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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杀在精神疾病中是最神秘的，有人将其作为一种特异的社会文化现象来研究。专家们首先将自杀看成是一种病态，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说自杀是社会病态；德国伦理学家包尔生说自杀是道德病态，德国的着名精神病学家弗罗伊德说自杀是精神疾患。
　　在我们的生活中，军人吞枪，文人悬梁，工人跳楼，农民喝毒药等等五花八门的自杀现象时有发生。就让我们把视线暂且锁定在大学校园，来看看在这里的神秘文化吧。
　　1999年3月，高校开学仅仅一个星期，北京市3所着名大学各有1例学生自杀身亡。
　　江南某大学一位医学院的学生因同性恋而自杀。
　　新千年伊始，从北京一所大学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同住一室的两名很有才华的博士研究生，在同一清晨先后陨命——其中一个把对方推下楼去毙命，自己徘徊良久之后，也当众一跃而下，一命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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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说自杀是浪费生命，但生命价值高的人却偏要实施这种浪费，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杀身成仁：历史文化的积淀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其独具特色的人文精神、价值观念、话语体系、民风民俗和沿袭流传下来的思想、道德、风俗、艺术，对“利他型”，“动乱型”（殉国型）自杀赋予了崇高的道德评价。在中国历史上，最高尚的政治道德原则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孔子追求“仁”的自杀行为，不食周粟绝食死于首阳山的伯夷、叔齐被其誉为“贤人”。墨子赞扬“以身殉道”之士。孟子则取向“生亦我欲也，义亦我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也”。中国传统宗教佛教、道教对自杀持宽容态度，而不象西方基督教那样将自杀视为违背上帝意志的大逆之举。中国传统文化观不仅不反对自杀，甚至鼓励提倡献身性的“利他型”、“殉国型”自杀，宽容和同情一些不得已的自杀行为。中国历史上有许多长风悲歌式的末路英雄以自杀了却生命而名垂青史。直至现代，那些为国为民、为信仰而自杀献身的悲壮故事仍能让人们热血沸腾。为民族解放、国家安全或拯救他人生命而主动选择牺牲的“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勇堵机枪口的黄继光、飞身扑向炸药包的王杰……仍是崇高的英雄楷模，他们舍身为国、舍己为人的壮举令国人景仰。如果多读一些中国古典小说，不难发现，在中国历史上，最动人的神话是讲述自杀的，如娥皇；最凄美的爱情故事也是讲述自杀殉情的，如梁祝、孔雀东南飞；最高尚的友谊是刎颈之交。可以说，历史文化积淀的这种宽容与同情为自杀提供了丰厚的情感土壤。
　　心理疾患：自杀行为的温床
　　专家认为，从疾病发展史来看，人类已经从“传染病时代”、“躯体疾病时代”步入“精神疾病时代”。精神疾患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而且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社会经济变化迅速，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压力增加等等，导致精神疾患的产生。自80年代以来，中国重症精神障碍患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目前全国各种精神病人约1600万人，大、中学生中心理卫生问题患病率也有增高的趋势。
　　有专家研究认为，精神病患者的自杀率高于一般人口的10-90倍，自杀者中精神障碍的比重约为74%以上。就连监护严密的精神病院，患者自杀率也很高。青年（尤其是大学生）都是心理疾患的高危人群。上海市精神研究所所长顾牛范教授指出，在1300万人口的上海市已有逾75万的各类精神、心理障碍症患者。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竞争机制的引入，青年原有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人际关系等领域中冲突和压力加大，心理受挫的机率增高，心理障碍者将日益增多，自杀的隐患增大，其中大学生发病率尤其高。
　　国家教委1988年对全国12.6万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表明，我国大学生心理疾患率为20.33%，这不仅严重影响学生学业，也是导致自杀的主要原因。据北京16所高校统计，在1985-1987年间因精神疾病而休学、退学者293人，分别占总休学、退学的37.9%和64.4%。清华大学因精神疾病休学、死亡人数，分别占总休学、死亡人数的51.03%，中国人民大学1978级—1988级本科生中21人死亡，其中7人患精神分裂症，其中5人为自杀。南京市34所中学4698名中学生中，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占15.7%，其中有严重问题的占0.9%。杭州市联合课题组对城乡不同类型2961名大中学生调查，有16.79%的学生存在较严重的心理卫生问题，其中初中生占13.76%，高中生占18.79%，大学生为25.39%。北京某高校对98级新生的心理调查表明，8.77%的人经常失眠，5.33%的人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什么兴趣，20.73%的人觉得心理卫生方面没有问题，26.19%的人有心理问题。
　　在南京召开的大陆、香港、台湾三地21世纪高校心理健康学术研讨会上，有报告提供资料说，在中国，80年代中期，23.25%的大学生有心理障碍，90年代上升到25%，近年来已达到30%，有心理障碍的人数正以10%的速度递增。一份来自清华大学大学生心理咨询中心的报告说，1985-1988年来，一年级新生中有心理问题的人比率呈逐年上升趋势，1995年为2.57%，1998年则上升到4.73%。50年代，我国精神疾病的发病率是0.27%,90年代则为1.347%。据1993年调查，我国自杀死亡率为22.2/10万人。有关单位曾对南京市4所高校的一万多名学生自1985年以来10年间精神卫生进行调查，统计显示，约有四分之一的大学生有心理卫生问题，有11.72%患有精神疾病。另外，对南京市608名同学调查时发现，曾有过心理危机的占75%，不少人曾有过自杀的念头。他们中20%是通过自身的调适解决的，有80%是靠学校、家庭、朋友、求医解决的。
　　近年来，我国一些电台“心理热线”节目主持人相继自杀，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几年前上海电台主持人腾佳自杀；1994年5月北京电台“人生热线”主持人温达自杀；1997年湖南经广电台“夜渡心河”主持人尚能自杀，以及广州市“培爱”自杀防治中心的创办人和负责人陈青云自杀身亡则引起全国性的关注。根据预测，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各类精神卫生问题将更加突出。在2020年的疾病总负担预测中，精神卫生问题排行第一。
　　在农耕社会里，人们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环境中，生活虽然相对艰苦，但少有社会性的突发事件的干扰和刺激，心态也就较平和。但在现代社会里，人们的生活时时存在着危机。一方面，劳动力的重新组合，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原有社会支持网络的削弱，导致了各种心理应激因素急剧增加。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环境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我们心理病因的多样化和复杂化。给我们的精神生活带来了强烈的刺激。人们在过着好日子的同时，也担着无数的心。
　　动机冲突：选择行为的障碍
　　自杀是对生命发展的一种选择。选择既是作为个体的青年人格形成和发展的真正灵魂，也是作为社会群体的青年的真正灵魂。人的选择能力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产生着重要的变化。理性的选择能力是与青年发生的其它一切因素密切地相互关联着的，包括实现自身的同一性，以积极介入的态度对待社会的要求和规范，进而形成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乃至价值体系。
　　选择是同动机过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内部存在着一系列社会性质和个人性质的因素：
　　(1)、实用性的因素：实用性的因素是指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的需要和要求转化为主观的概念，表现为主体对个人需要、愿望、利益等的实现和满足程度。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般来说，人们需要的满足，愿望的实现，利益的获得都建立在一定的成本之上，找不到定位的人生肯定是一种悲剧。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人们的生活态度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西方人越来越重视中国的人生哲学，而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则越来越“过程”化了。为了一个终极目标的成功而艰辛奋斗的人少了，崇高在尽情发挥创造的同时及时行乐的人多了。由于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中国的超稳定性社会结构，所以国家一直不鼓励个人人生定位的多重性。“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是过去对个人人生定位的主要引导方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个人人生定位越来越趋向多样化，但在科学、正确的人生观确立上存在偏差。社会道德对人的基本评判标准是富有与贫穷，而不是致富的方法，这种价值观的偏差滋长了个体人生定位的艰难性和人生角色定位的模糊性。假定性的自我与现实性的自我的矛盾冲突，往往导致人们极易选择自杀。以青年女性为例；农村青年女性自杀死亡率几乎是城市的5倍。城市青年女性（15-34岁）自杀死亡率占全部死亡的12%，占意外死亡总数的39.1%；农村青年女性自杀死亡则占全部死亡的28.3%，占意外死亡总数的63.4%。自杀死亡率的城乡差别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中国城乡青年女性的社会角色、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等的不同。社会环境、文化教育水平、劳动条件、生活水平、营养状况及医疗卫生条件的城乡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乡村自杀死亡较高的一个原因可归结于农村医疗救护条件的落后与缺乏，使得一些可以救治的自杀者由“未遂”变成“即遂”。
　　农村青年女性自杀第一位原因是实用性因素。经济发展的滞后、落后传统的思维方式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的不协调之间的矛盾，致使农村青年女性无法找准自己的人生定位。在各种矛盾冲突和物质精神压力下选择了自杀。如家庭问题中的夫妻不和，甚至常常遭受丈夫的侵犯，中国农村式的婆媳矛盾，成为农村女性自杀的一大动因；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庭规模变小，人情变得相对淡漠，个人和家庭陷于相对孤立的状态，很容易使女性陷入孑然无助的境地；再者由于农村生活节奏的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1亿以上的流动人口长期远距离流动，“民工潮”给中国农村的家庭婚姻关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农村中支撑家庭的中青年妇女承担了生育、抚养、生产、奉养的重任，她们在各方面受挫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由于传统观念的因素，女性对婚变的承受力较弱，外出务工、经商的青年农民的移情别恋使居家的农妇受到极大的冲击。中国传统理想人格忽视个性的张扬，以依附、屈从为特征的女性人格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积淀濡染，仍影响着今天的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追求自我用情的专一，传统人格的道德模式与女性个性弱点的结合，为其情感追求指明了一往无前的悲剧前景——殉情自杀。殉情自杀在我国仍有相当大的比例。婚外恋、未婚先孕的增多也增大了因遗弃造成女性自杀的可能性。拐卖妇女（四川省1981～1989年被拐卖24078人）、买卖婚姻及换亲典妻的禁而不绝，使得许多不堪忍受又一筹莫展的妇女，愤然自杀。就城镇而言，社会转型带来了剧烈变化，使得不少青少年无所适从。竞争的激烈、贫富差别拉大，人们心理压力也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分配制度的改革已全面展开，而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不能同步配套，造成“下岗”女职工成为高危人群。城市女青年尤其是独生子女往往从小受到父母娇惯，社会化过程不完善，自主能力、应付挫折的能力较差，遇到逆境就万念俱灰、容易轻生。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对物质与精神的需求的转化过程是一个艰难的、长期的过程，如何寻找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平衡，找准个人人生定位，才能处理好个人与整个社会环境的关系。
　　(2)、规范性的因素：规范性的因素是指社会和群体制定的原则、规范和法规，被个体主观所接受后转化为义务的概念。90年代以来，经济的巨大发展，物质的极大丰富在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社会的进步，而另一方面却也导致了道德的进一步沦丧，人潜在的各种欲望愈发表面化并趋于“合法化”，人们对终极关怀、普遍价值的关切已为切近的利益所替代，在这样一幅现代生活图景面前，传统的理想主义者感到了手足无措，他们无法应对生活运行机制的陌生转变，对现实又无法获得合理性的说明，普遍意义的丧失加剧了他们的精神危机，他们成了走投无路的羔羊。他们不得不怀疑自己曾孜孜以求并希望在世界上确立起来的价值和意义，对确信的东西失去了信心。这种幻灭感和自弃行为表现了他们的危机心态，这种危机心态又引导他们选择了对生命的浪费。
　　(3)、价值学因素：价值学因素是指存在的并被社会所承认的各种价值被主观所接受和推崇，并转化为善的概念。人们对人生价值的自我判定与社会对自己角色期盼的分离，往往会造成人们过早的成就焦虑，进而导致自杀。南京大学在1995年3月自杀的一名同学，本来在班上品学兼优，是全校8个三好学生标兵之一，由于心理压力过大，从南京鸡鸣寺7层处坠地身亡。而促成她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在那年春节回老家南昌，在家庭团聚中，当律师的舅舅说：“你有出息，将来可以当一个国际大律师。”当外语教授的舅舅说：“你将来一定很有前途”。爸爸妈妈说：“南昌可能文化氛围差一点，南京是个好地方，今后你就在那里发展吧！”众人的赞许，特别是“你就在那里发展的高期望值，”造成了她心理负担过重，而导致自杀。
　　(4)、展望性因素：展望性因素是指得到社会肯定的理想被主观所热烈追求，并转化为希望、计划、理想的概念。自杀率高的地方往往是文化、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199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发生了一起研究生自杀事件：27岁的化学博士研究生詹森·艾尔特姆在校园里服毒身亡。这是在一年之内该校发生的第3起研究生自杀悲剧。发人深省的是，他的导师是1990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威望的精神病医生莫顿。斯尔维曼曾就研究生压力过重进行了大规模调查，结果证实，美国每1万名研究生中，自杀率高达7.5人，而老牌大学的比例还要高出1-2倍，原因是来自学校和个人的展望性心理压力过大。何兆雄先生在其《自杀病学》中认为，“社会地位高的专业人员，有许多行业的自杀率较普通人口高；国外调查，自杀与文化水平、生活水平、富裕程度相关。英国名牌大学的大学生，自杀率比普通人口高，但省立大学则否。”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使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这使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名牌大学里患有精神卫生疾病的学生比普通大学的学生多。进一步使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在瑞士、德国、日本这些经济发达国家的自杀率很高，为什么非洲大陆则是自杀率十分低的地区。
　　(5)、模仿性因素：模仿性因素是指具有同一化性质的行为，主观根据他们不同的可信度和社会流行程度而加以接受，并将它们转化为模式的概念。偶像的认同是意识形态教化和价值观流行的必然结果，它以时尚的形式传达出一定时期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特别是在亚文化层，偶像具有意想象不到的巨大魅力，它构建出一个个威力无比的神话，以神奇的速度流传。模仿自杀现象是否影响自杀率虽有所争议，但模仿能导致自杀、在自杀心理方面具有传染性是得到公认的。青少年时期是人生中模仿能力最强的时期。人们对许多青少年自杀案的分析发现在自杀意向、自杀方式等方面带有浓重的模仿痕迹。许多自杀的青少年，都是因为其身边有亲属或同学曾经自杀过，而没有亲闻这类自杀范例的青少年往往都阅读过有关书刊，对自杀意向产生过幻想。杜尔凯姆认为，榜样的感染力足以引起自杀。德国作家歌德的名着《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主人公因失恋而自杀。该书1774年出版后，青少年模仿自杀的很多。许多年轻人糊里糊涂地学少年维特吞枪饮命，称之为“维特效应”。1986年4月8日，日本20岁的着名歌星冈田有希子突然跳楼自杀，消息传开的头10天内，就有20多人学着冈田有希子跳了楼。两个月内共有114名青年男女先后模仿跳楼自杀，出现了日本学者称之为冈田有希子症候群。在中国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一些带帮会性质的青少年团伙在“江湖义气”的驱使下，一旦有成员产生自杀意念，其他成员易在从众心理驱使下言听计从，盲目从众而自杀。少女集体自杀事件在中国时有发生。1983年清明节，一个11户人家的僻远山村，8个少女捆绑在一起投水自杀，原因是“不想天天上山砍柴”；江西抚州地区，1983-1988年共发生青年妇女集体自杀事件多起，死亡38人，原因均为厌恶贫困，想重新“转世投胎”。福建惠安县盛行青年妇女集体投海自杀，最严重的惠安县三区，曾平均每日一人自杀。中国由于牢固的家庭人伦观念，家庭矛盾造成多个家庭成员自杀的现象较为常见，尤其是多发于女性人群，以婆媳、母女、姐妹居多。
　　这些因素无论对于社会行动的方向来说，还是对于主体所选择的生存方式而言，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不但决定主体实现某一目的时的介入程度，而且往往决定结果本身；不仅表现出社会与个人两者关系的吻合，而且揭示社会与个人两者之间的不协调，乃至对抗的矛盾性。因此，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主体往往不可能具备属于自己动机系统的单一化答案，而是面临着多样化的手段选择和某种“动机冲突”，从而影响了他超越当前困惑的状况和采取最佳行动的自觉性；影响了他对整个社会的认识和对自立能力、自我发展和人生理想的确认度，进而出现否认自己在选择坐标、角色坐标中的位置。
　　就业压力：高学历消费的误区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越来越困难，出现了“高学历消费”，本科就业难，大专就业更难的现象。在人才市场上常常出现“本科生勉谈，大专生免谈”的尴尬局面。由于前几年，某些热门专业的盲目开设和大规模的招生，造成相对过剩。加之大多数企业进行结构调整，一些下岗职工有待安排，无疑给大学生的就业增加了困难。因此，对期望值过高的大学生来讲，苦读4年，找不到一个理想的职业，无疑是他们最大的苦恼。同时在职业意识和职业选择上大学生又存在错误的职业偏执取向。他们认定一个死理：“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外地一套房。”“宁到天（天津）、南（南京）、海（上海）、北（北京），不到新（新疆）西（西藏）兰（兰州）”。致使大批人才向东流，而急需人才的地方却望眼欲穿。加之在就业过程中，制度的不完善，人为因素干扰过多，一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辛辛苦苦4年，不如1个面子等现象的存在，给本来就对社会、人生存在困惑的学生造成更大的心理压力和障碍。
　　虚妄人生：宗教迷信的影响
　　在中国，“世俗的宗教”几千年一直大行其道，营造着香火旺盛的殿堂。近年来随着世纪末的临近，各种流派的邪教异常活跃，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相信世界末日即将到来，认为人类将面临灭顶之灾。宗教崇拜神灵，而邪教却崇拜教主。许多邪教流派都将现实生活视为虚妄，把生命看得轻如鸿毛，向往来世的生活。邪教、封建迷信的盛行也是自杀潜在的动因。邪教的一大特征是教主崇拜，唯教主是从，为教主而生而死。美国邪教“人民圣殿教”教主群斯、“大卫教”教主考雷什、日本邪教“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中国邪教“法轮功”等，都把自己吹嘘成神或神的化身。在教主的欺骗、蛊惑下，教徒们对他们顶礼膜拜，甘受驱使，一切按照教主的说教去思想、去行动、直到去送死。
　　更有甚者，一些极端的邪教，将自杀作为投身来世的唯一手段。某些邪教驱使信众违反人类生存本能走向自我毁灭，其影响和后果都极为严重，往往是信徒集体自杀，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上百人。其中有的个体虽不愿自杀，但迫于教主威慑和集团意识也不得已而为之。如四川安县61名群众在“一步登天道”教主黄官权率领下，相信“世界末日”到来的妄语谬言，集体投水自杀，试图搭乘看不见的“金船”去“登天成仙”，结果41人死亡。死者多为青年，其中年龄最小者仅3岁，他们的终极目的是想转世投胎以求得来世幸福。近年来，邪教传播的又一新特点是通过互联网传教，邪教与高科技信息传播手段相结合就更具有危害性。一些青年迷罔于网络邪教而导致自杀。
　　应试教育：教育制度的缺陷
　　学校是青少年个体社会化的第一站。当今学校存在许多弊端或缺陷。应试教育忽略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不少学校将升学率的高低作为衡量教学质量的唯一标准，给师生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造成了学生的成就焦虑。一旦升学考试落榜，则万念惧灰，感到对不起家人和老师，也愧对多年的寒窗苦读，内疚、自卑心理导致绝望，进而产生自杀念头。我国每年升学考试揭榜的8、9月，青少年自杀事件都有所增加。在中国农村，相当一部分农村青少年认定只有考学才能跳出“农门”，才能有所出息，一旦高考落榜，就可能会“想不开”。文凭成了相当一部分青年的精神枷锁。《少年儿童研究》1995年1期公布一项调查，少年儿童因“学习压力过重”导致自杀的占被调查总数45.5%，高居自杀原因的首位。学校教师和家长鼓励学生努力学习时，往往采取一些过激办法。课堂、家庭和补习班窒息了孩子的活跃天性，一些青少年患上了“学习恐惧症”、“考试恐惧症”。尤其近年来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多，青少年“孤独症”患者越来越多，孤独已成为独生子女心理健康的隐形杀手。独生子女孤独的原因一是由于沉重的学习压力，学生除了努力学习之外别无所求，在学校、家庭皆然，群体活动淡化；二是由于无兄弟姐妹，父母又多为双职工，即使有时间也是让孩子青灯长卷，传统家庭多元化的交流消失了；三是居住条件的改变，由平房的开放性转向单元楼房的封闭性，人际交往明显减少。孤独使得孩子离群索居，自我封闭，缺乏必要的倾诉与排遣，求助能力低下，容易造成扭曲人格。
　　在一个人的成才过程中，道德修养和心理健康是同等重要的，一个人智力再发达，知识再渊博，如果不具备为人的基本道德，不懂得与周围的人相处合作，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才。同时，如果在心理上不能承受种种失败、挫折和他人奚落的人，也就与事业的成功无缘，与人生的幸福无缘。
《青年探索》广州39～43D421青少年导刊张志祥20012001张志祥 张掖师专 作者：《青年探索》广州39～43D421青少年导刊张志祥20012001

网载 2013-09-10 21: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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