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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曹安和先生撰写了《杨荫浏与音乐史》一文，文中说到（注：见曹安和：《杨荫浏与音乐史》载《人民音乐》1985年4期。）：
　　“……他在毕生孜孜不倦的音乐工作中，为什么选择这门广博而艰辛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科，为之终生奋斗？这个问题，他自己虽然未明确讲过，但从他一生的言行中，可以找到答案。
　　他在圣约翰大学上学时，世界史老师所讲的课本是一位着名的英国人撰写的，文章写得很漂亮，其内容为长篇大论的欧洲史，英国史……，而中国的悠久历史却只写了短短的几页，在世界史上不占地位，甚至埃及、印度的历史也比中国史写的多。他们把我们文明古国看成没有历史的野蛮民族。荫浏为此感到气愤不平。他常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传统，怀疑自己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那么人民将失去对祖国的爱，忘记了历史，便容易为列强所吞灭。……”
　　这段话很概括地说出了这位中国当代音乐史家人生事业中最基本的思想精神。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由于自己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受到洋人的欺侮，对于西方文化，往往产生一种盲目的崇拜心理。对于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则往往产生怀疑；即便是属于人文科学方面的艺术，也不能自信。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危机，音乐界也是如此。从二十年代起，一批有作为的音乐界知识分子，开始担当起自己民族国家音乐发展的责任。每个人在自身的条件下作出了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选择。其中，有为“世界大同”而振兴音乐的郑觐文，有为中国建立现代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萧友梅，有为“从东西的调合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进行创作的刘天华，也有“把西洋音乐技术吸收成为自己第二个天性，再用来发挥从中国背景、中国生活、中国环境里的种种情趣”而作曲的赵元任。又有“以整理国乐史料为终身事业，以待国乐创造来者”撰写《中国音乐史》的王光祈，等等。杨荫浏先生，选择了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他从音乐学的角度，对中国音乐纵、横两方面的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应该注意的是，他们每个人的选择，无论是属于创作领域，还是属于音乐学领域；都是面临着中西音乐文化冲突这样一个社会现实，都是以对中西音乐文化冲突的深入思考为前提的。
　　以中西音乐文化关系而言，当时主要有三种看法：一种是主张“全盘西化”，可称为“国际派”；一种是主张“复兴国乐”，可称为“国粹派”；另一种是主张“中西融合”。事实上倾向最后一种的学者和音乐家最多。但是，同样是倾向于“中西融合”，每个人的作为也不尽然相同。这个不尽然相同的原因，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思想、才华和兴趣；更多的是取决于个人对于“中西融合”认识的深度和广度。杨荫浏先生的个人选择，则是出于他在这方面不同凡响的学术思考。
　　杨荫浏先生的学术思考，主要发表在他“国乐的前途及其研究”一文（注：“国乐的前途及其研究”原载1942—1944年《乐风》，重刊于《中国音乐学》1989年第4期。 ）和《中国音乐史纲》着作之中（注：杨荫浏于1944年完成此书，1952年由上海万叶书店正式出版。）。其主要特点是，他把中西音乐文化冲突问题放在现实与历史的多角度、多方位观察视线的交叉之中。因为这样，他才得出与其他人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又是杨荫浏先生后来从事中国音乐研究的思想起点。他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
　　　　　　一、“国粹派”行不通，“国际派”不可取
　　“国粹派”和“国际派”，是中西音乐文化冲突中的两个极端的观点。杨荫浏先生对这两者都作了否定。“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中说：
　　“一般单看见国乐而全不了解世界音乐的人们，每以崇拜经典的态度来崇拜国乐，坚持着把过去国乐的整体环境，一丝不改地重演于现代；非但在乐器方面，不主张有所改进，并且在技术方面和教学方面，也主张墨守成规；非但在乐律方面牢守着三分损益的旧说，并且在符号方面，也得守着古代谱式不肯接受改进的建议。其实乐器、符号甚至乐律和技术，都不过是国乐表现或流传的一种手段，并不是国乐真正的本体。”
　　“西乐已与我国的文化发生了关系，而且遇见了它在本土从来没有遇见的问题。例如歌词配调的节奏与高低问题，有不同背景的民族接近问题等等。音乐欣赏能力的养成，无论浅深，多少总不免杂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色彩，对于音乐的要求，无论强烈的程度如何，多少总免不了受到一些物质与精神环境的影响。‘音乐是世界的’的一类泛论，有时很有碰壁的可能。因此，在本土的出路原可以无问题的西乐，到有了这样历史，这样地理，这样生活，这样背景的我国民族里面，它的出路，便有了问题。”
　　“在整个文化中淘汰音乐，在整个音乐中淘汰国乐，在整个国乐中淘汰某一种国乐，……同样地都有着审慎的必要。”
　　杨荫浏先生从音乐本身的艺术规律出发，分析了“国粹派”和“国际派”的谬误。与此相呼应的杨荫浏先生在《中国音乐史纲》的撰写中声明既不迎合“国粹派”，也不讨好“国际派”。他说：
　　“……本书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所以一方面不愿像有些东方的作家那样，盲目地单注意本国的虚名，为他们本国的文化，粉饰长处，隐瞒短处，而扭曲事实，在读者心中，结成空中楼阁似的玄虚的幻象；另一方面，也决不愿意过于注意国际读者兴趣的方向，将世界音乐园地中所共有的事实为纲，从本国音乐园地中专门拾取一些与世界音乐貌似相符，而实际无关宏旨的事实，以迁就国际读者的原有背景，或者从本国音乐园地中，专门拾取一些与世界音乐特殊违异而实际并不重要的事实，作古董的卖弄，一迁就国际读者好奇的癖性。本书的使命，是忠实介绍中国的音乐史实及与音乐相关的哲学思想，正希望读者之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反响有自由的余地。”
　　　　　　二、“中西融合”是中国音乐和世界音乐的未来。
　　《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中说：
　　“我们对于国乐的未来，有时会作这样几种预期的想象：有时国乐曲调在世界的交响乐队中，经多种的世界公共的乐器演奏着；有时，国乐某种具有特殊音色的乐器，经过了适当的改造，成为全世界普遍应用的乐器；有时某种在技术方面原已达到相当水准的国乐乐器，经过国际音乐家们的认识体验，不断地进入新的发展境界，被独奏的人们重视着，被审美的听众欣赏着。到了这个时期，国乐的独特性，好象因了它孤立性和私有性的消失，多少消失了一些，其实可并没有真正消失，却是融入了整个的世界音乐，而在整个的世界音乐中建立了自己。”
　　“国乐的独到价值。必须在与世界音乐公开比较之后，始能得到最后正确的估计，国乐的充分发展，必须在与世界音乐经过极度融化之后，才能达到它应有的程度。取这样观点来看国乐，便可以觉得拒绝世界音律，拒绝世界乐器；拒绝在国乐曲调上作配和声的尝试等等，都非但是不必要的事，而且也是国乐前途充分发展的障碍。”
　　“西乐与国乐在我国，有一部分问题，既因相互关系而产生，将来的解决，便必然在它们相互中间求得：而它们各自适当的出路，乃很可能，将是共同的。”
　　“国乐有了出路之时，西乐在我国，才能渡过它这‘囫囵吞枣’的异常阶段而真正达到它自然消化的理想时期。”
　　在“中西融合”派中，从理论上讲，比起刘天华、赵元任等人，杨荫浏先生的这个观点是最有深度的。当时，持“中西融合”观点者是受到“国粹派”和“国际派”两方面的夹击。黄翔鹏先生在纪念文章中谈到杨荫浏曾经开玩笑地说自己是受这两方面的“夹板气”，而黄翔鹏先生则称他是架通中西音乐文化的桥梁（注：见黄翔鹏：“往事皆遗爱，人今方见思”，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4年2期。）。
　　以这样的思想为基础，杨荫浏先生又提出中乐研究者也要学习研究西乐。《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中说：
　　“研究国乐，固然不能对于西乐抱不求甚解的态度；研究西乐，也似乎不能对于国乐取不加过问的观点。”
　　“国乐最后有于世界音乐互相融合的必然趋势。为准备这个时期的来临，为求将来融合的适宜，我们便不得不为了国乐而研究一些西乐的理论与技术。”
　　这两段话，是关及中国音乐文化建设的远见卓识；即便在今天，对于中国人来说，无论是学国乐的，还是西乐的，都应该去认真思考。
　　　　　　三、用中国音乐史的史实来说明“中西融合”是唯一的出路
　　面对中西音乐文化的冲突，杨荫浏先生另一个重要的思考方式是观察研究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类似情况。外国音乐传入中国，由来已久；有的时期甚至影响非常大，其结果如何？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对历史上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必然有助于今天如何去对待中西音乐。在《中国音乐史纲》里，杨荫浏先生有很多段落论述这个问题，如：
　　“外来音乐，若不与本国音乐发生关系，若不因与本国音乐发生融合作用，而形成了本国式的外来音乐，或外族式的本国音乐，则它们在大多数本国人的心中，便无从唤起主动的兴趣来，而它们在文化中间被一丝不变地囫囵保存的偶然机会，决不能持久。看唐前的北狄与西域的音乐如何？北狄鼓吹，自始就加进了西域音乐和李延年创作的成分。西域音乐中最有力量的龟兹乐，一进中国，便夹入秦声的成分，不久便有北齐后主高纬的《无愁曲》的创作。西凉乐与高昌乐都是先被中国音乐同化了之后，才重新传入中国的。但即使这种情况之下，它们仍很多被淘汰的可能。譬如北周‘天和六年（571）武帝罢掖庭四夷乐， ’高昌乐便暂时搁起；反对‘新声’的隋文帝之后，要不紧接着来一个专好新声，发动创作的炀帝，则龟兹乐的命运，便很难于想象。所以，可以说，外来音乐的输入和它们暂时的流行，固有赖于环境所造成的机缘，而它们之所以能根深蒂固地在中国音乐中间永远保存着一线的生命，却还是藉着本国新创作的利用它们，因此，它们与本国音乐的融合。”
　　“四夷音乐，在不同期间，各自分头而来，最初藉了本国民族的喜新和好奇的心理，被分开接受，而各自保持着它们本来面目；后来与本国音乐发生接触，藉了本国文化原有的坚深基础，和本国民族创作精神在一时期间的特殊活跃，经综合于融化，它们的本来面目，乃逐渐归于消失，而在唐代后期的音乐中，与本国音乐，和为一片，成了浑然的一体。在这浑然的一体中，西域音乐所占的成分独多，它的影响所及，从创作的乐调，应用的乐器，流行的乐律，甚至从音韵学与诗歌的流变，都可以显然看出。”
　　“全部中国音乐史，可以说，是一部民间音乐的发展史，其中，民间音乐的发展，常包含着对于一部分外来音乐的吸收与融化。”
　　“全部中国音乐史，是外来音乐的在影响民间音乐，同时也是民间音乐的在融化外来音乐。民间音乐的爱好，似乎会促使外来音乐的输入，而唤起人们对于外来音乐的注意；同时外来音乐的输入，似乎也会促起人们对于本国民间音乐的注意，而造成本国民间音乐的新的发展。……若关心音乐的人们，能从实际体验生活，则生活自然能将民间音乐与外来音乐随时统一起来，正不必国粹派与国际派为之过分操心。”
　　在《中国音乐史纲》的“结论”中，杨荫浏先生提出了在整个中国音乐史发展中存在着的四种冲突，其中第三个冲突是“国粹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冲突” 。杨荫浏先生说：
　　“国粹派的一贯提倡‘华夏正声’，反对‘异族邪音’，在实际上，很少得人真正理会；六朝、隋、唐大量外族音乐之被爱好，大量外来乐器之被应用，正如周代之有南音，周末之有楚声，并未受到多大的阻遏。同时被接受之外来音乐，往往深深地被吸收进人民的生活中间，与他们原来的音乐相融合，而失掉了外族音乐各自的本色；到了后来，虽然，我们从考证方面，所明知道是出于外来音乐的某些曲调，若将它们与来源各国所有的音乐相比，便见得已是面目全非了。”
　　杨荫浏先生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中国音乐历史上不同时期“中外音乐文化冲突”的结果，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结果，它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是“中外融合”。历史的结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现在人为的努力应该去做些什么呢？杨荫浏先生在《中国音乐史纲》的“尾声”中把现实与历史联系起来说：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又是与外来音乐文化接触的时代。比之前史与隋唐时期最为相似；而外来音乐文化内容之丰富，与其影响之广远，更远过之。我们在极端欢迎外来音乐文化的时候，更应当努力探求本国音乐的材料，为两者合理的交融作充分的准备。”
　　　　　　四、征引外国音乐家对中国及其他民族音乐的看法
　　西学风靡的时候，外国的情形和外国人的话是被人看重的；对待中西音乐问题也是如此。杨荫浏先生又征引了世界音乐发展的事实和外国音乐家的看法来说明“中西融合”的观点。《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中说：
　　“在中国有相当时髦的人们主张废弃所有国乐乐器的时候，在更加时髦的苏联作曲家中，听说倒有将东方的一部分乐器介绍到乐队中去的企图。在本国有人准备囫囵接受西方整个的音乐文化的时候，不远的邻邦，倒抢先一步的研究我国的国乐，并且略略拗曲了一部分事实，以加强它东亚文化主人的荒谬论点。”
　　《中国音乐史纲》的“尾声”中，杨荫浏先生引了英国音乐史学家托维的讲演、美国马库成《美以美宗圣歌集手册》和斯巴尔丁《音乐为艺术、为语言》中的话。托维讲的是巴赫对古代“前规”的发展；马库成讲的是英国和美国音乐各自的民族特点；斯巴尔丁讲的是民歌的价值。而后，杨荫浏先生说：
　　“这样话不由得使我们想起：第一，在外国人利用教育，提倡‘文化不分国界’，企图将他们整个的生活与文化来代替我们的生活与文化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是如何看出并承认相互间微细的区别。第二，光跟着西洋跑，我们就永远不会有好的音乐——所谓‘垂久永远的音乐’。而况，第三，我们民间，有的是音乐材料——‘前规’，我们难道不能为、不应为我们将来的无数‘巴赫’，开辟道路，让他们继承了遗产，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现代音乐派吗？”
　　杨荫浏先生的这些话，足以使“国际派”清醒一些。
　　　　　　五、国乐和西乐相比，是整理研究上的严重落后
　　国乐与西乐相比，在诸多不同的因素中，有一个因素非常突出：这就是西乐有“前规”，即有已形成的技术理论；而国乐则没有。这个“前规”问题的建设，涉及国人认识中西乐之间创作、欣赏及价值评判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更关系到“中西融合”的音乐发展问题。音乐学者对于西乐“前规”的认识，大都没有疑义；但能深入思考“前规”问题的，则不多。杨荫浏提出国乐的落后，在于“前规”的落后。“前规”是需要有人去研究的，不论它有多复杂、多艰难。国乐的“前规”没有人去研究，国乐就有被世界音乐排挤的可能；只有对国乐的“前规”作全面的整理，才能真正有助于国乐的发展，有助于“中西融合”的发展前景。《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中说：
　　“原因是如此，交融的不同文化因素，因交融以前各因素，独立基础的强弱，和它准备工夫的充分与否，会形成种种不同的交融结果。全无基础、全无准备的因素，在基础稳定，准备充分的因素之前，会全被压倒，而形成被并吞被消灭的现象。以国乐而论，当前的情形是如此：我们自己还没有充分准备，世界音乐的力量却已非常强大。我们若再不准备，便只有让整个世界音乐，逐渐地来淘汰或排挤了这仅存的一些国乐成分。因此，我们必须准备。但准备的当儿少量的渐次的发现、归纳和发展，似乎很难抵挡得住世界磅礴的潮流。因此，在这样畸形的环境之下，我们应当给予国乐过度的注意。”
　　“西乐演进中所不可少的继往开来的巴赫，他的创作，虽然是‘摸索’，可是，他有‘从古代前规学到的种种’，他是由这种种发展而成，与空手摸索者，完全不同。
　　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国乐已经过了相当于西乐中巴赫的阶段。反之国乐去巴赫的阶段很远，因为我们对于古代前规的学习还不够！”
　　其中，对国乐面临的消亡危机作了一而再的论述，《国乐前途及其研究》文中又引他两年前日记中话：
　　“一部分因了外来影响，会随着时间消失的材料，更非赶快着手，加以整理不可。”
　　“西方音乐，随着时间之流，刻刻前进，这是事实。但西方音乐的史实和材料，记载精详，搜罗宏富，这也是事实。有了后一个事实，才会有前一个事实。民族音乐，决不是可以凭空创造出来的，可以凭空创造出来的，是另一样东西，不能说是民族音乐。”
　　“他们（指西乐）音乐史料，所以研究得如此透彻详明，使在又是过去多少努力研究，分析、归纳的结果，我们决不能单看他们成功的结果而忘掉他们所以达到这成功阶段的真正原因。”
　　这里，杨荫浏分析了西乐成功的原因，也同样提出国乐要想成功，也必须走过艰苦的整理研究的道路。并且整理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关及民族音乐发展的成功与失败。《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中说：
　　“……史料研究的结果，可以指示我们民族音乐前途一个比较适当的发展方向，所以，它的成功与否，多少决定了整个民族音乐的发展的成功与否。”
　　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杨荫浏先生进一步提出如何全面整理研究国乐。《国乐前途及其研究》的第九部分“各人的责任”详细列出了十几条具体的研究工作，从综、横两方面对中国音乐的研究工作作了全面的规划。并呼吁学界国人来共同努力：
　　“民族音乐的园地太大；过去从任何方面出发的任何研究，实际都非常渺小。不早藉团结与合作，努力进行。难有及时适当的成就，园地中有的是材料，而这些材料需要多人同从伟大而合理的计划中出发，分头来将它们把握住了，随时加入一个整个的系统。”
　　这一点，是杨荫浏先生在提出“中西融合”是中国音乐和世界音乐未来之后，进而分析国乐的实际状况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应该说，这是杨荫浏先生思考中西音乐文化冲突中最深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这个看法中，体现出杨荫浏先生音乐学的理论思维。从“五四”到四十年代，杨荫浏看法是具有独创性的。如果联系杨荫浏先生一生的学术事业，我们更不难看出杨荫浏先生正是为改变这个国乐“落后”的现实，作出了自己的音乐学选择。他对中国音乐纵、横两方进行的研究，已越出曹安和先生所说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史”的范畴；然而能使杨荫浏先生为此事业奋斗一生的思想精神却正是曹安和先生所说的，是他在国家受到欺凌、民族文化受到排挤的时候树立起来的振兴民族的远大志向。
　　五十年后的今天，世界和中国的政治、文化社会环境都和以前很不相同了。西方音乐独尊的现象有所改变，世界各个国家的民族音乐的发展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注意。在我们国内，中国音乐“前规”的研究比起以前有了不少进展；但是，我们面临着的仍然是中西音乐文化冲突的现实，在“中西融合”为主要倾向的音乐发展中，国乐的研究仍然落后于发展的现实。“淘汰和排挤国乐”的思想和现象，也时而有之。在这中国音乐发展的曲折道路上，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现象是如此反复验证了杨荫浏先生当时的看法。譬如：在创作中，因为不能很好地了解传统音乐的基本规律（如宫调、旋律、曲式以及乐器组合等），即使想要作品有民族风格，也无法在艺术表现的较高层次上做到“中西融合”。在表演中，因为没有能比较深入细致地了解传统音乐的基本规律，有无法把握传统音乐的风格。等等。所以，直到今天，传统音乐“前规”研究作为一项事业仍然十分艰巨、繁重。
　　回首本世纪初以来中西音乐文化冲突的历史，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能够采取“中西融合”态度者，是其中的一部分；能够通过努力思考、研究，提出国乐的落后在于国乐整理研究工作的落后的，则又是其中的少数；能够为振兴国乐、并以国乐整理研究工作为自己终身事业的，则少之又少；能够在这样的整理研究工作中又能作出卓越成就的，则绝无仅有。杨荫浏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一个学者的学术建树是人类的财富，一个学者从事学术的思想与精神同样是人类的财富。杨荫浏先生留给后人的，也是如此。
　　
　　
　　
中国音乐京51～56J6音乐、舞蹈研究郑祖襄20002000郑祖襄，现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 作者：中国音乐京51～56J6音乐、舞蹈研究郑祖襄20002000

网载 2013-09-10 21:2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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