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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何卫平，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武汉，430072。
　　关键词 解释学 辩证法 对话
　　提要 哲学解释学不仅同现代现象学有关，而且与辩证法传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突出前一个方面，而后一个方面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伽达默尔在深入研究解释学的过程中，看到了辩证法对于解释学的重要意义，并自觉地将二者加以融合。通过对伽达默尔本人思想的分析，就可以揭示出解释学走向辩证法（也就是辩证法返回到解释学）的过程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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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解释学同西方传统辩证法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但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比较突出解释学同现象学的联系，而对解释学同辩证法的联系重视得不够，这显然是片面的。实际上，伽达默尔对辩证法的研究是其整个解释学理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在这方面留有大量的论述，除了《真理与方法》、《哲学解释学》之外，较为专门的有《黑格尔的辩证法》、《对话与辩证法》、《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以及收入到《科学时代的理性》中的两篇重要演讲《黑格尔哲学及其影响》、《黑格尔的遗产》等等，零散的论述则遍布他的许多其他的着作中。可以说离开了辩证法，哲学解释学是建构不起来的，而要研究辩证法，同黑格尔、柏拉图进行对话又是避免不了的。这种对话在伽达默尔那里体现了一种解释学精神，本身就可视为一次解释学的实践。从伽达默尔这方面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解释学和辩证法在他那里如何被结合起来的。
　　 一、伽达默尔探讨辩证法的宗旨
　　在当今西方杰出的哲学家中，象伽达默尔那样对辩证法倾注大量的热情和精力的人并不多见。也许这是因为一提到辩证法，人们就会自然想到黑格尔，想到他那教条式的三分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西方现代哲学都是建立在对黑格尔哲学的反叛的基础上的。然而黑格尔的辩证法仍然是一个活的问题，对西方当代哲学思潮而言，它仍是一个强有力的挑战。伽达默尔在哲学解释学的建构过程中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无论人们关于辩证法说些什么，无论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都“无权嘲笑和轻视辩证思想所必须奉献的东西。”[1]
　　伽达默尔研究辩证法，不是出于方法论的兴趣，而是要将辩证法同解释学“嫁接”起来，建立一种“解释学辩证法”(die hermeneutisheDialektik)[2]。这种辩证法能够站在哲学的高度概括哲学解释学的精髓，正象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可以概括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之精髓一样。
　　我们知道，辩证法在海德格尔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地位，他对黑格尔的吸收，如“经验”、“时间性”等概念主要是从“此在”现象学出发的。伽达默尔则不然，他公开宣称，“辩证法必须在解释学中被恢复”[3]。这句话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要通过辩证法来改造已有的解释学，同时又要用解释学来改造已有的辩证法，从而使二者都得到新生。如果说海德格尔在存在论的意义上，使解释学和现象学达到了统一，那么伽达默尔则在此基础上，引入辩证法，并使解释学、现象学、辩证法在存在论的基础上达到了三统一。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一书的序言中，他对自己研究辩证法的动因作了扼要的说明。他写道：“黑格尔的辩证法永远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源泉。”“在早年我就着手这样一项工作，即把古代哲学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联系起来，以便通过它们的相互关系来解释它们。不过，我的目的并不是”出于方法论的考虑来“研究辩证法”，“毋宁说，我所关心的是使源自这种奇妙艺术并且以之为媒介的智慧宝库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展现。”“我曾经学习过现象学那种坚实可靠的技术，并且先通过尼古拉·哈特曼后通过马丁·海德格尔接触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当我面对黑格尔的声称——即在他的辩证法中重建了哲学证明的观念——之时，我自己也陷入到一个人在孤立无助状态下所感到的苦恼之中。于是，我花费了整整几十年的时间来思考、写作。始终摆在我面前的任务就是使辩证法思想富于创造性的模糊状态具有理性明晰的生命，就是利用辩证法的精华，作为其内容的现象，来尝试着阐明这种富有创造性的模糊状态。”“假如没有黑格尔思想中的希腊基质给予我的帮助，那么我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4]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点：1.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辩证法是建立在对黑格尔、柏拉图辩证法的批判地综合基础上的；2.在接触辩证法之前伽达默尔已经过了现象学的“洗礼”，因而使他有可能在辩证法和现象学之间找到某种沟通；三、他要更本源地理解辩证法，揭示辩证法富于创造性的生命，而这对于哲学解释学来讲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哲学解释学得益于对德国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传统的批判与吸收，那么黑格尔辩证法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尽管伽达默尔宣称，“我的思想构成得益于柏拉图的对话要远远超过德国唯心主义的伟大思想家”[5]，但另一方面又说，“谁想要研究希腊思想，谁就总是要通过黑格尔学派”[6]。正如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所讲的那样，对人体的解剖有利于对猴体的认识和理解。这本身与新解释学精神相吻合。伽达默尔指出，“黑格尔是第一个确实把握了柏拉图辩证法的深度的哲学家。他是具有真正思辨性的柏拉图对话《智者篇》、《巴门尼德》和《菲利布》的发现者，这些对话对于18世纪的哲学来说甚至不存在，而且也只是由于黑格尔，它们才在19世纪被认作柏拉图哲学的真正核心。”[7]更不用说，离开了黑格尔这个中介，古代的辩证法包括柏拉图辩证法只能是很一般的东西，它的许多意义凸现不出来。所以伽达默尔在其《全集》第三卷的前言中强调：‘尽管我的哲学研究的重点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希腊哲学中，但我仍在近代思维中找到三位大师，他们的思想和语言对我自己的思维尝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三位大师就是：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8]
　　 二、伽达默尔融合解释学和辩证法的“心路历程”
　　在当今西方的大哲学家中，没有一个象海德格尔那样在基本方面更接近黑格尔了，尽管他们在总体上相对立。海德格尔的思想一方面“固执地围着黑格尔转”，另一方面又“一再寻找新的方式与黑格尔划清界限。”[9]伽达默尔从这种矛盾里看到，“海德格尔思想中所发生的与传统的决裂恰恰代表着一种传统的无与伦比的复兴”。这种决裂“借用了那么多传统的东西，而在这种借用中，批判又是那么地深刻”。这引起了伽达默尔的高度注意。他认为，两个伟大的古典思想家长期以来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占据着一个模棱两可的位置。他们与海德格尔既有相当的距离，也有同样程度的密切关系。这两个思想家就是柏拉图和黑格尔。“海德格尔的思想一直没有摆脱黑格尔的影响，与被当代学术界很快忘记的现象学技术相反，黑格尔纯思想的辩证法以再生的力量表现自己。”因此，“黑格尔不仅继续引起海德格尔自卫”，而且“海德格尔后期哲学的发展几乎在任何地方都要遇到一种最终回到黑格尔的批评”[10]，然而海德格尔没有充分意识到他自己与黑格尔的接近。这种接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海德格尔把历史同化到他自己的哲学研究中去，这似乎是他与黑格尔所共有的；2.隐藏的和不为人注意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就体现于海德格尔的基本主张之中。每当他进行自我解释时，真正的辩证法就在起作用。例如，海德格尔就是在有与无、隐与显、解蔽与遮蔽、可说和不可说、世界与大地的对立统一中揭示作为真理的存在事件的。黑格尔关于生成真理中以有与无为中介的思想已经确定了海德格尔关于真理的内在张力的学说可以存在于其中的框架。伽达默尔认为，为了从总体上克服形而上学的逻辑和语言，我们是不可能超越黑格尔辩证法强化知性中的对立并克服这种对立的成就的[11]。
　　因此，与海德格尔不同，伽达默尔直接了当地提出了关于黑格尔的遗产——主要是辩证法的继承问题，并对自己从这种遗产中所得到的东西作出说明。当然他清楚地意识到他与黑格尔之间有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距离，他同黑格尔的接近始终是一种保持张力的接近。当黑格尔引用下面的话“看吧，将要抬你出去的人的脚已经站在门口了”时——这最终也是针对他自己的。因此伽达默尔说，问题不在于成为黑格尔的信徒，而是要从他那里学到点什么。在伽达默尔的思想探索中，黑格尔的遗产最终是根据他的观点被改造的[12]。但是不论怎么说，他同海德格尔对黑格尔态度上的矛盾心理相反，并使黑格尔的永恒遗产在解释学中得到了成功的运用。在这一过程中他使解释学和辩证法相互适应，最终将它们变成了一个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讲，解释学和辩证法融合的过程，也就是黑格尔的遗产在伽达默尔视域中被吸收和改造的过程。这里我们有必要沿着伽达默尔自己在《科学时代的理性》中所提供的思路来清理一下这个过程。
　　众所周知，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是沿着海德格尔所指示的路标前进的，它真正实现了本体论的转折，而这一转折在伽达默尔看来同时也与黑格尔那包罗万象的综合密不可分。黑格尔将从希腊发展出来的逻各斯首次运用于历史领域，鲜明地提出认识历史理性的任务和要求。然而由于他所追求的是一种绝对的理性即真理的全体，因此，一开始就同科学主义的时代精神相背离，并遭到历史主义的坚决抵制，在这方面他的历史哲学与其自然哲学的命运相同，相比之下施莱尔马赫解释学中所体现出来的开放的辩证法显得更有希望作为历史科学方法论的基础，施莱尔马赫传记的作者狄尔泰以及历史学派都把为人文科学奠定认识论、方法论的基础作为解释学的目标[13]。
　　尽管如此，伽达默尔看到黑格尔的遗产，尤其是他的“客观精神”这一概念并未过时，它有超越于新康德主义以及由这个氛围所产生出来的胡塞尔的现象学之处，它指出了一条克服现代主观主义片面性的道路。而这一点在伽达默尔看来对哲学解释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代表的古典解释学走的是一条心理主义的道路，他们所强调的“心理解释”就是现代主观主义在解释学领域中的体现。这里反衬出黑格尔的“客观精神”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辩证法和哲学解释学的相通之处，于是他坚决背离了古典解释学上的心理重建的方向，而追随黑格尔的“综合”说[14]。
　　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不彻底，这在他的历史观上表现为历史的开放性和历史意义终结性理解之间不可调合的矛盾。伽达默尔认为哲学解释学不应该重复这种矛盾，这促使他放弃黑格尔的“真无限”而走向“恶无限”，他认为“恶无限”意味着终点无限延迟的到来，“这对黑格尔来说，并非仅仅是不真实的，其实也是真实的。”[15]因为黑格尔虽然爱好同一性，但还是给“恶无限”留下了地盘。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新康德主义对伽达默尔的影响。他力图用新康德主义的开放性来改造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封闭性。
　　另一方面，海德格尔的事实解释学对人的历史性进行了彻底的反思，这种反思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对历史性的排斥是相背驰的。胡塞尔坚决反对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主义必然导向相对主义，而相对主义与他的现象学把哲学作为严密科学来追求的目标相左，但是海德格尔对“此在”历史性透彻的思考是很难被胡塞尔当作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一笔勾销的。伽达默尔认为，海德格尔转向事实解释学，背离按新康德主义模式强调意识的唯心主义的胡塞尔，同黑格尔对“外在反思”的批判非常接近[16]，尤其是当海德格尔后期直接走向存在不再将“此在”放在显要的位置时，更接近了黑格尔的客观精神，但由于海德格尔坚持把黑格尔的“自我反思”理解为是对那支配黑格尔朝自我意识发展的证明，这样以来，黑格尔走向客观精神的步骤及其意义就没有得到足够的强调和重视，而伽达默尔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要做的则是相反。
　　此外，后期的海德格尔背离解释学走上了一条诗化的道路，试图以此来克服形而上学的语言，而伽达默尔继续坚持解释学方向，但又力图与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目标保持一致，并在解释学经验的分析中贯彻克服现代主观唯心主义的道路。伽达默尔对审美意识的批判只是一个切入口，另外，他还不断与希腊古典作家尤其是柏拉图进行对话，在这个方面，他得益于克尔凯戈尔的思想的帮助，并以一种迂回的方式经过克尔凯戈尔走向了融合黑格尔和柏拉图的道路。
　　伽达默尔曾多次提到克尔凯戈尔的生存辩证法对他的影响。这种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它指的是“生成”(becoming)。对于克尔凯戈尔来说，辩证法是一种朝向完成的活生生的过程，但真理永远不会有完成和终结。探索真理的辩证法并不信奉必然性，相反它总是通过热情去把握变易反常。黑格尔重对立面的统一与和解，克尔凯戈尔则不承认合题，他认为有的只是悖论(Paradox)。黑格尔重肯定，克尔凯戈尔重否定，前者虽然也强调否定，但这种否定在克氏看来并不真实，因为黑格尔的绝对的实在(Absolute Reality)是纯粹的肯定的存在。
　　克尔凯戈尔对辩证法的理解深受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形象的影响。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以《苏格拉底的讽刺概念》为题的。克氏将苏格拉底的讽剌理解为无限的否定，它类似于“疏远化”的概念。克尔凯戈尔将苏格拉底的辩证法解释成为“否定式”的或“悲剧式”的，以示与黑格尔的肯定的辩证法相对立。
　　克尔凯戈尔同黑格尔在辩证法方面的对立吸引着伽达默尔，然而他认为，“黑格尔式的辩证中介”以其特有方式完成了对现代主观主义的克服，这对本世纪新的后形而上学的思想来说实际上始终是一个持久的挑战。对此黑格尔的客观精神概念就是一个生动的见证。尽管“克尔凯戈尔用‘或者——或者’的口号对于一切设定的辩证的自我扬弃的‘既——又’作出了出于宗教动机的批判，但这种批判仍可以被纳入辩证法的整个中介之中。”[17]
　　克尔凯戈尔的影响促进了伽达默尔同黑格尔的对话，而且使这种对话经常与柏拉图的对话交织在起，并引导他达到这样的思想：一个命题的真理性，不能由它是否正确或与事实是否一致来衡量；也不仅仅依赖于它所在语境，而是最终要“决定于它所确立的根基的真实性，并与它由之获得其潜在真理性的说话者本人连结在一起，因为一个陈述的意义并不穷尽于被表述的东西。只有当人们追溯促使它产生的动因的历史，并朝前展望它所隐含的意义时，它才会被揭示清楚。”[18]上述观点成了伽达默尔占主导地位的解释学见解之一。在这里狄尔泰的历史主义与胡塞尔的现象学融合在一起了，并靠近了黑格尔的“客观精神”的理论，它推动着伽达默尔向解释学辩证法迈进。
　　在这个过程中，科林伍德的作用十分关键。伽达默尔认为，苏格拉底的问答之所以能避免堕入诡辩，应归功于逻辑，但普通逻辑并不能揭示古名为辩证法的论辩术，科学的证明程序也不同于对话的说明力量。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对话在解释学理论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人类对于世界经验在总体上的语言性质作为一种信念在他的思想中逐步确立起来。
　　科林伍德对他的启发，主要在于提出了“问答逻辑”的设想，并将其提高为一种基本原则。伽达默尔指出问答逻辑证明了它自己是关于问题和回答的辩证法，在对话中问题和回答不断地交流，并消融在理解的运动之中。这种逻辑的确立使对话与辩证法的统一，“从所有精神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背后赫然呈现出来，这种统一以令人惊讶的方式把黑格尔和柏拉图相互联系起来了，并使解释学经验获得了自由。”[19]
　　伽达默尔之所以要用柏拉图对话意义上的辩证法去改造黑格尔思辨、独白意义上的辩证法就在于它能将关于无限、绝对的形而上学问题与提问者的不可消除的有限性、相对性重新结合起来。柏拉图一方面把在Logic（逻辑）中的关系网络称为“辩证法”，认为它属于存在将自己展现在思想面前的方式或手段，另一方面柏拉图还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存在自身永远不会在人那里达到绝对无蔽的呈现。伽达默尔认为，这也正是哲学解释学所要确定的要点，因为它描述了传统的前后关联，我们作为一种向未来无限伸展的存在必然生存于这种传统关联之中。哲学解释学力图说明，每一富有生气并卓有成效的谈话是如何促成对话各方视野的交流与改变的。这样在从黑格尔向柏拉图返回的过程中哲学解释学的辩证法自身的轮廓开始逐渐清晰起来，最终在对话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与海德格尔走向前苏格拉底哲学相反，伽达默尔通过黑格尔回到了柏拉图，并力求从辩证法的开端处——对话中建立解释学辩证法。
　　由此可见，伽达默尔在《科学时代的理性》中对黑格尔遗产的重新评论，同当代西方哲学对黑格尔的普遍反叛倾向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描述了哲学解释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与黑格尔宏大的思想结构（主要是辩证法）充满张力的接近。这种接近决不意味着成为它的盲目支持者。相反这种接进是一种有选择的批判，正是在这一点上，伽达默尔认为，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继承人才是有意义的。[20]黑格尔在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中的复兴意味着使黑格尔自己从对他的苍白的学院式复述中解脱出来，让他回到他那些最具特色的主题的时代情境中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伽达默尔在建立哲学解释学过程中，通过兼收并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和改造，促进了他自己的颇具特色的解释学辩证法的形成。这种辩证法同他的解释学理论是重合一致的。在解释学辩证法确立的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中介”，在这个当中，伽达默尔从解释学看辩证法，从辩证法看解释学，最后使二者融为一体。由于有一种新的视域，所以他在跟随黑格尔的同时，也就超越了黑格尔。在海德格尔把解释学和现象学加以统一的基础之上，伽达默尔又将辩证法纳入进来，从而实现了解释学、现象学和辩证法的三统一。解释学辩证法的建立是伽达默尔对黑格尔永恒遗产的成功运用，也是他对解释学最具独创性的贡献之一，它从属于解释学的本体论转折，并且是这一转折的具体化和真正的完成。正如在海德格尔那里，现象学的解释学和解释学的现象学是一个东西，同样在伽达默尔这里，解释学的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解释学也是一个东西。它一方面深刻揭示了解释学的辩证性质，另一个方面也深刻揭示了辩证法与解释学的内在联系，为理解解释学和辩证法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总之，哲学解释学辩证法的产生是伽达默尔仰仗海德格尔的“眼光”同黑格尔不断进行对话的结果，在这里他从黑格尔那里吸取的与他果断摈弃的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
　　注释：
　　[1][4][7][9] 伽达默尔：《黑格尔的辩证法》（英文版），第3、4、6、103页。
　　[2] 这个术语是伽达默尔自己提出来的，它同柏拉图、黑格尔辩证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参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德文版），图宾根1975年版，第441，447页。
　　[3][12][13][14][15][16][18][19][20]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国际文化公司1988年版，第54、32—33、33、34、35、35—36、39、31、45页。
　　[5] 伽达默尔：《自我介绍》，张慎译，载《德国哲学论文集》第1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
　　[6] 伽尔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586页。
　　[8] 转引自倪梁康：《现象学及效应》，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57、258页。
　　[10][11]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英文版），加里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231、232页。
　　[17] 伽达默尔：《摧毁与解构》，载《哲学译丛》1991年，第23页。
　　 （责任编辑 严真）
　　
　　
　　
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25-29B6外国哲学何卫平19971997 作者：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25-29B6外国哲学何卫平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4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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