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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00（2007）07-0011-05
　　柳宗元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转入中衰的时期。这一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柳宗元也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挣扎，多次遭受政治上的打击，最后客死遭贬之地。柳宗元作为唐代杰出的思想家，一生尽管仕途失意，却没有丢弃儒家知识分子的良知。他本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致力于“统合儒释”，为儒学的复兴付出了极大努力，并对程朱理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在唐代，佛教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有唐一代的许多士人知识分子一方面习读儒经，去应付科举考试，另一方面也笃信佛教，以为心灵的慰藉。但是，由于佛教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归因于佛，就难免和儒家的敬天尊王思想发生矛盾，从而影响或阻碍了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强有力统治。所以唐建国之初，统治者就感到了统一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历史上帝王提倡佛教所带来的惨痛教训进行了总结，如唐太宗就说：“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频幸同泰寺，亲讲佛经。百僚皆大冠高履、乘车扈从，终日谈论苦空，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及侯景率兵向阙，尚书郎以下，多不解乘马，狼狈步走，死者相继于道路。武帝及简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此事亦足为鉴戒。”[1] 当时的一些大臣也认识到了佛教的负面作用，要求废佛，如太史令傅奕就上书要求废除佛教。在他看来，“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识胡术，恣其假瑜，故不忠不孝，削发而楫其亲，游手游食，易服而逃租税。凡百黎庶，不究根源，乃追既往之罪，虚觊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期百日之粮”[2]，从多角度揭示了佛学传播给有唐社会带来的种种影响。傅奕还指出：“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3] 正是认识到了佛教的危害，所以唐初曾对佛教进行了打击，如唐高祖李渊就认为僧尼“苟避征徭，不守戒律”[3]，曾下诏书裁汰僧尼道士；太宗即位后，支持太史令傅奕反佛，对反对傅奕的佛教徒法琳等人进行流放惩罚，使佛教遭受了初次打击。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阻碍佛教的继续发展。
　　至于土生土长的道教，其理论与佛教相比显得非常薄弱，缺乏佛教绚丽多彩的教义和理论，又没有儒学那样和政治关系之密切，所以一直发展不强。但到了唐代，由于李氏当天下，所以高祖、太宗相继认老子为李姓祖先，不断人为抬高老子地位。高宗李治在去泰山封禅途中，还专门到亳州拜谒老君庙，并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到唐玄宗时，还把《老子》作为道教的经典进行注释，认为《老子》“其要在乎理身、理国。理国则绝矜尚华薄，以无为不言为教……理身则少私寡欲，以虚心实腹为务……而皆守之以柔若雌静”[4]，又命两京和各州修玄元皇帝庙，此后又改“庙”为“宫”，进一步提高了老子的地位。就连唐代的科举考试，也一度把道家思想作为考试内容，如高宗时就加试了《老子》，考试、选举的办法和明经科相同，承认了道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但两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以及隋朝的短命，使得唐统治者认识到儒学对于立国的重要性。尽管佛、道在唐初有很大发展，但儒学也受到了高度重视，唐太宗就明确表示：“朕所好者，惟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5] 儒家敬天法祖，尊王攘夷，对于封建统治是具有很大的用处的，所以儒学是绝对不能放弃的。建国之初，唐统治者就宣布信奉儒学，用《五经正义》取士，并在各地兴建孔子庙。贞观年间，又令州学、县学立孔子庙，春秋两次进行祭祀。唐玄宗时，努力复兴儒学，还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对孔子的后裔也加官晋爵，所以儒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与佛道相比，并没有占据太明显的优势。
　　综观唐代前期，由于民族空前大融合，思想文化的多元化也势在必然。唐代统治者以开明的态度、开放的姿态，容许各家各派的发展，对于儒、释、道三教采取调和的态度，力争使三者和谐相处，形成和谐的关系。所以，唐前期，三教发展基本做到了共存之态势。
　　二
　　由于唐代实行儒、释、道三教并存，彼此互有消长，因此，儒家学说比起在先秦两汉时期明显衰落了。这对于唐代的文儒阶层来说是件很悲哀的事情。如何将社会的主流思想归依到儒家思想的轨道上来，成了唐代士人知识分子努力探索的重要课题。到了中唐，解决这一问题变得十分紧迫。为了复兴儒学，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奋起。初唐的傅奕、中唐的韩愈都是反佛兴儒的杰出代表人物，他们为排除佛道思想的影响，勇敢地打出了“反佛兴儒”的旗帜，同佛道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为清理佛道思想对社会的消极影响作出了巨大努力。此一时期着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也为复兴儒学作出了突出贡献，尤其是他的“统合儒释”思想，采取了较为灵活的策略，对儒家思想的重新振兴贡献尤大。
　　如何在三教并存的局面中，使儒家思想发扬光大，唐代儒家知识分子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同时也付出了极大代价，因此而遭到贬谪的不在少数，韩愈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为劝谏德宗而上的《论佛骨表》，几乎断送了他的性命，多亏众臣力保，最后被贬潮州。他的《左迁至蓝关示孙湘》一诗表达了遭贬时的状况和心情：“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出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6]
　　面对中唐时期儒家学说的困境和佛学的繁盛，柳宗元没有像韩愈那样，对佛教采取直白激烈的对抗方式，而是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态度。他总结历史经验说：“晋宋以来，有道林、道安、远法师，休上人，其所与游，则谢安石、王逸少、习凿齿、谢灵运、鲍照之徒，皆时之选。由是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而人知向方。”他认为，唐代思想界也应该继续发扬这一传统，实现“统合儒释，宣涤疑滞”[7]，提倡“统合儒释”以达到复兴儒学之目的。所谓“统合儒释”，就是要对佛家思想进行改造取舍，以使之与儒家思想能够相互兼容和补充，进而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他主张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积极吸收佛家思想的精华，来为发展光大儒学服务。由于有唐一代，尤其是唐前期，佛教思想得到极大发展，所以柳宗元对佛家有比较深入的接触和了解，他曾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8] 根据他在零陵研究所得，认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9]。在柳宗元看来，就是佛教的戒律也与《论语》的礼义有同等的价值，他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10]
　　另外，他还认为佛家也讲究孝道，“余观世之为释者，或不知其道，则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今元浩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无族属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终其心。勤而为逸，远而为近，斯盖释之知道者欤！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世之荡诞慢（言旁家拖之右部分）者，虽为其道而好违其书；于元浩师，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11]。可见，柳宗元主张把佛教中的符合礼教纲常伦理的内容挖掘出来，使之与儒家道德伦理相结合。这与韩愈彻底否定佛教思想的做法是有明显区别的。但他对于佛教中有悖于儒学的东西也是坚决拒绝的，如：“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9]
　　与《易》合则是指佛学中有许多辩证的因素，与《易》中所蕴涵的辩证法思想相契合。《易》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它通过八卦形式，推论自然和社会的变化，具有丰富的辩证思维特点。而佛学也具有较强的思辨性特点，义理严密，思维逻辑性强，所以在思维方式和思维特点上，与《易》的辩证性特点很有相通之处。
　　柳宗元还认为，佛家主张“四大皆空”，追求的是超脱红尘世界，不以功名利禄为念，脱离人生苦海而求达到理想的天国——佛国净土。这一点也和儒家所主张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2] 有相似之处。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对于安贫乐道的颜回大加赞扬，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3] 阐述了儒家的安贫守俭思想。柳宗元认为佛家思想也有这一面，他在（《送僧浩初序》）中说到：“且凡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祖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吾之好与浮图游以此。”柳宗元说他就是因为佛家主张“四大皆空”才与之游，这当然不乏偏颇之处。从理论上讲，佛家教义的确如此，但在实践中，历史上的佛家弟子并不是那样地安贫乐道，远离世俗，高蹈世外。尤其是唐代，和尚和政治结合是非常紧密的，况且佛教内部斗争也很激烈，所以柳宗元说佛教的“四大皆空”，我想可能是仅指佛教教义而言。
　　柳宗元还认为佛家和儒家一样都主张人性本善。唐代禅宗发展很快，同时它也是典型的中国化佛教。其经典教义《坛经》中说：“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去。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佛向性中作，莫向心外求。”在禅宗看来，佛性就是人性，人性就是佛性，禅宗之所以风靡于唐代，一是它找到了普通人成佛的简便法门，二是它力求和孔孟思想相结合。禅宗的人性是佛说，就是吸收了孟子的性善论思想。孟子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善性本就是人的本性、天然之性，如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14]，还说：“恻隐之心，性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14] 仁、义、礼、智又是怎样来的，孟子认为“非由外铄也”，而是人之天然之性。正因为柳宗元认为佛家的性善说和儒家人性论有共通之处，所以，他在《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中说：“其道以无为为有，以空洞为实，以广大不荡为归。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把禅宗创始人几乎说成了儒家的忠实信徒。另外，在社会伦理观方面，佛教亦有可取之处，柳宗元认为佛门也是主性善倡仁孝的，在《送元暠师序》中说：“余观世之为释者，或不知其道，则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世之荡诞慢言者也，虽为其道而好违其书。于元暠师，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
　　关于佛教的认识，柳宗元认为佛教有补于世，这是他认识的高明之处。佛教宣扬轮回说、因果报应说，这些思想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有利于麻醉人民，维护封建统治。这一点在柳宗元被贬柳州后就有了切身体会。元和十年，柳宗元被贬为柳州刺使，当时的柳州，“信祥而易杀，傲化而偭仁，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15]，迷信十分盛行。柳宗元到任所后，先修孔子庙，对当地人民进行礼乐教化，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因为柳州地处偏远，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对于儒家思想的推行不利，没有人去信奉，难以推行。于是柳宗元想到了佛教。因为当地人对佛教信奉，当地有名的大云寺年久失修，为“佐教化”，柳宗元就发动民工修复大云寺，结果收效显着，当地人“去鬼息杀，而务趣与仁爱”[16]。
　　唐代佛教发展达到辉煌，当时社会上禅风弥漫，无论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学林士子，还是斯隶皂徒，都受到了佛教思想的浸染。柳宗元自然也难以摆脱其影响，他说的“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8] 的话当不为虚。但柳宗元信佛却不耽于佛，他一方面注意吸收佛家的精华为社会现实服务，另一方面也对佛家思想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批判，如佛家发展寺院经济，占有良田，贪婪敛财，过于注重世俗而轻视佛教教义的修行等。总的来讲，柳宗元对待迅猛发展起来的佛教，态度是比较明智的，也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背景和趋势。因此柳宗元融合儒佛的思想应该说对于当时复兴儒学意义重大，更重要的是他为后世儒学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三
　　唐代韩愈、柳宗元的排佛兴儒对后世影响很大，至北宋中叶，韩愈和柳宗元的着作已经风靡于世。沈晦说：“国初文章，承唐末五代之弊。至天圣间，穆修、郑条之徒唱之，欧阳文忠、尹师鲁和之，格力始回，天下乃知有韩柳。”[17] 当时人们之所以尊韩柳，是因为他们的文章中有圣人之道。在穆修看来，韩柳之文是学习圣人之道的必由之路，如说：“世之学者如不志于古则已。苟志于古，求践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虽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18] 特别是柳宗元的“统合儒释”思想对宋代思想家影响尤大，虽然“柳宗元统合儒释、融合各家的论证或有可訾可议之处，但当儒学因与佛道的冲突而日益陷入困境时，他的这种尝试不仅为儒学的复兴寻找到一条具体的道路，提供了一种智慧资源，而且实在开启了改造儒学的方向，既是中唐时期儒学更新运动的必然结果，也为宋明儒者‘出入于老释’，借佛兴儒提供了启示”[19]（P238）。北宋二程朱熹等理学思想家正是深受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以“援佛入儒”的形式统合儒释，将佛家思辩逻辑思想引入儒家思想体系之中，大大发展了儒学精义，从而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意识形态——理学，使得儒学在式微几百年后重新光大，并达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程度。
　　二程一生常“泛滥于诸家，出入于释”[20]（P124），和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二程努力复兴儒学，为维护儒家思想的统治服务，视佛学为异端，对佛学思想采取批判态度，但从其思想实质来讲，走的是一条“明排佛学，暗窃佛学”的路子。首先，二程吸收了佛学本题论思想体系，建立了“理本论”的哲学思想体系。佛家把佛性、真如等作为其思想理论的本体范畴，说他们“合众妙而有余，超言思而迥出”[21]，认为佛性、真如蕴涵众妙，主宰天地万物。二程吸收了佛家这一思想，将之归纳整理为“天理”这一范畴，认为“天下只有一个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20]（P30）。还提出“一物便有一理”[20]（P139），“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20]（P858）。这些思想是和华严宗一脉相乘的。
　　其次，二程还吸收了佛教中的佛性论的精华，用以改造儒学思想中的人性论。佛家强调人本身都具有佛性，“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22]，“自性若悟，众生是佛”（同上）。为了更好地说明人人都有佛性，佛教提出了“真性”与“自性”之说，认为“真性”是人生来具有的，但“真性”容易被外物所染，从而变成“自性”，由于“自性”的千差万别，从而造成众生的不同，但“自性”又可以通过觉悟而成佛。二程正是看到了佛家圆通的“真性”、“自性”说，所以大胆吸收并改造，用于发展儒家思想中的人性论。二程指出，“性”是天理在人民身上的体现，“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20]（P292）。“性”的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信，是天命之性，这种“性”只要不受外物污染，就会保持其纯然“真性”，但是“人生气禀理有善恶”[20]（P393），有清浊，从而导致人的后天气禀之性的差别。气禀之性就像佛家的“自性”一样，也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修养而达到恢复天命之性的目的。
　　可见，二程在创建其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吸收了佛家思想中的有补于儒的思想精华，为创立理学思想体系服务。
　　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家世是“婺源着姓，以儒名家”[23]。十几岁时，父亲临终前叮嘱朱熹，要他拜胡宪为师。由于胡宪“好佛老”[24]，朱熹又跟他从学时间最长，所以，朱熹也涉猎过许多佛道典籍，其中有《华严经》、《楞严经》、《圆觉经》、《心经》、《大般若经》、《传灯录》、《四十二章经》等。可见朱熹“少年即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经传，遍交当时有识之士，虽释老之学，亦必究其归趣，订其是非”[25]。
　　朱熹一生与佛教往来密切。他十分欣赏禅学的思辨义理，认为“佛书说六根、六识、四大、十二缘生之类皆极精妙，故前辈谓此孔孟所不及”[26]，还说“王介甫平生学了许多道理，临了舍宅为寺”。对禅学的倾慕、欣羡溢于言表。朱熹自己也曾说：“某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切至矣。”[27]（P151）难怪清人颜元批评他说：“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28] 足见朱熹浸染禅学之深。
　　佛教精细的思辨哲学对朱熹影响很大，朱熹哲学就非常注意吸收佛学直达主体本身内心的深层哲学精神。在本体概念上，朱熹哲学将佛学精神本体的“佛”转换成一种抽象寂然的“理”，认为“万物皆是一理”，“事事却有个极至之理”[29]。这种“理”如佛一样，是无思无为、寂然不动的，是万事万物的本源，既统摄万物，又超越万物。他将“人欲”看作是人生罪恶的来源，指出“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应把人欲连根铲去。这种天理人欲对立的观点其实就是佛家禁欲主义思想的翻版。佛家把人欲当成极大的罪恶和一切苦难的根源，认为要灭绝一切人欲，抛却现实的苦恼，去追求来世的幸福。《法华经》说：“诸苦所因，贪欲所本。若灭贪欲，无所依止。”《华严经疏》说：“暗于多欲，故沉沦长夜。”佛家还要求出家弟子“剃头发，被赤布”，“弃妻子，捐财货，须终身不娶”[30]。很显然，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明显脉承于佛教的“禁欲”观。
　　在认识论上，朱熹哲学吸取了禅宗的“顿悟”说，提出了“格物致知”的认识方法，认为经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积累过程，用力以久，则必然一旦豁然贯通，就会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另外，朱熹还扬弃了佛学禅定的修养工夫。他认为人在“病中不宜思虑，凡百可且一切放下，专以存心养气为务；但趺跏静坐，目视鼻端，注心脐腹之下，久自温暖，即渐见功效矣”[31]。这种认识论和禅宗的“顿悟成佛”说是一脉相承的。
　　在思维方式上，朱熹吸收了佛家的“理事无碍”说，对“理一分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完善。佛家华严宗认为理与事无相碍，“一理遍于事中，谓能遍之理，性无分限，所遍之事，分位差别，一一事中，理皆全遍，非是分遍，何以故？以彼真理不可分故，是故一一纤尘皆摄无边真理”[32]。认为事依理而存在，而理又必须体现于事当中。理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禅宗永嘉元觉《永嘉正道歌》云：“一生圆通一切性，一法普含一切法；一月普观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摄。”朱熹将之改造为“一理之实而万物之分之以为体”[33]，并说事物“虽各有一个理，又都同出于一个理字。这是那释氏也窥得见这些道理”。实际上这句话也等于说是朱熹袭取了释家的道理。
　　北宋立国后，大一统的国家政权急需一种理论来指导国家的统治。然玄学流于空谈，道学耽于出世，佛学溺于空幻，都不能用于封建国家的治国兴邦，只有积极入世的儒学可以作为大一统封建国家的上层建筑。但发展到北宋时期的儒学缺乏深刻的思辨性特点，已不能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因此必须对之进行改造方能付之以使命。如何对儒学进行改造，唐代柳宗元的“统合儒释”思想给宋代思想家尤其是二程、朱熹提供了很好的思维范式。佛学的思辨性和儒家的性理相结合，是当时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儒学获得新生的契机，所以程朱借鉴了柳宗元的“统合儒释”思想方法，以“援佛入儒”的方式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建构了庞大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理学。因此，柳宗元不仅对唐代儒学的复兴起了极大推动作用，而且也对两宋时期程朱理学之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11～15B5中国哲学高建立20072007
柳宗元/佛教/儒学/程朱理学
　　Liu Zongyuan/Buddhism/Confucianism/the Philosophy of Cheng and Zhu
The Influence of Liu Zongyuan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Cheng and Zhu　　GAO Jian-li　　( Department of Law and Politics, Shangqiu Teachers College, Shangqiu Henan Province, 476000)In Tang Dynasty, Buddhism reached its best and formed a relig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brought great crisis to Confucianism. To restore the authority of Confucianism, some scholars of that time tried their best and Liu Zongyuan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m, He absorbs actively the essence of Buddhism and advocates the confusion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Thus, Confucianism had a further development in Tang Dynasty and exert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Cheng and Zhu philosophy in North-Song and South-Song Dynasties.
在唐代，佛教的发展达到鼎盛，并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佛教的发展给本就式微的儒学带来了更大危机，为了恢复儒学的权威地位，这一时期的士人知识分子进行了不懈努力，柳宗元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积极吸收佛学精义，主张儒佛融会，使儒学在唐代有了新的发展，并对两宋时期程朱理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者：商丘师范学院学报11～15B5中国哲学高建立20072007
柳宗元/佛教/儒学/程朱理学
　　Liu Zongyuan/Buddhism/Confucianism/the Philosophy of Cheng and Zhu

网载 2013-09-10 21:4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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