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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平伯出版有五个散文集：《杂拌儿》（1928 ）、 《燕知草》（1930）、《杂拌儿之二》（1933）、《古槐梦遇》（1936）、《燕郊集》（1936）；另有集外散文多种。 他的散文创作大致上可分为早期（1918—1923）、中期（1924—1928）和后期（1929年以后）三个阶段。
　　　　　　早期散文的文化批判品格
　　反映狂飙突进、风云变幻的“五四”时代精神和科学民主的进步思潮，是俞平伯早期散文的基调。这是在“五四”时代潮流的感召和影响之下，喷薄出来的反封建的激越心声，充盈着“破坏旧的，创造新的”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意识，把矛头指向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倡导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体现了“五四”时代破旧立新的革命要求。写于“五四”前后的不少杂文随感，表达了俞平伯对政治的敏感，对社会的关注，对人生的思考。1919年初，为了打破中国人“崇祀鬼神”的心理，他写下了第一篇杂文《打破中国神怪思想的一种主张——严禁阴历》，主张改用阳历，严禁阴历。文中流露出来的倡文明、破迷信的思想，正是“赛先生”和“德先生”的“五四”时代精神的映现。写于五四运动前夕的长文《我的道德谈》，攻击旧道德是“宗法时代的遗传”，主张新道德和旧道德、真道德和假道德不能并存，新旧道德的冲突不能用调和、渐进的办法解决，大声疾呼“不管牺牲多么样大，根本把伪的推翻，去建设自由的，活泼的，理性的真道德，真是刻不容缓的事件。”1920年初写的《一星期在上海的感想》，批评了上海物质感十足的市俗观念和崇洋浓烈的文明观。同年写的《现行婚制的片面批评》，对封建婚姻制度中的“男统”进行了抨击。在《重印〈浮生六记〉序》一文中，对“名分”、“礼法”等封建道德伦理戕害个性，摧残爱情和真善美，表示了愤慨，对封建旧家庭的罪恶作了揭露。1922年夏，在赴美考察横渡大洋途中，写下了长达万言的长篇散文《东游杂志》，记叙海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抒发乡思乡愁以及对沿途自然景观和异国风光的留连欣赏；但最多的还是议论性文字，对欧美文明颇多讥刺讽喻。其中写船泊长崎，码头工人在烈日下辛苦运煤，而船上的人骄横傲蛮，作者对此感慨道：“始信现代文明，一言以蔽之，罪恶而已，掠夺而已，”流露出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憎恶以及从事社会活动的愿望。
　　能写出这些充满“五四”时代精神的议论性文字，是与作者作为五四运动中一员闯将分不开的。“五四”时代的俞平伯，“浮躁凌厉”、“浮慕新学，向往民主”，有过一段光辉的战斗历程。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在爱国学生运动中，踊跃参加罢课和街头演讲，散发传单，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显得十分活跃和激进。正因为亲身经历了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运动和火热的现实斗争，经受了考验和锤炼，所以对当时的战斗精神和时代气息，能有切肤的感受和鲜活的体验。这就在他的散文中自然而然地流泻出来，使他的文学创作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烙印，涂抹上一层浓郁的文化色调，具有着鲜明的文化批判品格。
　　　　　　情景美文：山水文化的审美情趣
　　以抒情散文为主，以美文取代新诗， 是俞平伯中期创作（1924 —1928）最显着的特点。在这四、五年间，他写下了大量抒情美文，这种美文的特色是写景抒情，情景交融，情景并茂；作者在对自然景物的描摹中，触景生情，直抒胸臆。其中又有发展，头三年以情景美文为主，以后由情景美文，转变为以抒情写意为主的情意美文。风格上的这种变化，使俞平伯的美文更显得摇曳多姿，丰富多采。
　　情景美文多以优美秀丽的山川胜景为题材，呈现出浓重的山水审美情趣和旅游文化特征。二十年代初，俞平伯在江浙各地游览观光，探幽揽胜。后来居留京华，也曾游访京郊名山古刹，领略北国壮美的风光。江南北国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成为他美文创作的源泉。
　　最早的情景美文、也是他的散文成名作《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记叙与挚友朱自清泛舟秦淮河，在月光皎洁的仲夏之夜，在曲栏明窗的彩船画舫之上，灯影闪闪，波光粼粼，桨声阵阵，弦歌声声，沉浸在如诗似画的秦淮月夜之中。文中渲染了一种“空空的惆怅”的情怀，感慨喟叹“绮恨逐老去的年华”，绘制了一幅“心和境的交萦互染”的朦胧迷离的境界。第二篇美文《陶然亭的雪》，写隆冬时节踏雪陶然亭，展目银装素裹的白色世界，写尽苍茫寥廓、肃杀冷寂的北国雪原气象。俞平伯一向把京华视作第二故乡，对古都感情深笃，写下了许多有关京城的散文。除这篇陶然亭踏雪之外，还有写于三十年代的《阳台山大觉寺》、《进城》、 《秋荔亭记》等。
　　俞平伯祖籍浙江而生于苏州，他说过：“余浙人而生长于苏，于吴越并有桑梓之敬。”他熟稔江南文化和风土人情，对吴山越水、情有独钟。因此，他的美文多以吴越地方的风物景色为抒写对象。除了那篇写秦淮河的灯影桨声之外，《凄然·序》、《如醉梦的踯躅·序》是写游寒山寺和重访母校苏州平江中学的回肠荡气的感慨之作；《山阴五日记游》记叙观览绍兴的柯岩、兰亭、大禹庙、东湖等胜迹，文字奇丽峭拔，意境幽奇深邃，是游记文学的上品。当然，写得最多、成就最大的，还是那些描述浙杭山水之美和人情习尚的抒情小品。这些美文多写于北上京华定居以后，收在《燕知草》一书内。二十年代的头五年，俞平伯曾在杭州与其舅（也是岳父）H君全家，共同生活；后来， 他们索性搬到西子湖边曾祖俞樾的旧居——俞楼，与西湖山水朝夕相伴。因此，杭州和西湖在他脑海里烙下的痕迹太清晰、太分明、太温馨了；以致在他北迁以后，仍然朝思暮想，刻骨铭心，情不自禁地濡墨走笔，来描绘刻画思念中的西湖，倾诉西湖带给他的绵绵思绪和突发的灵感。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杭州，不仅有着秀美绮丽的西湖山水，而且，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众多的文物古迹，千百年来吸引着多少文人墨客、名流显贵、才子学士，留下了许多家喻户晓的风流韵事，和数不清的流芳千古的诗文歌赋、华章翰墨。厚重久远的历史文化沉聚积淀，形成了绚丽多彩、独领风骚的西湖文化。这种浓烈馥郁的文化特色，不仅可以从白居易、苏轼、林和靖、张岱、袁枚、俞樾……等古代名家诗文中看到；也能从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艾青……等现代作家的作品里看到。而俞平伯及其作品，更是西湖文化生动具体的感知和写照。他以独特的文化素质和审美情趣，把审美触角伸向西湖的山光月色，杭城的市井街巷，使他的美文氤氲着一层深厚浓烈、沉郁繁密的文化氛围和审美气息，给西湖文化平添了几分妩媚，延伸和拓展了西湖文化的内涵。在他的笔下，湖光塔影、楼台亭榭、山水草木、莲塘柳陌、朝晖暮霭、听雨看云、赏花眠月、民情风尚、家庭琐细，随处可见；西湖及其周围景点，如断桥、孤山、西泠、苏堤、灵隐……活灵活现、绘声绘色地呈现在他的笔底。《西湖的六月十八夜》是描绘西湖景色最具代表性的一篇，写的是月夜泛舟西湖，与《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有异曲同工之妙。另一篇写西湖山光水色的《湖楼小撷·楼头一瞬》，描绘雨后不断变幻着的西湖烟云和斑斓色彩：
　　湖光眩媚极了，绝非一味平铺的绿。西湖的绿已被云收去了，已被雾笼住了，已被朝阳蒸散了。近处的水，暗蓝杂黄，有如片段。中央青汪汪白漫漫的，缬射云日的银光；远处乱皴着老紫的条纹。山色恰与湖相称，近山带紫，杂染黄红，远则渐青，太远则现俏蓝了。处处更萦拂以银乳的朝云，为山灵添妆。前面连山作障，腰间共同搭着一绺素练的云光，下披及水面，蒙蒙与朝雾相融。顶上亦有云气盘旋，时开时合，峰尖随之而隐显。南峰独高，坳里横一团鱼状的白云。峰顶庙墙，豁然不遮。远山亭亭，在近山缺处，孤峭而小。俏蓝中杂粉，想远在钱塘江边了。
　　真是一幅色彩绚丽的西湖山水长卷。刻画水光用“绿”、“蓝”、“暗蓝杂黄”、“青汪汪白漫漫”、“老紫”；渲染山色则用“近山带紫，杂染黄红，远则渐青，太远则现俏蓝”，更远则“俏蓝中杂粉”等等一系列绚烂的词藻和缤纷的颜色，从视觉上显示西湖山水的美丽多彩；通过“近”、“远”、“太远”、“更远”等审美距离的差异，展现西湖山水的层次感和距离美；用“＠①漫地动”、“断续地变”、“跳荡不休”、“云收”、“雾笼”、“缬射”、“蒸散”、“萦拂”、“盘旋”、“妖娆弄姿”等动作性很强的字眼和修辞手段，用“动”与“静”的不同状态对比，来摹状朝晖晨雾中西湖景色的幻动感和变化美。此外如，短小简赅的《梦游》则是西湖秋夜时分的油画《芝田留梦记》淋漓尽致地写尽了经过江南兼旬寒雨洗濯后的心身，此外，如描写西湖的桃花与樱花（《湖楼小撷》）、碧桃与枫叶（《坚匏别墅的碧桃与枫叶》）、杭城的市廛街巷与东站（《清河坊》、《城站》）等等，都有精彩之笔。俞平伯的情景美文，就是这样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不同题材，来表现西湖山水文化的丰厚感和多采性。
　　　　　　情意美文的名士文化心态
　　朱自清在《燕知草》序言中指出：“书中文字，颇有浓淡之别。《雪晚归船》以后之作，和《湖楼小撷》、《芝田留梦记》等，显然是两个意境。……近年来他觉得描写太板滞，太繁褥，太矜持，简直厌倦起来了；他说他要朴素的趣味。”俞平伯本人在1928年写的《坚匏别墅的碧桃与枫树》一文中也说：“试作纯粹的描摹……这真自讨苦吃。刻画大苦，抒写甚乐，舍乐而就苦，一不堪也。”这就是说，在试作了三年“纯粹的描摹”——情景美文——之后，他有意识地将风格由繁缛转向简洁，由华美转向质朴，由描写转向抒情，由情景美文转向情意美文。只要把他前期的情景美文与后期的《雪晚归船》、《冬晚的别》等情意美文，作一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转换的印痕和轨迹。他的情景美文，一般来说描绘刻画较为繁复、浓重、铺排、夸张，感情表达较为强烈、奔放、倾泻、直露，修辞用笔比较流丽、缜密、缠绵。而后期的情意美文，则一变精雕细刻、华丽浓馥的描述手法，为简赅、含蓄、冲淡、质实、雅致、自然。周作人在《燕知草·跋》中，曾有一段评论：
　　我平常称平伯为近来的第三派新散文的代表，是最有文学意味的一种，这类文章在《燕知草》中特别的多。……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有人称他“絮语”过的那种散文上，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我说雅，这只是说自然，大方的风度，并不要禁忌什么字句，或者装出乡绅的架子。平伯的文章便多有这些雅致，这又就是他近于明朝人的地方。
　　这一段话说出了俞平伯散文的总体特点。俞平伯的美文，特别是情意美文，重抒情，少描写，是以“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与重彩描绘江南、杭州、西湖自然景观的情景美文不同，情意美文是以人或事为叙写中心，并不着重对客观环境的刻画，不写或少写自然景观；而是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以抒发主观情感意绪为主体，写出作者胸中之情之意。一句话，情意美文是以写意为主。这种美文虽然仍以杭州、西湖为背景，但并不以旅游观览或极力摹状山水景色取胜，而是从多视角、多层面披露剖析作者的内面世界为主。在内容上多为回首往事、追慕当年、怀旧伤时、忆昔抚今、缅怀故人、离情别绪……。文中往往交织流荡着一股淡淡的感伤、哀愁、凄迷、怅惘的意绪。所以，周作人说“平伯所写的杭州还是平伯多而杭州少”。比如《城站》和《清河坊》两篇，写的是“蓦然闯进忆之域”的杭州火车站和街市，但文中很少触及到具体街巷、市廛和东站，而“亟亟要显示的是淡如水的一味依恋，一种茫茫无羁泊的依恋，一种在夕阳光里，街灯影傍的依恋”。文中透露着爱情的温馨，家庭的温暖，以及一丝怅然若失的寂落感。《眠月》借着月夜、月华、月气，抒发了一通哲理味很浓的“名理”，表达了对亡友白采的追忆怀念。情意美文的代表作《雪晚归船》，就是回首“短梦似的”江南往事，忆写西湖雪后的“静趣”，勾勒了一幅清寒静穆、寥阔的雪后西湖暮景，衬托出作者恬淡、幽冷、寂落的心境。《春来》写的是春之降临，短短三五百字，一句未提万物勃发的生机、姹紫嫣红的春光春色，而是弹奏着一曲伤春的情怀——“感物序之无常，怨山河之辽廓”，《出卖信纸》以出卖自印信笺为题，叙写文人不善经营，闹出一连串可爱的笑话，完全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揄揶，一种文人学士的雅谑，充满了诙谐感。《稚翠和她情人的故事》写养鸟葬鸟，也是文人墨客的一种雅兴；读后使人联想起《红楼梦》中黛玉的葬花、葬花诗和花冢。由此可见，情意美文一般是以人、或物、或事为出发点，用简扼的笔法，夹叙夹议，阐发带有哲理性的议论。这种美文在俞平伯的创作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
　　“平伯、废名一派涩如青果。”（周作人：《志摩纪念》）用“涩”字来概括俞平伯散文的特点，是十分贴切和形象的。其实对俞平伯来说，“五四”时期的杂感随笔，以及稍后的情景美文，虽然有时也有朦胧隐晦之感，但总的说还是比较晓畅豁达、明白顺溜的，“涩”味并不突出。只是1926年以后，他的美文风格转向，由浓而淡，由繁而简，刻意追求雅素古朴，涩味才逐渐显露出来。所谓“涩味与简单味”，应该理解为文章的含蓄、简约和曲折，这与直观、显露、平铺直叙、一览无余、毫无包容是相对立的。实际上，这是作家修辞、行文的一种手段；是审美判断的方式之一。所谓“涩”，就是保持一定的心理审美距离。这种涩味，犹如嚼青果，开头味怪苦涩，慢慢吮咂，始觉甘甜醇香，回味无穷。俞平伯的某些文章，初读觉得拙扑涩滞，但细细品尝，就会感到余味袅袅，大可玩味。《冬晚的别》就是这样的作品。这篇不过两千字的短文，写的是“别恨”，其实文中所写的离别，只不过是四、五天“小别”。但作者却大肆渲染曲折而隐约地表露出与夫人感情之深，相爱之笃；给读者留下了久久的回味：小别尚且如此，如果是久别、远别、惨别，又会如何？作者所要表达的夫妻深情，是含而不露，旨在言外的。还有一些美文，如《芝田留梦记》、《梦游》、《春来》、《眠月》、《雪晚归船》等，都是带有涩味而意在言外的佳作。“涩”味如果用得得当，用得恰如其分，可以使行文包容丰富，笔致曲折含蓄，耐读耐嚼，在艺术上会别有一番韵致。但是如果过分追求，就会走上另一个极端，使文气变得呆滞板塞，干涩枯晦，读起来令人费解难懂。这样，涩味作为特点，就走向了反面，变成了弱点。事实上，俞平伯有些散文的涩味，已超出了所谓青果的甘涩，变得过涩过晦，失去了含蓄耐读的风韵，影响了可读性和艺术的感染力。难怪他的有些文章多年来一直为人所诟病。
　　周作人在谈到散文的雅致、自然、大方的风度时，曾说：“平伯的文章便有这些雅致，这又就是他近于明朝人的地方。”朱自清在《燕知草·序》中，也说：
　　近来有人和我论起平伯，说他的性情行径，有些像明朝人。……你看《梦游》的跋里，岂不是说有两位先生猜那篇文像明朝人做的？平伯的高兴，从字里行间露出。这是自画的招供，可为铁证。标点《陶庵梦忆》，及在那篇跋里对于张岱的向往，可为旁证。而周启明先生《杂拌儿》序里，将现在散文与明朝人的文章，相提并论，也是有力的参考。但我知道平伯不曾着意去模仿那些人，只是性习有些相近，便尔暗合罢了。
　　在文学史上，人们把周作人、俞平伯、废名这一散文流派，称之为“名士派”。以俞平伯来说，他的美文讲究“趣味”，崇尚“雅致”，追求“洒脱”，有着中国名士的气派和风范。正是在这一点上，与晚明小品，比如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寻梦》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许多论者，都不约而同地把俞平伯的散文，与晚明小品相提并论，把他们之间的性情、风度、气质、情趣联系起来，加以沟通，寻找其共同之处。实际上，俞平伯身上确实较多的留存着我国古代名士的气质和风度，这在他的美文中已很清楚地映射出来。他是一个文化感很强的人，毕生沉浸在一种极为浓烈馥郁的文化氛围之中；他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名士文化的气韵。他自身的行为举止和他的美文，都自然而然地构建塑造了一个名士的文化形象。他生于一个高等知识阶层之家，其高祖俞鸿渐，是前清举人、诗人；曾祖俞樾（曲园）是经学大师，俞平伯的童年就是随着曲园老人在苏州“曲园”里度过的；父亲俞陛云是晚清探花，当过翰林院编修，有多种诗文行世；母亲许之仙出身名门，也工诗文。与他长期相处的许多堂兄弟姊妹或表兄弟姐妹，也大多是饱学之士或文化素养很高的大家闺秀。生活在这种诗书之家，自幼又在“曲园”里接受了传统文化家教的熏染陶冶，不仅为他的国学根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从小培植造就了一种文人学士的习尚气度。1915年入北京大学国学门，师从黄侃、吴梅习词曲；与他过从甚密的师辈如胡适、周作人、陈独秀，友辈如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顾颉刚等，都是当时文化界显赫的人物。这一时期的俞平伯，以其委婉清新的白话新诗和激进的议论性文字，展现了狂飙突进时代文化战士的姿影，在“五四”时期文坛上脱颖而出，年轻名士的形象初露端倪。1919年底从北大毕业到1924年，与H君一家共住西子湖畔。他往返于杭沪之间，创作、研究、教书，加入了文学研究会，潜心研治《诗经》、《红楼梦》，标点《陶庵梦忆》、《浮生六记》、《三侠五义》、《人间词话》等书，与江南名士叶圣陶、朱自清、郑振铎、丰子恺等，交往频繁。爱情的温馨，家庭的愉悦，环境的优美，事业的顺利，过的真可以说是一种宁静雅致的名士生活。1925年春举家迁京，这种名士生活达到了极致。他执教于清华、北大、燕京，致力于美文和旧体诗词的创作，以及古典诗词曲的研治，成为知名度很高的作家、学者、教授。在他居住的清华园秋荔亭和城内老君堂古槐书屋内，经常聚会着一批性情相近、趣味相投的朋友，如周作人、陈寅恪、朱自清、废名、郭绍虞等文化名流，组成了一个小小的雅文化圈子。俞平伯夫妇精于音律，特别是夫人许宝驯，擅长昆曲，能歌善舞，还会谱曲。三十年代清华园爱好昆曲的同人，结成“谷音社”，俞氏夫妇被推为盟主；而俞府则成为活动中心，经常是弦管丝竹，不绝于耳。再加上H君家的表兄表弟以及俞家众多的姊妹们， 使古槐书屋笼罩着浓浓的文化气氛。这时的俞平伯，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名士了。
　　综观俞平伯的生平和创作，可以发现，由于家教文化的渊远流长，由于国学根底的深厚坚牢，由于长期在雅文化圈里受到的浸沉感染，他身上传统文化的色调过深、过浓，中国名士气太重、太根深蒂固。对他来说，多年形成的文化心态、文化品格和审美情趣，几乎完全是中国方式、中国气派、中国传统的。虽然经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中西文化的冲突碰撞中，曾经接受过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曾留英访美。但是，与他同时代的作家、文人相比，他身上受到的外来影响，毕竟较轻、较浅、较少，时间也较为短暂。“五四”过后，这点有限的影响也逐渐淡薄。他身上“洋”的东西愈来愈少，而“古”的倾向却愈来愈明显。他与刘大白、康白情等早期着名白话新诗人一起，率先恢复旧体诗词的写作。他过早地中止白话新诗的创作，而改写散文，崇尚取法明人小品。他使用的语言文字，也越来越古朴奥深，有些文章，干脆全用文言文。三十年代以后，又全身心地专注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治，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粹”。他身上传统文化的积习是如此的深重厚实，简直包笼了他生命的全部。最明显的例子是1920年的留英之行。那时他与好友傅斯年一起，穿过四海三大洋，费时二十多天，乘船抵达英伦。不料“留学”不到半月，竟颓然返程；害得傅斯年焦灼万分，从陆上追舟马赛，苦劝无效。“半月留英”在英国留学生中和国内学界，传为笑谈。半途而废的留学给人留下的思索是深长的。为什么会如此？“英镑涨价，自费筹划未周”，“身体有病”，“抛舍不开万里外的娇妻”等等理由，只能做表面的解释。最根本的原因，乃是不惯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像俞平伯这样一个由中国传统文化铸炼而成的名士，对截然不同的文化氛围和生活环境，难以适应和生存。当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在他身上发生冲突时，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巨大而强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很轻易地把他吸附过去。他别无选择，只能打道回国。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差不多同时到达伦敦的徐志摩，一下船便精神振奋，如鱼得水似的进入剑桥，生活、学习得十分投入。这个例子有力地说明，历经欧风美雨沐浴的徐志摩，与自幼在中国传统文化洪炉内铸炼出来的俞平伯，由于彼此文化素质的差异，及对异质文化的认同程度的不同，他们之间只能是一个成为西化的欧美绅士，一个则成为传统的中国名士。 有趣的是，1922年俞平伯又一次去美国考察教育，但一踏上美洲大陆，又生起“病”来。其实他患的并不一定是生理上的病，而是一种思乡恋有“水土不服”的文化病。于是还未到预定的日期，就提前匆匆回国。无独有偶，一年以后女作家谢冰心也来到美国，她虽然也生病（支气管扩张症），但能带病安心休养，刻苦学习，不仅出色地完成了三年学业，而且还写成举世闻名的《寄小读者》。与上次流产的“留英”一样，俞平伯这次访美的半途夭折，也只能从文化的成因上加以解释。
　　同样，俞平伯的名士风，他的取法晚明小品，向往张岱等明代文人，这种现象也只能从文化的视角加以说明。这种对于古人的向往，实际上是俞平伯与三百年前明末名士之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认同，是审美判断高度共识的结果。俞平伯在美文中流露出来的怀旧伤往、悼春悲秋、生离死别的意绪情怀，看花眠月、赏雪听雨、寻诗读碑的情致雅兴，对自然景色的欣赏品鉴，对爱情和家庭的崇尚依恋等等，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专利独有，而是千百年来人们共同吟诵讽咏的永恒主题，是历来文人学士审美情结的所在，也是传统文化积淀的一部分。因此，这种古往今来、不断继承传统的名士风，决不是简单的模仿、沿袭、重复，而是以共同的、一致的文化基础、文化心态、审美情趣为出发点，不断地创新再造、发展认同的一个文化过程。对俞平伯的名士风，也应作如是观。
学术月刊沪77～82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乐齐19991999乐齐，人民文学出版编审 作者：学术月刊沪77～82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乐齐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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