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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承认，林语堂作为一个文化大家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容远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林语堂的家庭文化观念也是这样，研究者较少注意这个问题。而对林语堂的家庭文化观念进行探究，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林语堂的思想、创作，而且有助于更好地审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特的地位和作用，还可以使我们在认识中国现代作家象鲁迅、巴金、曹禺等人时，有新的眼光和新的见解。林语堂自始至终注意探讨“家庭问题”，这既表现在他的一系列论及家庭问题的散论上，又表现在他以家庭为主要描绘对象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上。不仅如此，林语堂还认识到“家庭”在中国文化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在他看来，“家庭”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他说：“中国人的社会和生活是在家族制度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 ……这个制度支配着中国人的整个生活形态”〔1〕，他还认为，“文化上的其他一切成就便仅仅变成一种工具，以创造更好的夫妻父母为最后的目的”〔2〕。可见， 林语堂的家庭文化观是他文化观的基础甚或根本，要探究他的文化观不能不先从其家庭观入手。另外，林语堂如同中国现代许多作家象鲁迅等一样，对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劣质进行批判，从而审视中国文化停滞、落后的根本原因。一是批判家庭至上观念，倡导人的个性、尊严、价值，也呼求爱国主义精神的永存。林语堂说，“中国人始终觉得一个人比国家更伟大，更重要，可是他并不比家庭更伟大，更重要，因为他离开了家庭便没有真实的存在”〔3〕。林语堂还在《京华烟云》中塑造了以国家、 民族利益为重克服家庭、个人至上观念的人物形象。二是否定家庭专制制度，对家庭专制文化泯灭人的个性和创造性，林语堂有着一份清醒，他说，“在以父母为中心的独裁家庭中，这种制度使年轻人失去事业心、胆量与独创精神。……这是家庭制度在中国人性格上最具灾难性的影响”〔4〕。三是批判旧的婚姻与寡妇道德。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借木兰表达了他这种观念，“木兰觉得曼娘是冥冥之中一个巨大力量之下的牺牲品，是受欺骗玩弄。那个冥冥中的力量是什么，她不知道”〔5〕。显然，这个力量就是封建的婚姻和寡妇道德。林语堂还对家庭中的缠足习俗给以无情的抨击，说它是一种“邪恶怪诞的习俗”〔6〕。 林语堂不象辜鸿铭等人那样对中国旧家庭文化津津乐道，他同鲁迅等作家一道，在新文化气息的吹拂下，嗅到了传统中国家庭文化的腐糜，并对其不合理部分给予否认，无疑，这对中国旧家庭文化的更新、完善有着相当巨大而深远的意义。但林语堂的家庭文化观念更有意义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在批判旧的家庭文化劣质时，对其优质部分重新进行审视。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体决绝批判传统家庭文化的同时，林语堂却有着自己独到的思索：传统家庭文化有许多优秀成分应该留存，这是建设中国现代家庭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
　　　　　　一、母亲：根的意义
　　母亲是中国文学中的永恒母题。“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对传统家庭文化劣质的批判使得“母亲”形象呈现这样一种倾向：母亲主要不是慈容善目的爱的象征，而是被封建文化毒害的一个符号或载体，她本身也成为子辈悲剧的根源。综而观之，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的家庭文学中，母亲有的是具有残酷、无情特性，有的是具有变态、愚昧、麻木等特性：一类是恶母，象曹禺《原野》中的焦母，《北京人》中的曾思懿，象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二类是虽不失其母爱的美好，有着贤慧母亲的美德，但深受旧家庭文化异化，成为子辈悲剧的重要根源，如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巴金《寒夜》中的汪母。作家们着意从封建家庭文化异化“母亲”这一角度批判封建家庭文化的残酷、无情与可怕，从而启迪国人觉醒。但这里存在的问题是，鲁迅等作家不注重描绘“母亲”的正面意义，即展示作为人类根本的“母亲”那伟大而永恒的母爱光辉，即使涉及也是附带性描绘。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低估鲁迅们的价值意义，因为作家有自己的侧重点，我们只想指出这种倾向性，指出一种遗憾的存在。某种意义上说林语堂弥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对母亲形象异化描述所留下的空白地带，亦即从母亲形象正面着眼来思考家庭文化的内容。
　　林语堂曾断言：“人们对中国人的生活了解越多，就越会发现所谓对妇女的压迫是西方人的看法，似乎并不是仔细观察中国人生活之后得出的结论。这个批评肯定不适用于母亲这个家庭的最高主宰”〔7〕。显然，林语堂的看法与鲁迅们出入很大，或许林语堂未能象鲁迅们那样策略而深刻地发现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本质特征，但自有其意义，就是说，中国妇女尤其作为家庭中的母亲角色并不象许多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普遍描述的那样成为父亲的附庸，在许多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内”，母亲的地位很高，这也是一种历史真实。与此有关的是母亲角色并不是均受旧的家庭文化劣质污染的，有的则仍保有其母亲的纯然本色。林语堂正是从这个角度思考母亲伟大的一面；正是母亲使得中国的许多家庭温馨、和谐、美好，也从而使得家庭成员得以健康成长。
　　首先，林语堂吁求母亲的母性本能，反对现代人对其人为的毁异。在林语堂看来，生育对“母亲”来说，与动物一样是大自然赋予的一种自然本能，也是母亲所独有的，这是对的。无论时代如何更迭，人类的自然出生必将是从母体中孕育、生长、成熟、分娩，并在母亲的哺育下成长。所以，林语堂说：“大自然赋给女人的母性本能是太强烈，人造的文化是不能轻易加以破坏的”〔8〕。 “当一种哲学脱离了大自然的观念，忽视了这种代表女人的主要特质和生存中心意义的母性本能，而想使女人快活的时候，这种哲学是走上迷路了。”〔9〕因此， 林语堂极力反对独身和不育，认为这是有违自然，违反母性本能的。其结果不仅失去母性本能而且会失去女性特征，会成为女性病理的根源。这是很有见地的，对现代社会独身和不育所带来的后遗症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另外，林语堂还认为夫妻间要以母性为主，为本，而以妻性尤其以女性的色本性为其次，决不能因为妻性而泯灭了母性。他认为：“好色的本能对于丰富的性命确有相当的贡献，可是这种本能也会用得过度，因而妨害女人自己。”“在艺术电影和戏剧中不断的性欲刺激下，好色的本能颇有征服家庭本能的危险。”〔10〕在这里，林语堂的观点还是很辩证的，它击中了现代文化对人和家庭的异化作用。在文学作品中，林语堂也赞美母性的自然本能，《京华烟云》中的木兰、莫愁在怀孕、生产中不仅十分愉快、投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使自己更为成熟、美妙。一个女性假若不结婚、不生育，而采取独身、不育的姿式，那她很难真正地成熟与完美。在中国现代乃至整个中国作家中很少有人象林语堂这样从生物学角度考察母亲的母性本能，并将之视为母亲的根本，人类的根本，这对抵御现代文化对母亲的异化是相当有意义的。
　　其次，林语堂赞美母性无私的爱，赞美那萦绕梦回的一颗慈母心。在《京华烟云》中他赞赏说：“中国有句谚语说，‘吃在儿嘴，饱在娘心’”〔11〕寥寥八字，道出了母爱的丰富内蕴。《京华烟云》中，“母爱”神圣、伟大被写得很动人，姚太太虽不乏某些旧的家庭观念，但对儿子体仁的爱是深厚、纯洁的，她每天等着儿子回家，经常到深夜，不管多累多苦，仿佛她是为儿子活着。木兰、莫愁的母爱除了本能，更是一种情感，一种心态，尤其送儿子到前线打日本，在非此即彼的选择中，母爱的意义被升华了。最感人的是陈妈，她数年如一日思念儿子，总是不断地为儿子做衣服，总是不停地寻找儿子。我真想不出世界上还有什么比母爱更无私、神圣、永久、实在！应该说，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有不少作品颂扬过母爱的伟大，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冰心的“母爱哲学”，但很少有象林语堂这样赋予“母爱”如此丰满、具体而形象的内容，尤其在中国现代作家总体审视母爱受到异化时，林语堂公然倡导母爱的纯真、伟大、永恒，这是值得注意的。
　　再次，林语堂还真诚地赞美母性之美。母亲有着独特的内涵，她不是以男性内涵为衡定标尽，她是自足的。一是母性的自然本能会生发出一种独特的美，这是天赋的。林语堂深知这一点，“我相信，大自然在创造女人时，……赋给她一些比较适合做母亲的智能特质和道德特质，使这些特质在母性的本能中获得真正意义和统一，——现实的感觉，判断力，对琐碎细事的容忍，对弱小无力的东西的爱怜，照顾他人的欲望，深厚的爱和强烈的恨”〔12〕。所以，女性发挥母性本能，她就会获取这些美。相反，“如果一个妻子故意不立刻成为母亲，她便是失掉了她大部分的尊严和端庄，而有变成玩弄物的危险”〔13〕。看来，林语堂对母性有一种偏爱，对母性角色个性之美有一份执着，这对保有女性本色和根性是必要的。甚至林语堂从道德角度来评判母性“美”“丑”，认为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否保有母性成为其道德与否的标准。他说：“在我看来，一个没有孩子的妻子就是情妇，而一个有孩子的情妇就是妻子，不管他们的法律地位如何”〔14〕。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明显有这种倾向，母爱得不到发挥，象素云，人的母性受到抑制，其“美”也难以得到显示；即使不能生育，象曼娘，因为领养了孩子，她的母性之美更加耀目；而自然发挥母性，象木兰、莫愁、陈妈其母性之美如同日月，洁美、高尚、无私、永恒。
　　母亲是人类的根，在我们童年的心灵土地上，早就播种了一粒树的种籽，它积年累月地享用母亲爱的甘霖，直到后来长成大树。然而，我们仍将母亲留在记忆深处，那是一首永难被岁月洗掉的绵延的歌。在中国现代作家为了启蒙主题反思封建家庭文化异化母亲角色时，林语堂对“母亲”角色神圣、美好和永恒既作了理性的反思又作了形象的展示，其意义也是非同寻常的，这也是一种启蒙，一种吁求母亲保有母亲本色与母性美好的启蒙。母亲具有根的意义，她指向精神与灵魂的家园，指向永恒。
　　　　　　二、老人：秋的韵致
　　在注重对传统家庭文化进行批判的那些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父与子”的冲突是一个中心命题，尤其老人文化受到无情的审视与鞭苔。因为中国家庭中“老人至上”文化以外在和内在，残酷和温情，骤变和渐变的方式消泯青年甚至幼者的个性与创造性，加之老人的保守、封闭，中国文化前行步履艰难。正因此，鲁迅等一批先知用锐利的历史目光拨去尘封的历史积垢，找到中国古老文化的痼疾所在。然而，事情往往并不是单面的，获得往往同时意味着丧失，这是悖论！鲁迅等作家在获得对“老人至上文化”批判的同时，也失却了对“老人文化”某些方面的冷静守持。林语堂对“老人文化”优秀成分的反思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林语堂提倡家庭成员要孝敬老人。在他看来，中国人孝敬老人是一种美德；一种民族良知的完美呈现，“中国家庭制度大低是一种特别保护老幼的办法”，“一个天生自然的人爱他的孩子，可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爱他的父母的，到了最后，敬老爱老的教训成为一般人所公认的原则”〔15〕。为什么呢？一是因为老人的岁月临近黄昏暮年，无论从生理、心理、情感、情绪都逼近、还原为孩子状态，这就使老人不再是奉献而是索取；二是因为老人曾经为子辈奉献得太多，他们尤其是中国的老人很多都是把他们的生命、青春、爱奉献给子辈，他们如同耕牛日夜劳作，为子女的幸福谱写着辛苦艰难的歌。那么，一旦老人处于贫乏的暮年，晚辈有什么理由不给以他们回报呢？林语堂怀着一腔真诚说道：“父母曾为他们的孩子劳苦工作，在他们患病的时候曾有许多夜不曾合眼，在他们未能说话之前，曾经洗过他们的尿布，曾费了二十几年的工夫养育他们，使他们能够成家立业；这么说来，什么人能够否认父母在年老时有受孩子奉养敬爱的权利呢？”〔16〕如何孝敬老人呢？林语堂认为一是忍耐二是理解与感激。“一切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乃是一种忍耐的教育”，“如果我们不能容忍自己的父母，不能容忍年纪已老，比较无力自助的父母，不能容忍为我们做那么多事情的父母，那么我们在家里还能容忍什么别人呢？我们反正需受克制的训练，否则连婚姻也会破裂。”〔17〕“中国人这个亲自服侍年老双亲的观念，完全是基于感激的心情。一个人欠朋友的债务也许可以计算的，可是欠父母的债务却是无法计算的。”〔18〕当然，对父母的孝敬在林语堂看来，并不是完全屈从于父母老人的权力话语之下，而是否定父母专制的基础上的孝敬奉养。在《京华烟云》中，林语堂塑造了木兰、莫愁和陈三等孝敬奉养老人的形象。作为子女他们对父母老人一往情深，养老送终，老人的晚年幸福安详，象一处平静的风景。姚思安在临终时，子女围绕，奉孝教养，表现出传统家庭文化的优美、醇厚的良知与德性。有人说，美国是少年的游乐场，青年的战场，老年的坟场，林语堂赞美中国老年的幸福，让艰难的一生有一个如秋天一样丰美的收获。他用热情洋溢但不乏悲凉的语调说：“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的生活型态，使黄金时代藏在未来的老年里，而不藏在过去的青春和天真时期里”，“人生的交响乐应该以一个和平、宁静，物质舒畅和精神满足的终曲为结束，不应该以破锣破鼓的砰礴声为结束”〔19〕。中国现代文化确乎粉碎了传统家庭文化的“老人至上观”，但它的代价是某种程度上倒置了老人和青少年的位置，许多老人的晚年物质和精神遭受着双重的苍白贫乏，如寒冬泥土里的一片衰老的败叶。
　　其次，林语堂既看到老人封闭、保守的一面，但更欣赏老人的魅力：丰厚、成熟、智慧、感伤与镇定。他甚至用富有诗情的秋天比拟老人的魅力，赞美老人经过艰难一生跋涉结晶的丰美收获。他说：“‘朱颜白发’的康健智慧的老人，以怡静的声音畅谈人生经验，世界终究没有比此更美丽的东西”〔20〕。林语堂说他喜欢秋天，秋天“是接近高迈之年的老成和良知——明白人生有限因而知足。这种‘生也有涯’的感知与精深博大的经验变幻出多种色彩的调和”〔21〕。这多种色彩代表的是成熟、智慧与面对死亡的镇定。在林语堂笔下塑造的姚思安就是一个镇定、智慧、成熟的老者，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中国古老民族灿烂文化的象征。
　　我们必须申明：肯定鲁迅等全力以赴批判传统家庭文化中的“老人至上”观念，并不意味着必须否定林语堂肯定“老人文化”的优质成分，反之亦然。林语堂与鲁迅们的不同是：在批判旧家庭文化的同时，一定要固守“老人文化”的美好部分，这是实在、本分的见地。
　　　　　　三、妻子：角色的确立
　　女性解放作为中国现代作家注重的热门话题，也倍受林语堂的关注，但他与鲁迅等作家的视点、观念、心态不同，当然其结论也大不一样。对家庭中的“妻子”角色也是这样。鲁迅等注视批判传统家庭文化的作家多从爱情、个性解放及参加社会工作等方面探讨妻子的解放问题。换言之，鲁迅等作家赞誉的是妻子的婚姻与爱情的一致性；称颂妻子走出家庭的狭小牢笼面向社会，同男子一样去工作、参政；并且对女性打破其女性性格，吸收阳刚之气，作家们也是由衷地欢欣。因为在鲁迅等人看来，妻子在家庭中受奴役的时间太长久了，社会是湛兰而浩瀚的天空，妻子可以展开双翅在其中自由翱飞。子君、曾树生、蘩漪、金子等都属于此种类型的妻子。而林语堂则不完全赞同这种看法，虽然他也强调说：“理想女性不再是以前那种受人压制、娴静、文雅的女性，而是接近于欧洲妇女那种天真活泼健美的女性”〔22〕，但对女性，尤其对妻子角色林语堂有自己的理解。
　　首先，林语堂不认为家庭的幸福一定意味着“婚姻与爱情”的完全统一，没有刻骨铭心的爱夫妻也同样可以幸福美满。这与中国现代许多作家把“爱情与婚姻谐和”看成家庭夫妻幸福的理想前提是不一样的。鲁迅、巴金、曹禺等作家认为，女性如果不能与其所爱结婚就难以得到幸福（当然有爱未必一定婚姻美满），如巴金《家》中的梅小姐、鸣凤，曹禺《雷雨》中的侍萍、蘩漪，《原野》中的金子，因此，中国现代文学中有着一个个爱情悲剧和家庭婚姻悲剧。林语堂则认为婚姻虽然离不开爱情，但二者并不一定完全谐和，有时二者某种程度上又是分离的。他说过：“结婚生活不是完全沐在蜜浴中……你得早打破迷梦，越早排弃你龆龄小女学生桃色的痴梦，而决心做一个活泼可爱的良伴越好。因为罗曼斯不久要变成现实，情人的互相恭维捧场，须变成夫妇相爱相敬的伴侣生活”〔23〕。尤其在《京华烟云》中，林语堂设置木兰这个妻子角色，不能说她不爱着丈夫荪亚，但她更爱更钟情的却不是荪亚而是立夫，所以作者说木兰在晴天时想荪亚而在阴天时想立夫，并且最能牵动木兰情感的是立夫，这是她心灵深处的一个秘密。然而，木兰并不因为没得到自己的挚爱而使家庭婚姻成为悲剧，相反，她同样感到家庭婚姻的幸福，虽然她感到自己的婚姻充满遗憾。因之，在林语堂的婚姻观念中，爱和幸福已经不是神话，而是现实、真切、自然的东西。
　　其次，林语堂不认为妻子的解放必须走出家庭到社会上与男子一样工作，在他看来，妻子的解放并不是由工作性质而定，而是以人的尊严、价值、个性的是否实现而定。“以生活的方法而言，没有什么工作是高尚的，也没有什么工作是卑鄙的”〔24〕。所以，林语堂进一步说：“家庭生活包括养育孩子这种重要而神圣的工作；而一般人觉得家庭生活太卑下了，不值得占据女人的时间，这种观念不能说是一种健全的社会态度；这种观念只有在女人、家庭和母性不受充分敬重的文化中，才有存在的可能”〔25〕。这倒是值得注重的要点，因为女性没法在各种生活方式上模仿男性，这本身就是束缚妇女的标志。当然，林语堂也不主张妻子只能呆在家中做家务，她照样可以有自己的爱好兴趣，比如“诗歌的写作与尽一份妻子和母亲的职责两者并不矛盾。李清照就是一个理想的妻子”〔26〕。对于那些才华超群的妻子，林语堂还主张她们去干更大的事，认为世界真正进步的原因之一是有这些杰出的女性。
　　再次，林语堂非常强调妻子的性别角色，即主张妻子的“贤慧与温柔”，而不主张妻子的男性化性格，只有男女都保持自己的性别角色才能希冀达到和谐、互补的家庭幸福。他曾说：“从最好处去解释儒教精神，这里，男女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对妇女的束缚，而是意味着关系的和谐”〔27〕。“我心目中的理想女人是爱数学也爱化妆品的，是比女权主义者更有女人的性格的。”〔28〕所以，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塑造的木兰和莫愁性格中都多是“贤妻良母”，她们贤慧、善良、温柔、达观，显然具有女性气质的。当然，林语堂理想的妻子并不是传统的贤妻良母，而是有着现代意识的贤妻良母，尊重自己的个性、价值与尊严，文化修养高，自然、聪明、活泼，有生命感，并以女性独特的魅力感染丈夫，与丈夫取得较高层次的理解。
　　总之，林语堂家庭观念中的妻子强调既要具有贤妻良母的传统美德，又要有着现代意义上的女性的开阔、尊严、个性，还要有自然、实在的人生价值理想。在林语堂崇尚的家庭中，妻子与丈夫须达到高品位的理解与谐和。
　　林语堂的家庭观念还远远不止于这些，他描写的家庭虽然也有风雨有矛盾有悲剧，但我们看到了一种安宁与和谐，家庭成员父与子、母与子、夫妻、兄弟姐妹、妯娌、主仆及仆仆之间的关系是自然的，基本和谐的，并不似鲁迅等作家笔下那种被异化了的关系。比如《京华烟云》中的主仆，虽然也有姚太太与银屏之间的恩怨，但大多数主仆都互相理解、爱护，到后来主人将仆人择优嫁出，与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巴金笔下的鸣凤与主人的关系显然不同。的确，历史地审察，中国古代主仆关系并不都是敌对的，有好多是融洽、自然，情同兄妹、姐妹，甚至仆人也可升为主人。所以，林语堂注重这方面的展示，反映了他独特的家庭观念和文化眼光。
　　林语堂的家庭观念确乎有异于鲁迅等的家庭观念，他对中国传统家庭文化优秀成分的留存，对确立现代的家庭文化十分有益。那么，为什么林语堂会形成这样一种独异的家庭观念呢？一是与他的家庭生活有关。林语堂不象鲁迅等作家那样经由家庭的由盛及衰，经由爱情的诸多风雨，他既有一个幸福的父母家庭，又有一个美满的夫妻家庭。家庭对林语堂来说，留下的更多的是美好的回味，是一种慰藉，一种诗意。他说，“在造成今日的我之各种威力中，要以我童年和家庭所身受者为最大”〔29〕。“一个小孩子需要家庭的爱情，而我有的很多很多。我本是个很顽皮的童子，也许因为这缘故，我父母十分疼爱我。我深识父亲的爱，母亲的爱，兄弟的爱和姊妹的爱”〔30〕。这样一种生活境况使林语堂更多体味的是家庭的温情与谐和。二是林语堂深受基督教、儒教、道教中的仁爱、达观、超脱思想的影响，使他非常珍爱真善美。林语堂说：“我一切由理性而生的信念亦由理性而尽去，独有我的爱，一种精神的契谊（关系），仍然存留。这是最难撕去的一种情感。”〔31〕“我父子俩都欣赏幽默和同是不可救药的乐观”〔32〕。而传统家庭文化中的美好正好契合了林语堂这一情怀。三是林语堂文化观念的独特。他不象许多现代作家把西方文化作为医救中国文化的范本，也不象一些国粹死抱住中国传统文化不放，而是采取参照对应的文化眼光。林语堂对中西文化精髓都很有研究，抱定“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33〕。林语堂自信地说：“西方观念令我自海外归来后，对于我们自己的文明之欣赏和批评能有客观的、局外观察的态度。自我反观，我相信我的头脑是西洋的产品，而我的心却是中国的”〔34〕。这就使林语堂对中西文化的优劣都能保持一种清醒和客观。四是林语堂性格温和、宽容，他曾说：“凡做甚么事我一生都不愿居第一”〔35〕，可见，林语堂不属于激烈的性格，这极有助于林语堂对传统家庭文化采取中庸的取舍态度，而不是非常偏执和决绝。
　　注：
　　〔1〕〔3〕林语堂《中国人的家庭理想》，选自《人生的盛宴》第78—79、82页。
　　〔2〕林语堂《生物学上的问题》，选自《人生的盛宴》第57页。
　　〔4〕林语堂《家庭制度》，选自《中国人》第152页。
　　〔5〕〔11〕林语堂《京华烟云》，第169、49页。
　　〔6〕林语堂《女子教育》，选自《中国人》第143页。
　　〔7〕林语堂《家庭与婚姻》，选自《中国人》，第122页。
　　〔8〕〔9〕〔12〕林语堂《独身者是文化上的怪物》，选自《人生的盛宴》，第62、63页。
　　〔10〕〔13〕〔14〕林语堂《论性的吸引》，选自《人生的盛宴》第74、75、76页。
　　〔15〕〔16〕〔17〕〔18〕〔19〕〔20〕林语堂《论老年的来临》，选自《人生的盛宴》第87、94—95、96、92—93页。
　　〔21〕林语堂《人生的归宿》，选自《中国人》第308页。
　　〔22〕林语堂《妇女解放》，选自《中国人》，第146页。
　　〔23 〕林语堂《一篇没有听众的演讲》， 选自《林语堂文选》第288页。
　　〔24〕〔25〕〔28〕林语堂《独身者是文化上的怪物》，选自《中国人》，第65、70、69页。
　　〔26〕林语堂《女子教育》，选自《中国人》，第130、131页。
　　〔27〕林语堂《妇女的从属地位》，选《中国人》，第116页。
　　〔29〕〔30〕〔31〕〔32〕〔33〕〔34〕〔35〕林语堂《四十自叙》。
　　
　　
　　
东方论坛青岛69-74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王兆胜19961996 作者：东方论坛青岛69-74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王兆胜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4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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