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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 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6)01-0119-05
　　一、生的可能性质询
　　最初为刘恒赢得全国性声誉的是他的短篇小说《狗日的粮食》。刘恒让我们触目惊心地记住了一个叫曹杏花的女人。这个女人缘何而生我们不甚了了，但她却真真是为了口粮食而活着的，而且，她本人就曾经被作价成二百斤谷子。在曹杏花眼里，除了粮食，不存在乡约礼俗和亲情王法。为了粮食她可以六亲不认，可以撒泼耍滑，可以明偷暗抢，还可以恬不知耻。《狗日的粮食》写尽了一个恶俗女人的一切丑陋，给人感觉这样的女人简直就不配活在世上；然而，曹杏花却活了，她不但自己活了，而且还养活了一大家子人。“那年头天宽家坟场没有新土，一靠万幸，二靠这脏嘴凶心的女人。”刘恒在一个特殊的条件下，把人的基本生存欲求与文化传统做了具体的较量，结果，我们被迫相信，在某些时候，食物仍然是人生最大的存在哲学，其他一切都是狗屁。这不免让人有些沮丧。
　　“写完《狗日的粮食》之后，脑子里始终埋伏着一条感觉，顺着这条感觉的绳子往混沌的远处爬，想寻找农民赖以生存的几根柱子。粮食算一根，再找找到了‘力气’。”[1] 洪水峪的杨天臣出生时就显示了其与生俱来的巨大无比的力气——“他差一点要了他娘的命”。依靠这股子力气，杨天臣出类拔萃地成长，并且为乡亲们所尊重，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个楷模和标高。如果说《狗日的粮食》是以粮食的始终匮乏来强调生存的基本要素的话，那么中篇小说《力气》则是通过记录这种非物质又有物质价值的东西渐渐远离个体生命的过程强化了它的意义。但是，或许力气不像粮食那样直观和有切肤之痛，或许它与本体的无间隔性使人们不易从中提炼出形而上的结晶，总之，这篇小说反映平平。对此刘恒有想法，他说：“(《力气》)以为要叫好却遭了奚落。文体可以检讨，但意境是不错的，大家奚落是大家没看进去。赌了气继续攀着脑袋里那条绳子往前挪，眼前豁然亮了一下，发现了司空见惯而又非同一般的‘性’。”[1]
　　中篇小说《伏羲伏羲》在一个复杂的社会背景和一个长时间跨度内结构了一个曲折不已的乱伦故事，“欲望”像原上草一样野火春风不断不绝，并最终支配了人们的生活。刘恒在《伏羲伏羲》中不厌其烦、不厌其精地叙述了这桩丑事的始末和所有细枝末节。作者志不在此，他试图辨析“文化”的衣被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本能的、原生的、蠕动不止的欲望构成约束；而蕴藏有无限生机的人欲的内核在破土而出的过程中，又将遭遇哪些势不可挡的阻碍和围剿。个体的毁灭势在必行，而欲望永生。
　　关于生存的支柱，刘恒发现在“食”、“色”之后，还有一个就是“梦想”：“对于农民来说，如果没有梦想，没有那些所谓的迷信和虚妄的美好生活幻想支撑的话，现实的痛苦会让他们无法忍受。”[2] 作为一部长篇，《苍河白日梦》涵盖了一个王朝交替时代里所有人的彼此各异的生活——只有梦想是他们唯一的共通。曹如器曹老爷终日守护着屋里那口嘟嘟冒泡的小药锅，如同守护着自己不绝如缕的命脉，他拼命地往药锅里面添加种种令人恶心的东西，只为了能够延口残喘。曹夫人并不贪生，却热衷于参禅礼佛，她以为自己已经是半个神仙了。曹大少爷光满看上去是一个积极乐观的入世者，虽然一无子嗣，但是他毫不气馁，他坚信他的一妻一妾迟早会给自己侍弄出一个儿子来。与大少爷完全不同，从海外留学回来、终日忧郁得“像刚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二少爷曹光汉满脑子都是违背传统却又不切实际的想法，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废物，“活在世上丢人现眼”。生在名门貌美贤淑的二奶奶郑玉楠对生活原本是寄予了希望的，所以初到曹家时府中上下总能听到她的欢快笑声。但是丈夫怪异的秉性和曹家阴霾的氛围渐渐夺走了她的快乐而给她以化不开的愁苦。很难说郑玉楠与洋鼻子大路跨越雷池的交合是出于对封建宗法制度的反抗，那实在不过是一次情欲的渴求和失控。但是，人们可以允许没有梦想的生活死水一般延续，却不允许对梦想成真的努力。旧有性文化的森森桎梏就这样窒息了一个新鲜美丽的女性，使她成为污浊滞缓的苍河下的一捧泥沙。
　　包括《九月感应》、《天知地知》在内的“洪水峪”系列在理念层面上表达了刘恒对人的基本生存状态的理解和关注；《虚证》、《黑的雪》、《教育诗》以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作品则是刘恒对现代社会中人类生存需求和生存境遇的盘点。在一般人看来，李慧泉(《黑的雪》)们、郭普云(《虚证》)们和刘星(《教育诗》)们的日子比曹杏花要好得多，他们的生活似应该兴高采烈，然而他们还是令人费解地烦恼不已。刘恒告诉我们，从本质上讲，这些人的困境和问题都是一样的，它们难以启齿，又无可诉说。他们作为“人”的生活像一座生了白蚁的房子，每一件小事看来都微不足道，但是它们锐利的小牙齿都在咔哧哧地咬噬着房柱子，让这座生命大厦岌岌可危、摇摇欲坠。除了温饱，这些房柱子另有一些奢侈的名字，诸如尊重、理解、信任、友谊，还有，爱情。
　　二、死亡动力的推演
　　刘恒的小说中有太多的死亡。然而，刘恒确乎又不是一个醉心于死亡体验的作家，与死亡的结局相比，他更注重寻找人物命运中蕴藏着的死亡动力。对死亡动力的推演参与构成了刘恒小说的内驱力。
　　刘恒的不少作品中都涉及了自杀主题。作为对生命的主动否定，自杀行为似乎充满了理性和绝决，然而这一过程的积累却是那样的残酷和漫长。怕挨饿的曹杏花一辈子为粮食耗尽了心机，却在关键的时候丢了要命的口粮证。窝囊了一辈子的杨天宽终于出手打了老婆，愤懑、羞辱之下曹杏花吞了苦杏仁。曹杏花对于生的追求是太用力了，以至于作为物的存在的粮食，其价值远远超过了作为精神和尊严而存在的人的价值，并将后者严重扭曲和异化。她为粮食而生，又终为粮食而死，这确实是对人性的一个深刻而辛辣的寓言。当杨天臣赖以生存的力气随日月从他身上逃逸而去时，他被迫选择了死亡。曾以力大无比而闻名而得意的天臣到最后连一根上吊的绳子都打不紧，天臣忍不住悲号：“狗日的！力气哩……我的力气哩！”力气是杨天臣的宗教，如同尊严或爱情是其他一些人的宗教一样，每一个人都会依赖自己的宗教而生活，也都会为了自己的宗教而献身。死亡与死亡无关，却与生存有关。
　　天青(《伏羲伏羲》)在遇到菊豆的时候还是一个孩子，但他在第一眼就爱上了他的婶子。然而，天青是知道的，这种爱无论如何不被允许，是罪恶的；所以自始至终，天青与菊豆的爱情中间就一直纠缠着他社会性的负疚和原欲被压抑的煎熬，天青因此懦弱和犹豫不定，以至于天长日久，他和菊豆难得的爱情也在这种懦弱和犹豫中失掉了动人的快慰，最后，天青的人本性终于在他对社会性的敬畏之下彻底地垮掉了。最终，他选择了自杀。郭普云是一个看似优越的知识分子，人们不解的是，他“脸俊人好家贵，有官儿当有学上，能写诗会画画，他可不顺个什么？缺老婆还是眼高心不凡，老叹气便宜得的不多，好处不完满”；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自杀了，活生生的人一下子就没了。作者借用“我”的视角在追述、推导郭普云死因的过程中，重温了一个人曾经经历过的种种生活片断：少年时光笼罩在同学的暴力阴影下；被女教师诱惑的被动且失败的初恋；差之毫厘的高考使理想失之交臂；与同伴相比事业上的挫败感；家庭成员间的漠不关心；令人尴尬的性功能障碍；意外受伤的后遗症以及治疗的再次意外失败……以上任意一件我们生活中都可能遇到的挫折似乎并不足以致一个人于死地，但是，它们堆积起来，却挡住了一个生命期盼曙光的希望和继续行走的勇气。从这一点上讲，生命何其脆弱。
　　在刘恒的笔下，个体和他人及社会总是不和谐的、冲突的；而冲突的结果，又总是以个体的失败告终。尽管他们的社会背景、生活经历和性格构成各不相同，但他们的生命中都有一个相似的内核：个体的生存本能或迟或早地、必然地遭到强大的否定力量的阻碍、围剿和毁灭。这种否定力量是超验性的、与生俱来的，是个体无法控制和躲避的。“宿命的力量，让人不寒而栗”[3]，浸透在文字中强烈而绵长的宿命意识构成了刘恒小说醒目的美学风格和深层意义。
　　生活原本像一块柔软细腻的泥巴，生活中一些看似偶然的事情像手，在不经意中把泥巴捏弄出了各种各样的形状。日子久了，那泥巴就有了属于自己的叫做“命运”的东西。从这种意义上说，李慧泉和李来昆(《天知地知》)的死对我们更有普遍的意义。李慧泉虽然年少失足，但周围不乏关心他帮助他的人，出狱以后他非常想重新做人，为此他忍辱负重、苟且偷生，但还是命运多舛，而且，最要命的，他越是拼命挣扎，生活的镣铐就越是往死里卡他。他看见生命在流血，却找不到伤口在哪里，他承受着长久的钝痛，却不知从何说起。李慧泉找薛教导员未遇，那一刻起他就死定了，“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把他和别人隔开，很冷酷地将他推来搡去”，这只大手就叫做“命运”。从表面上看，李慧泉死于一场流氓间的寻衅斗殴，其实，他的死是源于他作为个体生命的生的动力已经消耗殆尽，死亡的门扉早已洞开。
　　李来昆是一个寓言式的人物，是蓬勃生命的象征，他“曾经是一位公认的死不了的人”，“是一个幸运的人，一个逢凶化吉的人”，然而，这样的人却死了。小说的进展正是在这种逆向性矛盾交织而成的动力下完成的。李来昆意外降生在玉米地里，并被狗群追逐被鸡群刨食，弄得遍体鳞伤。那些刺目而丑陋的疤癞既是李来昆顽强生命力的明证，又是冥冥中无法躲避的灾难的生发点。无尽岁月的流淌，使生命的败相愈显愈烈。“他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又他娘跌倒了，再爬就有点儿费劲了，有点儿懒得爬的意思了。”李来昆说：“下坡路走起来没个完，没意思了。”——“这就是死不了的李来昆走向末日的预兆了。”直到此时，刘恒仍然找不到导致李来昆死亡的必然因素，他仍然不肯屈就于命运。可是，除了难违的宿命，还有什么是值得信赖的呢？
　　三、男性立场与母性期待
　　刘恒写《白涡》时34岁。刘恒在34岁的时候就解剖了一个44岁男人不为人知的一段婚外情，叫人惊讶于他精准的心理分析和深刻的思辨能力。刘恒选择了一个成功的知识男性置于他的无影灯下，在36岁的美少妇华乃倩行动以前，周兆路的生活堪称完满：事业有成，家庭和美，谦谦君子，受人称道。这样一个“好男人”，却神使鬼差地陷入一场婚外恋的漩涡而不能自拔。
　　中国的知识男性历来羞于体察和表达自己的性意识，性被看作是淫秽下流、不可告人的秘事。在一夫多妻制作为封建文化的残渣余孽被从律法条文中剔除掉了之后，男人获得性体验的唯一合法途径只能限定在婚姻以内。道德观念加上法律制度经纬成的紧身衣使男人的性欲很难勃起。因此，当周兆路不只是遵从于情欲的诱惑而是带着诸多非生理性考虑投入到华乃倩怀抱中时，他作为淳真男体的性觉醒必然是犹豫不决的和稍纵即逝的。不能说周兆路没有欲望或是没有反思。在周兆路身上明显地存在着健全人格的两种基本需要：一是社会性自我的确证，一是自然性自我的确证——即自我生命力的审美追求。周兆路的痛苦恰恰由此产生。深夜偷情回到家里，妻子浑然不知的嘘寒问暖成了他最残酷的审判，妻子的拖鞋“啪啪地打着水泥地，就像在扇他的嘴巴”。善于思考和自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烦恼往往源于他们自身矛盾的不可调和。在婚外性行为中他们既无法体验投入又无法实现超脱，所以在体验性快感的同时周兆路又感到“异常孤独”甚至“绝望”。这种“孤独”正是个体的性意识觉醒于社会法则和群体行为模式的茫茫旷野中的无以诉说和回应的孤独；这种“绝望”，也正是人本性与社会性做势单力孤的激烈交锋之后必败无疑的绝望。
　　《白涡》的成功使它成为经典，它的问题也显而易见。《白涡》完成于作家男性话语的操作框架内，其天然的男性立场无法不失之偏颇。当作者让华乃倩带着性苦闷和性渴望出现在这出多重的两性关系中时，便使这个女人从一开始就处于了道德的劣势。华乃倩成了主动的进攻者，而她的蛊惑手段不过是在寻找生理上的满足和心理上的依托，这使华乃倩的行为看上去就显得不那么纯粹和远离肮脏。当作者借华乃倩丈夫之口披露了她的性混乱以后，作者显然已经在有意无意地为周兆路的脱身寻找合适的理由了——还有什么比离开一个生活放荡的女人更无辜和更道德的呢？刘恒最终把华乃倩冠以“妓女”的属类使这篇原本可能成为最优秀的探讨现代人最本质的性心理/性文化的小说功亏一篑地失去了在最松弛状态下揭示人生的包容力。这是非常可惜的事。
　　在这一点上，《伏羲伏羲》要比《白涡》优雅得多。《伏羲伏羲》原本曾叫“本儿本儿”，即男根。小说贯穿始终的线索就是性的渴望和慰藉，以及性力中蕴含着的社会习俗与文化积淀。每一个生活在具体的文化背景下的人，都会遇到来自社会、文化、道德习俗等各方面的规定和限制。这种规定和限制往往与个体的人本性相矛盾和冲突，这正是文化存在的依据和价值。实际上，这种矛盾和冲突构成了每一个人生活的轨迹。小地主杨金山是历史性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体系的一个象征。杨金山狠心卖了20亩山地换回来一个双十年纪的俊俏媳妇王菊豆，他的行为基本上是符合当时的社会性和人本性的。他在努力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生理上的要求还在其次。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他为了维护社会性竟然到了以严重损害与他人的和谐性为手段的地步。到了这时候，他本性中的恶也在制造后代这项事业的屡屡失败中被极大地激发了出来。杨金山亲手拉开了这出乱伦悲剧的序幕，并且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蒙耻的角色。杨金山到死都不明白，实际上他的问题是出在他自己。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旧有性文化的悲剧。
　　在《伏羲伏羲》中，天青和菊豆的私生子天白是一个奇特的人物。他是一个文化符号，一个道德代码，一个宿命的概念。如果说天白对杨金山的认同谕示了社会性的根深蒂固和难以动摇的话，那么他对天青的仇视则更深刻地表明生命个体在巨大的道德规范面前是何等的软弱无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天白杀死了天青，天命难违，个体战胜不了命运。相对于杨金山和杨天青，菊豆就要自然和单纯得多，代表了人的本性和自然性。菊豆善良、温顺，但在性格的深处，不乏刚强、热烈、敢爱敢恨的因素。她是活生生的欲望的化身，在她的身上没有太多的社会性的束缚，这符合通常女性对自身不太苛刻的社会角色的要求。所以，菊豆的生命在经受了太多的苦难和欢娱之后，显示出惊人的长度和韧性。
　　菊豆可说是刘恒小说中最为动人的女性，而对于女性的塑造在刘恒则远不如他处理男性人物那么精彩纷呈。技术不能成为理由，问题出在作者拥有的男性立场和他固执的母性期待。这种母性期待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处于感情饥渴的男性总是试图向比他们年长的女性寻求慰藉。刘恒的小说中有许多类似的照应：《伏羲伏羲》中的菊豆之于天白、《苍河白日梦》中的玉楠之于耳朵、《虚症》中的女教师之于郭普云、《冬之门》中的世英之于谷世财、《九月感应》中的烧饭女人之于小男孩，等等。在中国传统性文化的图景中，温柔体贴、兼具母亲与情人身份的女人往往是男人步向成熟的最原始触媒，她们对男人的爱被期待以博大、无私、纯情而性感。再者，女性永远会回馈男人以无条件的忠贞和爱意。也许《狗日的粮食》除外，但是实际上，曹杏花对天宽的粗暴恰是那种残酷的生存状态下她对自己男人的深爱。像曹杏花那样泼野的女人实属个别，其他的却是男人越不济女人越贤惠，她们贤惠得几乎面目不清、令人生疑，最为突出的是《天知地知》中李来昆的女人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云芳。之所以如此，与其说刘恒无视男女之间中复杂和多层次的矛盾关系，不如说是他在对整个人生抱以悲观的同时，仍然为人们此生的泅渡苦海留下了最温馨的一叶方舟。并且，他把希望之桨交给了女性。
　　四、由道德而人道的他往
　　在《狗日的粮食》之后，在《白涡》之后，在《伏羲伏羲》之后，在《苍河白日梦》以及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之后，刘恒仍然认为《虚证》是他最好的作品，这是很耐人寻味的事情。
　　单纯从小说叙述来讲，《虚证》并不最能体现刘恒的写作特点。刘恒的长处在于“钻研”，他的笔像一枚深刻的水蛭，咬住一口便往深处钻，钻到人物的心里、钻到故事的内核里，然后在那儿反反复复地搅动，搅得人寝食不安、心绪不宁、难以自处。与此相比，《虚证》过于注重现象、依赖主观努力，以期完成一个道德层面上的命题。所以偏爱《虚证》，作家自言：“因为它解决的是一个现实问题。”所谓“现实问题”，是指我们涉身其中的问题，与审美、甚至与文化都有不同，而更近乎“道德”和“责任”这类概念。这一点，既是我们阅读这篇作品的门径，也是解读刘恒其他小说的关键。
　　煤窑是刘恒偏爱的一个意象，《狼窝》、《杀》、《萝卜套》、《连环套》都是。潮湿、阴冷、狭窄的几乎永无尽头的隧道里凶险无数、杀机四伏，这些凶险和杀机不仅来自外在，还深藏于人的内心。《杀》中的立秋在关键时刻从煤窑上撤走了股资跑到城里，结果血本无归。走投无路的他回来给窑主关大保下了跪，他想吃回头草。关大保不肯原谅立秋的背信弃义，还令他当众蒙羞。生的欲望和尊严被无情地粉碎和嘲弄，别人无意中提到了死，立秋却以为醍醐灌顶，“心里那层窗户纸一下子就破了”，他认定是别人不让他活，他就先以杀人造就了自己的毁灭。《连环套》也是一宗煤窑的故事。窑主陈金标生意红火的时候，沾亲带故的人都想来分一杯羹，为此他们施展一切伎俩，暴露出种种令人厌恶的嘴脸。而当煤窑出了事故，又是这些“亲人”最先席卷残局弃窑主而去，并将他置于万劫不复的死地……人性之恶令人触目惊心。
　　在刘恒看来，人的本质是丑陋的和易碎的。但是，他的小说传递给我们的又不是一味的晦暗和绝望，原因在于：一方面，作家站在人性的角度追问着生活的权力，因此他在揭示丑陋的同时更表达出对个体生命悲悯的关照；另一方面，刘恒是一位有着很强人类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在不停地追问着谁应该对我们的生活负责任的同时，从来没有放过自己。关于这一点，《虚证》是最好的例证。《虚证》没有以全知的视角叙述一个死亡故事，而是将“我”融入其中，成为一个角色，一个事件的参与者。对于一个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的死亡，人们的反应原本应该激烈一些，但是没有。郭普云的死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情和深思，反成笑柄；而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形成了郭普云的“经历”，所以也都部分地充当了凶手。小说的题目证明了对这起看似荒谬的自杀案件原因的推演的失败，然而，通过这个带有哲学意味的思考过程，作家剖析了所有活着的人的冷漠的内心，对我们有意义的生活提出了超出自我的更高的道德标准和情感要求。
　　然而，结果并不美妙，刘恒的写作非但没有找到解决人类本质问题的法门，反倒使自己陷入更大的苦闷中而难以自拔[4]。刘恒由此开始了他的“中年变法”，于是，我们便看到了现在这个样子的《天知地知》。尽管运用在《天知地知》中的语言风格早在刘恒的长篇小说《逍遥颂》中就已出现，但是李来昆的放浪形骸仍然对作家既有的价值体系构成了反动。天地精灵的李来昆成年以后频繁地交狗屎运，他承包果园，第一年遭雹灾，第二年遇虫灾，第三年等来了人祸。李来昆在黑夜里随便一枪就击中了一个率众儿女来偷苹果的老太太的屁股，贼们却不干了，“他们包围了李来昆。他们每人都扛着半麻袋苹果，像扛着真理，一点儿也不感到羞耻。他们问他为什么开枪？为什么朝伟大母亲开枪？为什么朝伟大母亲的屁股上开枪？不就是吃了你几个苹果吗？又没有啃你的蛋！”——黑色，戏谑，愤懑，无奈，让人想笑，又不由得欲哭。刘恒用井喷式的语言覆盖了人物和情节，以至于人的软弱、卑下和躲闪不及的命运都因此而显得有些滑稽和可笑。与其说这是一种语言风格的变化，倒不如认作作家对自我的一次“胜利大逃亡”。“《天知地知》在我的小说中是一个变数，不是大变，却是不小的变。以往在稿纸上用力写字，就像登了台比赛健美，乍着胳膊，呲着门牙，生怕哪块肉没有好好地鼓起来。日久便生了异念……只想胡来，哪怕像疯子，像流氓，痛快就行。”[4]
　　刘恒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出路，可以就此长出一口气了，因此《拳圣》更加放滥。虽然对人性的批判精神仍然不减，但小说看上去更像一出深刻的闹剧而无从皈依。直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刘恒的“变法”才告完成。关于《贫嘴》，一直有着不同的阅读，说其喜剧者有之，读出悲凉者亦有之。虽然刘恒坚持声称自己创作《贫嘴》的时候心态最为轻松，最不对周遭报有幻想，但他仍然“在构思笔记上记了一句话：‘反映生活的艰辛和对人际关系的破坏’”[5]。这将是刘恒永远无法释怀的主题，不管他如何逶迤掩饰。张大民的糊涂是清醒的，故而他与阿Q绝非同道；他的乐观是含泪的，因为我们都深知苦海的无边。刘恒的道义感在于他从未回避过个体生存的困境，并一直试图为他们凿通获救的隧道。从信赖理想主义到坚守人道立场，从愤世嫉俗的慷慨到悲观主义情怀，从激烈的社会批判到严格的自我审视，从呼唤道德与良知到劝慰妥协与自救，刘恒的创作代表了一个激变时代对人性的思考和探索轨迹。它的来路清晰可辨，而它的去处呢？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19～123，138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唐韵20062006
刘恒/小说/生/死/叙述动力
刘恒的作品中一贯充满了生命的紧张感，胶着着生的欲求与死亡的角力和绝望，而这恰恰成为了小说叙述的内在动力，呈现出深刻的悲观与宿命意识。整体来说，刘恒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不如男性人物那么精彩纷呈，尤其在处理男女两性关系问题上。问题出在作者拥有的男性立场和他固执的母性期待。纵观刘恒的创作过程，可以明晰地看到一条从信赖理想主义到坚守人道立场，从愤世嫉俗的慷慨到悲观主义情怀，从激烈的社会批判到严格的自我审视，从呼唤道德与良知到劝慰妥协与自救的轨迹，这构成了刘恒小说的本质内核。
作者：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19～123，138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唐韵20062006
刘恒/小说/生/死/叙述动力

网载 2013-09-10 21:4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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