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传庭疏牍》看明末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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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庭（1593～1643），字伯雅，山西代州（今代县）人，曾于崇祯九年（1636）六月到十一年十月任陕西巡抚，是镇压明末陕西农民起义的主要人物之一。孙氏在陕期间，正是朱明王朝内忧外患，在农民起义风暴的打击下岌岌可危的时期。严峻的形势，使崇祯皇帝对孙氏在陕西镇压农民起义的进程十分关注，君臣之间“圣旨”、奏疏往来不绝，内容密切关系着陕西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形。尽管孙氏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来研究、反映问题的，但在这些材料中，仍然保存了大量的真实的历史事实，成为我们研究明末陕情的重要史料。1983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将这部分资料汇集成书，名之为《孙传庭疏牍》（其中一部分是孙氏离陕西巡抚任后赴河北、山东一带抗击清军时的奏疏文牍）。通过这些读来似乎枯燥、晦涩的文字，我们仿佛又看到了明末在陕西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幕幕悲壮激烈的阶级斗争活剧，看到了一个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怎样在人民革命风暴的打击下一步步走向衰亡的历史过程。

吏治腐败贪赃成风

明末吏治腐败，史书中多有所载。孙传庭被派任陕西巡抚时，曾面受崇祯皇帝训示，也慨然“受命而西，以灭贼为己任”（清·李因笃：《孙传庭传》），主要任务是镇压人民起义。但孙传庭还不失为统治阶级中有见识的人物，他清醒地认识到：“剿寇必先安民，而安民尤在察吏”。所以一到陕西，就比较注意稽查和惩处官场的腐败，并且“屡饬所属郡邑，凡问理词讼，不许滥赎加罚；征收钱粮，不许勒收羡耗；日用买办，不许亏累行户。榜示谕禁，再三严切，尤于署篆各官谆谆加意”（《纠参婪赃刑官疏》）。尽管如此三令五申，但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孙传庭给崇祯皇帝的一系列奏疏中，有许多地方都披露了当时吏治腐败的现实。

在《纠参婪赃刑官疏》中，孙传庭向崇祯皇帝上报的署泾阳县事的庆阳府推官何守谦勒索、贪污的罪行，就是典型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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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三秦富庶之区”的泾阳县，原任知县王程先，被“备察论劾”，孙传庭有此教训，“慎重此缺，不敢轻率拟补”，但挑来选去，竟发现“西安丞倅寥寥，无可委署”，因此商议“借才邻郡”，调庆阳府（今甘肃庆阳，时属陕西布政使司）推官何守谦来泾阳任事。经此仔细挑选，孙传庭认为何“必知刻励自爱，或不至染指羶地”，但他又深知“迩来吏治日污，秦中尤甚，恐征收索羡痼弊难除”，又“密谕守巡两道单骑亲往，掣柜拆验”。

谁知这个请来的“人才”同样是个贪婪横暴之徒。孙传庭派人“抽验（泾阳县）各里收完在柜粮银，每柜抽验二封”，结果发现“每两除正数外，有加收羡耗三四分，有五六分者”，而且有的“簿封与银数不符”，显然“系收书作弊”。又加追查，“访得本官（何守谦）婪肆多端”，遂即“一面令该道先将收完在柜粮银，公同教官逐封秤兑通完总算，原该正数若干？外加羡耗若干？并将收粮原戥及拆验之戥严追封解”，一面又加派人员，“亲诣该县堂”，“将各里银柜共一十一个，逐一拆验秤兑”。发现“正数银二百八十九两五分一厘八毫，外加羡耗银一十四两五钱二分，总计每两外加耗银五分”。这还是在“屡经申饬之后，尚有此数，就此计算，本官（何守谦）任内共收银二万三千七百四十二两二钱零，共外加羡余银一千一百八十七两一钱一分，其前收过银两已经起解，恐所加之数尚不止此”。

经面审收银吏赵参、张光显、田国玺，“赵参供称何推官原定戥子每两比民间重三分，秤时又高抬六七分，大约每两重一钱。先因百谷里花户成光德纳银六钱八分，拆银轻少，责二十板，枷号二日，身死是实。又据张光显供称：何推官平素火耗原有加一。……又据田国玺供称：何推官自枷死花户成光德后，因火耗轻少，又拏三柜、四柜、九柜、十柜、十一柜花户罗安等约十余人，各责二十板、十五板不等，将十一柜、九柜、十柜各问有力杖罪六人。自此以后，花户俱加火耗，每两以民间戥子在加一以外，以降发法马，每两约加六七分。又封银不论多少，俱要成锭，因此百姓所费遂多。又供：秤银若是平了，何推官便说，就是买卖也没有这样平秤之理”。

一个小小的县级官吏，竟如此横行不法，大肆贪污，而且无耻地采用大秤、高秤收银，仅不完全统计，就勒索羡余银达一千一百八十七两之多。又仅仅为了六钱八分银子分量稍“欠”，就将人“责二十板，枷号二日”，致人死命。正如孙传庭给崇祯帝的上疏中所说的，像何守谦这样的官吏，“不闻洁己，惟知溪壑是盈，且加以残民，岂但簠簋不饬！凭奸侩为线索，贿赂潜通；视民命如草菅，枷责立毙；”真可谓“酷以济贪，断难逃于三尺”！

在《纠参贪横监司疏》中，孙传庭揭发上报了一个“贪横已极”的监察官员关西道副使李公门，“计事迹共十七款”。在上疏中虽未一一列举，人们无由知其具体劣行，但从孙氏愤怒的语言中，仍可略窥其一二。孙说：“比来察吏之法不及于监司，在贤者固不因以弛防，而不肖者遂至敢于败检”。这说明制度本身就有漏洞，没有法制手段去约束，指望“贤者”的自觉，实在是吏治的一大悲剧。“于是有恣饕餮以营私橐，而攫取胜于盗行，纵狐鼠以剥民膏，致科派多于额赋”，以至“法纪全无”，“善良侧目”，“亏行滥讼，鬻士买官”。请看孙传庭上疏中概括的李公门的罪行：

“欲如溪壑难盈，情比山川尤险。指能障目，遂谓天日可欺；胆欲包身，讵复神明是畏！罄竹莫穷其秽迹，铄金更饶有谗谋！廉吏视之如仇，民瘼置之罔恤！最可恨者，徇劣令则一县之钱粮侵混至一万有余，竟欲使知府不敢揭参；庇积役则两地之帮贴科派至二万余金，几欲使按臣不得过问。只缘利令智昏，讵惜身败名裂！况于文较武赋，亦欲居奇，而请托公行，即圣明累饬之功令，曾不足以动其顾虑。其他涂面昧心，寡廉鲜耻之事，于本官又何责焉！”

其主要罪行仍然是勒索、贪污、卖官鬻爵，真是腐败到了极点！而又由于李身居要职，“俨然监司”，“虽于臣（孙传庭）之檄禁面叱，尚恬不为意，各官亦何能为”！“知府熊应元、凤翔知县杨大勋几欲请损，亦竟不能力争”，反被李公门“驱除异己”，设计陷害，使熊应元“竟罹盆冤”。孙感叹说：“贪人固善为下石之谋，廉吏岂竟杳拨云之日”，并大声疾呼：“若不重加斥处，则大之不法，安望小廉？前之不惩，何有后警”？

在《题犯官林应瑞招繇疏》中，孙传庭又上报了一个延长县的“犯官林应瑞”。疏文称：“延长当大寇残破之后，茕茕遗孑，业已无肉可剜。林应瑞赋性本贪，又年当衰暮，亟欲以一符取偿，不思延长乃急需抚恤之地，延长之民岂尚堪睃削。故鼯腹未盈，怨声已沸”。真可谓是“鄙秽难容，昏聩已极，耳目旁寄，狐鼠纵横，大负民社之寄，奚辞纠刻之条”！问题的严重还不仅此，并不是一个林应瑞的巧取豪夺，而是在延长形成了一个团伙，像“衙蠹郭盛民、张芳、董洪雨、朱心悟、宋士杰丛树作奸，凭城肆害，赃证俱确”。

在《题犯官任锜等招繇疏》中，孙传庭上报了一个军队中的贪官任锜，以管理军队营务之便，吃空名，领空饷，贪污盘剥，以权谋私的罪行。且任锜之流并非仅有，而是“群奸”之一。纪律严明（孙氏治军颇严）的军队中，也丛生此类蠹虫，整个吏治还能有什么指望呢?

以上所举的何守谦、李公门、林应瑞、任锜四人，一个是挑挑选选从邻郡借来的“人才”，一个是监察部门的官员，一个是地方官，一个是军官，在整个官僚阶层中，可以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了。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贪赃枉法，鱼肉人民，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而且看来又都与其周围结成了团伙，依仗权势，横行不法。这真是活生生勾画出明末陕西的一幅官场图。难怪孙传庭感叹地说：“臣看得秦吏至今日，固称数摘之瓜，而秦民至今日，更无可剜之肉”（《纠参婪赃刑官疏》）。然而尽管孙氏主张以严刑峻法对付这些贪官污吏，但吏治之腐败毕竟已经病入膏肓，不是一把“尚方宝剑”所能割治得了的。谁能说朱明王朝的覆灭，与这样腐败的吏治没有关系呢？

天灾苛政民不聊生

假如把腐败的吏治比作“人祸”，那么与之俱来的便是“天灾”。孙传庭写道：“臣自衔命入关，所见所闻，皆堪浩叹”（《降处陈谢并沥下忱疏》）。“三秦盗荒频仍，哀此下民，非死于贼，即死于岁，其顑颔未尽，而仅延视息者，盖已无几矣。不唯含鼓非其故，即耕凿亦鲜其人。郡邑集镇，强半邱墟；阡陌田园，只余榛莽。一二孑遗，皆窜伏于土穴山洞之中，掘草根刳树皮以果腹，甚至有人相食者。各省灾祲困苦，未有若斯之极！”“至西安、凤翔、平凉所属之商（州）、雒（南）、陇（州）、扶（风）、泾（州，今甘肃泾川，时属陕西）、崇（信，今甘肃崇信，时属陕西）等处，残破已极，遽难望荒芜于有秋！”他惊呼：“秦民穷困已极，相率走险可虞！”（《奏报赈过饥民并发牛种银两数目疏》）在《议蠲汉中钱粮疏》中，孙传庭叙述了汉中一带的悲惨景象，疏中说：“汉中亲藩重地，无岁不罹寇患，而凶荒亦因之。去岁之春，斗米八钱，穷民饥饿死者不知凡几！”依靠赈济，“未尽孑遗幸得少延旦夕，以冀天运之转移。不意入夏旱魃为虐，二麦俱枯”，“兼以栈道久梗，贩运阻绝，即今斗米价至一两，且无处籴买”，竟至“在城在野，殍殣相望，白骨成丘。臣心如割，无计可援”。就连崇祯皇帝也坐立不安，表示“秦省灾荒至极，民不聊生，深恻朕怀，亟宜赈恤。”

有道是“贪官必庸”，明末的陕西，不独吏治腐败、天灾频仍，而且政府官员庸碌无能，管理混乱，耗尽民力，无补事功。这方面的情况在《孙传庭疏牍》中也多有披露。在《剖明站银斟酌裒济疏》中，孙氏向崇祯皇帝报告了整顿陕西驿递的情况，疏中说：“陕西用兵，所在驿递数倍艰难”，但“查得秦中驿递向因各衙门差遣繁多，夫马苦累”。“各州县驿递，如咸宁、长安、临潼、渭南、华州、华阴、潼关、高陵、富平、三原、岐山、凤翔等处，驿递向皆佥募马户，多有市棍包揽，借口冲繁，攀害里甲。每马里甲帮贴银八九十两，甚有百五十两、二百两者”。经孙传庭“设法严禁，置立号票，非系传报紧急军情，部解京边钱粮，与夫取办军器等项，例应勘合火牌者，不得用驿递一夫一马”，并“尽革市棍，仍访其奸弊之甚者，严拿勘问”，方才“滥差尽杜，应付遂减”。在孙传庭笔下，当时的陕西是一片破败景象，就连作为“省会重地”的西安，也“南北西俱无关城，东关有城，亦低薄不堪”，由孙氏责令“咸（宁）、长（安）两县分工修筑”（《清屯第三疏》）。此外，从《题潼关设险合兵疏》等一系列奏疏中，亦可看出当时陕西的行政、军事管理上的混乱与无能。尽管孙氏上报的大多是与军事有密切关系的通讯、城防、设置关隘、疏浚河道等事务，但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就可以想见了。

与官场的腐败并生的是吏治的废弛。在《孙传庭疏牍》中也有两个典型的事例。一个是紫阳县，“紫阳屡经寇残，印官久缺，诸务废弛，李瑶升补逾岁，以衰病不能赴任”。其原因是“李瑶因申请晋抚咨题未果，恐秦中纠其规避，舆疾赴秦乞休”（《题紫阳县官老病疏》）。一个是合水县（今甘肃合水，时属陕西），“合水以蕞尔之区，经荒盗之后，一切恤民固圉，治赋练兵，唯印官是赖。知县张瑞杰升补年余，尚未到任，规避显然，自当照例议处”（《纠参规避疏》）。两个县的知县，竟在委任之后一年多还未到任视事，使得“诸务废弛”，由此足可见当时吏治的混乱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天灾、人祸和统治者的无能，导致了明末陕西的经济凋敝、困窘非常。孙传庭上报说：“自（崇祯）九年起，防饷益无着落。今查九年防饷支过银三万六千九百余两，原额商税银止收完八千六百有奇。十年防饷支过银三万六千一百余两，原额商税银止收完一万一千八百有奇”。依此计算，崇祯九年亏空二万八千三百余两；崇祯十年亦为二万四千三百余两，两年共亏空五万二千六百余两。此“不敷之数，皆于司库挪借凑支，以至于今挪无可挪，借无可借”。不得已，只好“于稍缓处节次裁去兵约一百七十余名，马约三十余匹”（见《剖明站银斟酌裒济疏》），这当然是无济于事的。

经济的困难，使统治阶级陷于困境。解脱的办法，自然是把这种负担转嫁到人民身上。尽管孙传庭一再给皇帝上疏说“民力凋敝已极”（《题复华阴议修砖城疏》），反复建议蠲免各地钱粮，但他又说：“尽蠲则边饷亏缺可虑”，“另议抵补，则公私匮竭，从何取办？”（《酌议量蠲民运钱粮疏》）在权衡民力与维护统治阶级地位二者之间，孙氏自然还是把注意力放在后者。他提出的清屯催征的办法，以解决财政困难，其实质就在于更加残酷地勒索人民，甚至使用武力手段，强行征收钱粮。他在《清屯第三疏》中，给崇祯皇帝报告了这方面的情况，说：“督征州县，当屯政修明之始，能加意奉行，有裨军国大计，与寻常岁额遵例催办者不同”。并表扬了一批催征得力的地方官员，如“长安县知县贾鹤年，……催征有法，首先报完夏课，以为诸有司之倡。咸宁县知县宋屺，留心督催，夏课遵限报完。户县降级知县张宗孟，悉心调剂，使军佃悉得其平，……夏课报完，亦不落后。渭南县署印西安府同知王明福，奉文之初，有一二奸徒妄思延抗，本官擒首恶枷责示警，旬日之内，遂报完三千余两。蒲城县知县田臣，正项钱粮不逾夏而征完六分，于屯课尤竭蹶从事，遵限及额。同州知州罗爌，……使梗顽顿化，课额能完。华州知州邓承藩，……夏季遂完解八分。兴平县知县阎尧章，……使人皆知纳课之便。临潼县知县张鼎，课额颇多，完将及数”等等。看来孙氏对他的清屯催征之举颇感得意，说：“秦方兵饷两绌，臣搜剔有此，自兹以往，庶几经理有方，侵牟永绝”，“遂使二百载相沿之弊窦，摉涤无余；亿万年不涸之利源，流通罔既”，“于是益信天下无不可为之事”。然而，我们从孙氏所描述的那么多美妙的“政绩”后面，看到的却是血淋淋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历史事实。统治阶级总是企图把自己政权的巩固，建立在残酷地剥削人民血汗的基础之上。然而，历史并不是按照他们的意愿发展的，相反，这一切正导致了人民更强烈的反抗。

官逼民反义军蜂起

明朝末年农民起义的规模和声势，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尤其在陕西，更可谓义军蜂起，威震八方，成了全国农民起义的中心，对朱明王朝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在《孙传庭疏牍》中，对明末陕西的农民起义有着比较详尽的反映，记述了许多义军和官兵作战的实例，从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三百多年前那场最终摧垮了朱明王朝的农民起义的雄壮场景。

尽管孙氏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对农民起义军不无恶意的攻击和诬蔑，但从他的那些“疏牍”中，我们仍可强烈地感到当时发生在陕西及陕西周围地区的农民起义的浩大声势和巨大规模。如孙氏所说：“方臣叱驭入关时，秦遍地皆寇”（《辞加级银币疏》），“贼之强者悉在秦”，“动称十万，动称数十万”（《疆事十可商疏》）。仅在孙氏“疏牍”中点名提到的农民起义军就有数十股：如大天王、合陵雁、蝎子块、张妙手、过天星、混天星、赛闯王、混十万、小红狼、老回回、猛虎、中斗星、关索、一练鹰、闯事王、奎木狼、黄巢、八大王、长判子、闯塌天、埽地王、兴世王、争管王、米闯将、火焰斑、就地飞、争世王、混世王、新天王、一条龙、瓦背、圣世王、一翅飞、镇天王、上山虎、摇天动、整齐王、一朵云等等。而且“诸寇之渠首与其哨队狰狞者，十九皆其系秦人，一为兵逼，势必望秦若归”（《题出关善后疏》）。至于闯王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则更是对官兵的极大威胁，以至孙氏本人最后也殒命于和李自成大战的潼关城下。

在《恭报官兵两战获捷疏》中，孙氏虽然竭力渲染官兵在宝鸡、周至、眉县一带“围剿”农民起义军的胜利，但也明显流露出对义军声势的恐惧。疏中说：（崇祯十年）“九月初九日晚（疑为八月初九日，因该疏写于八月十一日，系综述八月上旬之战事），据都司葛勇差塘丁口报：本日早，……从顾川一带侦探大天王等贼会剿间，忽见南山有马贼无数，执打大旗络绎出峪，循渭河南岸东走。……系闯将、过天星、混天星、赛闯王、四队、六队、八队、小红狼等十数大股，合力东来。贼自寅至酉，尚未走尽，东西宽约四十余里，声势甚猛。次日酉时，又据守备薛见龙报称：徽（州，今甘肃徽县）、秦（州，今甘肃天水，时均属陕西）东来大贼，于初九日三鼓从东石家嘴探河口，看贼之向往东路行。又于初十日寅时从益门镇出来之贼，俱往东行，两日尚未走尽”。即便如此，还“闻西、凤之贼尚有未尽东者”。面对此等形势，孙传庭亦不得不忧心忡忡地说：“两日之间，自寅至酉，尚未走尽，其众可知”。“如此，贼之来，竟无剿兵尾其后。督臣（指洪承畴）止分臣甘兵两千，晋蜀之饷尚未解到分文，……乃欲以独力支此猖厥之寇，岂易易也”！形势的严峻还不至此，“据潼关道禀：混十万、老回回等贼，已至陕州（今河南陕县），势必入秦，傥东西之贼合谋并犯，更可寒心”。以此，我们亦可窥见明末陕西农民起义军的浩大声势。

在《孙传庭疏牍》中，记录了不少当时官兵与农民起义军之间的激烈战役战例，成为我们研究明末农民战争的重要资料。在这些战役战例中，孙氏对当时的所谓“贼情”作了不少研究和分析，从这些研究分析中，我们亦可从一个侧面窥视到明末农民战争的一些特色。

首先，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在军事上对明王朝给予了沉重的打击，使得官兵常常顾此失彼，被动挨打。在《恭报东西寇警并陈剿御情形疏》中，孙传庭向皇帝报告了他面对“嵩（县）、卢（氏，俱在今河南）之小丑宵奔，平（凉，在今甘肃）、固（原，在今宁夏，时均属陕西）之警闻复迫”的窘境。在西，“臣虑其饱而益横”，“恐贼即出我不意，疾走西（安）、凤（翔）”；在东，则“河南按臣忽有传帖，驰约夹剿，情事甚急，且有一刻千金之嘱”。就在这东西难顾、左右为难之时，“六队、大天王、混天王诸贼已从平、固分道而来，左、曹之兵俱落贼后。又两帅相倚，仍与闯（王）、过（天星）相恃，不能分图此贼，祖、王之兵虽在贼前，或缘道左相失，今亦俱落贼后，遂听其爰爰东奔”。孙传庭对这一股义军十分忧虑：“据各处塘报，此贼分合无常，飘忽不定，众寡之势似犹未确，及得监军道张京之报，该道哨探最真，此贼尽非小弱。……转瞬之间，此贼便当越平（凉）、庆（阳，均在今甘肃，时属陕西），突邠（州，今彬县）、乾（州，今乾县），瞰淳（化）、三（水，今旬邑）矣”。在《报三水捷功疏》中，孙传庭面对农民起义军的夹击进攻，也忧虑十分地说：“臣分身无术，兼顾实难，用是窍窍忧之”。

在《降处陈谢并沥下忱疏》中，孙传庭申述了起义军攻陷石泉、汉阴的事。尽管孙氏一再辩解，说：“唯是石泉、汉阴之攻陷，俱在大兵入汉之后，……奔亡之贼犹能攻陷两邑，此岂臣意料之所及也？”但官兵捉襟见肘，处处被动的窘境，仍跃然纸上。就连崇祯皇帝也大为震惊，下发圣旨说：“据奏贼突泾、镇，南窥西属，又商、雒纷告轶入，石、汉不闻疾救，玩延流毒，殊可痛恨！”并将洪承畴、孙传庭“各降二级”，令其“戴罪剿贼自赎”。

其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打破了封建秩序，使得明王朝和贪官污吏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再也无法进行。孙传庭也曾坦率地承认：“今海内之脂膏已竭泽欲尽，虽欲照部议征饷，未必如数矣”（《疆事十可商疏》）。“汉中、兴安（今安康）及巩昌（今甘肃陇西，时属陕西）兵荒最甚之处，一切钱粮俱万难催征”（《奏报赈过饥民并发牛种银两数目疏》）。并上疏报请对石泉、汉阴、宁羌（今宁强）等九十一个州县，根据“寇扰”和天灾情况，分为四等，对应征之“军饷”、“公费”等或蠲或免（见《题被灾地方蠲免钱粮疏》）。这对统治阶级来说，实属不得已而为之。

再次，农民起义对统治阶级在政治上也给予了沉重打击，竟至出现了朝廷命官“栖身无地俸薪全无者”。如“西安府镇安县知县秦来奚，……因薪俸无给，至家口不免嗷嗷”；“凤翔府陇州知州文应麟，受事该州，当屡经残破之后，无复州治”；“扶风县知县宋之杰，委署之初，该邑官舍民庐无复存者”；“平凉府灵台（时属陕西）知县敖宏贞，方履任时，贼犹踞城内，本官受事于城外之南堡”；“崇信县知县高斗垣，历残邑二载，卧薪尝胆，形神俱瘁，……以忧去”。“此外，凡城经残破之处，官之俸薪未尽无给，而栖身实苦无地者，尚有山阳、永寿、华亭、麟游、泾州、褒城、漳县、秦安、成县、阶州、文县、两当、石泉、宁羌、汉阴等处，……而官廨俸薪等项，现饬各道府从长计议”等等（《题被灾地方蠲免钱粮疏》）。

明末陕西农民起义军在反抗明王朝的黑暗统治的斗争中，表现了良好的组织性和有谋略的战略战术。面对统治阶级“恩威”、“剿抚”并用的策略，也表现了坚定的斗争意志。就在孙传庭报捷的疏文中，也不无忧虑地说：“混天星等薮泽凶顽，乾坤殄戾，或颉闯颃过，狎主枭獍之盟；或合队分营，并张虎狼之势。蔓延七省，罔非流毒之区；烽积十年，尚鲜销烟之日。金鸡之赦累下，全无繇作其悔心；铁马之征不休，迄莫能戢其逆志。恩威两顿，剿抚俱穷。顷复掠蜀饱还，辄尔躏秦深入；欺内地之单弱，恃贼伙之众强。将谓我如彼何？”竟至哀叹：“各寇猖獗十年，蔓延七省，决裂至于今日，我之元气为之销索殆尽！”（《报三水捷功疏》）此话不幸而言中，明王朝的“元气”，不就是在农民起义的风暴打击下“销索殆尽”，最终土崩瓦解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