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清的官·京官与外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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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的种类，有京官与外官之分，区区京师方寸之地，设置许多官署，任了不知多少大大小小的官。在辇毂之下，伴随着皇帝建立了中央政府，发号施令治理偌大的国家和人民。在京里的官叫“京官”，在各省以及出使外国的称为“外官”。若以与外官对称，则京官似乎应称为“内官”才是。不过这千万使不得，因为“内官”另有其官，这种“内官”与一般人很不同，即供皇帝一家奔走役使的太监是也。“太监”是正式的名称，其别称也很多，什么“宦官”、“寺人”、“阉人”、“公公”等等，又可以称为“内臣”。不过替皇帝私人办事的还有一所衙门，叫做“内务府”，那里的官员倒不是太监，而也有堂官和司员，和六部衙门无异。它的堂官不叫尚书、侍郎而叫“内务府大臣”。因为是皇帝的私人账房，对之特别亲近。领内务府大臣的，有时也可由亲王充当，是最容易发财致富的京官，几乎全由旗人来当．这种美缺汉人无由问津。

  京官与外官有许多很大的不同．大致是京官清贵而外官鄙俗，京官穷瘠而外官富肥，京官品级高外官低，京官多受礼遇，外官则卑躬屈节，京官升迁速化而外官则举步维艰。总之，同样是官，京官是金马玉堂、木天清华，外官则被称为风尘俗吏、手版脚靴等等。看了上述的异点，可知外官远不及京官。但仍有些京官谋求外放，以“一麾出守”为幸事。其故安在，盖即一个“钱”字而己！

中国土地辽阔，州县多以千计，临民之官，以知县为最多，但知县的品级则特低，只是一个七品卑秩，而知县的顶头上司的知府则为四品，两者相差有四五级之多，这四五级中的官都是些府丞、通判、同知等副职，为知县所不屑升迁的，而要想径升为知府的正印官，真是比登天还难，除非是“大计”得了“卓异”（外官的治行定期考核，叫做“大计”, “大计”中最优等的称为“卓异”），或因军功得到“明保”，否则，做了几十年的知县也难望“四品黄堂”，所以不爱钱的洁身自好之士倒渴望去当京官，可是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在明代和清初倒还有一条捷径，叫做“行取”——凡是知县当得声名极好的，朝廷会把他“行取”至京充当京官，这种京官地位也不很高，只是六部的主事和御史，这是仕途上的极荣耀的事，祖饯送别的诗文中，一定会用上“班生此行，荣于登仙矣”那种字眼的。可惜清代中叶以后，这条捷径也被堵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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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官也有外放做“粗官”的，最大原因是耐不了一个“穷”字，以六部司员中的郎中和员外郎为甚。京官的考核叫做“京察”，凡是京察优等的可望外简，同样品级的京官外放可以高一些，郎中、员外郎在京官是四五品，简外便是道员和知府。据民间传说做一任知府，便可得“十万雪花银”，这是当京官一辈子也无法得到的。

另一种京官外放是由于考试出了纰漏。清代于院、乡、会三种正规科举考试之外，即使在翰林院、詹事府做了文学侍从之臣，还时常要应各种不同名称的考试，如“朝考”、“大考”、“试差”之类，考得好的，便可简放试差，或“开坊”授职。考在劣等的便会黜出翰詹衙门，外放到各省去做“粗官”，抗风尘而走俗状了。

袁子才是个才子，没有结婚便中了进士，在翰林院庶吉士教习，按他的文才留在翰苑应是不成问题，可是他偏偏自恃才高，对“清书”不肯好好地学习。“清书”又称“国书”，是满洲文字，虽后来学习这种简陋文字成了具文，但也忽视不得。袁枚在考试时便出了纰漏，把好端端的一位少年太史公丢了，外放到江苏去当两任知县的俗吏，这是随园老人平生最引为伤心的憾事。

像袁枚同样情况的知名学者是赵翼。他本是进呈给名义上主考官皇帝十卷的首卷，状元唾手可得。不巧，乾隆皇帝居然真的阅卷了。皇帝并不看文章只看籍贯，赵云崧是江苏镇江人，而第三卷应为探花的王杰则是陕西人。皇帝认为江苏的状元已经够多了，而陕西则百余年来尚未有过，便把两卷对掉，云崧老人便屈居第三名了。且祸不单行，按常例一甲三名是不会不在翰林院当京官的．他不知出了什么纰漏，竟外放为道员，而王杰却做到大学士。

乾隆朝的江左三大家有两家都是由京官而为外官，不能青云直上地做大官，而且很早便退休林泉着书自娱；若非如此，则两人在学术上恐没有那么高的成就。

还有一个清季状元当外官的故事。那是福建闽侯人王可庄，学问很渊博，是光绪年间知名的学人，中了状元任翰林院修撰，不知怎的，竟致一麾出守，到江苏做了苏州和镇江两任知府。一个金马玉堂指日可以官跻宰辅人物，竟然成了风尘俗吏。当然王仁堪当知府也会如苏东坡、白居易那样是一位风流太守，但以做官而论，毕竟太委屈他，只能以知府终其身，不再有青云之望了。

以官的品级而言，同样的品级，京官便比外官为高。例如京官的侍郎和外官的布政使同为二品，侍郎外放，决不是布政使而是巡抚；六部的司员外放却可得道员和知府。从前的人喜欢算命排八字，同一年月日时诞生的人，做起官来，一个是京官，另一个是外官，竟然品级和官位完全相同。清代名人有此故事的很多，事涉荒诞，不必多赘。其主要观点是在说明外官不及京官之清贵，而“禄足以补之”。

  京官与外官的最大区别是在于礼遇方面。在京城当官，因为同在皇帝辇毂之下，不论官级大小，除了皇帝一人之外，高官不敢向卑官作威作福，妄自尊大。以六部而论，任尚书、侍郎堂官的，其下属司员郎中、员外郎、主事见他们时，只是一揖为礼，而一二品大员的堂官则必须起立致意，不能坐受其揖。清季曾国荃攻克金陵后封了伯爵，有一时期内调为兵部尚书。他以诸生从戎，一直在兵间骄倨惯了，不知道做京官的礼节。有一位司员手持文书来回公事，一揖之后，曾老九竟然不曾起立。那位司员倒是天生傲骨，竟把文书却回，还教训堂官一顿，说他不明礼数。曾国荃受了气，自知干不了这一行，不到一月便上章乞外，仍去做他巡抚总督的外官。

  外官做到封疆大吏，那是天高皇帝远，由他威福自恣。中级官吏自知府以下，逢辕期因公参见，要呈上手版履历，行跪拜大礼，口称“大人”，自称“卑职”。即使督抚谦和些的，予以座位，也只敢斜着身子，沾上半个屁股，三言两语不中听，便被上座手举茶盏，从者一声“送客”，这是下逐客令，再有什么话也不能再说。久任外官的左宗棠，更是不把属下放在眼里，手下的营官尽管都是提督、总兵，翎顶辉煌，却只好在帐前侍立，没有坐的份儿。

  外官督抚对属吏倨傲如此，对京里出来的京官，却无论官微秩卑，所待礼数便完全不同。外省最高的如藩、臬（niè）两司，到督抚衙门趋公，也只好从偏门进出。至于京官则必须鸣炮三响，大开正门亲出恭迎，待以殊礼。若京官是学政和主考，那更要待以钦差之礼，因为他们是皇帝亲派的，见面先要跪下“恭请圣安”。京官则巍然不动，口衔天宪说了一声“朕安”。于此有一件时常碰到的尴尬之事：学政往往品级很高，倒还罢了，放主考的一般只有七品的翰林院编修和检讨，却可对督抚分庭抗礼，礼数周到，及至差事完竣，回京复职，不巧从京官外放，又偏偏放到不久前放试差的省份，放的官再大也不过知府，而那相待优渥的督抚却仍在任。于是只好做此官行此礼，耳听不见炮声，门也只好从偏门疾趋，见了大帅，还不是手版脚靴，跪叩如仪。这是官场的笑谭，并非无中生有的捏造。

  外官之苦，还不在礼仪。知县能做到江南苏杭一带，自然大有补偿，可怕的是命运不佳，弄到西南边睡省份，那真是前世作孽今生不修。原来外官向吏部“投供”，多花些捐纳，可弄个“指省”的“花样”，便可指定一个省份，例如苏、浙等省，自然都是肥沃的县份；否则便要“掣签”，掣的时候，真是战战兢兢，万一掣到了广西、贵州等瘴蛮之区，恐怕连命也会送掉。清初名臣于成龙有一篇很着名的文章，是叙他到广西罗城县去做知县的情况，几乎九死一生，凭着他的毅力，居然给他逃过难关，而且后来当了封疆大吏，这是绝无仅有的事。近人有一部笔记，记述有人到黔、桂一个僻县去当县令，知府劝他不要去到任，他偏要去。走了几十天才到达，见到县廨竟是三间茅舍，最奇的是县中并无一个衙役，只在墙壁上画几个衙役的人像，作为点缀，而且县署中摆满了木主，都是历来到任的县令客死于此不能归榇的。当外官的苦楚和不幸，竟有如此者，虽不免铺张渲染过甚，但大致也还是实况。

至于京师，当然不会有那样苦况的遭遇，而且礼遇优握，升迁速化，可怕的只是一个穷字。虽说朝廷也给他们俸禄，实则所谓俸禄是象征性的，连填饱一家的肚子也不够，从年初一到除夕，靠的是举债度日。京城里有的是放官吏债的商人，上至银两，下至柴米油盐，都可借赊，若三节不归清，便上门索取；还有像举“麻衣债”的，不惜利息有多么高．言明有了美差才连本带利归还。做皇帝的自己穷奢极欲，全不顾当官的死活，所给的俸禄简直菲薄得可怜，即使以亲王之尊，赏食了双俸，还是活不下去，这个故事得在专节上详细再说，于此不赘。

  京官当然也不会饿死，他们也有生活来源，主要的是靠外官的孝敬，便是说还是“取之于民”。在各类京官之中，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最清贵而又最精穷的翰林院、詹事府的所谓文学侍从之臣，常常跟着皇帝可以得到一些赏赐，可那些赏赐也不过几十两到一二百两银子，只是荣耀而并不实惠。文名大的可以给人家写写墓志铭、神道碑得到些润笔，也不是人人都有这种机遇。所以除了举官吏债之外，渴望的便是放试差，便是翰林院的编修和检讨碰到三年一举的乡试，天下廿多个省份便要放四十多个正副主考。这一下便如鱼得水，顿时活跃起来，债可以还清，佣仆车马衣服都焕然一新，真是皇恩浩荡，调剂调剂他们清苦精穷的生活。

放试差的美恶倒不一定论省份的肥瘠，而要论它的路途远近，路远的省份最为美差，第一便是贵州，江南虽为大省，则瞠乎其后。原来二十几个省份的主考、副主考并不是一起放的，乡试在八月，贵州的主考在正月便放了，而近在咫尺的顺天主考却要到八月初才放。贵州乡试的两位主考来往的途程便要一年多，一路上都是以钦差的体制“驰驿”的，所谓“乘传”。所过之处，地方大小官员都要接送如仪，当主考的都是文人学士，事先预备好了所书对联、扇面，不值钱的秀才人情，收回来的程仪可是白花花的朱提。这还不算主考及其随从每晚所宿驿站的一切被褥餐具，按功令均可席卷而去。但事实也拿不动那么许多，只是临行时结价带走了银两。职以此故，贵州虽贫瘠，却远比近在京师的顺天、河南优美得多多。据说，放了一次主考，最最清廉自矢决不出卖“关节”的太史公，也可得三四千两银子，则下半生求田问舍、长子孙的费用也有了着落，永远不必看讨债鬼的脸孔了。

另一种是御史，御史的好处是可以专折奏事，即使是风闻也可以上达“天听”。外官在外省胡作非为，御史只要一听到风声，便可白简从事，所以当封疆大吏的外官．第一先要把本省籍的御史“喂饱”，以免他们无事生非，惹出麻烦。这喂的饲料倒是公开不避人耳目的，一年两次，在冬天叫做“炭敬” ，夏天则曰“冰敬”，喂饱了当然不会再狺狺（yín）作吠声了。

“炭”、“冰”两敬是当京官经常收入的例行公事，至于特殊的孝敬，那便不堪闻问了。两“敬”大概所有京官都有一些，视其职位之轻重而分厚薄而已。所以都老爷也不会太穷。要是真的穷得揭不开锅子，则还有一个办法，即是横一横心，去上折参劾一位位高望重的大臣，一旦所劾得逞，自然名利双收，即使得了谴责，大不了是“回原衙门行走”。原来御史是各衙门官员从考试而得的，回原职也算不了什么，倒可以“直声震天下”, 自会有人送来好处。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当御史穷得给债主逼死，只好上折参劾李鸿章，这一下大出风头，成为当时“清流四谏”之领袖，不但官位迭升，后来李鸿章还把女儿给他作妻子。这是有名的故事，曾孟朴把它写入小说《孽海花》的。

穷京官还有一项名正言顺的收入，叫做“印结”。清代做官的、捐纳的、纳粟入监的，都要保证他们出身的清白无疵和并非冒籍，这虽是例行公事，却要同乡的京官予以具结，盖印保证，这笔“印结”一年积下来倒也是一个数目，到年终同乡京官瓜分，以解他们倒悬之厄。

19世纪以前，人的要钱本领究竟还不及后来的大，官吏的贪污小心翼翼，所以“暮夜投金”, 非常隐秘，唯恐人知。有清一代，只有乾隆的宠臣和珅的聚敛，据说超过法国路易王朝，骇人听闻，其他别无所闻。当京中大官的，如大学士位高望重，军机大臣主持枢务，除了外官的冰、炭两敬外，印结费是不屑分肥的了。但还有一项特别收入为中级京官所没有的，叫做“门包”——凡是外官到京觐见或述职，到中堂和军机大臣私邸去谒见的，必须向司阍递送“门包”，当“门政大爷”的仆人，恃此收入，优于其他佣仆，因为他有权可以给来客决定见与不见。到了清末，此风愈演愈烈，原来不过是几两银子的小意思，剧增到一二百两。同治年开始，恭亲王奕以议政王当国，是军机处的领班大臣，虽赏食亲王双俸，却仍难维持他府邸的庞大开支，于是异想天开，和“门政大爷”商量，瓜分这笔“门包”，京师传为笑谈，但可见当京官的确是清苦，虽当国的亲王亦所难免。这种情况，奕倒可以入史册的“廉吏传”。不过到了庆亲王奕匡时代，贪风愈炽，区区门包，自然不屑一顾了。

自从雍正年间开始，先是外官，京官继之，都于正式俸禄之外，添加了官吏的养廉，而且外官的养廉银数字，远高于京官，才把两者的实惠与清贵扯平。那是清代政治的一件大事，须列专章来叙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