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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7)04-0066-08
　　赵树理研究，从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和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对其作出高度评价的1946年起，至今已经有60余年，其间，研究成果和研究角度，都非常丰富。本文所言，从赵树理小说的文本再解读入手，切入赵树理研究的空白点和争议点，管见一得，就教于方家。
　　《李有才板话》：民间文艺的发生学与功能论
　　《李有才板话》在创作的目的和风格等诸多方面，贯穿了赵树理小说的普遍特色。比如说，赵树理特有的风趣和幽默，赵树理对乡村风俗的烂熟于心信手拈来，赵树理习惯于给人物起外号的手法，等等。同时，作为独特性所在，《李有才板话》在赵树理的作品中，是最具代表性的民间文学创作发生学兼及功能论的文本：赵树理在写一篇关于民间文学的创作发生学的故事，讲述阎家山的李有才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有感而发，以“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姿态，创作出一段段锋芒犀利、爱憎分明的快板，为阎家山的社会现实描绘出一幅幅杀伤力极强、流传性极广的讽刺画——是的，李有才的快板，简洁明快，形象性画面性极强，即使是一些抽象的话题，他也能将其转换为有声有色的形象，例如，关于阎恒元把住村长的位子不放，每次选举都上下其手，这似乎难以产生形象感，李有才却别出心裁地转化出木板“大名片”的形象，“选来又选去，还是阎恒元。不如弄块板，刻个大名片，每逢该投票，大家按一按，人人省得写，年年不用换，用他百把年，管保用不烂”，一下子就把这件事情的荒唐可笑凸现出来。
　　细究起来，同样出自赵树理之手的《“锻炼锻炼”》，也是以一段顺口溜开篇的，作品中共有两段顺口溜，分别出自被王聚海视作还需要“锻炼锻炼”的毛头小子，生猛有余老成不足的杨小四和高秀兰两个年轻人。杨小四批评“吃不饱”和“小腿疼”好逸恶劳、唯利是图，高秀兰批评王聚海保守平庸、好好先生，在整社运动中写出两张快板式的大字报，并且推动了合作社的工作。但是，杨小四和高秀兰采用顺口溜和大字报方式表达意见，都是偶一为之，他们的斗争手段较为多样，不像李有才这样，以编唱快板为自己的主要活动，一部大约3万字的中篇小说，从第一节开始的对阎恒元父子两人的形象刻画，到庆祝对阎家山恶势力的斗争胜利的总结，就融入了李有才和他的“弟子”小福和小顺们创作的十三段快板，加上对这些快板的生成原因的阐述，把李有才和他的弟子们的快板连缀起来，就是一部阎家山的变迁——这和赵树理的另一部作品《李家庄的变迁》，构成再一重意义上的互相映照。
　　《李有才板话》中的李有才的快板，可以借用口传文学的理论加以讨论。在原初意义上，口传文学属于尚没有文字应用的早期社会，口头语言成为人类传递知识、经验和信仰的主要方式。原始叙事的传播过程也即是演义过程，许多原本不存在的意义被发明或增生出来，这导致了像《荷马史诗》这样的文化奇观。这样，为了挽救集体记忆，许多叙事采取了诗的形式。闻一多先生说：“说话时期当早于创造文字若干万年，既能说话，必会唱歌。话既成为整个意志的代表，人们必须记它或诵它，这就是诗，并且为了便于记忆，故诗必有韵，但与后世用韵带有音乐性者不同。同时必须有整齐句法，还要有连环句法，……又须有系属之特点，即在文章中分别子目而加详释，也是为了便于记忆。再又有排比句法，不但字句整齐，连句的结构也是一致，作用都是一样。”[1](pp.10～11)早期社会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存在方式是与文学，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与诗密不可分的。①
　　以此观之，李有才的快板及其相应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的中国，人类早已走出了早期社会；但是，在阎家山那样封闭的、文化教育匮乏的山区，面对大多数不识字的农民，口传文学仍然是这里信息传播和信息保存的主要手段。李有才的快板，恰恰是采用了合辙押韵、琅琅上口的口传文学的形式，便于记忆，便于流传，形成一种独特的“元叙事”。乡间的生活，没有足够的文字记叙，即便是有文字记载，也不过是由阎恒元、阎家祥等强势人物按照其意志加以涂抹，对于老槐树底下的穷苦农民来说，是难得与闻的。不过，比较起来，阎家山的穷人们又是比较幸运的，李有才的快板，与时俱进，随机而生，为这个小小的乡村，留下了强烈的底层民众的民间记忆。
　　那么，具体到作品中，作为口传文学，李有才的快板有哪些特征呢?
　　他还有个特别本领是编歌子，不论村里发生件什么事，有个什么特别人，他都能编一大套，念起来特别顺口。这种歌，在阎家山一带叫“圪溜嘴”，官话叫“快板”。
　　像这些快板，李有才差不多每天要编，一方面是他编惯了觉着口顺，另一方面是老槐树底的年轻人吃饭时候常要他念些新的，因此他就越编越多。他的新快板一念出来，东头的年轻人不用一天就都传遍了，可是想传到西头就不十分容易。
　　小福的表兄觉着很奇怪，也没有顾上笑，又问道：“怎么你村有这么多的歌?”小顺道：“提起西头的人来，没有一个没歌的，连那一个女人脸上有麻子都有歌。不只是人，每出一件新事，隔不了一天就有歌出来了。”又指着有才道：“有我们这位老叔，你想听歌很容易!要多少有多少!”
　　李有才的快板，一是出手快，具有惊人的敏捷构思和语言表达才能，出口成章，风趣生动，“不论村里发生件什么事，有个什么特别人，他都能编一大套，念起来特别顺口”。二是覆盖面积广，又紧密追随现实的风云，那些被老槐树底下的人们憎恶的西头人家，个个有份，山村时事，迅即成篇，“提起西头的人来，没有一个没歌的，连那一个女人脸上有麻子都有歌。不只是人，每出一件新事，隔不了一天就有歌出来了”。三是口头相授，迅速流传，具有特定的接受对象，“他的新快板一念出来，东头的年轻人不用一天就都传遍了，可是想传到西头就不十分容易”。这些快板，既是“实话实说”，又风趣幽默。幽默，是智慧的表现，是建立在对世道人心的洞察和语言表现力的纯熟把握之上的。作品中，在不同的章节中，反复强化他的这一特征。于是，当老杨同志深入老槐树底下，正是通过这些快板段子，捕捉到了山村的生活真相。
　　小顺道：“可以!你要想听这，管保听到天黑也听不完!”说着便念起来。他每念一段，先把事实讲清楚了然后才念；这样便把村里近几年来的事情翻出来许多。老杨同志越听越觉着有意思，比自己一件一件打听出来的事情又重要又细致……
　　如果说，李有才的快板，针砭现实，广受欢迎，以至于这种快板方式至今还有人采用并且行之有效，[2]那么，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则是一部乡土气息浓郁、样式活泼多姿的现代“评书体”小说。《李有才板话》的叙述，抓住一个“扣子”，从对李有才的外号“气不死”的来由讲起，一直都是在饶有情趣、吊人胃口的动态中进行的，在迅速的情节推进中，环环相扣，展开冲突，设置吸引读者继续读下去的兴奋点。在阎恒元等人正式出场之前，先给他们每人一段鞭辟入里的快板，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就比平板地追述他们以往的劣迹，高明了许多。而且，作品中一段段快板的引入，和宋元话本的经常采用的“有诗为证”的方式是相互吻合的，韵文和散文杂用，既强化了散文部分的叙述内容，又调节了叙述的节奏和语感，丰富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3](p.202)这的确是赵树理的独特魅力所在。
　　在那篇影响久远的评论《论赵树理的创作》中，周扬称赞李有才说，“李有才，这位农民的天才歌手，用他的快板反映了村子里的事件和人物，表达了农民对于这些事件和人物的情绪的反应。这些快板是多么真实，多么畅快，多么锋利呀!”[4](p.181)这样的赞扬，完全可以移用来赞扬赵树理。在作品中，是赵树理塑造了李有才，在现实中，赵树理也是李有才，而且比后者更有才华更有成就，在更开阔的层面上，针对现实，褒贬分明，智慧超越，举重若轻，这也是赵树理的创作方法，而且他是比李有才创作更为自觉，目光更为开阔的。因此，在塑造李有才形象的同时，作品也成为赵树理的“夫子自道”，是赵树理作品的创作发生学。
　　《李有才板话》又是一部独特的民间文艺创作与生活之关系的功能论的形象证明。阎家山的生活现实的变迁与李有才的才华和机智，相互激荡，用西方的文学理论话语是愤怒出诗人，用中国古典文论的语言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产生短小精悍、具有很强战斗力和杀伤力的快板，把一桩桩一件件发生在现实中的往事和近事，表达出来，而且在贫苦农民中流传开来，产生对现实的强烈干预作用。但是，这种干预，在表达形式上，它不是高头讲章，枯燥教条，而是采用了非常形象、生动的方式，夸张、联想、幽默、变形，说来听来都具有很强烈的愉悦感，让人开心，让人发笑，在笑声中又感受到生活的苦涩。进一步地，“原始叙事的传播过程也即是演义过程，许多原本不存在的意义被发明或增生出来”。李有才的快板，还具有超越性和增生性，除了对山村中的人和事进行评述，还产生强烈的审美娱乐功能，产生出民间文学的独特魅力。例如，作品中对张得贵形象的夸张和扩展，“砂锅能捣蒜”，“公鸡能下蛋”，就远远超出现实中的人物原型，具有了高度的概括性和极端的喜剧性，在现实中广泛流行。
　　这种干预，在许多时候，比如在老杨同志到来之前，它并不能够直接介入现实生活，不能直接改变现实生活，而只是在贫苦农民的精神世界发生潜移默化，为他们的或明或暗的反抗斗争进行思想准备，进行精神动员，进行群体凝聚。一旦大槐树底下的人们在老杨同志的引导下，挺身而出，走向斗争前台，成为行为主体，李有才的快板，就直接地发挥出积极的宣传作用，推动反对阎恒元等人的现实斗争。现实主义文学与社会生活的相互关系，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取自现实又反作用于现实的艺术本性，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在40年代后期，《李有才板话》被作为教育从事乡村工作的干部的阅读教材，则形成又一轮的良性循环，将现实主义文学与现实生活的互动作用张扬到了极致。
　　《小二黑结婚》：如何建立“文化领导权”
　　《小二黑结婚》的故事原型，是恶霸横行、残害民众。虽然新政权已经建立，但是，乡村的旧势力和流氓无产者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那样一个时代的转型期，这两种人物都仍然占有自己的优势，前者靠的是多年掌控乡村社会的经验，老谋深算，像阎恒元那样；后者靠的是敢于冒险、敢于出头的蛮性，在时势更替中先下手为强，拔得头筹，像金旺兄弟那样。两者之间又有内在的勾连，金旺的父亲就是阎恒元一流人物。赵树理的许多作品，包括《李有才板话》和《邪不压正》等，对这一点都有明确的表达。但是，在《小二黑结婚》中，作家的注意力并不在金旺兄弟那里，而是在于家庭内部小二黑和二诸葛、小芹和三仙姑的两代人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除了旧式家长制的权威，还带有了特殊的家庭背景，就是二诸葛和三仙姑两个人都是半人半神的人物，都有浓重的迷信色彩，使得矛盾冲突更为复杂，家长的意志中融入了神的意志。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白毛女》从原型到歌剧作品的创作。和《小二黑结婚》一样，现实中的白毛女故事，同样具有两个要素：关于白毛仙姑的迷信故事，关于农家女儿遭受地主残害的故事。从这两个故事的任何一个方向发展，都可以做出很好的推演和联想。但是，两部作品的发展趋向却各有侧重，《小二黑结婚》将作品的主要对立面设定为两个年轻人的父母亲，两个“神仙”，着力于对乡村中的封建迷信现象和旧文化权威的破解，《白毛女》却最终演绎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阶级斗争故事。两者的差异，耐人寻味：在抗日战争和乡村阶级斗争的主题突现的时代中，像《白毛女》那样的作品比较多见，如《王贵与李香香》、《吕梁英雄传》、《血泪仇》等，像《小二黑结婚》这样的作品，可以说是别开蹊径，有深意藏焉。
　　从现实的考虑出发，赵树理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当时的形势需要：太行山南麓的抗日根据地，刚刚发生过一次因为封建迷信组织“离卦道”谣言惑众引发的骚乱。1941年，在太行山腹地的黎城县出现了一个由汉奸操纵的迷信组织“离卦道”，而且很快发展到数千人，还成立了秘密武装组织。同年10月，“离卦道”动员五六百名无知的道徒发动暴动，攻打黎城县政府，造成很大损失。朱德总司令沉痛地指出，在军事上我们的武器比敌人差，但我们却打了胜仗；在政治上，我们掌握着真理，但我们却打了败仗。因此，在广大农民中间破除封建迷信，对根据地的文化人来说，就成为重要的使命，成为赵树理这一阶段创作的关注点。同时，赵树理对现实中的家乡地区这种封建迷信中毒很深的人们，包括他自己的深受迷信毒害的家人亲属在内，都非常熟悉，信手拈来，即成佳作。更为重要的还在于，赵树理是非常自觉地要在乡村中，为新政权建设的需要，为满足广大农民的艺术欣赏需要，向旧文化包括封建迷信和陈旧读物，争夺乡村中的“文化领导权”。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将新型政权方式展现在广大乡村，但是，新政权的建立，有待于新文化建设的补充和辅助。赵树理自述说：“十几年前，我就发觉新文学的圈子狭小的可怜，真正喜欢看这些东西的人，大部分是学这种东西的人。等到学的人也登上了文坛，他的东西实际上又只是给另一些新的人看，让他们学会这一套，爬上文坛上。新文学只在极少数人中间转来转去，根本打不进农民中去。我父亲是个农村知识分子，但他对这种宝贝一点也不感兴趣。新文学其实应叫做‘文坛文学’或者‘交换文学’。因此，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你逛过农村的庙会集市吗?那里有一种地摊，摆满了《封神榜》、《施公案》、《七侠五义》、《笑林广记》之类的小册子和廉价的小唱本，生意真好啊!我的目标就是要拿着自己的作品去赶庙会，跟它们一起摆在地摊上，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5](p.35)他也曾带着在乡间搜集的《太阳经》、《玉匣记》、《老母家书》、《增删卜易》、《洞房归山》等小册子，念着“观音老母坐莲台，一朵祥云降下来，杨柳枝儿洒甘露，拯救世人免祸灾”的唱词，出现在太行山根据地文化界的大型座谈会上，阐述自己创作新的通俗文学，驱除在民间大为流行的陈腐的宣扬封建迷信和公案小说等旧通俗文学，对农民进行教育和启蒙的创作目标。
　　因此，从赵树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开始，这种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就是他的创作的多重目标。在创作形式上，赵树理改造和更新了传统的“评书体”小说，以农民们习惯了的接受方式，去接近农民；在内容上，着力刻画新旧时代的转换对乡村社会形态的影响——包括政权形态和文化心理的嬗变，尤其是那些代表旧式文化的人们。在《小二黑结婚》中，两个神仙成为作品的主要人物，他们的形象的鲜活和思想深度，超过了作品中的新人小二黑和小芹。这两个人物去面见区长的一场戏，让我们想到当年阿Q被押解着去面见县太爷，不由自主屈膝下跪的场面。从辛亥革命到40年代，时间已经过去了30年，而且已经建立了民主政权，但是，农民们的思想状况仍然如此蒙昧，仍然缺乏独立自主的主人公意识。这样的描写，的确有警世的作用。小二黑和小芹，他们面对的是三重的压力，乡村中尚未清除的权势加流氓的恶势力，家长的权威和封建迷信的弥漫，单单靠他们自身的力量显然非常弱小，村民们的觉醒还有待时日，因此，作品中靠区长和村长的支持，战胜金旺兄弟和双方“父母之命”，可能显得简单化一些，却是符合作品所表现的时代和环境的。
　　与之相对照，在《李有才板话》中，阎家山的“文化领导权”，较早地转移到老槐树底下的贫苦农民手中，体现在李有才的快板中。在政治权力和经济实力上，老槐树底下的贫苦农民，显然是没有任何优势的，在现实生活中，他们遭受阎恒元等人的愚弄和盘剥，看着章工作员遭受蒙蔽，看着小元从自己的兄弟向着阎恒元们的同谋蜕变，却毫无办法扭转局面。但是，因为有了李有才的快板，在阎恒元们的种种花招和诡计面前，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让后者无可遁形，他们就不但是有了一个发泄胸中愤懑的表达渠道，而且在集体心理上，凝聚了乡亲们的心气，建立了自己的精神优势。李有才的快板，不但有着记载乡村变迁的意义，还有建立老槐树底下的人们的精神优越感的作用，就是在夺取政治上的支配权之前，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文化领导权”，为即将展开的激烈的夺权反霸斗争进行了必要的动员和准备。李有才的“入会歌”，一呼百应，立竿见影，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平时的诸多快板段子在人心中的日积月累，谈何容易?老杨同志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认为阎家山的农民发动起来非常迅速和顺利，大大出乎他的意料，这是因为村民对阎恒元们仇恨太深，但是，李有才的快板在这一正邪易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显然不可小觑：
　　老杨同志道：“不少，不少!这么大个小村子，马上说话马上能组织起五十多个人来，在我作过工作的村子里，这还算第一次遇到。从这件事上看，可以看出一般人对他们仇恨太深，斗起来一定容易胜利!……”
　　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提出着名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强调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首先要在文化上取得领导权，依靠其在知识和道德上的优势，争取广大民众的认同。葛兰西指出：“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对付的敌对集团，他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6](p.38)二者相比之下，葛兰西更注重知识和道德的领导权，也就是文化的领导权。在他的理解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权和文化领导权是互相背离的，统治权是掌握在资产阶级乃至极端专制的法西斯分子手中的，但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却可以凭借知识的先进——代表了人类最新成就之一的马克思主义，道德的崇高——无产阶级革命所激起的忘我追求的、勇于献身的行为，去赢得众多的民众，去征服市民社会，并进而将这种文化领导权扩展到政治、经济领域，实现其全面的领导权。这一理论对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极大，近些年来在中国也产生很大反响。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获得启示，又反过来用赵树理的作品印证这一理论，我们可以说，《小二黑结婚》中的刘家峧和《李有才板话》中的阎家山，在文化领导权问题上是对比鲜明的。这两个在作品开端时都是被坏人执掌村政的村子，都已经是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大环境下，形势显然正在或快或慢发生变化。但是，二诸葛和三仙姑，借用封建迷信，占有了村子里的文化领导权(尽管说，作家笔下的村民，对这一状况，采用了怀疑和嘲笑的态度，但是毕竟作品中还没有能够与其进行对抗的新文化因素)，人们还没有自觉地反封建反迷信的思想利器，因此只能靠区长的权威居高临下地解决问题。在《李有才板话》中，李有才和村子里的穷苦农民，在政治、经济上处于劣势，敌不过老谋深算、财大气粗的阎恒元，在文化上，他们却是占有充分优势的，聪明过人、语言表达能力过人的李有才，凭借其智慧和见识，凭借其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也就是葛兰西所言的“知识和道德”的优越)，通过他的快板，戳穿骗局，制造舆论，居高临下地嘲弄抨击自己的对手，在精神上占据优势，在思想上动员和教育农民；而且，在李有才被驱逐出村后，小顺和小福们，继承了他的事业。一旦工作有番经验丰富的县农会主席老杨同志来到村子里，就可以通过这些快板迅速了解真实情况，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因势利导，水到渠成地改变阎家山的政治环境，帮助李有才们实现真正的翻身做主，将文化领导权扩展到政治、经济领域。当然，并不是每个村子里都有李有才，也并不是每个村庄都会有对穷人来说这么有利的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斗争形势的。这正说明李有才不但在阎家山是少有的，在中国乡村中也是难能可贵的。同理，像赵树理这样跟农民精神相沟通相融合的作家，在中国文坛的独无仅有，也正表明他所进行的以“地摊文学”的方式为觉醒的和正在觉醒的农民争取文化领导权的意义之格外重大了。
　　《“锻炼锻炼”》和《三里湾》：农业集体化的现实与文学
　　农业合作化运动，曾经是当代文学所着力表现的对象之一，在建国初的17年间，它标志着文学对现实的迅速反应，又是作家深入生活的重要标志；作家的艺术才华，也在这一题材上施展出来。在通常的意义上，农村题材小说和革命历史题材(包括战争文学)小说一道，构成了新中国建国初期17年文学创作的两座高峰，而且，前者的文学意义还高于后者。例如，在80年代初期问世的一些当代文学史中，赵树理、周立波和柳青，都是小说家中仅有的被列为专章加以重点评介的第一等作家，如同在现代文学中确立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的权威地位一样。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变革，从生产队解体到乡村改制，从土地承包到民工进城，已经对历史做出了修正，那么，对于反映这一历史运动的文学作品，又如何进行评价?文学的价值，是否就一定完全重合于历史的价值，是否应当以成败论英雄，或者将命题反转过来，觉今是而昨非，对当时的文学作品进行强烈的反转?从文学史写作的角度来看，从什么角度对这些作品进行新的评价和阐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比如说对于赵树理的《“锻炼锻炼”》的解读。这部作品在问世之初就曾经遭遇到严厉的质疑，在90年代又发生强作解人的现象，把50年代的作品“90年代化”，不仅对作家的创作意图加以拔高或扭曲，而且也违背了作品的实际。有的论者如是说：“吃不饱”和“小腿疼”的外号“似乎暗示了农民劳动积极性低下和生活待遇的低下”，写于大跃进高潮期间的《“锻炼锻炼”》，“与农民血肉相连的赵树理不会不敏锐地发现中国农村正处于这‘天聋地哑’的前期”，其根据就是赵树理后来说过的“60年简直是天聋地哑”。[7](pp.44～45)其结论则是赵树理意识到了并且曲折地反映出他的民间立场。这种说法不但与作家的创作初衷相悖谬，也和我们用平常心阅读作品的感觉大相径庭，是无法令人信服的。②像“吃不饱”和“小腿疼”这样的刁钻刻薄、自私自利而又不容他人置喙的人物，恐怕到什么时代都无法为其言行进行辩护吧。这种损害他人以谋取自己私利的人物，在赵树理的笔下是成为一个系列的，“三仙姑”、“二诸葛”、“常有理”、“惹不起”等，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有不同的表现，但是，这些人物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在合理性前提下追求个人发展和个人利益毕竟是两回事，要说作家借助他们的形象暗藏微言大义，那更是郢书燕说了。
　　赵树理自己明确说过：“《“锻炼锻炼”》这篇小说，也是因为有这么个问题，就是我想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中农当了领导干部，不解决他们这种是非不明的思想问题，就会对有落后思想的人进行庇护，对新生力量进行压制。”[8](p.498)作品所写的是农业社整风，写作于1958年7月中旬，发表在8月号的《火花》上，此前在1958年1月，赵树理就在家乡尉迟村协助农业社进行整风，安排生产，应当是有感而发。大跃进高潮在农村的掀起，始于1958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南宁会议，盛于同年8月提出钢铁产量翻番和实现人民公社化的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依照农业生产周期，赵树理写作和发表《“锻炼锻炼”》的时候，收获期未到，左倾冒进的后果还未曾显现；而且，当年的农业形势是丰产不丰收，北戴河会议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去参加炼钢炼铁，秋庄稼都没有及时收割，白白糟蹋在地里。但这已经是同年10月以后的事情。时逢7月，正是丰收在望，怎么会有“吃不饱”之忧患呢?赵树理在他的自述《回忆历史，认识自己》中，将自己的思想历程分成不同段落，1956至1957年为一个段落，在为高级农业社集体劳动实现大幅度增产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成果高兴的同时，“见到增了产的地方仍吃不到更多的粮食”，为农民抱屈，“1958年秋前的半年多算一个小段落。1957年在参观高平、赵庄的大面积丰产田后，冬天又参观了丹河、陈渠两项水利设施，从现场看到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所以对1958年报上登的产量数字信以为真，我以为口粮问题彻底解决了”。[8](p.503)这样的阐释和我们的生活经验、我们的阅读感受是一致的。
　　还有对于《三里湾》的评价。农业合作化经由公社化而最终解体，对《三里湾》的理解和阐释就成为新的难题。由此提出的问题是：其一，对于50年代的农村现实的评价。合作化运动由点到面全面铺开，再发展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是后来的偏差，当互助合作的生产劳动组织作为新生事物在农村中出现的时候，应该说，它是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的。集体的力量，共同的劳动，财力物力的集中支配，有其实际上的优势和精神上的魅力，而且具有多种新的可能性和选择性。它并非注定就是要失败的，如果一直使用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精神去安排和处理它。其二，在经过80年代前期的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和当下的三农问题凸现为社会热点之后，对农业合作化的功过和对农村发展道路的反思和寻找，也提出许多新的思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在这里同样是适用的。譬如旷新年援引农业研究专家的论述指出，人们普遍以为，80年代以来的承包和分田造成粮食的增产，但是，合作化和公社化时期借助集体劳动的威力进行的土地和水利的大型基本建设，以及70年代以来建立的大大小小的化肥厂和优质高产品种的出现，功不可殁：
　　人们普遍直观、简单地把1980年代中国农村的繁荣和发展理解为消极地解散人民公社和分田单干的结果，丝毫没有意识到相反它主要是受惠于解放后二十多年来农村在集体化过程中从物质到精神全面革命、改造和提升的结果。1980年代的粮食增产恰恰是建立在集体化时期大规模的农村基本建设、化肥的使用、以杂交水稻为标志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等基础上。有人说：“1980年代是一个吃老本的年代，但没有人感觉到老本的存在，水利特别是农田水利这个庞大的事业被整个社会忽视了，也被国家忽视了。”[9](p.135)集体化改变了农业的生产方式，提高了农民的协作能力，使得农民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成为可能。黄宗智以北京附近的沙井村为例说明集体化对于农村的影响：“位于北京以东的大型密云水库，是一个在国家投资和领导下建造的水源，它对沙井村的影响重大。今日在村庄的居民点和农田之间，有一条混凝土渠道，供水给田地里的分支水渠，形成一个严密的灌溉系统。解放前没有人工灌溉的冬小麦，今日可灌水三次。国家在水利上的投资，又为化肥的使用创造了条件(土壤无水，不能吸收化肥)。”[10](p.189)相反，今天，集体化时代所修建的水利设施由于这一体制的崩溃而无法维持，使以前依托水利的农田无水可灌。“水利是一项只有组织起来才可以建设的事业，这些年村级组织普遍负债，小水利也组织不起来，有些农户已经不得不在过去可灌溉的耕地里种植旱作物了。”[9](p.133)这也就是1980年代中国农村的繁荣在90年代难以为继的原因。[11]
　　这样的观点，作为一家之言，可以开启我们的思路。而且，对农村集体经济时代的正面意义的追认，并非孤证。另一位学者在论述苏南乡镇企业的崛起之谜时，也将其归因于集体经济时代的积累和该地区在80年代仍然保留了很多集体经济因素，并且进行了相应的比较：“市场经济的输家是家庭承包实行得最为彻底的四川平原上的农民，而赢家则是‘顽固’坚持社会主义、抵制家庭承包的苏南地区的农民。市场竞争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实力，而非个体的积极性……四川有足够多足够大的富豪，但并没有带来大部分人的富裕。相反，苏南地区的私有化程度不彻底，集体仍然有足够的积累来进入市场竞争，而且就如人民公社时期一样，基层政权介入企业的运作，为其发展保驾护航。”人们曾经认为乡镇企业是农村改革的意外收获，也是最大收获，以致中国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一，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做出了巨大贡献，显示出中国农民的巨大创造力。究其实，“乡镇企业的成功不是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反叛，恰恰是对社会主义传统的继承”[12](p.64)。与之相应，在当下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等提出并且加以实践的是，仅仅凭依个体农民，政府扶助和外来资金无法投入和实施，需要建立在充分自愿和民主基础上的新的农民合作社。或许，新的乡村合作运动的到来，已经再次浮出海面?
　　就此而言，50年代中期赵树理创作《三里湾》，作家们满怀热情，去及时追踪并表现它，这是天经地义、无可指摘的。其一，《三里湾》着力表现的，是在社会嬗变中，年轻的一代怎样冲出保守性封建性极强的旧家庭，走向新的集体劳动方式和独立自主的生活方式，作品中推行合作化运动的中心事件，恰恰就是要取得个体土地的使用权，兴修水利，提高土地的粮食产量。而且，作品中所表现的民主自愿加入合作社的原则，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是相一致的。如果沿着作家的设想，《三里湾》中那一幅标明三里湾建设远景的美丽图画的昭示发展下去，焉知其发展前景不会辉煌和久远呢?对后来由于左倾思潮崛起、浮夸风共产风和公共食堂“大锅饭”的灾难，我想，是不能指责作家的。恰恰相反，1959年，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赵树理宁愿放弃文学创作，仗义执言，上书有关领导部门，遭到严厉批判，正表现出赵树理忠于现实生活、忠于切身感受，不唯上，不唯书的清醒意识。他感受到什么，就怎么讲，并不缺乏讲出自己的内心看法的勇气。这也是我反对将《“锻炼锻炼”》进行翻转式阐释的原因之一。
　　注释：
　　①关于口传文学的理论，本文主要引用了互联网上署名“gaoshou”的专题论文《口传文学：作为元叙事的符号权力》，http://www.pumn.com/data/2006/0412/article_25260_1.html。
　　②比如说，作品中写得很明确，所谓“吃不饱”，并不是因为家中缺粮食导致饿肚子，而是由于相貌出众、“人材在‘争先社’是数一数二的”的李宝珠，与丈夫张信结婚后觉得受了委屈，还准备另择高枝，因此对这位“过渡时期”的丈夫几近虐待，“自从实行粮食统购以来，她是时常喊叫吃不饱的。她的吃法是张信上了地她先把面条煮得吃了，再把汤里下几粒米熬两碗糊糊粥让张信回来吃，另外还做些火烧干饼锁在箱里，张信不在的时候几时想吃几时吃。队里动员她参加劳动的时候，她却说‘粮食不够吃，每顿只能等张信吃完了刮个空碗，实在劳动不了。’”杨小四的大字报明确地说，“有说四百二，她还吃不饱”，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人都可以说，在当时，420斤(原粮)的人均定量，可以说是一个较高的标准，无法证明由此会“吃不饱”乃至饿死人。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京66～73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张志忠20082008
文本细读/民间文艺发生学/文化领导权/农业集体化
本文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对赵树理的几部小说进行再阐释：揭示《李有才板话》中含蕴的“民间文学的发生学与功能论”；比较《李有才板话》与《小二黑结婚》在表现乡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问题上的差异；由《三里湾》和《“锻炼锻炼”》所描述的农业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生活，引发出如何评价五六十年代表现农业集体化题材作品的疑难所在，试图寻找一种既切合历史进程、又凸现文学特性的评价尺度，并对有关争论加以一些澄清。以此，探索赵树理研究的新思路。
作者：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京66～73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张志忠20082008
文本细读/民间文艺发生学/文化领导权/农业集体化

网载 2013-09-10 21:4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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