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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篇小说《生生长流》(黄佩华着，长江文艺出版社)是在百年历史长河中叙述一个由若干个成员组成的农氏家族的生活故事，而这个家族只是红河流域无数个家族之一。小说叙述这个家族几乎一个世纪的繁衍和生活，让我们深入到家族的内部，感受和体验乡土和生命特有的气息。《生生长流》的家族故事主要是发生在红河流域的乡村间，作为乡村叙事，其最特异的地方还是乡土族系生命的自然生存状态，包括每个人在来自外界的天灾人祸当中的搏击、挣扎和沉沦，此外就是家族之根同家族之树的似无还有的维系及其式微。似乎作者并未着力于民族风情和异域风光。虽然民族乡土的历史痕迹依然存在，那也许是因为汉壮文化融合和民族共处的缘故。谁也不能完全把握“在路上”的任何一个农氏成员走向何方。似乎只能在世纪之交回首的时候，复述人们喜欢传说的这个家族成员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有的时候是以“我”看到的一个世纪老人在暗夜下的困顿和倦滞中的心理活动带出来的，有的时候是一个青年后生对乡村流传的故事的编撰整理。
　　作为长篇小说，它人物众多，写到的人物有几十个之多，而且大都活龙活现。这表明作家的手法擅长之所在。当然首先是因为作家实在是太了解这些人物了。他们仿佛幽灵一般，萦绕在他的追忆的梦中，而且，在乡里坊间他们已经留下了无数的故事。就在他的身边还有许多类似的人物。人物虽多，但全书是分别以八个大节为单位来讲述农氏家族八个比较重要的或故事比较多的人物的生平故事。每一个大节我们都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个人的小传。这八个人物都是作为第三人称，被叙述人以第一人称即以“我”的口吻来介绍的。当读完小说，再翻看题记“献给我的父老献给爱我及我爱的人”，就多了一层亲切的自然。小说铺展最足的还是人物生平式的一个个故事。从结构上看，几乎简朴得一目了然：农氏家族八个人物的命运叙述，并且大都是平行安排。从文体上看，基本属于一种家族传记体。“楔子”前列有一个“农氏族谱”。以99岁老人农宝田为血脉之源，列最高级。下列四级辈分，依次排列出兴字辈、才字辈、盛字辈和荣字辈。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华夏血缘氏族的图谱。从“农氏族谱”中，不难看出这张基于血缘关系的表图，实际上是父系亲族图谱之一。渊源于一个共同的男性祖先而相互有血缘关系的男人和女人，在家庭或家族中服从着一个男人的权威。但是我们发现他似乎并不拥有绝对的权威。他的权威是相对或有限的。在“我”的心目中，他是那么高大那么传奇，可是亲眼所见的他的形象对于“我”却有很大的心理落差。一般而言，父系亲族的命名限于男性家族成员，并且不涉及共同的家族权威，因而父系亲族就只指男性方面传下来的亲属关系。换句话说，这个谱系也是一个亲属结构。这是在这个地区中，同农宝田这个家庭有关的亲属的体系，它是由于家庭的血统关系与婚姻关系所产生的这个结构最简单的、最原始的关系，就是通过婚姻的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天然的人物关系。小说借助这个关系脉络，使得所有的人物及其活动的生长有所依托和映衬。同时所有人物的性格和行为，又似乎可以按照家族结构的内部生成原则来做一个“总和”的加权。所以，农宝田虽然不是什么家族英雄，但天生是一个家族的“创始人”和“缔造者”。作为家族血缘之流的源头，他的性格和其他人物的性格是有契合或相通、相似、相近的内在联系的。而且，他那因为长寿至99岁就获得了包容和涵盖许多下代成员的生活里程的意义。换句话说，他的生活和他家族中的许多成员的生活是有同步关系的。两种生活互相参照、互相影响。它们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构的。
　　这是20世纪云贵高原上的桂西北西林县的“一个普通的村落”。作为一个多民族文化交集的红河流域，散布着一个农氏家族命运的承载之地，而在这块土地上，构成了一个以乡土社会的关系为特征的社区。就在这块土地的上空，风云交会。于是这块土地从未停止动荡以及生命的冲动：从战乱到内乱到改革开放的躁动。乡村社会在潜在的“旧社会”走向显在的“新社会”，又从新社会的不同时期的断裂中获得思想和意识上的新的特征。小说大部分人物都经历了大量政治生活事件，尤其是在20世纪中叶。这个乡村社会的精神价值危机和不同意识形态冲突的事实是通过人物的命运，特别是几乎每个人物经过了不同身份“符号”的变化，从而给予还原。动荡的年代和乡村氏族的崩裂，给这个家族带来的最多的还是自顾不暇或自身难保，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也会互助互救，诡诈的手法也迫不得已地实施一下，实在无奈便扯大旗做虎皮。内部对抗或勾心斗角倒并不多见。农氏家族成员在为自我的生存而挣扎的时候，最大的痛苦还是背弃自我，即不得不非自愿地行为处世。但是，由于是出于最基本的生存目的，所以这样的行为和状态，更多地为人们所理解。从中也能体会到作者自拟农氏后代而作曾祖叙事的良苦用心和谅解语气。在动荡的乡村，到处是扭曲的人物关系。在农氏家族内部，我们可以见到扭曲的自我，但是在家族内部却不见得有多少扭曲的关系。换句话说，“扭曲”似乎有取向的：主要是外向。家族内部有一定的抗震、减震、缓压向心和攘外的机制。家族故事的发生伴随着“旧”与“新”的关系的演变。从根本上讲，旧的意识形态在枯竭和消退。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人民渴望新的意识形态的出现。
　　在小说的99年跨度上，红河流域本来是走在近代化乃至现代化的道路上，现代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法理社会，但是小说里的社会不幸地远远不是。乡土社会的关系本来应该是被现代社会的发展所破坏，但是小说里的情况其实不是，但是的确在崩溃之中。现代社会没有真正形成，但是乡土社会也没有继续下去。虽然乡土社会的因素依然存在，并对族系成员都发生作用。契约是法理社会的关系的象征，但不是小说里的乡村社会的支柱。农氏家族也并不以此为根。总体上看，农氏家族毕竟繁衍在以身份为基础的社会之中，而不是依赖以契约为基础的社会。这样，我们就可以从社会形态上理解农氏家族在总体走势上为什么即使异人出现也无法挽回颓势。人物故事组成的故事社会，当然是在99年的演绎进程中。每个单个小说中的反讽语气，流露出对基本生活在99年长度中的家族人物生活的有距离的否定性情感意识，但小说叙事同时具有一种血缘亲和意识。这使得故事人物必然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分裂人格，而语言的张力也随之形成。书中若干人物都是当地“人杰”，不乏足智多谋之士。他们形成的气场似乎不足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无数更大的气场层层环绕包围、左右着他们。他们存在于暂时的表面的现实的感情生活之中，而理想的狂热的生活又隐藏着欺骗的政治阴谋和利益争夺的喜剧动作。小说里的族系生活只能满足于人物有限自我的一时要求。人物也常以一种玩耍的或玩世的权术式的生活态度来对待周围的人物和环境。他们的真实在于他们的生活姿态和行为方式或多或少不同于周围的一般人物，他们的生活同村寨的普通生活融为一体，但有异数在内。这种异数包括了他们的性格中的乖戾和突兀，包括了他们的乡村机智和农民式的狡诈，也包括了“黑夜的激情”，即蒙昧状态中的理性的前进，这多少依赖于作家在向前追忆叙事中对前辈们的逝水年华的从家族演进角度的观照，其间的生活认识，常识阐释，以及由斗转星移造成的代际时间差而获得的开放情怀。这是获得了新的意义的理性的认识特征。
　　小说叙事难以完全理性地把握族系中的生命之流的本质，但是它深入到族系社会内部，与族系人物及其社会活动，以及他们的意识心理活动本身相融合，从整体上把握对象。族系故事的叙述充满着神秘的内省体验。对于家族小人物来说，外部的历史是不可把握的。命运也是居间不定的。谁能预设“我”的七公农兴发一会“壮丁”、一会“我军”、一会“敌军”，最后是以台湾老兵的身份回乡的情节呢?他和三个女人的生离死别是如此凄凄惨惨，最后居然还演出了一幕拜见祖宗并且以三根香的“临时同居手续”请求祖宗同意以前的未婚妻在他回台湾前和他一夜合枕的悲喜剧。在这里，家族仪式从表面上、名分上和精神上弥补了心理和历史的缺憾。
　　生命之流是农氏族系社会的内部矛盾斗争的心理动因。它存在于农氏族系人物的自我的深处。从小说许多故事中可以看出，这些人物在社会大漩涡当中到处冲撞表现出了某种盲目性，但他们自身内部的生命冲动却是永不停息。在农氏人物的沉浮和冲撞的背后，总有生命冲动的因子。农氏家族的生命之流的运动亦如一个漩涡之流，生命向上冲，物体向下落。二者的碰撞结合产生了小说里的林林总总的社会事件。在从村寨到县城的漩涡中心，被激发起来的还是农氏家族每个个人的生命和意识。族系似乎在生命的无限繁衍中，由于成员在不断地增加，因而仿佛成为一个无穷元素的序列，其中一些元素与一定的属性或结果相对应，且满足收敛及随机性的条件。这就是所谓“集体”的概率。全书由八个族系人物的“小传”构成，然而这个小传序列是可以无限地排列下去的。似乎不管怎么排列下去，农氏家族人物的性格或遭遇则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来自桂西北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乡村社区，但都属于家族集体无意识范畴，即整个族群经验的象征缩影，也就是说农氏人物都有原型的积淀和遗传。而原型显然主要就是指农宝田，是他派生出了无数农氏族系人物特别是书中那八个人物。在农氏族系中，生命的冲动蕴藉在每个人物的体内。农氏族系中的生命不断地涌动，不停地繁衍，构成最基本的实在。他们在生命涌动的同时，作用于氏族内外。这些生命以他们的心理意识活动所构成。生命的流动就是心理意识状态的连续过程。而动荡中的封闭社会和平稳的封闭社会，孕育和包容着不同的生命及其冲动。这也以乡村生命史实进一步证明“开放社会”适合生命冲动的发展要求。冲动的生命之流作为连续的整体运动过程，它存在于族系社会的最深处，其理解和解释似乎不完全依赖于理性认识。在这个父系族谱中，血缘关系起着凝聚、定向和亲和的作用。在这个族系的内部，以99年(农宝田的寿命)的长度计，没有发生过于致命和彰显的裂变。这是这个族系得以绵延的重要原因。我们不敢说倘若这个族系再分杈多一点，再延伸下去会不会保持这样的纪录。至少这个族系的人有一种集体无意识，就是在危机时刻自觉不自觉地向心并且向“威权”寻找保护。这种“威权”往往只是一种奇怪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制度以及相关的社会意识。比如关系到“钢铁长城”、“军属”，有关的政府优待条令，就多次保护了农氏家族。考虑到农宝田的成分定得比较“高”。他和他的族系能派生到这步田地，已经相当不易了。“土改期间，我曾祖父农宝田被划成了富农，因为他拥有一妻一妾和两间瓦房，还有一公二母三头水牛和一支汉阳步枪。”依作家的潜台词，3头牛和3个人的性别和比例关系都是等同的，对他们来说，又都是最基本的存在和家庭组成。这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有关家族条件下的家庭结构以及人口生产和再生产的需求的潜意识。但是，当新的法理社会的婚姻制度要求农宝田只能拥有一个妻子的时候，作家就叙述了一个生离死别的故事。作家同情姐妹合夫的“这个”结构，渲染他们间的至真至深的爱情，甚至很快让她们一起被红河裹挟而去。还有“列宁”的肖像，也使农才武多次逢凶化吉。甚至使他幸运地享受“公社主任”的“俸禄”和权力。这个族系似乎由农宝田这个生命之源蓬勃起来，由农宝田开始了族系的自我存在的时间河流。这是这个族系的生命之流，它生生长流。99年的繁衍和生长，使家族历史保持一种时间特性，当然它还会向第二个99年延伸。八个人物的历史进程，又凝结着他们以及农氏族系中的许多人物的经验和意识的碎片。这样的凝结，使族系内部深处绵延着一种变化的、无法分割的、前后相继的、永恒统一的经验意识之流，同时也是一种非理性的生命冲动带来的欢喜和忧愁。农氏族系就是这样，构成自我存在的内在基质。既非完全理性的，亦非完全非理性的。
　　这本家族传记体小说流溢出一种家族意识，这是一种凝结农氏家族的有血缘亲和关系的同类意识，它制约着农氏族系中多数人的行为。这种意识潜在于农氏家族成员的行为和状态之中。它把农氏各自的思想情绪统一起来，这些思想情绪是对源自外界的共同的刺激所作的反应，并通过建议、榜样、要求、劝解、指令、训诫和模仿等，相互发生作用，从而形成一种普泛于农氏族系社会的思想情绪。这种思想情绪中包含着族系内部关于理想的善的流行概念来改善其族系类型，从而改善族系成员的生活状态和自我意识。尽管如此，天才情种或校花丽人，或是老插老板等，他们的人生总体上是失败的。包括父系之首农宝田。老插老板最后落得个又黑又瘦穿着破旧伸手要烟吸的地步。但他们生活的价值中有理想的因素。有的指向未来。尽管这些因素有的已经泯灭，有的昙花一现，有的在萌发之中。结尾作者呼唤：“一个红河的葬礼开始了。”小说以作者叙述的形式表明了家族内部生成于99年当中的生命觉醒的代价和新陈代谢的必然性。
　　如同“我”的风流一世的大伯，诸多人物在沉沦之中或最终自然而然地走向沉沦。“此在”的故事人物似乎是因为曾有故事流传才为人们所记忆、所流传，他们活跃于故事中，相当于被抛入世界，消融于相互共存的“一般人”状态。处于非本真样态，“呈现出此在存在的日常状态的基本方式，这就是此在之沉沦”。除了无止境的性的渴求和爱的欲望，沉沦的表现之一为口头生活人格，他似乎生活于口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产生许多口头人物。不断生产语言垃圾，同时热衷口头摹仿，口头炮制大量废话。其实已经完全失去自己的思维，没有独特的见解。这在“文革”中登峰造极。对于青少年的“文革”参与者，他会充满好奇，追逐革命和造反的时尚，放弃独立的思考精神。而农氏族系人物，几乎全部卷入政治漩涡。他们大都也会模棱两可，左右逢源，虚与委蛇，真伪莫辨。也不能真诚地、坦荡地选择自己的行为。三公因为救了魔公而阴差阳错地成了魔公，基本上是个巫师兼风水先生的角色。但也不能完全摆脱乡村干部的利用。本来边缘的他居然成了县长风水顾问。但是最后由于店员利用他的名字招摇撞骗，他只好“退出江湖”。农才武有幸拥有列宁的肖像模样，但是也依然挽救不了他。不能使他免于沉沦。自儿子夭折后，他就成了一个酒鬼。每喝一口就念念有词，不是毛主席诗词就是古旧诗句。挨批斗和巧周旋曾是他的家常便饭。他也风光一时，但是命运终于让他沉沦。就一般而言，书中人物几乎大部分都难免沉沦。乡村社区就是一个大社会的缩影。斗争和周旋无处不在。沉沦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都是难以完全消除的。它在现代社会就是现代化的负产品。它并非由于外来影响而加之于此在的现成性质，也不是一种有待克服的道德堕落。沉沦原始地属于此在，它是此在的一种“原罪”。乡村现实主义的成功在于揭示了族系人物无可奈何的原罪性的沉沦。这是一种乡村生存的真实性。
　　
　　
　　
南方文坛南宁51～53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马相武20032003 作者：南方文坛南宁51～53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马相武20032003

网载 2013-09-10 21:5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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