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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6)12-0118-03
　　一
　　在地域文学史学的学科建构机制里，相对于学理观念的形而上，有关研究方法乃至更具体一些而带有操作性的编撰模式，应该属于形而下的层面。换言之，组合成这个学科建构两翼之一的前者，为抽象出来的理论升华；而作为它另一翼的后者，则更偏重于直接的实践实际性学术取向。再进一步看，如果以架构基础作为这个学科中介的话，那么，研究方法、编撰模式就可以称做学理观念的具现载体。它是有关地域文学的系统意义与理论导引下的一种特定运思方式、途径和表述行为的实施，是地域文学史观的集中、直接的外化形式，并且由之制约、规定了对诸文学现象的认知感受形态与处理准则，是手段和目的的统一。
　　当然，从一般文学史的大学科范畴来说，其所原先被普遍运用的一些研究方法，例如在中国具有悠久传统的“以意逆志”模式，是本源于《孟子·万章上》的一段话：“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这里，就已初步意识到语言文字在表情状物方面的有限性，以及文学语言所独具的夸张特征与修饰功能。朱自清认为，“以意逆志”便是“以己之意‘迎受’诗人之志而加以‘钩考’”（《诗言志辨·比兴》），这是依照了《说文》中“逆，为迎也”和《周礼·地官乡师》汉郑玄注“逆，犹钩考也”的解释。要之，受众（读者）也就不应该割裂作品里的个别辞句以作断章取义的曲解，或仅只是拘泥在语言文字的表层含义上诠释；而必须结合自己的审美体会、人生经验，去理解、推测作者的本初用心，因小而衍及大，透穿此处之言而觅求、揭橥其彼处之意。惟有这样才称得上真正的领会把握。所以，刘勰《文心雕龙·夸饰》“大圣所录，以垂宪章”便称引了孟子的这段话，并发挥说：“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舲，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而以后文论家们“言不尽意”、“意在言外”、“诗无达诂”之类的说法，在实质上都可以认为是从孟子这段话发展引申出来，一脉承贯传延的，但它们又更加深入地触及、发觉到文学的艺术精神与美学本质。
　　另，《孟子·万章下》还提出了又一种很经典式的意见：“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虽然朱自清联系对照文本上下的整体语言背景，指出它的旨趣“并不是说诗的方法，而是修身的方法”，即“尚（上）友古人”的这种途径。不过，如若仍旧从文学角度和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去看，便会明白，因为其自身内涵的丰富包容性所产生出来的多元多样化指向，实际上留下或拓展出发挥想象的广阔天地，以致可以用之观照考索那另外的注目对象，再不断地补充扩张它的功用范围。
　　事实上，“知人论世”的模式与上述“以意逆志”的模式已经隐含着一定的因果联系，两者互动融合，经过历代学者的发展深化，早就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研究方法。清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一“缘起”，曾分别详细地阐发释论了它们。于“以意逆志”说：“诗有内有外，显于作者曰文曰辞，蕴于内者曰志曰意。……夫我非古人，而以已意说之，其贤于蒙之见也几何矣。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为舆，载志而游，或有方，或无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于“知人论世”说：“世字见于文有二义：从（纵）言之，曰世运，积时而成古；横言之，曰世界，积人而成天下。故天下者，我之世，其世者，古人之天下也。我与古人不相及者，积时使然；然有相及者，古人之诗书在焉。古人有诗书，是古人悬以其人待知于我；我有诵读，是我遥以其知逆于古人。是不得徒诵其诗，当尚论其人。然论其人必先论其世者，何也？……苟不论其世为何世，安知其人为何人乎？”又清方东树也将这两种模式结合起来看待，称“知人论世”之说“为学诗最初之本事，即‘以意逆志’之教也。……求通其辞，求通其意也。求通其意，必论世以知其怀抱。然后再研其语句之工拙得失所在，及其所以然，以别高下，决从违”（《昭昧詹言》卷一）。就此逐渐凝结整合为“诗（作品）与人（文学家）与世（社会时代）”相共关联影响，三位一体式的稳固传统，从而具有了方法论方面的范型导引意义。
　　及至到了20世纪初，作为现代学术体式的“文学史”出现、成立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和编撰模式，也依然借鉴接纳了这种由诗、人、世三要素组合为一的古老传统，只不过使之溶解、并合到外来的文学社会学流派之中，共同造就成一番中国化面孔而已。自胡适《白话文学史》起，历经承循、更变、补充，以历史时段（王朝或政权制度交替改易）为顺序，作家、作品加社会文化背景三大块的结构形制，便一直在 20世纪的文学史学科里据有主流地位。而这种研究方法的学术追求，则是“能从丰富复杂的文学历史中找出带普遍性的、可以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然后从这些现象的具体分析和阐述中来体现文学的发展规律”[1](P207)。
　　二
　　作为大的文学史子系统或分支学科的地域文学史学，从一般意义上说，自然将上述三要素的组合结构形制接受为它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沿袭为最基本的编撰模式。这正是学科的学理共通性使然。不过，在彼此间双向交融互动而形成整体性效应的同时，还因为自身的学术取向与运作特点不同的作用，地域文学史学又拥有着自我主体的相对独立性——“主流—流变”以统领全局的研究模式。下面，将这一模式相关的生成基础、价值认定、表现形态等问题阐述如后：
　　首先，一切文学史皆原由于一定的文学观念，而中国文学则经历了一个自“杂文学”渐向“纯文学”演变发展的漫长过程。那么，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文学史学科所认定标举的“文学”，除却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体裁分类，叙事文学、抒情文学的内容区别和雅文学、俗文学的风格差异等诸方面的概念范畴之外，所共同备具、张扬的本质特征首先也只能是审美。要之，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表达载体的一种极端复杂的人类精神活动现象，虽然有着多样多元化的社会功用和内涵特质，但是，审美却是它独立的，与哲学、史学等其他学科及思想产品所异趣最大、最基本的实质性特点，它的巍峨殿堂主要根基、构建于“美”之上。所以，这也是衡量判断作品的高下优劣的最主要价值标准。此外，还有更严格些、进一步要求的“新变”，即作品里所体现出来的创造性特征。例如，钱钟书关于宋诗的“去取标准”是：“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也不选。大模大样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前者号称‘优孟衣冠’，一望而知，后者容易蒙混，其实只是另一种意义的‘优孟衣冠’，所谓‘如梨园演剧，装抹日异，细看多是旧人’”。他并且调侃说，这样的作诗方法，结果是“把诗人变得像个写学位论文的未来硕士博士，‘抄书当作诗’，要自己的作品能够收到在图书馆的书里，就得先把图书馆的书安放在自己的作品里”[2](P25)。
　　地域文学史显着不同于全局性的大文学史的一点是，它在发展演进历程中间所凸显出来的强烈的不平衡性。从普遍情形看来，地域文学只不过是于某些阶段性、间断式的特定历史时期内产生出程度不等的繁盛景象，不规则地跳跃式出现个别或一些优秀文学家，而一般不能或无法保持连续悠久性的、超越漫长历史分期的整体辉煌绚丽的局势。例如同样具有几千年遥远的历史、成为中华民族文明文化之源头的山东和河南，便足可以说明上述论断：在呈现“杂文学”形态的先秦时代，文章学术浑融一体，文学还缺乏甚至尚未建立起自觉的本体意识，并未从哲学、历史、艺术中剥离而独立出来，仅只具备诗歌、散文两种文体。但即使这样，于前者，在《诗经》中，便有山东地区的《齐风》、《曹风》、《鲁颂》与河南地区的《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陈风》、《桧风》等纯文学的经典出现了；而于后者，则兼属文化与文学的元典的，山东地区和河南地区便分别产生有《论语》、《孟子》、《左传》、《国语》、《晏子春秋》与《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诸子、史传散文巨着，给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乃及文学垂范立则。总之，这两个区域的诗歌散文早已超轶出了本土范围的局限，而拥载着对中国全局性的广泛深刻的影响和作用，并一直贯注到以后千余年的全部封建时代里。
　　不过，经历过这段初起就作巍峨激扬之态的高潮后，两地却都从两汉起始，经过魏晋南北朝，回落到一个漫长的酝酿成长阶段，展示出相对的沉寂与平缓局面。尽管各自还出现过像东方朔、王粲、刘桢、徐干、左思和张衡、蔡琰、阮籍、潘岳等一些优秀诗人、作家或文学名家大家，但也只不过似数点星辰点缀闪烁在浩渺无垠的历史天幕上，尚不足支撑起它进程的全面繁荣。至于迎来第一次严格文学意义上的高潮，在山东文学史中，已迟至宋代了——主要还是北宋到南宋前期的约近200年间。诗歌散文尤其是新兴文学样式并占据着时代文学主流位置的词，先后有李清照、辛弃疾高峰并峙，向称婉约、豪放两大派之正宗。待至此后的明中叶到清初，又出现雅文学和俗文学双进共举、全面光耀的第二次高潮。诸如“后七子”的首领人物李攀龙、谢榛，“一代正宗”的王士禛，集散曲豪放派大成的冯惟敏，为明清传奇繁荣开先声的李开先，一代戏剧大家孔尚任，长篇白话小说经典之制的《水浒传》、《金瓶梅》，文言小说之巅峰《聊斋志异》等；次如边贡、丁耀亢、宋琬、曹贞吉、赵执信、《醒世姻缘传》等等，指不遍屈[3]。而对于河南文学史来说，唐代是其几千年演进行程中堪称空前绝后的极顶，是自渐次隆升而趋于跌降衰落的转捩期与关键所在。诗歌当无待烦言，如上官仪、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王梵志、刘希夷、祖咏、李颀、王湾、崔颢、杜甫、元结、岑参、刘长卿、韩翃、韩愈、李贺、刘禹锡、王建、白居易、元稹、李商隐、张祜、聂夷中……，而散文，则只举“文起八代之衰”、建构范型并引导后来几个朝代主流走向的韩愈便足证其显赫。所以，这是先前所从未曾有过、此后也永远再不能复制、踪及的惟一黄金时期。宋元以降直至清，虽然还出现过苏舜钦、贺铸、陈与义、李梦阳、何景明、朱有炖、侯方域等各有所长、成绩不凡的文学家，有些甚至还领袖全国性的一代之文学潮流，但却终究无法挽回整体的颓势而重造昔日唐代的辉煌[4]。
　　作为地域文学史另一个重要学术背景与资料来源的，是那些相关的大批地方文献。如地方志里的文苑传和以地域区划为界限的地方性诗文别集、总集里所收录的有关篇章内容。只不过它们所大量着载的，可谓兼收兼蓄且汗牛充栋般代不乏人的，却率多为十分平庸浅陋的三流小作家，乃及根本还未入流的许多“文字型”作者写手。依照上述的两条标准去审察比勘，他们的那些“作品”艺术水平低下，缺乏审美价值与创造新变意义，扩散不出热烈勃发的生命活力。严苛点看，或许从来便不曾有过光焰也未可知，故此地域文学史也不应试图“把文学古董混在古典文学里，假如僻冷的东西已经僵冷，一丝儿活气也不透，那末顶好让它安安静静地长眠永息。一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事实上只会应用人工呼吸法，并没有还魂续命丹；二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似乎不必去制造木乃伊，费心用力的把许多作家维持在‘死且不朽’的状态里”[2](P25)。所以，尽管数量繁多，这类作品作家却不能进入到文学史主流甚至文学史的领域里来，或在文学的创造、积聚承传和新变发展的轨迹上铭刻下浓淡深浅的印痕，成为它绚丽辉煌画图中的一抹色彩。说到底，这些个浩如烟海、皓首穷年也难以便览尽晓的中国文化文学遗存，固然是一笔取用不竭的巨大宝贵财富，但若换副眼光看，也极有可能只是一种沉重的“包袱”。其间的积极意义与负面作用其实在不断渗染融合，由依附共存并生到相互演变更易，需要我们依据现代理性观念和文学眼光给予重新审视整合。这也正构成从“史料”到“史观”的双向交流互动，最终通往文学史纂撰的全部行程过程。
　　或者说，文学史本身便是文学现象经历不断的淘汰、选择而最后凝定为经典存在形式的一种学术结果，那么，于其中有两种情状、行为起到了主导作用：一个是历史的流失过程。它包含着诸如天灾人祸、技术传播手段的制约、局限等物理性因素，遂致某些作品湮没散佚，而这中间却并非因为前述的审美与新创价值评判的缘故，只不过是随机偶然；另一个是在悠久的时间长河里，迭经历代无数读者的反复价值考量的人事性因素，也只有优秀作品才会被欣赏流传，这就是必然。由此则产生了文学史家存留褒贬的态度。它们依据相应标准来确立、评论带有经典性或典范性的作家作品，由之编排并阐述出文学的演进变化的动态图形，而处于此视界之外的那些作品自然就是被过滤掉的不契合价值标准的了。
　　作为分支学科或子系统的地域文学史，于上面从实证性的文学现象、到过程描述与意义评析的史的形成机制并无例外，同样循沿此一般运作程序、规范而来。但是，因为它的主要学术关怀注重独特的“地域文化—文学精神”的彰显，以及各不同历史时段所呈现的发展极度不平衡状态和地域特质强弱转化的多变性，这便决定了其适应自我的研究方法与编撰模式的独立性，即“主流—流变”模式以统领观照全局的设置。约言之，首先，要明晰地域文学本身处在中国文学整体大格局里的位置，及其相互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审察把握相关的自然人文、社会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等生成存在环境；其次，选取拥有较重要的全局意义、产生历时或共时性较大影响作用的文学大家名家作为描述主线，由之联系相应相近的一般作家，下及其师法踪迹者，形成为流派准流派的脉络；再次，逐步清理出不同历史期间里的文学主流走向，阐释那不断消长升降的演化过程、流变形态，以及充溢于其中的艺术精神、人文意蕴，辨识潜隐于诸文学“主流—流变”现象之深层的演进发展规律，以给出恰当的价值判断。
　　在这种地域文学史的研究方法、编撰模式里，虽说仍旧将作家和作品视之为最基本的观照两翼和主要的立论“文本”，但却早已不仅仅局囿关注在其自身的评述论析上了，那更重要的工作，则是考察它的表象和发现其内涵深层间所贯穿、张扬着的某种流变意义，诠释解绎这种“不断演进、变易、增益，由确立、否定而再肯定的发展精神，实践为继承传统、改造传统或创变求新、另建传统的流动过程，充分显示出历史的纵深感”[5](P3)。也正是通过这种“历史的纵深感”——它所具化了的一种执着的发展精神，一个不懈地追求着的美学理想，一股恒久热切的生命激情，才使我们有可能清晰地了见那历时悠远、已经千百年尘封岁月的地域文学的“主流—流变”轨迹，从缤纷繁杂、各种各样的文化文学现象里，较为翔实、确切、细致地把握住它们有关的外在特征与内在蕴含，揭橥其深层的艺术精神，它的审美旨趣和风格面貌。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地域文学史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地域文学的“主流—流变”研究。
理论学刊济南118～120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乔力/武卫华20072007
地域文学史/研究方法/“主流—流变”/模式
相对于学理观念的形而上，在文学史学科建构机制里，有关研究方法乃至更带有具体操作性的编撰模式，当属于形而下层面，是特定运思方式与表现行为的实施。长期以来，我们形成了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到按时代为序，作家、作品加社会文化背景三要素组合式的主流模式，而地域文学史对之接纳的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即“主流—流变”以统领观照全局的研究模式。这里，不平衡性特征的生成基础，审美创变的价值认定尺度，最终直接外化为具体的方法。
作者：理论学刊济南118～120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乔力/武卫华20072007
地域文学史/研究方法/“主流—流变”/模式

网载 2013-09-10 21:4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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