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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觉与灵感是创造性思维过程的关键环节，创造性思维的创新性、开拓性、突破性，主要就是通过直觉和灵感实现的。从最一般、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直觉是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洞察；灵感是对事物和事理的顿悟，是信息加工过程中一种认识上的突变，是显意识与潜意识的综合。直觉与灵感的内容异常丰富，许多科学家、艺术家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它们的一些本质特征，对我们进一步深入认识它们的内涵和外延具有极为宝贵的启迪作用。本文主要从直觉和灵感具有非线性的特点出发去探究二者的机理和本质特征。
　　 一
　　综观哲学史，历代哲学家们对直觉的理解各不相同。１７世纪法国唯理主义哲学家笛卡尔（１５９６～１６５０年）认为，演绎法是以公理为前提的，而公理只有靠直觉才能理解。比笛卡尔略晚一些的荷兰的唯理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１６３２～１６７７年）认为，直觉是理解事物本质的最可靠、最重要的认识能力，既高于经验，也高于推理。与斯宾诺莎同时代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１６３２～１７０４年），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１６４６～１７１６年）都认为直觉具有真理性。
　　哲学直觉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哲学家柏格森（１８５９～１９４１年）更加推崇直觉，把直觉提到建构其生命哲学的方法论的高度。他说，“科学和形而上学（即哲学——引者注）在直觉中结合起来了。一种真正直觉的哲学必能实现科学和哲学的这种渴望已久的统一。”[①]柏氏还认为，直觉一反它平常在思想时所习惯的方向，为了直觉，必须对直觉本身以外的一切都无动于衷。柏格森把直觉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不能苟同，但他认识到直觉的一些功能及其必要的心理品质是十分可贵的，也值得我们去加以研究。
　　人类对灵感的研究，首先是从文艺领域特别是从诗歌创作开始的。最早提出灵感概念的是德谟克里特。他认为，没有一种心灵的火焰，没有一种疯狂式的灵感，就不能成为大诗人。但是，对灵感研究得最早、对后来影响最大的却是柏拉图，神赐天启论就是他创立的。他认为，灵感是神赐予的，诗人之所以能写出优美的诗歌，是从神那里得到灵感。柏拉图的神赐天启论的灵感观，在西方占统治地位达到两千多年。到１８世纪以后，灵感一词才开始失去其宗教意义，变成为一个美学术语。近代灵感观的最大进步，就是把它从神的身上移到了人的身上。[②]一些浪漫主义的学者感到天才与灵感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而把灵感等同于天才。由于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影响，当代西方相当一部分心理学家把灵感等同于一种无意识的直觉。
　　我国对于灵感问题的研究因本世纪８０年代初钱学森同志关于思维科学的见解发展而进到一个新水平。这位着名的科学家根据自己创造性思维实践，提出了灵感是大脑的“有规律”的“一种思维”，是不同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第三种思维形式。钱学森认为科学艺术中的创造和突破系于灵感，无灵感即无创造和突破。他借用国外心理学中关于“多个自我”的提法，提出灵感就是人通过大脑的潜意识对经过显意识收集的信息再加工而得到结果。钱学森认为，灵感实际上就是形象思维的扩大，从显意识扩大到潜意识，是从更广泛的范围来进行形象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灵感思维问题的突破口在形象思维。灵感是否能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并列，成为第三种思维方式，这是很有意义的论题。钱学森关于灵感问题的许多新观点，为灵感思维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拓宽了思路。
　　 二
　　从对直觉与灵感的研究的历史与现实的考察中，让人们切实地感到二者在人的思维过程中的存在，并可以得出结论：二者不仅存在，而且有区别。在英文中直觉是intuition，灵感是inspiration，二者是含义不同的两个词。在日常琐事中人们也常常靠直觉来处理问题，例如直觉到孩子在说谎，直觉到今天将出事，直觉到某人存心不良不是好人等等，这些显然是直觉思维，不能说是灵感。根据我们所知道的灵感实例中，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即灵感都是发生在出现难题的时候或出现难题的地方。所谓难题，就是实践难点，同时也是认识难点。灵感是应解决难题的需要而发生的。例如，三国时的曹植在兄长的威逼之下七步之内而吟成千古绝唱；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受国王重托鉴别王冠的含金量，由于浴盆溢水的启示而发现了着名的浮力定律等。
　　人类思维，尤其是科学思维活动是运用头脑已有的思想素材组合加工，形成新的思想认识的过程。思维活动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发生于大脑中），思维的各要素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内部有其特殊的结构，它们的运转尽管受到外界的作用但仍然遵循一种自组织规律。人脑是思维加工厂，思维活动是信息的加工改造制作过程，它对头脑中各种不同事物的信息和各种不同愿望或观念的信息进行指向性、有目的的加工。前者通常按吸纳时的原貌，以“象”的形式存在。“象”被存入头脑，随时间推移，会受“遗忘曲线”规律的支配而在某种程度上被剥蚀，某些细节会淡化，主体在接受“象”时反应或得到的刺激越强烈，其代表性的形象特征就越突出，否则就模糊、暗淡。无论“象”的存在是清晰或模糊，终会以一定的样式存储于大脑记忆库中。后一种表示愿望或观念等的信息称为“念”，它可以是一种心理需要或带有个人感情或意志色彩的认识。[③]“念”在大脑中的分布呈现出一种混沌状态，这种状态又表现出某种秩序或游移不定的运动特点。“象”与“念”在头脑中的会聚是低级循环向高级循环和超循环的发展过程。会聚的发生是随机事件，但又不可避免。根据自组织理论，超循环可以使得作为其组成单元的催化循环稳定地共存并相干地生长；由于非线性，超循环使得其组成单元之间不仅有竞争，而且有合作，形成整体行为，从而在随机事件中能够利用非常子（“吸引子”）的选择优势，迅速生长起来，取得支配地位。头脑中“象”与“念”的关系就是这种相干关系，这种关系的发展必然导致主体思维力的复杂性成长。
　　大脑中所获取的“象”的信息越清晰、数量越多、质量越高，则相对不够丰富的“念”就具有较为广阔的活动“空间”。为寻求新的平衡，“念”就会主动、积极、全面地认识“象”。这就是知识越多的人，越自觉无知，自觉无知就越想学习的缘故。思维是对思想信息进行加工的过程，是在特定的、特殊的物质结构（如人脑和模拟人脑的智能机器）中，对客体深层和远区实现穿透性反映的物质运动。思想信息彼此之间由于思维的惯性作用，起初存在某种不协调和矛盾，因其内部的自组织行为，它们的整合不可避免。
　　就一般而言，思想信息的结合有四种方式。首先是凭经验或直感。这是较原始的极为朴素的思维形式。主体在多次或长期实践中已积累了对事物的某种规律性的把握，已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势存在于记忆库中。当某种新信息在头脑中出现被作为思维的对象时，主体按经验中的思维定式或直感来择取与之相对应的信息形成概念，构成思想。其次是凭理性。当主体在思维中遇到复杂的或陌生的对象时，主体要更多地依靠已掌握的规律来分析、选择、演绎，得出新的认识。[④]第三种方式是直觉。信息在意识中映现，主体因为有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和理性知识，对某些新信息的观照、认定、分类、加工所采取的是直接的把握方式。有人认为，直觉是先天的。其实不然，直觉是高度省略化的、“经济的”、先入为主式的思维方式，它省去了一系列逻辑演绎繁杂的步骤和推论过程，其发生的背景就是主体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可以说，直觉是艰辛劳动的产物，同时也是更复杂的思维过程（当然因研究对象困难程度不同而可以分为高低不同的层次）。史载汉末时期，名医华佗一日在路上遇到一位叫梅平的病人，说他病已沉重，五日内死，后来的事实果然如华佗所言。试想，如果华佗没有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就不可能达到如此准确的判断。无数事实表明，只要人们具有对事物深邃的了解，就完全有可能对对象“一目了然”、“一眼看穿”、“入木三分”。最后一种方式是灵感。人们由于对这一方式不甚了解，往往给它披上神秘的面纱。灵感发生的前提是大脑中信息的丰富存在和具有高度发达的直觉思维力（即洞察力）。主体遇到“难题”有时会一筹莫展，似乎“山穷水尽”。但因其对研究或创作对象有强烈兴趣爱好或具有极强的事业、敬业精神，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困惑，主体意识到按原先的思路进行，很难有所得。主体将注意力转移一下，放松一下大脑绷紧的弦丝，或者索性将问题暂搁一边，纵情于花鸟琴棋书画之乐，或干脆睡上一觉，思维信息游移在“松弛的”脑神经上，各种知识结构和组分或许就会变得清晰而有条理。主体由于一种看似局外的“象”（如牛顿眼中下落的苹果），或“念”（如唐玄宗梦游广寒宫时“听到”的仙乐——醒后他据此谱成《霓裳羽衣曲》）的刺激、启迪、促动，原本比较清晰而有条理的信息彼此之间在新的层面重组、对接而达至高级的有序，奇迹就会发生，思维的耀眼光环闪烁，那是柳暗后的花明，灵感思维结出了硕果。好像在你面前有一块千斤巨石，你竟找到了支点，只需小木棍轻轻一撬，那巨石便滚落山崖。灵感的到来，就像找到木棍撬翻巨石的支点，一切都是来之不易，又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一切都在意料之外，而又都在情理之中。这就是美国学者丁·格莱克所描述的“蝴蝶效应”。在非线性作用下，一个微小因素都可能导致用它的幅值无法衡量的戏剧性效果：一粒沙石的落下可以引起沙堆雪崩式的坍塌；一只蝴蝶翅膀的扇动，可能招致下个月某地发生一场风暴。
　　 三
　　上述思维对信息的加工组合构成的四种方式相互融合、交互作用，便产生出千姿百态的思维成果。思维从经验、理性、直觉到灵感的发展是一个递进式的逐步升级的过程。而思维进到每一个更高级的形式，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直觉是人们依据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对新出现的事物或问题的内在本质、规律，进行迅速的直接的理解、识别或判断。它越过了严密的逻辑程序（所以，其结果往往有不可靠性，需要逻辑的整理、证明和实践检验）。直觉活动始终在显意识中进行，潜意识只是作为直觉产生的深层背景而已。直觉具有可重复性，所以善思的人们往往能“英雄所见略同”。灵感则是人们对于一个问题在运用常规思维解决不了时，经过外来机遇或潜意识中某种触媒的启发，使大脑中的各种信息突然重组，实现有序化，从而使问题突然获得解决。灵感的发生不具重复性，所以梦中所得、触景而获取的“神思”等若不尽快记下整理，就有可能稍纵即逝。从总体上来说，直觉与灵感两种思维方式具有超常规的性质，主体在直觉和灵感思维时，思维信息的组合呈现出一种从宏观无序到微观有序状态（即浑沌态）。由于似乎是不相干的局外的（相对于原有信息的性质而言）第三“象”或“念”的切入，整个思维系统稳态被打破，思维对新的信息系统作出高度急剧的反应并实施重组，其结果（思维的结果及其外化）往往导致科学的发现或发明，或产生艺术精品。这是思维进程中质的“飞跃”。从生理学和物理学角度看，人脑的神经网络是一种非线性排列的物质系统。所谓非线性系统，就是指不具备均匀性或叠加性的系统。其中，均匀性系统的输入信号倍增时，系统输出信号就以同样的倍数增加。叠加性系统在几个输入信号的作用下，总输出信号为各输入信号单独作用时系统输出信号之和。直觉和灵感不具有均匀性和叠加性，并且在思维活动中能产生１＋１＞２的整体放大效应，具有发散性和创造性特点。因此，我们把这两种思维方式合称为非线性思维形式。
　　人们日常思维，无论就其内容还是运行程序都较为简单，只要主体按常规或“公式”行事，一般都不会出现预想不到的错误。在进行非线性的创造性思维时（尤其是导致灵感发生阶段），主体就是要发现较复杂的信息之间的内在的本质关系（因为任何事物的本质都体现并存在于事物之间的关系之中），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规律性的把握。当主体找不到那种本质关系时，思路就会发生“死锁”或暂时中断。规律、事理都有其相应的现实表现，蕴含于一定事物的深层，只有发现了反映本质的现象的某种机缘或“蛛丝马迹”，主体方能使思维循着一定的线索和路径向更高的层次推进。主体思路“死锁”，被思维惯性或定势左右，陷于徒劳的冥想苦索中。思路虽不通，但头脑仍在活动，解决问题的愿望和已掌握的线索以及一些凭理性、直觉所获得的解决难题的边缘成果潜伏于思想的深层，存贮起来。由于灵感的出现，加之直觉的洞察，突然解决了创造者长期探索的问题，思维信息的飞跃式组合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
　　直觉的产生具有可重复性，不仅同一个人可以重复出现关于同一事物的直觉认识，而且两个人也可以产生关于同一事物的本质、规律的大致相同的直觉认识。只要两个人的知识背景相近，智力水平相当就有可能办到，如数学里的微积分学的创立就属这种情况。灵感则具有稍纵即逝的瞬时性，所以难以把握，因而显示出模糊性，给人混沌不定的印象。但是，灵感本身也不是海市蜃楼一般的捉摸不定的游物，只要主体肯于努力，尽力营造相应的心理、知识等智力与非智力的环境，主体就有可能产生所期望的灵感。否则，科学家、艺术家等所说的灵感的发生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灵感的模糊性是否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呢？不是。世界上绝对精确的东西是不存在的。物理学里的“理想空间”就不可能存在。精确是近似的，模糊数学就更能接近事物的“真谛”、具有“隶属度”的精确性。思维只能取逼近真实的近似值。灵感的模糊的非线性，能表现、反映更加精确的本质规律。所以说，非线性思维形式的直觉和灵感是思维的最高阶段。正像正常人或健康人的脑电图表面显示没有规律的杂乱无章，但在总体上，在运动过程中存在着内在规律性一样，非线性思维也蕴含一种非逻辑（相对于形式逻辑）的内在逻辑。这种非逻辑并不是反逻辑或不要逻辑，它是一种具有极其复杂的结构，但确有规律可循，正如物理学中的“孤波现象”、“湍流”所揭示的某种内在规律一样。因此，这种非逻辑（相对于形式逻辑、数理逻辑等）也是一种逻辑（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模糊逻辑、辩证逻辑等）。可见，非线性思维的过程完全符合系统论辩证法，是人类认识系统辩证发展的必然结果。不论任何人，只要他的认识系统辩证地发展到这种程度，都有可能产生非线性思维。由此可见，古代的神赐天启论是荒谬的，近代那种把直觉和灵感看成是先天赋予的天才论也是错误的。[⑤]
　　我们认为，非线性思维的准备期、酝酿期都是应用逻辑思维的，特别是其结果（科学的发现和突破）是符合逻辑的（当然对逻辑的理解不能停留在传统的层面上），必须自觉应用逻辑才能导出严密的科学理论。否则，一切科学发现、艺术创造都会是不可捉摸的虚无缥缈的东西。所以，非线性思维是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艺术创造的关键。
　　总而言之，非线性思维作为一种非逻辑的逻辑思维，有其丰富的涵义并给予人们重要的启示：⒈逻辑需要发展，人们不能仅用传统的观念对待逻辑；⒉非线性思维的发生是有规律可循、自组织性的；⒊非线性思维是从总的方向上，从发散的、逆向的、反常规的甚至从混沌中把握有序，拓展思路，探求真理；⒋非线性思维不会凭空产生，它要有优良的思维品质和意志力作基础；⒌思维的“经验——理性——直觉——灵感”四图式的递进是一循环交互、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运动过程，后两者的演化是非线性的；⒍无数常规思维的小逻辑可以优化组合、突现跃升为思维系统的大逻辑——非线性思维规律。
　　注
　　[①] 转引自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５４０页。
　　[②] 陶伯华、朱亚燕：《灵感学引论》，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３月第１版，第２６页。
　　[③][④] 《学习与探索》，１９９５第４期，第６７～６９页。
　　[⑤] 卢明森着：《思维奥秘探索——思维学引论》，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月第１版，第３９５页。＊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桂林21-25B3逻辑徐春根/周业昌19971997灵感；直觉；非线性思维 作者：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桂林21-25B3逻辑徐春根/周业昌19971997灵感；直觉；非线性思维

网载 2013-09-10 21:4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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