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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在胡适早年的学术活动中，墨学研究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就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研究墨家逻辑学，在其后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又把上述墨学研究扩展深化。他有关墨学的论着还有《〈墨子·小取篇〉新诂》、《梁任公〈墨经校释〉序》、《论墨学》等。
　　年轻的胡适为何如此钟情于墨学呢？
　　胡适在赴美留学之前，即受梁启超影响对墨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在《梁任公〈墨经校释〉序》中说：“他在《新民丛报》里曾有许多关于墨学的文章，在当时引起许多人对于墨学的新兴趣，我自己便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人。”（注：胡适：《梁任公〈墨经校释〉序》，《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以下简称《文集》），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03页。）然而，这并非主要原因，充其量只是一个诱因。
　　众所周知，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即大力提倡“整理国故”的学术活动。胡适认为，要创建一个新文化系统，既不能专靠输入外部文化，也不能只是古代文化的复活，而应该是在旧文化中找到“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使我们能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和的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的科学和哲学”（注：胡适：《先秦名学史》，《文集》下，第770-773页。）。不过，作为新文化人的胡适，有着强烈的非儒情绪，认为“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换句话说，中国哲学的未来，似乎大有赖于那些伟大哲学学派的恢复。”（注：胡适：《先秦名学史》，《文集》下，第770-773页。）因此，在先秦与儒学并称“显学”的墨学理所当然地引起胡适的兴趣。借助于墨学，既可以挣脱儒学的枷锁，又能从其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土壤”（注：胡适：《先秦名学史》，《文集》下，第770-773页。）。此其一。
　　其二，胡适认为，中国科学这所以不发达，其中原因固然不少，但缺乏“哲学方法的性质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注：胡适：《先秦名学史》，《文集》下，第770-773页。）。因此，与其他许多力图构建新文化系统的人不同，胡适的重心不在那些表层文化，而在那些在他看来具有决定作用的哲学方法。唯其如此，新文化系统才有根基，中国科学才能昌明。思想敏锐的胡适看到了墨学中富含许多知识论和逻辑学方面的知识，且与西方近代实证主义的逻辑方法有契合点，特别适合构建新文化系统的深层意识——哲学方法。胡适正是看中了这些，才着力于发掘墨学中的营养并作近代阐释。
　　　　　　二
　　胡适的墨学研究是从墨子其人其书的考订开始的。他认为，“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订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注：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文集》上，第2页。）。关于墨子其人，他不同意孙诒让的看法，认为孙氏错误原因有二：其一，孙氏所据的《亲士》、《鲁问》、《非乐土》三篇文章都靠不住，可能是后来编辑的，或者包含了明显的窜改。其二，墨子决不曾见吴起之死。因为《吕氏春秋·上德篇》说吴起死的那一年（前381年）墨家巨子孟胜及弟子替阳城君守城，孟胜死前派弟子把“巨子”之位传给田襄子，以免墨家断绝。据此，吴起死时，墨学已成了一种宗教，墨子已死多年。他认为汪中据《墨子》中《耕柱》、《鲁问》、《贵义》、《非攻》中下、《公输》及《礼记·檀弓》下来考订墨子生平很可靠。因此，他断定墨子大约生于公元前500～490年，死于公无前425～416年。胡适从史料的辨伪入手，然后运用可信的史料，并运用不同的史料加以对照，以得出结论，是把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和西方实证方法结合起来，比孙诒让在方法上前进了一步。其后的钱穆、侯外庐等对墨子生平的考证均与胡适的接近。
　　要对墨学进行系统研究，必须对基本材料《墨子》一书进行考订，而清代的墨学研究者却很少注意到这一点。胡适大胆运用近代科学方法，从《墨子》一书的思想倾向、语言特色等方面入手，精考细梳，条分缕析，将其分为五组：第一组，自《亲士》到《三辩》，凡七篇，皆后人假造的。前三篇全无墨家口气，后四篇乃根据墨家的余论所作。第二组，《尚贤》三篇，《尚同》三篇，《兼爱》三篇，《节用》两篇，《节葬》一篇，《天志》三篇，《明鬼》一篇，《非命》三篇，《非儒》一篇，凡二十四篇，大抵皆墨者演墨子的学说所作的。其中也有许多后人加入的材料。第三组，《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不是墨子的书，也不是墨者记墨子学说的书。它是《庄子·天下篇》所说的“别墨”做的。这六篇中的学说，决不是墨子时代所能发生的。第四组，《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这五篇乃是墨家后人把墨子一生的言行辑聚来做的，就同儒家的论语一般。第五组，自《备城门》以下到《杂守》，凡十一篇，所记都是墨家守城备敌的方法，于哲学没有什么关系。
　　显然，胡适与此前墨学研究者不同，他把整理史料作为契入点，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可靠史料的基础上。这事实上是运用近代科学方法来研究古代学说。胡适是较早自觉运用近代科学方法论的人，其后的冯友兰等人把这种方法论进一步推进完善。需要指出的是，胡适是第一个对《墨子》一书进行系统分类的人，为其后的研究者所效仿。从这五组分类上可看出，胡适把《墨子》一书看成先秦墨家思想逻辑演进的轨迹，这就为他突破梁启超等人的墨学研究提供了史料上的保证。
　　　　　　三
　　在近代研治墨学的学者中，胡适是第一个运用系统的方法，发展的观点把墨家分为前期墨家和后期墨家，使其“显出变迁的痕迹”，“递次演进的脉络”（注：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文集》上，第2页。）。胡适称前期墨家为“宗教的墨学”，主要依据第二组和第四组史料来研究，并从哲学方法和具体政治主张两个方面来进行阐释，显然，前者是胡适研究的重心所在。
　　胡适把前期墨家的哲学方法归结为“应用主义”，或者叫做“实利主义”。他说：“墨子处处要问一个‘为什么’”，“以为无论何种事物、制度、学说、观念都有一个‘为什么’。换言之，事事物物都有一个用处。知道那事物的用处，方才可以知道他的是非善恶”。进一步指出，墨家的“应用主义”重视“利”，“义，利也”。“墨子的‘义’和‘利’都是指人生行为而言”，“无论什么理论，什么学说，须要能改良人生的行为，始可推尚。”（注：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文集》上，第2页。）他还指出，墨家“应用主义”哲学方法的是非准则并非心内的良知，而是心外的实用。“墨翟发现了应用主义的方法之后，便把它贯穿于自己的全部学说中，使它成为自己的学说的基础。”（注：胡适：《先秦名学史》，《文集》下，第826页。）
　　显然，胡适是在运用“实证主义”的哲学方法来梳理前期墨家的哲学方法，并力图把它纳入实证主义的哲学方法之中。他首先提出问题，然后逐层解析，逐步证明。他力图使中国古代哲学近代化，使墨家的哲学方法适应时代之需，这种尝试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墨家的“应用主义”是与儒家的重义轻利，割裂义、利关系相对立的，是小生产者重视物质利益的反映。而胡适则过分强调了它与近代实证主义哲学方法相同的一面，忽略了他们之间的本质差别。
　　与哲学上的“应用主义”相联系，胡适认为，“三表法”是墨子的论证方法。如果说“应用主义”哲学方法是广义上的逻辑，那么“三表法”则是逻辑的应用。《墨子·非命上》说：“言必有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胡适指出，“三表法可以概括为检验任何已知思想的真实性要求：(1)跟已经确立思想中最好的一种相一致；(2)跟众人的经验事实相一致；以及(3)付诸实际运用时导致良好的目的。”（注：胡适：《先秦名学史》，《文集》下，第826-836页。）他对三表法还作了具体的分析，品评其优劣，认为三表中最重要的是第三表，由此可见墨子注重实际应用，其缺点是把“实际应用”作了过于狭隘的解释，即解释为直接的利益，从而忽视了不能立刻看到的价值。比如，墨子对音乐的指责，“很可能对中国古代文化造成了很大损失。”（注：胡适：《先秦名学史》，《文集》下，第826-836页。）至于第二表，胡适指出它表明了墨子重视亲身观察的价值。“墨翟关于直接观察的理论虽然是粗糙的，却标志着中国经验主义的开端”（注：胡适：《先秦名学史》，《文集》下，第826-836页。）。“这种注重耳目的经验，便是科学的根本。”（注：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文集》上，第115页。）但其缺点有二：其一是耳目所见所闻是有限的；其二是平常人的耳目，最易错误迷乱。回到第一表，他指出“第一表和第三表是同样的意思”，“第三表说的是现在和将来的实际应用，第一表说的是过去的实际应用。”（注：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文集》上，第115页。）胡适用实证主义的理论方法来评判墨家的三表法，既肯定了它注重实际应用的伟大意义，又指出其应用的狭隘性，既看到它作为方法论是人们行动的理论指导，又指出它作为“真理的检验”的实践意义。撇开其理论本身的局限，胡适基本上揭示了三表法所蕴涵的伟大意义。但胡适的评价不免过高，他没能指出三表法只是小生产者日常生活经验的总结，无论是作为行动的理论指导和作为“真理的检验”，其价值都是非常有限的。把它过分拔高甚至同近代实证主义比附是不可取的。同时，胡适一方面主张要“了解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可是在实际的研究中又把它从其时代抽象出来，作抽象的超越时代的评判，这显然是矛盾的。
　　相对于上述哲学方法来说，胡适显然把具体政治主张的研究放在次要地位。在他看来，具体社会政治主张是表层的，是受哲学方法支配的。相对于“应用主义”的哲学方法来说，墨子的具体政治主张，如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非乐、非命、节用、节葬，只是其哲学方法——即根本观念的应用，是墨学的枝叶。
　　墨子的具体社会政治主张，胡适认为是以“天志”为本的宗教，即“墨教”。“兼爱”、“非攻”是“天志”的体现，“明鬼”是“天志”的补充。节葬短丧表明墨家对鬼神“只注重精神上的信仰，不注重形式上的虚文”（注：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文集》上，第119-120页。）；墨家主张兼爱，因而尚贤，“反对种种家族制度和贵族政治”；至于尚同，就是上同天志，“天志就是尚同，尚同就是天志”，“墨子的宗教，以‘天志’为起点，以‘尚同’为终局。”（注：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文集》上，第119-120页。）
　　《吕氏春秋》说：墨子贵兼。兼爱是墨子思想的主旨和归宿，尚贤、尚同是兼爱思想在政治主张上的延伸，而天志、明鬼则是实现兼爱的一种假想的外部力量，是手段。胡适显然巅倒了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把墨家的政治主张看成是以“天志”为本的宗教，这是他脱离具体社会经济条件而抽象地考察墨家政治主张得出的必然结果。如果我们认真地考察“天志”的内涵，不难发现，“天志”的体现便是兼爱。墨子主张“天志”是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反映了小生产者企图实现自己的理想社会而又看不到自身的力量，幻想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实现它。后期墨家扬弃了“天志”的宗教思想。
　　　　　　四
　　相对于前期墨家——“宗教的墨学”来说，胡适称后期墨家为“科学的墨学”。他依据第三组史料，主要从知识论和逻辑学两个方面来考察后期墨家。
　　知识论，即认识论问题在后期墨家思想中占据着重要位置。随着西方哲学的输入，墨学中的认识论思想才逐渐为人们重视。但胡适之前，还没有人清晰地勾勒出墨学中的知识论体系。胡适受过西方哲学的训练，又具有良好的汉学功底，这为他发掘墨学中的知识论思想提供了方法上的保证。
　　胡适首先阐述了墨家的认识论过程：(1)知，材也。指“人‘所以知的’才能。有了这个官能，却不必便有知识”（注：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文集》上，第119-120页。）。(2)知，接也。“这个‘知’是感觉。人本身有‘所以知’的官能，遇着外面的事物，便可以知道这事物的态貌，才可以发生一种‘感觉’”（注：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文集》上，第119-120页。）。(3)＠①，明也。“这个‘＠①’是‘心知’，是‘识’。”（注：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文集》上，第132-136页。）如何使认知的三个阶段连成一有机过程呢？胡适认为还必须有时间和空间的作用，“须有这两种作用，才可有知觉。”（注：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文集》上，第132-136页。）胡适还把后期墨家的认识过程看作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一个逐步上升的过程，并以西方近代认识论思想为参照勾勒后期墨家的认识论概貌。但胡适夸大了“＠①”在墨家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认为“有这个贯穿组合的心知，才有知识”（注：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文集》上，第132-136页。），这偏离了墨家重感性、重经验的认识论原貌。
　　获取知识的途径有闻、说、亲三种，即由别人传授的“闻知”，由推理获得的“说知”，由亲身观察获得的“亲知”。胡适指出，由于闻知、亲知获得的知识极其有限，所以墨家强调“说知”的重要性。从检验知识的标准上看，胡适认为：“别墨忠于墨翟的应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传统，也认为选择和行为是检验知识的标准”（注：胡适：《先秦名学史》，《文集》下，第834页。）。胡适把墨家检验真理的标准看成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这是符合事实的。但胡适对后期墨家检验知识的标准的阐发是不够全面的，后期墨家提倡“名实耦”，实际上是强调实践对检验知识的作用，是朴素的唯物主义真理观。而胡适在这里说法很模糊，分成“选择和行为”与“实际成果”，却又明确指出它们的关系。实际上，二者都是实践的代名词。当然，墨家的实践和今天所说的“社会实践”有所不同。
　　综观上述三个方面，胡适是以近代西方哲学为参照系，把后期墨家知识论体系相当完整地勾勒出来，基本上反映墨家知识论的概貌。他是这样做的第一人，此后的研究者基本上是沿着他开创的路径并加以完善的。
　　墨家的逻辑学是其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的总结，但由于墨学尘封千古，文字古奥，近人多不敢问津。随着西方逻辑学的输入，一些学者开始向传统文化中寻找中国自己的逻辑学，但孙诒让、章太炎等人仅浅尝即止。梁启超是近代第一个试图系统发掘《墨经》逻辑思想的学者，他在1904年发表的《墨子之论理学》一文中曾试图运用西方近代逻辑体系来勾勒墨家逻辑，但流于过简，且有点牵强。胡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力发掘《墨经》的逻辑成就。他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释名。即运用西方近代逻辑学的概念和方法对墨家逻辑作详尽的训释。(1)释“故”、“法”。他认为“故”与“法”是《墨辩》中极为重要的两个观念。胡适之所以把“故”与“法”这两个概念单独训释，是因为他认为只有“懂得这两个大概念，——故与法——方才可讲《墨辩》的名学”（注：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文集》上，第138页。）。(2)释“或、假、效、辟、侔、援、推”。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小取》篇的论辩七法，胡适把它们纳入西方形式逻辑的判断和推理中并加以训释。胡适的释名尚比较粗糙，如“或”、“假”等的训释都比较模糊。但他试图把墨家的逻辑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研究，比梁启超在《墨子之论理学》中的训释又前进一大步。
　　第二，中、西、印逻辑比较研究。孙诒让在《墨子间诂》中曾提及墨家逻辑与印度因明的关系，但没有展开。梁启超在《墨子之论理学》中曾把墨家逻辑与西方形式逻辑的三段论加以比较。胡适则更进一步，把代表中、西、印三种不同思维方式的墨家逻辑、印度因明、西方的三段论加以排比论列。他认为印度因明、西方三段论均注重形式。而墨家逻辑则不注重形式，《墨辩》的“效”相当于西洋逻辑的演绎推理，但没有印度三支的形式。“这种论证，每立一辞，须有这辞的‘法’，作为立辞的‘故’。（注：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文集》上，第148页。）墨家逻辑没有印度因明、西洋三段论的形式，却具有同样的效果。胡适还指出，印度和西方的“法式的逻辑”是经过千余年不断完善而成的，而墨家逻辑却尘封千年。况且墨家逻辑法式上的缺限，未必就不是他的长处。墨家逻辑能把推论的一切根本观念都说得明白透彻，有学理的基本，却没有法式的累赘。此外，印度、西方的“法式的逻辑”多偏重演绎，墨家逻辑却能演绎、归纳并重。
　　胡适对墨家逻辑的发掘、比较，为融通中、西、印三种逻辑奠定了基础。但是，胡适的比较仍局限于形式，忽略了逻辑现象背后的思维方式的比较，因此，他并未能揭示三种逻辑的本质不同。
　　　　　　五
　　胡适的墨学研究是在近代中西文化激荡的形式下，在中国传统学术方法近代化的进程中进行的，因此，他的研究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印痕。同时，由于胡适个人学养因素，又表现了强烈的个性特征。通观起来，胡适的墨学研究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以实证主义哲学思想为指导，以近代西方哲学为参照系。实证主义哲学思想是胡适学术活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也是他墨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他用实证主义哲学思想作指导去整理史料，把实证主义方法和传统的汉学方法相结合，对墨子生平作了较为可信的考证，对《墨子》一书的分组方法也基本上为后人接受。因此，他在整理史料方面做出了相当的成绩。但以实证主义哲学方法来阐释墨家思想学说时，就不可避免地使他的墨学研究带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使他的研究能够摆脱传统方法研治墨学者的局限，在一个较为开阔的视野上评判墨学，从而超越前人，使他的墨学研究成为墨学研究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另一方面，指导思想的局限使他不能真正揭示墨家思想学说和时代思潮的关系，墨家哲学方法和政治主张的关系，也不能揭示墨家政治主张之间的关系。他把前期墨家社会政治主张看成是以“天志”为本的宗教就是明显的表现。
　　胡适墨学研究在指导思想上是实证主义，而参照系却是近代西方哲学。他以这个参照系来印证墨家学说，认为前期墨家的哲学方法是“应用主义”，三表法是这个哲学方法在逻辑上的运用。他把后期墨家的哲学方法归纳到知识论和逻辑学两个方面，是墨学研究的一个创举。正是有了西方哲学这个参照系，才使他的墨学研究做出卓着的成绩。
　　第二，注重哲学方法的研究。黑格尔说：“我认为哲学体系在历史中的次序同观念的逻辑规定在推演中的次序是一样的。我以为，如果从出现在哲学中的各个体系的基本概念身上清除掉其属于外在形式，属于其局部应用范围等等的东西，那末就会得出观念自身在逻辑概念中的规定的不同阶段。”（注：转引自列宁《哲学笔记》，第271-272页。）胡适的墨学研究便贯穿了这样一个原则。他清除了那些所谓“枝叶”的具体政治主张，力图发现先秦墨家的逻辑演进顺序，并把它纳入整个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进程之中。他在研究前期墨家时，便紧紧抓住“应用主义”的哲学方法，认为三表法是“应用主义”哲学方法的论证法。哲学方法上的“应用主义”与逻辑上的“三表法”构成墨子学说的根本观念；具体社会政治主张，如兼爱、非攻等，不过是根本观念的应用，对此他阐发不多。在研究后期墨家时，他更紧紧抓住知识论和逻辑学两大特征，对具体社会政治主张阐释得更少。
　　这实际上与胡适以方法论为中心的学术路向是一致的，他在《胡适文存·序列》中说：“我这几年做的讲学文章，范围好象很杂乱，从《墨子·小取篇》到《红楼梦》，目的很简单，我的唯一目的是注重学问的思想方法。故这些文章，无论是讲实验主义，是考证小说，是研究一个字的文法，却都可以说是方法论的文章。”胡适之所以如此重视方法论，是力图构建一个庞大的、适合近代学术发展的方法论体系，并进而构建新文化系统的深层基础——哲学方法。
　　第三，系统的方法，发展的观点。胡适在谈到杜威的哲学方法时说：“历史的方法——‘祖孙的方法’，他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是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注：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182页。）胡适运用这种方法，把整个先秦墨家看作是一个发展的思想体系，探析其发生、发展及中绝原因。他不仅把墨家学派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而且指出，后期墨家之所以从“宗教的墨学”发展为“科学的墨学”，是因为战国后期自然科学和名辩思潮的兴起，它是“一个科学的产物”，从而揭示出前后两个阶段的有机联系。他对墨学中绝原因的分析尤其值得注意：其一，儒家的反对；其二，墨家学说遭政客的猜忌；其三，墨家后进的“诡变”太微妙了。既有外因，又有内因。
　　同时，他还把墨家思想学说看作先秦诸子思想学说中一部分来研究，揭示墨家与其他各家的关系。比如，他认为墨子“生当鲁国，又当孔门正盛之时，所以他的学说处处和儒家有关系”（注：《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文集》上，第103页。）。他在谈到墨家思想贡献时说：“墨子的应用主义和三表法，已是极重要方法论。后来的墨者论‘辩’的各法，比墨子更为精密，更为完全。从此以后，无论哪一派的哲学，都受这种方法论的影响。”（注：《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文集》上，第156页。）
　　第四，比较研究方法。胡适兼通中西哲学，这为他进行比较研究奠定了学理的基础。他把墨、儒两家学说比较，从《耕柱》、《公孟》两篇所记载的儒墨两家对“为政”、“为乐”的不同回答中得出结论：认为“孔子说的是一个‘什么’”，“墨子处处要问一个‘为什么’”（注：《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文集》上，第107页。），儒墨的根本不同是哲学方法的不同。不仅如此，他还把墨家思想学说与西方类似学说相比较，前文提到的把墨家逻辑与印度因明、西方三段论比较就是典型的例证。无庸讳言，胡适的比较研究是肤浅的，还停留在形式上，并有简单化的倾向。但是，他是较早进行比较研究的近代学者，他致力于寻求不同学说、不同文化契合点的方法有重要的意义，在今天也值得借鉴。
　　第五，平等的眼光。蔡元培先生在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中指出，该书的特色之一是“平等的眼光”，“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的面目。”胡适把墨子与孔子、老子放在平等的地位加以研究，夷平各家之间的地位，在当时是少见的。他既反对扬墨贬孔的倾向，也反对扬孔贬墨的倾向。这种理性主义的态度也为后人所采用。
　　第六，文字史实上的精密考证与义理上的贯通相结合。梁启超说：“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之遗风。”（注：《清代学术概论》。）胡适禀承了清代朴学的方法，又有较为深厚的西方哲学素养，因此，在研究墨学时，一方面能够严密地考证史料，谨严地训释文字，例如在《〈墨子·小取篇〉新诂》、《论墨学》、《梁任公〈墨经校释〉序》以及《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有关部分均有所体现。另一方面，他认为仅做到上述还不够，还要“贯通”，即把零碎的思想条理化，“寻出一个脉络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注：《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文集》上，第27页。）。在实际的研究中，他把前者作为后者基础，后者以前者为依据。事实上，后者也是他研究的重心所在。
　　胡适的墨学研究上承孙诒让、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如果说孙诒让是用传统的学术方法对近代墨学研究作一次总结的话，那么，胡适则是第一个真正用近代科学的方法对墨学作一次系统的研究。在胡适之前，虽然梁启超着有《子墨子学说》及《墨子之论理学》，尝试用近代方法整理墨家思想学说，但远不及胡适的研究系统完整。因此，胡适的墨学研究真正使墨学研究方法近代化，是近代墨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对于后来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安徽史学合肥79～84B5中国哲学解启扬19981998解启扬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作者：安徽史学合肥79～84B5中国哲学解启扬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4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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