在一封书信里就作了这样的预言：“倘当(旧社会——钱注)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注：致曹聚仁(1934年4月30日)，《鲁迅全集》12卷397页。)到1936年，鲁迅在与周扬等的论争中对革命胜利后自己与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有了更为具体与深入的思考，(注：最近出版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海婴透露，鲁迅《集外集》的编者，与晚年的鲁迅有密切联系，并深得鲁迅信任的杨霁云先生有一个“至死不肯透露的秘密”，即鲁迅“生前与他谈过许多看法，其中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和执政后的一些分析估计”。(参看《鲁迅与我七十年》，159——160页，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以至他在与冯雪峰的一次谈话中，突然说了一句令人惊骇的话：“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注：见李霁野《忆鲁迅先生》，写于1936年11月11日，原载《文季月刊》，收《鲁迅先生纪念集》“悼文”1辑68页，1979年上海书店据1937年初版本复印。)，但鲁迅却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注：据周海婴透露，1957年反右运动中，当有人问及“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时，毛泽东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鲁迅与我七十年》371页，南海出版社，2001年版)——这与鲁迅的前述预言相对照，可见：鲁迅与毛泽东都把对方看透了。)对于鲁迅来说，困难也许更在于，尽管他已经预见了革命成功后的结果，但在1930年代的中国，这样的革命仍然是反抗现实的黑暗的一种力量，自己还必须给予一定的支持，这是一种明知后果的支持，自然是格外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鲁迅在前引给朋友的信中说自己常常感到“手足无措”的原因，“这是怎样的苦境?”但是，即使是处在如此巨大的矛盾，如此难言的痛苦中，鲁迅也依然要坚持自己的反抗。于是，他决定公开他与周扬等的分歧，对这些“革命的大人物”、“奴隶总管”进行无情的揭露，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鲁迅当然知道他面对的是谁，会给他带来什么后果。但在原则问题上，鲁迅是绝不会让步的。当有朋友表示不理解时，他这样回答——
　　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先生虑此事‘徒费精力’，实不尽然，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注：致杨霁云(1936年8月28日)，《鲁迅全集》13卷，416页。)
　　在重病中，鲁迅还一再表示——
　　“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我病倘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注：致王冶秋(1936年9月15日)，《鲁迅全集》13卷，426页。)
　　“我真想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这其实也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注：致曹靖华(1936年5月23日)，《鲁迅全集》13卷，383页。)
　　请注意鲁迅这里反复说的是“大局”，“中国文艺的前途”，“留给将来的遗产”：他是有一种历史感的，他的思考、焦虑是指向中国的未来的。这位“人间的至爱者”过早地“被死亡所捕获”，使他最终没有来得及写出这“至少五六万字”的长文，但他仍然抓住了最后的机会，留下了他的“遗嘱”与有关文字，也算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我们不妨再来重读一遍——
　　“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注：《死》，《鲁迅全集》6卷，612页。)
　　“…一般的绍兴人，并不像上海的‘前进作家’那样憎恶报复，……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绝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注：《女吊》，《鲁迅全集》6卷，618页。)
　　这里针对的正是那些“前进作家”，即前述“革命的大人物”、“奴隶总管”，他们一面“损着别人的牙眼”，像“工头”一样，用鞭子抽打着奴隶，一面却高喊“宽容”，即所谓“犯而勿校”、“勿念旧恶”：说白了，就是我可以用鞭子抽打你，你若要反抗，就要背上“不宽容”的罪名。这就是鲁迅“今年”也即1936年“愈加看透”的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看透了就绝不上当，鲁迅强调“一个也不宽恕”，无非是当形形色色的“奴隶主”，那些“吸血吃肉的凶手”及其“帮闲”(包括其最新品种：打着“革命”旗号的“奴隶总管”)，还在继续鞭打奴隶，吸他们的血，吃他们的肉的时候，就必须维护奴隶奋起反抗、斗争的权利。“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这是鲁迅在1928年面对国民党血腥屠杀时说的话，(注：《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4卷，83页。)鲁迅临死前坚持的还是8年前这个原则。而且鲁迅在谈到与新的“奴隶总管”的斗争时，也一定想起了前述1925年的那段话——
　　“……(辛亥)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注：《忽然想到·三》，《鲁迅全集》3卷，16页。)
　　从1925年到1936年，又过去了十多年，而且又有了新的革命；鲁迅却又感到他成了“革命的大人物”、新的“奴隶总管”的奴隶。因此，可以想见，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缠绕于心的依然是“什么都要从新做过”这句话。这可能正是鲁迅遗嘱背后的潜台词，所谓“我一个都不宽恕”，就是要坚持在每一次论战中的“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与奴役，以及为压迫与奴役辩解的任何理论与说教”的基本立场，就是要表明“坚守自己的目标至死不悔”的基本态度。
　　这样，鲁迅在最后为死亡所捕获时，仍然保持了一个完整的，始终如一的，独立的自我形象。
　　而活着的人，以及后人将怎样看待他所作的选择，鲁迅不再关心：那已经与他无关了。
　　
　　
　　
鲁迅研究月刊京4～1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钱理群20032003 作者：鲁迅研究月刊京4～1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钱理群20032003

网载 2013-09-10 21:5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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