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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培育了文化，在外部事物影响和内心思考的激励下，自然而然地进行认识活动。对这种活动进行审视、反思，便形成认识论体系。认识论是哲学中的主要支柱，贯彻全部哲学的始终，从本体论到伦理学，无不涉及人类的认识，与认识论密切相关。认识论在哲学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一种纽带，使哲学各个部门构成一个统一体。然而，近来西方后现代主义却对认识论评头品足，百般挑剔，竟然滑到否定认识的地步，这损害了认识论，从而也破坏了哲学本身。面临这一危机，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应当尽力维护认识论的尊严。
　　　　　　一
　　认识论的体系多种多样，内容比较复杂，结构多元化，究竟如何规定它的内涵，见仁见智。卡尔纳普明确表示，它牵涉两个问题。其一是一个命题在什么条件下是有意义的；其二是我们如何能够确证一个给定语句的真值，即真或假。这显然是透露了维特根斯坦的影响。维特根斯坦表明，哲学的任务不是解决问题，而是通过它表明实际上没有问题来消除问题。这标志哲学的转变，按石里克的说法，其特征为规定哲学是一种活动。“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页）卡尔纳普的观点是与此一脉相承的， 他明确声称，哲学的问题，如果究竟是真实的，是语言的问题。他坚持地盯住语言问题，特别是语句的意义问题，失之偏颇，不能涵盖认识论的全部内容。认识论应该探讨认识的对象、认识活动的进程和对认识的结果加以检验等问题，全部过程可以简括地称为由外部吸取信息，进行理论思维通向实践的历程。首先，明显突出的问题是对被认识的对象作为认识内容的问题。
　　逻辑实证主义扭转哲学思维的方向，倾注全力关切语言的转向，积极探索意义问题，消除了自然语言中萌生的悖论，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它一味抓住语言问题，却忽视了形而上学在人类对待自然穷究真理的探索。石里克明确指出，“逻辑分析揭示了形而上学的断言陈述是假陈述”。（同上书，第14页）一语道出了心声：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基本信条在于，它力图彻底摧毁形而上学的价值。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人是运用符号的动物，是倾心思维、追求终极真理的动物。他在这方面进行活动的成果，用语句表述，则构成命题以及命题之间的关系，这就形成一种形而上学的体系。在现实世界中，形而上学是人们对自然的理解和论述。这种理解和论述是第一位的，由此产生的命题和命题之间的关系，在语句中是第一阶的陈述，从逻辑的观点来看，关于意义和证实的问题陈述只能是第二阶的陈述。二者的前后秩序顺理成章，不可本末倒置。换言之，如果没有关于占第一位的第一阶的命题和命题之间的关系，哪里会产生意义和证实问题呢？
　　当然，语言是运载思维的工具。进行哲学思维，特别涉及本体论问题的思维，很明显地需要借助语言、语句来表达，一般总是谈论具体的事物，向抽象概念转移，达到蒯因所说的语义提升（semantic ascent ）。“语义提升是一种策略，使讨论进入一个领域，在那里双方对对象（即语词）以及对关于对象的主要词项具有比较好的同意”。（S.V.蒯因：《词与对象》，MIT1981年英文版，第272页）语义提升是有助于提高人类智慧能力、推进哲学思维的大有裨益的方式。不采用这种方式则人们只能拘泥于具体的个别的事物，无法使思维展翅高飞，升腾于精微的领域、乃至空灵的世界。实际上，由本体论进入认识论，哲学家们对存在（being）和实在（existence）的思考和表述，就是通过语义上升的途径来实现的。遵循这条途径阔步前进的是蒯因本人，他身体力行，给出了明显的例证。他说，“作为一个经验论者，我继续把科学的概念系统看作根本上是根据过去经验来预测未来经验的工具。物理对象是作为方便的中介物被概念地引入这局面的——不是用根据经验的定义，而只是作为在认识论上可同荷马史诗中的诸神相比的一些不可简约的设定物”。前后二者相比较，蒯因只相信物理对象。“但就认识论的立足而言，物理对象和诸神只在程度上，而非种类上的不同”。（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1—42页）在这里他提出了的“设定”的概念。设定概念是理论思维的一种形式，认识论冲入本体论就采用了这种形式。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用自己的哲学思想提供了鲜明的例证。他区分开实有（exsitence）和有（being）。黑格尔写道，“这里浮现于思维或表象之前的，只是一个规定了的有，即实有；对于这种思维或表象，必须追溯到前面已经谈过的巴门尼德所作的科学开端，他将他的表象活动，从而也将后世的表象活动，精炼并提高为纯粹的思想、即有本身，于是便创造了科学的因素”。（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7页）巴门尼德不仅创造了科学的开端，而且显示了认识论的航程驶入本体论领域的必由之路。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问题。存在是概括客观事物实存的终极的概念、词项。客观自在的存在是认识活动的前提之思维的对象。我们必须对这样的存在作单纯的肯定（simple affirmation）或赤裸的肯定（bare affirmation），即作无条件的本体论的承诺。存在寄寓于本体论的领域，思维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在认识论的范围内它有权制订概念来阐述存在、揭示存在的要素和结构。在发挥自己创造性的条件下，尽管为外界事物所制约，从语义提升的角度来看，它是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密切相关。没有本体论，则认识论漂浮不定、空洞无物；没有认识论，则本体论暗淡无光、无从展现。然而，必须承认彼此之间有先后之别，即本体论有先在性，随后才有认识论的产生；认识论以本体论为先导，否则就会陷入唯心主义泥沼。与此同时，也必须重视认识论的发展，从而使本体论展现新的面貌、构成新的世界图景。
　　本体论起先导作用，是认识论的基础，本体论与认识论相偕并进，在严格的意义上彼此相互推进。然而，认识论的思维是有创造性的，拥有独立的一面，它顺应逻辑的要求，沿循逻辑的轨迹向前游动，逐步推衍，在本体论与认识论对立统一的过程中却可能夺得导向的地位，超前设置对象而进行思考。
　　随着经济政治体制的变革，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认识论作为哲学中分支的重镇自然会发生变化。哲学反映时代精神，凝聚人类智慧，不可能停滞不前，它有知识性、启迪性和社会性，决不像维特根斯坦所意想的那样，宣称它的任务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解除问题。果真如此，哲学还能发展吗？针对这个问题，艾耶尔的论点是合乎情理的，令人信服。他有哲学进步的信念，明确地指出，“哲学的进步不在于任何古老问题的消失，也不在于那些有冲突的派别中一方或另一方的优势增长，而是在于提出各种问题的方式的变化，以及对解决问题的特点不断增长的一致性的程度”。（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提出各种问题的方式的变化，极关重要。休谟就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从个别的经验命题不能推出有效的普遍命题，并随后质疑归纳法，而名垂哲学史，占有关键地位。影响深远，波及维特根斯坦和波普尔等人的认识论思想。有些哲学家认为“他（维氏）的‘事态’，不管是简单的，还是复合的，就相当于休谟所说的事实。他的重言式和同一就被认为表达了休谟所说的观念之间的联系”。（同上书，第131页）此外，他关于归纳过程、归纳法的看法，同休谟的观点相比，如出一辙。休谟思想、休谟问题也在波普尔的心灵深处留下鲜明的痕迹。波普尔同意休谟的观点，承认“休谟的论证表明，从特殊到一般的推论，不可能有任何方法加以证明而不陷入循环论证。…但是波普尔企图通过否认科学方法的归纳特征来解决这个问题”。（同上书，第150页）波普尔绕道而行，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可以说，休谟问题仍然原封未动地停留在原处，只是问题的提法转换了而已。
　　维特根斯坦和波普尔有关认识论的思想源出于休谟，尽管彼此由立足点出发而采取不同的前进方向，却都能够表明，认识论思维，像一般的哲学思维一样体现连续性原则。在连续性原则光辉照耀下，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问题的转换、新问题的提出，还可以意识到概念系统的变化，变革旧概念的内涵，制订新概念。
　　概念是哲学思维中不可或缺的基石，在认识论思维中占有重要地位，没有概念，不能构成命题，不能表达思想，不能进入广阔的思维空间；在思维过程中，概念能够起导向的作用，推动思维前进。研究认识论，必须重视概念的探索，应该补充艾耶尔的论点，即论及哲学的进步，除了提出各种问题的方式的变化以外，还要深入概念领域，窥探概念演化、增益的情况。这涉及哲学的作用、认识论的功能。维特根斯坦把哲学局限为“一种澄清自然科学的命题和揭露形而上学之为无意义的活动”。（同上书，第129页）这大大削弱了哲学的权威， 将其丰硕的内容化归有限的枯干的教条。与此相对比，波普尔的态度是明朗可取的。他没有像维特根斯坦那样仅仅囿于一种狭隘的观点，规定哲学的作用为澄清自然科学的命题，明确地赋予作为哲学一个分支的形而上学以应有的地位。“他认为，在某种场合下，形而上学陈述可以起某种很有价值的作用”。（同上书，第150页）
　　　　　　三
　　哲学思维是批判的、有创造性的，认识论思维特别明显地体现这种特征。人在外部事物的刺激下，他会把来源于外部事物而被接受的提示内化为心智的创造物，即组织成概念、范畴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允许他的主观能动性尽情地发挥作用，实现人的认识的自主性。因此，认识论在与本体论相对立而争衡中，可以夺得领先的地位，伸张认识论的统治权。在这里，我们既肯定了洛克和休谟关于观念的外源主义，即主张观念来源于经验，也没有忽略笛卡尔和莱布尼兹所倡导的内源主义。如果我们重新审视通常所加诸他们观点中的天赋观念论，不在“天赋”上望文生义，诚挚地认可他们所宣扬的内在的倾向，即强调观念的产生具有心智的特性本身的参与作为基础，内源主义不是没有道理的。只有承认外源主义与内源主义相互结合而共同运作，才能理解和阐明概念系统之涌现。
　　这里出现一个问题，本体论与认识论既相互紧密联系又呈现双峰对峙的局面，各有各自的片面性，在二者齐头并进的境况下，有时认识论身先本体论，夺得导向的地位。这在人类争取美好的生活环境，制订完善的设计时，可以拓展视野，若随之诉诸新的实践，能够取得颇有效益的成果。这样，追踪寻根，到底有没有自在的存在、自在的自然？简明的答案应该是，当然有。不过，现实的存在、自然是如此这般的对象，含有人类主观意识的意蕴。据此而推及事实、实际，道理依然适用。事实、实际是我们制订变革事物的行动的根据。如果脱离事实、实际，一切美好的设计都将成为泡影。应该认清，对于事实、实际的估计，是建立人的具体的经验、概念系统和文化思潮影响的基础之上的。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南，理解这样的基础，取其有益的成分，削弱可能产生负效应的因素。事实涵盖实际，是实际的内涵。专就事实进行探讨，足以澄清问题。以卡尔纳普为例，他认为，事实是综合语句的内容，分析语句不涉及事实。但是，“一个（综合）语句的接受和拒绝永远含有一个约定成分”。（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第76页）不言而喻，约定成分属于主观性质，蕴涵认知主体在评价、处理事实时无意识的流露出来的先入为主的见识，与事实真实的客观成分相对立。情况既然如此，制订计划时，就必须多方采取措施，尽量使客观成分占据实有的地位，防止认识论盲目地僭越乃至无端入侵本体论的领域！必须采取唯物主义的客观的态度，认真地面向事实，审慎思考，如实地领略事实的庐山真面目，以免杜撰不合时宜的观念，造成有害的严重后果。
　　近代西方哲学中认识论的转向是从笛卡尔开始的，继承笛卡尔思想的是莱布尼兹，他们都崇尚理性主义。与这种理性主义相对立，持截然相反态度的是洛克和休谟，他们都宣扬经验主义。两种主义的信念根本不同，分别属于不同的哲学传统。但是，无论作为理性主义者的笛卡尔和莱布尼兹以及形成经验主义者的洛克和休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关切个体性、主体性。个体性、主体性冲入思维空间，占有显要的地位。莱布尼兹早在学生时代就曾以《论个体原则》写过毕业论文，表明他是尊崇个体性的；在其单子论中，他又以神秘主义的思维方式，表露了同样的思想。莱布尼兹是沿着笛卡尔的思路前进的，二人的思想一脉相承。笛卡尔固然没有专论个体性问题，但是，他在其着名的论旨“我思故我在”中突出了自我的价值，以自我为基底而建构整个体系。毫无疑问，自我是表述个体性的一个观念。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西方近代理性主义者那里，个体性显示了极其重要的特征，处于认识论中的关键地位。它在经验主义者认识活动的范围内处境如何呢？洛克和休谟给出了答案。他们都把观念、知识的来源归诸经验，这种经验自然带有个体性质，植根于个体，个体是经验最后的根据。鸟瞰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概况，诱发我们首肯，近代西方哲学认识论的转向中潜伏一个核心，就是个体性的转向。这是有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资本主义制度融入西方社会作为政治基础的。尽管认识论属于理论范畴，是富有多维性的复杂的理论体系，透过涵盖其底蕴的层层面纱，却依稀窥测到隐伏其背后的政治动机。在近代西方哲学认识论中，无论是理性主义的，抑或是经验主义的，都包容肯定个体性这样的动机，个体性突出，标志个人的地位增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进入市场，成为商品，个别的劳动者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用自己的劳动同其他商品交换，他摆脱了封建的集团性的共同体，表面上享有个人自由平等的权利。这种新型的人的社会性、前所未有的处境，渗入哲学家的心灵深处，就酝酿而发酵，形成他认识论中的个体性。
　　个体性的内涵为主体性，主体性的本质蕴含于现实的人中，主要表现在人的存在、实践和发展中。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没有人，自然则黯然失色，达不到马克思所说的自我意识；没有人，社会无从产生，也不能萌生新的社会关系，以及日益丰硕的文化。人以高度发展了的智慧解释和改造世界，是推动社会进化的主体。哲学认识论应该赋予人以应有的地位，承认他进行创造的权利，肯定他固有的价值，呼吁为他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容许他设计未来的美好图景据以塑造社会和自我，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真谛。如此说来，我们肯定了哲学认识论的社会性。哲学认识论不仅要求符合逻辑规律，取得圆融一致性，还需要承担社会任务，为人提供正确的认识方法，引导人在实践中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获取各种正面的效应，为人类生存和发展作出贡献。
　　　　　　四
　　这样，我们拓宽了认识论的疆域。人类思维具有整体性，从缘起、动机方面来考察，可以在认识论体系的隐秘处，发现诸多因素汇合的作用，例如人、个体的现实人的需要、历史演进以及时代呼唤和文化思潮的激荡，其中在自然与社会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活生生的人的需要是极关重要的根基。确实有必要使认识论与社会学联姻，采用社会学的观念、方法实施缜密的研究，这种设想能够在某些哲学家那里取得见证，不能遽然视之为轻浮的武断。黑格尔崇尚绝对精神，认为绝对精神可以自由地外化为世界万物，前者是后者具体的、最后根据。他反对原子论，指出“这种原子，这种极其肤浅的、也就是极其无概念的本原，使分子和微粒的物理学以及从个人的个别意志出发的政治科学，都深受其害”。（黑格尔：《逻辑学》上卷，第170页）原子论是本体论， 也包含认识论的内容，他把认识论同政治科学联系起来，是沿着认识论社会学的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无独有偶，降到二十世纪，艾耶尔有关的观点是颇为引人瞩目的。他指出，“唯理论者与经验论者之间的冲突甚至扩展到政治理论领域。这方面的争论是：人是否相信自然权利或自然的正义这类东西，或者说，是否必须根据每个特定社会成员都要接受不同的或共同的利益的观点来为每项政治义务形式找出一个约定俗成的基础”。（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第14、15页）他认识到认识论不同的系统之间的争论波及政治理论，在那里形成特定的政治论旨，这也是在认识论社会学的范围内的思维活动，为认识论社会学提供了佐证。
　　谈到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深入地进行审视，终究要求我们作出价值判断。在认识论向前推进的航程中，这两种不同系统反复较量，相互交锋，对此，有些西方哲学家的言论可以看作具有总结意味的断语，含有值得注意的启迪性。例如，卡尔纳普虽然是经验主义者，却在意识结构中隐寓一定的理性主义的倾向，这在重视建构非直接经验到的对象方面得到明显的表现。他说，“在物理学方面，巨大的进步只是通过构造了那些指标不可观察事件和微观对象（原子、电子，等等）的理论才作出的”。（洪谦主编：《逻辑实证主义》上卷，第178 页）在心理学方面也是如此。这说明，认识活动不是单纯依赖经验的，只须依赖必要的感觉材料、实验数据来建构对象，使这种对象成为认识活动的主项，尔后加以实验上的确证，从而建立起理论才能实现圆满的认识过程。认识本身是一个过程，含有经验材料和概念框架，仅有经验材料而缺乏概念框架，算不上真正的认识。严格说来，追本溯源，认识无非是概念的认识，其中概念起到关键作用，用来理解和描述世界万象。有的概念是抽象的，属于抽象的对象，例如，美就是这样的对象。经验论者与唯名论者为伍，否认美的概念，“这或者意味着他发现数理逻辑的某些公认的成果是不可理解的，或者是他相信这些成果可以用异于通常的方法来解释。这样就会把我们引入绝境”。（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第186页）艾耶尔用语切中要害，揭示了经验论者的缺陷，给理性主义者留下广阔的活动天地。他认为经验论者关切感性知觉，执着感性经验，而作为“纯粹”的逻辑和数学，却使他陷入困境，为他造成障碍。
　　与经验主义相对照，理性主义拥有广阔的思维空间。一般说来，理性主义挟实在论的观点而开展自己的思路。实在论与理性主义偕行，助之以一臂之力，承认抽象对象的客观性，肯定它们存在的权利；与唯名论相抗衡，持相反的态度。在实在论与唯名论相持不下的情况中，由于社会文化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的认识能力越来越发展，在引用新的科学方法、创造新的概念方面，越来越显示出主观能动性的力量，唯名论有如日薄西山，逐渐失去光辉。它暴露出弱点，为它所不容的东西，却在人类认识中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照蒯因看来，数与类等等就是这样的东西，容许它们作为对象，恰恰在于它们在组织和促进科学发展上有效用性。由此可以理解，相比之下，实在论显然具有优越性，而唯名论则处于不利的地位。与前后二者相应和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认识论的场地上逐鹿，胜负的局势，肯定会昭然若揭。理性主义峭然领先，占有优势，而经验主义坐到后位，略逊一筹。但是，不能过分夸张，无限拔高一方，贬低另一方。理性主义必须遵循逻辑规律，最终需要依赖来自客观世界的信息，避免使概念实体化，误入柏拉图主义迷途。经验主义重视个体的具体的物理对象，态度正确，唯须着眼于概念系统，赋予概念应有的地位和价值，祛除盲目的认识活动，滑入失衡的混乱境地。
　　研究认识论，特别是近代西方各种认识论体系，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拓展认识论的视野，有利于启示我们品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优缺。承认经验主义之基础作用以及理性主义之创造性的动力，这可以激励我们广开心扉，鼓舞思维立足于现实，迈向多种可能的世界，以创制新观念、新思想为基底，绘制美好的未来图景，改进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为了使正确的认识活动引领实践而避免失误，应该增强认识论研究意识，强化认识能力。我们有理由赋予认识论社会职能，期待来日在认识论之树上绽开的鲜花，以实践为契机，结出丰硕果实，展示明显的积极的社会效益。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研究京73-78B1哲学原理葛力19961996 作者：哲学研究京73-78B1哲学原理葛力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4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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